迅捷斥候为什么必须死:张子林书法 李逸收藏 书法审美演义（廿四）——旷古雄怪徐渭

明朝中后期书坛是一个保守与革新并行、恋古与创新相互激荡的时代。在王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黄宗羲“原君”等个人解放思想的影响下，涌现出一批大胆求变甚至追求狂怪的书风。徐渭和后来的跨于明清两代的王铎、傅山就是杰出的代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与台阁体的影响，事实上明中后期的董其昌后来就成为台阁体（或馆阁体）的新范式。迄至明亡，徐渭和董其昌，是书法表现的两个极端。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对徐渭的认识，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的最著名的《徐文长传》：“……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 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徐渭出生于绍兴城一个名门望族，但徐渭出世后已经败落。且徐渭出世百日，其父即病逝。且徐渭为庶出，在封建社会，凡事都要低人一等，这对他的反抗精神，自有一定影响。不过嫡母苗氏因自己没有儿女，对徐渭很是宠爱，不惜花销，竭尽心力来培养他。徐渭天资聪慧，且受良好教育。徐渭与大多数的贫子弟一样，自小热衷功名。但屡应乡试不中。20岁应考又未录取，徐渭深感无地自容，要求复试。副使倒是没有怪罪他且准予复试并录取了他。中秀才后，徐渭先后8次应乡试皆未中举，而且最后一次应考时，徐渭已在胡宗宪幕中。胡宗宪当时何等权威，弹指一挥，就为他打通了关节，却不经意中冷落了一个小小的考官。但那个考官正好又是以前阅徐渭试卷的，以致当时人说徐渭命中与科第无缘。对于文名显著的徐渭来说，八次不第，是何等的屈辱，不过终其一生，徐渭也以博学多能为务，不屑专门研究干禄文字。

幕府生涯是徐渭一生中的重要内容。徐渭的武师彭应时抗倭牺牲，徐渭随即参加了抗倭战斗。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徐渭入胡宗宪幕为记室，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胡宗宪被指为严嵩一党解京这段时期，是徐渭一生中最“风光”的岁月。“风光”主要有三：其一，“谈兵屡中”，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其二，《献白鹿表》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文名益盛；其三，胡宗宪待徐渭如严武之待杜甫，有知遇之恩，这对徐渭千疮百孔的心灵创伤，是莫大的慰藉。不仅如此，徐渭间或藉以气势，酬所不快，作些过当的事情。“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徐渭后来受胡宗宪案刺激疯癫、九次自杀未遂，无疑因其艺术家的过于敏感个性。而他首先是个个性极其突出的性情中人。徐渭生前曾自撰墓志铭, 自撰年谱名为《畸谱》, 别号“田水月”。袁宏道谓徐渭“豪荡不羁”。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评价自己，是个性“懒且直”, 在人际关系方面为“傲与玩”。玩世不恭, 不拘礼法, 既是长处,又是不足;既自得,又自惭。而表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敏感。怕被人看不起, 又偏偏被人看不起。徐渭敏感的个性在与张元忭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张家对徐渭有救命之恩，徐渭能免死出狱（因疯癫杀妻入狱），张家出力殊甚。徐渭在京时，张元忭关照殊多。只是因为张元忭时要规劝徐渭遵守礼仪，徐渭心里委实不高兴, 时大言曰:“吾杀人当死, 颈一茹刃耳, 今乃碎磔吾肉”( 陶望龄《徐文长传》)! 把张的规劝视作“碎磔吾肉”,比杀头还难过，直至反目,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当然, 当得知张元忭去世时, 十年不出门的徐渭径去张棺前痛哭一场, 不发一言而归，并在《畸谱》中, 将张氏父子列入“纪恩”类。徐渭晚年大抵在穷愁潦倒中度过。著名的《墨葡萄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是真实的写照。徐渭往往依人而居，其实连自己的书斋有时也谈不上。晚年潦倒不堪，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纵观徐渭一生，襁褓丧父，生母离散，爱妻早逝，续娶不淑，有子不肖，科举不售，漂泊无定，衣食不济。自纵猖狂，天何太忍！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袁宏道是徐渭第一个知音，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些都是一流艺术大师的评价。生时寂寞，曾经癫狂，死后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生前潦倒寂寞，死后备极哀荣的人物。

徐渭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谓“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我们也为他这种好像没有规则、不讲法度的狂怪所震撼。笔墨恣肆，满纸狼藉，而且经常在作品中题诗题句，借题发挥，抒写对世事的愤懑。我们先看看他这类“满纸云烟”的作品。

                    徐渭.应制咏墨轴（局部）

这样的草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它再不是张旭、怀素和孙过庭他们那样按照草书的点线运行规则进行的舒展构造，虽然它断断续续，一笔连草数字的不多，但其实比“颠张狂素”的更草。不仅点画中该减的不减，不该连却又连了。单个字看，不少字不是草书，因为单个抽出来看并不草，但通篇看去，却又比狂草更草。当然，这类草书是否算优秀作品是值得商榷的。但毫无疑问它给人予更强烈的动荡感和视觉冲击。

不管怎样，我们看徐渭的草书，好像他将书法的点线作为一种纯粹情愫的宣泄，当作情感喷涌的大写意。全然不顾作为书法这种传统严格要求的笔法和结构，甚至连章法也不放在眼里。但实际上，徐渭的书画也有比较“通俗”而“规矩”的书作。

我们看他题画的“戏墨”。

                       徐渭.题画行书

                        徐渭.梅花图

但即使是比较规矩的行书，徐渭好像也要打破原来的用笔和结构，追求的是一种天然纯真而无拘无束的意兴效果。事实上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虽然徐渭不着意经营笔法和结体，但其实他的笔底功夫颇深，在不经意与不平衡中显示出提按使转的笔法；二是徐渭有意无意追求的是一种突破传统，以不规则和不平衡构建自己的规则与平衡。

这类狂草的确清晰地看出徐渭用笔的功底和特点。试看《书杜甫秋兴八首册》，中宫紧收，没有伸展之笔，好像姿态丑拙，但用笔沉凝洗练，如铁丝纠缠，虽圆转之笔，而处处纠葛幽咽，又任由自然伸展。这类草书给人的感觉，当然不是杏花春雨、惠风和畅，而是“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袁宏道《徐文长传》）。这些以“丑”表现个性的点线充分显示了徐渭深厚的书法功底。事实上徐渭的书法见识很高，他在谈到笔法与结体的时候说：“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散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乃其所长。孟頫虽媚，犹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书不可言也。尝有评吾书者，以吾薄之，岂其然乎？倪瓒书从隶入，辄在锺元常《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人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则超而仿篆。分间布白，指实掌虚，以为入门，迨布匀而不必匀。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矣，握入节，乃大忌。……”

             徐渭《书杜甫秋兴八首册》（局部） 

                       徐渭.野藤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徐渭书法的鲜明特点：

一是作书喜用浓墨，而且善于营造墨色的节奏和效果。徐书墨色新鲜如洗，但无板滞破碎之病。徐运笔作散锋枯笔，恣肆苍茫，颓放萧索。浓渴笔的交替运用，形成了丰富的墨色层次变化，节奏韵律感鲜明。徐渭书法用笔斩截利落，常有出人意想不到之笔。乍看突兀，细看便觉惊奇，甚至令人匪夷所思。临空掷下的尖锋起笔，千姿百态的捺笔，常常钉头状的收笔，竹节状的竖画，一般人以为病忌，他偏爱用。用笔忽提忽按、忽扭忽挫，笔画忽粗忽细、忽轻忽重。总体上他采用米芾以中锋为主，八面出锋的运笔方法，同时又有意识的融入黄庭坚书提按变化，线条粗不显滞，细不显浮，屈曲盘绕，极尽妍态，有着极强的节奏韵律感。这些是徐渭用笔的典型特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徐渭卓越的控笔能力：除了对浓墨的精妙运用外，还体现在快速挥洒中仍能保持严谨的法度保持万毫齐力的中锋状态。牵丝引带，回环缭绕，点画形态历历可见，不显凌乱浮露，反觉遒劲妩媚，气势飞动。行草书《一篙春水半溪烟》诗轴之“中”字竖笔，苍苍莽莽，仔细审视，竟至少有十几次提按！徐渭狂草线条的质感明显与张旭、怀素、黄庭坚、祝允明等其他草书大家不同，里面浸透的满是苦涩、萧索、粗率、颓放、愤懑和怒号，这正与他的情绪心态契合一致，因而躁动的线条显示出的激愤气与沧桑感就格外浓重。那好像就是对命运不甘的挣扎，从书法线条中，我们可窥见其炽浓飞扬的情感与坚韧不屈的品性。浓墨运用固然与明代纸绢制作技术进步能够表现浓墨的质感和节奏有关，但更与徐渭性情强烈，喜好浓墨重彩的有关。

                    徐渭.七言诗轴 

                        徐渭.芭蕉竹叶图

二是徐渭善于打破原有的结构与平衡进而重构新的平衡结构。徐渭曾在《书李北海帖》中赞扬李邕结体的高妙，显示其对“所谓遇难布处，字字侵让，互用位置之法”是极为注意的。他的行书从米芾、苏轼，草书从黄庭坚、怀素处取法较多，结体章法亦带有他们明显的影响。但与米书比，徐书更为雄强凝劲；与黄书比，则更为随意潇洒。字形忽大忽小，字势忽正忽斜，字体忽行忽草，极尽变化之能事。行书《女芙馆十咏》字势结体左倾右倒，已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大草书的草法结字疏朗开张，章法多以字距行距紧凑布排。如大草书《幕府秋风入夜清》诗轴，纵幅四行，字多连属，行与行紧挨，间以浓墨粗笔，更显跌宕错落。全篇一气贯之，字势飞纵，如落英缤纷，雪花飘舞。行草书《自书诗七首》长卷，结字学黄庭坚，长枪大戟，正欹互参，章法布局取米芾《虹县诗卷》，每行多至四字，少则一字，参差起伏，颇具匠心。他甚至将结字做拆解变形的处理，宁支离稚拙也不取习见的端整工巧之态。徐渭《女芙馆十咏》（局部）

他不顾传统结字布局的规范和程式，摆脱了严整中和等传统法则的束缚，于局部的不平衡动荡中求得整体的平衡和谐，于大雕琢中求得自然化工之效。炽烈的情感，奔腾的线条，飞扬的气势，书法的抒情表现功能被徐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是徐渭书法既有雄怪的一面，又有老辣姿媚的一面，徐书风格呈现出统一下异常丰富的多样性。徐书总的风格，袁宏道已有“苍劲中姿媚跃出”（《徐文长传》）的精准概括，陶望龄亦有“精伟奇杰”之语（《徐文长传》）。徐渭书法既有整体风格的统一性，又有随之展开的各具面目的多样性。若再细分，其书法表现为两种风格基本形态，一面是狂放恣肆、慷慨奔放、笔墨狼藉，另一面则是笔触细腻、含蓄凝练、姿媚跃出。遒媚如草书《千字文》，颠逸如草书《自书诗轴》（幕府秋风入夜清），奇肆如草书《自书诗轴》（子建相迷恐未真），俊朗如行草书《自书诗七首》（客将刀出市），灵厚如草书《李白草书歌行》手卷，精伟如草书《自书诗轴》（春园细雨暮泱泱）等等，真是五彩斑斓，卷卷绝妙。治艺，超越别人难，超越自己更难，重复别人或自己是徐渭这样的天才艺术家所不堪忍受的。在更大意义上，徐渭无疑是个深沉丰富而善于突破自我的成功者。

                     徐渭.自诗书

我们从徐渭的书论可知，他小楷学钟王，行书则多从米芾、黄庭坚、倪瓒中来，草书则取法索靖、张旭、怀素、黄庭坚及时代相距不远的祝允明、张弼等人。但其临摹不愿尺寸较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师心而不师迹，对各家作有意识的扬弃取舍。他弃蔡襄书熟净劲匀，代之以老辣粗涩；对赵孟頫之媚也非一概贬斥，而是取其秀丽温润一面；对黄庭坚则弃其构密，则增以潇洒俊朗；他对米书称誉有加，对苏轼书则不太满意。但在创作实践中，徐渭在用笔上有意减少米芾刷味，增添黄庭坚丰富的提按变化，使线条含蓄凝劲，追求如绵裹铁的视觉效果。

徐渭书法给予我们最强烈感受的，是才横笔豪，是强心铁骨，是一种磊块不平之气，是他的旷古雄怪的反抗精神。其实，徐渭的“雄怪”、满纸云烟、甚至他的癫狂，通过他的书画与诗文，都与明中后期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徐渭作为明代大写意画的杰出代表，而明代大写意画勃兴，本身就与明中叶后的王阳明、李贽的哲学思想有关。徐渭在哲学上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文艺观上主张以本色为宗，在绘画上以表现心灵为重。强调“万物贵取性”，“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他使文人画的理论和实践，从重“形神皆备”的主客观兼顾而转向了“意在象外”的重主观、次客观的大写意画发展阶段。这无疑是文人画发展史上一个更高级阶段的标志。徐渭擅长狂草，以草书之意和草书之法人画。一生不得志的惨痛遭遇形成了他狂傲不驯的性格，以及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创立的大写意画风具有不同流俗的格调。与其他书画家相比较，徐渭那种热烈、豪放、沉雄而带霸悍的大写意风格，则更能激动人心，显得痛快淋漓。他的作品与精雅无缘，所以并不以用笔的精到胜人，“先生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袁宏道）”。虽然，书法的点线并不直接表现思想情感，但却毫无疑问也是情愫的最直接体现。我们看他那塞天塞地的布局，那狂放离乱的走笔，那大江东去的气势，那不避俗笔任由西东独往独来的率真，不也可以感受到个性解放的时代脉搏么？徐渭不受约束的雄强率真的个性与李贽的“童心说”不是密切相联的么？李贽说“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徐渭曾于四十五岁作《自为墓志铭》，说他自己：“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放，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这与李贽、黄宗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于个性与才华突出，难怪袁宏道惊呼：“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无之而不奇”的特征，其实就是“天才”的特征。天才是什么？天才就是精神之光穿透生命表层的创造，革故鼎新从无到有的创造，在内外压抑与反压抑，在反抗与顺从、堕落与升华的角力过程中的创造。徐渭希望既灭，长期遭受的压抑与刺激所蕴积的巨大情感能量便借笔墨宣发，再不顾社会规范、艺术法度的约束，尽情释尽胸中狂情愤态。其喜怒窘穷，一寓于书画。

                          徐渭.七言诗轴

他的一首题画诗中说：“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这与倪瓒的“吾画不求形似，聊抒胸中逸气耳”有相似之处。他另有一首题画诗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且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对于画素来不肯墨守陈规。他的画，无论花卉、山水、人物、走兽、鱼虫瓜果等无一不能，无一不工。他曾亲自种竹，修整葡萄，因此，他与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一味狂涂乱抹者不同。他是用简单明快的笔墨，把形象概括简约地表现出来。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他说：“人生堕地，便是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已。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他一生热衷于用世，但命运多舛、颠沛落魄，造成其精神的苦闷和对朝廷腐败的不满，时常发诸笔端，以泄胸中意气。他画牡丹，不用色彩，仅以泼墨为之，并题《墨牡丹》云：“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若风马牛弗相似也。”又有题《墨牡丹》诗云：“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在封建社会，科举是知识分子发迹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徐渭尽管满腹经纶，名满天下，但因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以致一贫如洗，竟至有人用两碟野鸭肉、牛肉和三巵酒就能换到他的一幅梅花。他题诗云：“凫牛两碟酒三巵，索写梅花四句诗。想见元章（指王冕）愁米日，不知几斗换冰枝？”又云：“曾闻饿倒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花手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他所画的墨梅，无论发干和圈花，一如狂草，一气呵成，笔墨间有一种磊落、激愤之情。再如《菊竹图》轴，画菊花昂立，菊叶垂聚，花朵簇拥，生机勃勃，菊叶以大笔刷写，挥洒自如。旁有修竹，与菊花相呼应，菊、竹下端衬以叶草，清姿逸态、淋漓尽致。笔墨干湿浓淡，一气呵成。上题诗曰：“身世浑如泊海舟，关门累月不梳头。东篱蝴蝶闲来往，看写黄花过一秋。” 一种不得志的愤慨及无奈的矛盾心理仿佛自画中扑面而来。他一生尽管潦倒，但忧国忧民之情，至死不衰。如他看到一些富贵人横行霸道，盘剥百姓，十分可恶，使画了几只张钳舞爪，糟蹋稻谷的螃蟹，子以诅咒。题画蟹诗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

                         徐渭.菊花图

徐渭这种思想与富于反抗精神的书画当然不会见容于当世。但正是侘傺穷愁的生平，造就、砥砺了他天真烂漫的思想和艺术。“人生不幸艺术幸”。徐渭没有提出“童心说”，但他的文学艺术实践，已经率先示范了“绝假存真”。而这种思想与精神，正为公安三袁、金圣叹、金农、郑燮、吴昌硕、齐白石等所继承光大。

当然，作为旷古雄怪的天才徐渭，其书法在纵情写意之中，有时难免有过于粗疏和怪拙之处。

徐渭是天才与压抑、反抗与宣泄的典型书画家。他虽然没有用文字述说自由解放的诉求，但他用书画诠释了一个艺术家无比丰富而激越的内心世界，是对现实压迫最真切最强烈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