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 >>南方周末>>第1422期

“故宫不是高高在上的围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谈故宫使命与运营

作者: 采访整理：南方周末实习生 范承刚 2011-05-19 10:23:04 来源:南方周末

故宫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民众与故宫的距离是很近的。

所有的收入都会公开，所有的预算都会公开。每个人都看着我们，每一分钱都查得到。

故宫“和皇家的关系很淡了”

1972年，我来到故宫（注：台北故宫），是从最基层的解说员做起的，随后调任院长室秘书。1983年起，我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组组长，之后的16年里一直负责展览工作。所以，我一直认为博物馆最大的职责，是怎样运用藏品做好教育，而非运用藏品赚更多钱。

2002年，我去辅仁大学做了6年的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这6年也让我对博物馆有了更深的研究，但我始终坚持：如果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

所以2008年马英九先生征召我回来，我还是坚持把教育作为博物馆的最大使命。台北故宫拥有丰富的皇室收藏，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推广中华文化，让这些藏品发挥最大的效应。

对民众来说，故宫不是高高在上的围城，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而是为民众提供多种服务的教育机构，当然，我们也不排斥营销。比如我们会制作一些礼品、纪念品，也推出了“Old is New”的概念，把故宫的形象时尚化，要让台湾年轻一代也喜欢上故宫。比如邀请侯孝贤等导演为故宫拍摄电影，邀请方文山来讲授《兰亭集序》，邀请台湾音乐人林强用电子音乐和闽南语来演绎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

但这些行为绝不是“商业化”。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希望能够借此提高公众的生活品质与美感。这是一种形象的建立，不是以营收为目的，而是以服务为目的。

我们完全是非营利的组织，唯一目的就是把故宫推销出去，能让民众亲近故宫。我们所做的是营销的活动，而非赚钱的门道。

我很喜欢有个朋友说的一句话：“走进台北故宫博物院感觉到的故宫，只有博物院的气氛，和皇家的关系很淡了。”我们的故宫不是“皇宫”。

我在故宫工作了三十多年，最大的满足，就是会常看到祖孙三代悠闲地在故宫里漫步，他们认为在故宫是来生活的，而非是来花钱的。民众与故宫的距离是很近的。

每一分钱的来源和去向都查得到

故宫是彻底的非营利性机构，门票、礼品店、餐饮服务、品牌授权等全部收入，大部分进入公共财政，一部分进入艺术发展基金，用于购买文物等。2010年，门票的销售额有3亿多元新台币，这部分收入全部进入财政。

礼品店及餐饮服务的营业额有6.8亿元新台币，去除成本等费用，会有约1亿元的收入进入艺术基金，会有三四千万元用于开展公益活动。品牌授权的收入有1亿多新台币，也是全部进入公共财政。外界的捐款也都是先进入财政，根据指定的用途再进行支出，每一笔款项都会公布在网页上。

我们所有的预算，来自于财政拨款。每年的预算金额不一样，去年为9亿多元，今年为10亿多元。在故宫博物院的网站上，你可以很容易地查到每一年的预算，可以详细到雇用了多少人和每一分钱的用途。

所有的收入都会公开，所有的预算都会公开。“立法院”也会进行监督，一年两次我们都要向其做报告。

比如2009年，故宫编了一笔10亿元的特别预算，用于采购“亚洲文物”，但“立法院”认为这违背了故宫以中华古代文物为主的“故宫组织法”规定，冻结了7000万元的预算。

最近，“立法院”就质疑过去两年来，故宫接受一亿二千多万元新台币的外界捐款，却没有依照财政收支法与预算编列法入账，有失妥当。对此我们很快回应，这些捐款不会进入故宫，而是进入财政，并且每一笔都会按照指定用途使用，各种明细都一一可查。

接受质疑多了，我们也习惯了，沟通是必要的。故宫在所有文化设施中的地位是最高的，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这需要耐性，需要谨慎，也需要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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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宴紫禁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朝格图 特约撰稿 赵一海 2011-05-19 10:11:42 来源:南方周末

来宾均为高端政商人士，陈列包括珍贵文物，入会须有“十亿资产”，证据表明，复建后的故宫建福宫与普通公众无关，它是“顶级私人会所”。

故宫的商业化运作正在逐渐背离博物馆为公众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建福宫这一典型案例之后，公众必须要求：对于每一个人，故宫都应开放无阻。

故宫内普通公众无法涉足的“高端活动”越来越多，这是否背离了博物馆的公共性质？ （樊甲山/CFP/图）

夜宴紫禁城——这是故宫最新最时尚的用途。只不过，这一时尚与普通人无关，夜宴的朱漆大门只向“拥有尊荣地位的高端人群”打开。

4月23日晚，故宫建福宫花园，建福宫会所开幕式举行。在上百人的来宾名单中，包括陈义红、沈南鹏、王中军、梁信军、苏芒、虞峰、胡永敏、沈南鹏、朱永兴、刘海峰、沈国军等京城各界大腕，还包括建龙钢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伟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盛希泰、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少雄等商界人士。来宾主体则以长江商学院高级学员组成。

证大投资董事长戴志康是第一个明确承认自己参加了建福宫的开张招待会的商界人士，“三年前我也去过那里参加韩熙载夜宴故宫演出新闻发布会。”

为保护这些尊贵的来宾，故宫保卫人员加班保卫，甚至专门请来二十多个警察在宫外执勤。

一份颇具皇家气概的“诏书”在晚宴开始前被宣读：“建福”承运，特昭告曰：在兹辛卯春日，紫禁城建福宫修饰一新，堂皇揭幕！阳春景明，万象更新。名园落成，喜迎佳宾。当此“四美”足具、“二难”并至，务使社会贤达、精英人士，一体与闻。谨此！辛卯年三月二十一日。

皇家气度显然是晚宴的重要基调。在建福宫敬胜斋主宴会厅中，数条江南织造总局的“手织金缎”被分挂于两侧墙体，印有“紫禁城建福宫”的奏折和纸砚烫红大字摆放在黄缎覆盖的茶几上。

在主宴会厅旁的延春阁内，置放多件故宫重器，与这些国宝相伴的则是左右各一名身形剽悍的保卫。珍贵的屏风宝座亦悉数阵列，其中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清乾隆紫檀嵌玻璃画宝座屏风”。据一位参加了开幕式的人士获得的信息，这些珍贵文物从故宫博物院借调而来，“准备长期摆放”。

尊贵的宾客们在清宫宫女装扮的礼仪小姐引导下签到，之后欣赏民乐表演，晚餐结束后再鉴赏陈列文物，接近午夜，这一尊荣奢华的夜宴终于结束。

事实上，参加开幕式的多数长江商学院学员早已有过进入建福宫的经历。早在半年前，在建福宫里，一场隆重的晚宴便已举行。

一段清晰的视频资料显示，这是长江商学院第四期CEO班的年会。在这个俗称“长江四号”的班级里，绝大多数人拥有显赫身家。

2010年11月6日晚，在建福宫静怡轩门前，不大的院落里围出了一间宽敞的玻璃房，里面排布着数张餐桌。一支名叫“女子水晶乐坊”的器乐组合在玻璃房外的临时舞台上，演奏着如《印象中国》、《最爱茉莉花》等曲目。据称，这次晚宴正是建福宫会所开幕前的最重要的一次“预热”。

预热之后，会所筹备仍在进行。先期装饰一新的延春阁、敬胜斋及积翠亭已经开始不定期的接待，“隔三差五地会请贵宾吃饭参观。”一位参加过建福宫夜宴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此人士透露，此次年会由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组织。目的则在于为半年后正式开幕的会所聚拢人气，“这就是陈义红为建福宫会所运营所作的预热”。“那时候会所运作机制尚无定论，还停留在尝试阶段”。

在“4.23开幕式”后，建福宫花园进入正式运营。延春阁作为展览厅，空间最大的敬胜斋被开辟为主餐厅，其他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等亦为小型宴会酒会所用。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介绍，在会所开幕后几日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当时在场者有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和故宫博物院的相关领导。

5月15日，三页建福宫顶级私人会所“入会协议书”被网友曝光。而故宫博物院方面对此决然否认：建福宫成为私人会所“不存在也不可能”。

从重建到私人会馆

建福宫的“复活”得益于香港知名企业家陈启宗在香港回归后的捐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1999年春的签字仪式上说：“建福宫花园的复建将填补紫禁城古建筑群的空白。”帝王时代曾经供帝后休憩娱乐的建福宫，焚毁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场大火。此后人们面对的建福宫，仅仅是由基座和石头构成的青灰遗址。作为一个王朝的角落，它仅仅存在于历史当中。

历经五年有余的重建是超级苛刻的。在捐助方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香港）驻故宫专员的参与下，建筑主张一切修旧如旧，施工会按照古法、气候和古建的节奏而调整。内中延春阁的一种石材甚至在国内寻访了两年之久。而在建筑的内饰，则依照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的意见，采用现代装修，接待贵宾之地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人们惊叹于它重建的质量和中港合璧的方式。时至今日，按照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的评价，复活后的建福宫“本身就是一座文物”。他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两三年后，未对公众开放的建福宫迎来了很多贵宾，包括基辛格和老布什。它也举办过商业名流的宴会、展览和交流。仅从内观而言，一位建成后几次到建福宫的人士说，当年室内装饰的设计师以比较灰的色调处理内部装饰，朴素而低调，没有特意突出什么主题，“意在为将来流动展览或举办活动预留了空间”。

古代与现代的冲突，也让另一位到过建福宫的人士明显感觉到了异常：建筑内部（似乎是敬胜斋）装修比较现代化，颇具艺术气息，和中国古建筑宫、殿、楼、阁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陪同的工作人员承认，今后可能会搞一些“高端活动”。

对于这种高端活动的属性，熟悉上流社会的人士早在2009年即已耳闻。有一种说法，在今年5月被曝光的建福宫会所之前，一位广东人和北京人极尽低调之能事，在这里开过一个私人会馆，但因定位不准和人脉不广等原因关门大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为了建福宫会所的筹备，它的内部在2010年年底招投标进行了一次重新装修。

所谓低调筹备还包括，提出收购中外顶级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与外国政商上流人士努力接洽。流传在上流社会的建福宫会馆，正致力于建设一个“全球精英俱乐部”，将更侧重于中美政商交流，而对中国名额非常有限，传言中10亿以上的有产者方有资格进入预审。一切都是低调的，仅仅流传于狭小的领域。

会所的“操盘手”

专业人士表示，单凭故宫自身无法运营一个顶级会馆，做高端会馆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财团支持，垫付先期的运营成本和尤其重要的人脉支持”。

多位知名人士在会所曝光后于网上发表言论，均将如今的建福宫会所的真正操盘手指向了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红，陈拥有长江商学院学员背景，这也是预热与开幕均与长江商学院学员有关的原因。

经营建福宫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媒体的造访之地。但他们发现注册地址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公司。查询工商资料可知，这家公司至少换过三处办公地点，还因私自更换办公地被工商部门开出5万罚单。

事实上这家公司名称中原本并无故宫二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注册资本为700万的公司由两部分构成，成立于2005年，法定代表人为陕西籍人士张群言。中方的出资单位是故宫下属的事业单位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与之合资的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仅为1万港币。公司对外宣称“公司秉承故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传承、整合、创新、价值’为经营理念，担负起发扬和创新故宫文化产业的历史使命”。

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是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在2009年9月，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新任主任，接替她的前任成为副董事长。中外双方的合作关系并不复杂，故宫以品牌投资（“紫禁城”、“故宫紫禁城”、“紫禁城御膳房专造”、“紫禁城御膳房监制”等商标），而香港公司投入全部现金，也将因此拿到35％的收益。

按照规定，合作期满后，商标和专利使用权将不属于故宫，而属于公司。

成立后不久，这家公司便开始大力发展宫廷产品，向杭州的一家丝绸企业、北京一家家具企业和食品企业订购产品。它的经营并不好，第一年亏损263万后，资产仅存350万，只比负债多了一万。从账面上看，这是一家滑向深渊的企业，到2009年，它已经净负债近600万。

公司资料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叫马超斌的年轻人，以及一位叫马彤的人。故宫内部人士曾经看到过，建福宫会所筹建期间，马彤开着陕西牌照的红色保时捷跑车多次出现。至少有三个消息源指向，31岁的来自陕西的马超斌是建福宫会所筹办的实际主管者，“他是故宫一个大领导的亲戚”。

而更多出现在筹办场合的马彤是马超斌的“执行者”，据熟悉故宫内情的人士介绍，马彤以房地产商的身份为人注目。以他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不仅有已于2011年3月被注销房地产企业资质的西安金鑫房地产有限公司，还包括“陕西金鑫拍卖行”。此间拍卖行自1997年成立，为陕西省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级单位。

不过电话那头的马超斌坚决否认了这一切：“我几年前就离开故宫了，建福宫不是我做的。我走之前还没有开始做。”他说自己曾经经营的主要是御膳房食品研发，本人不是故宫的编制。当被问及是否故宫一位主管者的亲戚时，他连续说了三个不，随后挂断了电话。

至今故宫只是部分对公众开放，未开放场所中还有多少被用于“商业开发”？ （北方/图）

喧闹行乐，早有先例

在建福宫会所曝光之前，故宫承办商业活动其实早有先例。

此前引发争议，当属某大型通信公司举行的成立五周年庆典。一篇名为《500人在故宫吃“大排档”》的博文披露了相关内容：2007年5月17日晚，故宫宁寿门广场，宴开五十多席。该公司领导、大客户和合作伙伴共五百多人参加了这场规模浩大的露天夜宴。

作为参加者之一，该作者在博文中写道，“故宫是国之重器所在，国之瑰宝所在，在这里杯盘狼藉、喧闹行乐，实在稀奇”。

事后得知，参会者甚至获准在非开放时间参观部分故宫。而这些待遇的得来则在于“故宫与其属‘战略合作伙伴’”。

事实上，因为这些活动均在非开放时间内举行，如果不是参与者自行发文披露，外人其实难以知情。

彼时争议之下，故宫博物院文保处主任梁金生曾表示，只要安全措施得当，故宫在不开放时间搞关门活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显然，对商家最大的吸引，便是“故宫”两个字无可取代的政治意味和权力象征，甚至于奢侈品牌也有进入故宫珍宝馆展示的经历，在公司的媒体宣传上着重提及。

努力进入故宫进行商业活动，成为各家高端品牌的共识。同样是在宁寿门广场，2010年9月的大众新辉腾赏车会便在此举行。这是在皇城范围内第三家搞商业活动的汽车品牌。 

“尽管先前已有另外两家汽车品牌在太庙举行了活动，但这次毕竟是进了故宫，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彼时一位汽车界人士如是表示。

事实上，相比频次并不高的高端品牌广场活动，数量更为庞大的经营单位在故宫的聚集则是故宫商业开发的活力之源。一则来自故宫内部的数据是，在2007年，故宫内有经营网点34处，参与合作经营的外来企业一度达到三十六七家。

200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经营管理处，作为专门的机构管理故宫博物院文化产业的经营和发展。就基本的合作模式而言，当时还是由企业出资，故宫博物院以品牌或人才技术入股。

事实上，在“星巴克事件”成为关注焦点前，故宫统一规划经营活动的“收权活动”便已展开。2006年，故宫方面便以招标形式选择了专业机构，为故宫的经营网点进行规划，而“故宫”、“紫禁城”两个商标也被批准为驰名商标。

“收权活动”所确立的两大方案是：一方面开发具有故宫特色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任何经营主体都必须以故宫品牌为主，以“树立故宫的整体服务形象”。

而在过去一些与故宫开展合作经营或者独立运营的网点则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选择——或服从收编，改用故宫品牌继续在此经营，或彻底退出故宫。事实上，诸如“大明宫”和“王府”等在外国游客中有显著知名度的品牌，最终与星巴克的命运相仿。

然而，对于如此开发，故宫高层领导始终在多个场合对“商业”概念予以回避。“这是一种服务，面向公众的服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如此着重强调。

一个数据显示，目前故宫博物院的特色商品已经超过了2500种。而这些商品的开发被拆分给十数家公司。而这些公司基本是故宫以自己的品牌与民间资本合作，但并未有实际的资金投入。在工商系统中，随意输入“故宫”、“宫廷”、“紫禁城”等字眼，能够检索得到的公司，基本有故宫背景。

尽管商品数量已经客观，但在郑欣淼看来，“还远远不够”，与台北故宫尚有差距。早在2006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履新前，郑欣淼已经让一位副院长主管文化产品开发的诸多事宜，“甚至让其到台北去学习”。

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的名声和地位，已经被一些商品或商家利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文史学者葛剑雄如是表示。

在葛剑雄看来，故宫名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商业广告中，故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一些‘金书’、‘金画’、‘稀世珍宝’的广告，也都或明或暗显示它们与故宫的关系，或称仿自故宫珍藏、皇家秘宝，或称得到故宫特许，限量编号。”葛剑雄撰文称。

这里面不乏引发文史界人士强烈反弹的事例。2004年底，一套重印的《四库全书》进入拍卖市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7部特藏本上，加盖了“文渊阁宝”和“乾隆御赏”原玺真印。其中乾隆的御用藏书印“文渊阁宝”自1781年首次启用之后，已封存了223年。

时至今日，一位文物保护专家依旧难平心中块垒。“加盖了皇帝原玺真印的《四库全书》显然具有了文物价值，还能上市交易吗？而且一个地方文物部门何来权力批准动用国宝？”

建福宫会所开幕所用“诏书” （南方周末资料图）

对每一个人开放无阻

5月16日晚，故宫的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回应备受质疑的建福宫富豪会馆。

故宫方面首先重申了此前三天的说法，“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而后笔锋跳转，“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扩大服务对象、发放所谓入会协议书”，“尚未实际开始营业”。对于发生在4月23日的开幕夜宴，则只字未提。

故宫内部人士透露，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办公室，离建福宫“很近，也就50米”。对于半年来建福宫内的熙熙攘攘，“不知情”实在说不过去。

故宫是天地文雅的现代博物馆，首务应为传承文化、服务公众，一位不愿具名的文物界人士认为，商业营销不应排斥，但“第一，不存在欺骗。第二，不伤害文化遗产本身。第三，不侵害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力。第四，不贪污腐败”。按照他的标准，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底线都将不可容忍。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可以进行合理的商业开发，不能轻视自由市场的商业力量，这肯定能给文保和事业带来助力，“卢浮宫大都会也有比较像样的餐馆和咖啡馆”。

他的观点跟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不一样，谢辰生是直接反对在博物馆和其他名胜古迹中建设会馆的一个。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并不保守：“不是保守和先进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

在他看来，文化产业的内容必须是文化，比如出版、讲座、展览、印刷、复制品等，博物馆绝不能产业化，“如果为了挣钱，那绝对错了。为大款服务，我坚决反对。博物馆不能变成百货商场啊。”

在法律与职业准则层面，也不难找到对博物馆商业化的规定。

在中国，文保单位的经营受到以下条例的保护：文物保护法第23条和第24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其他用途的，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亦明示“在参观游览区内设置服务项目，应当符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管理要求，并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和文化属性相协调”。

对于商业援助，《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亦明确规定了机构的道德准则：“如果从商业或工业组织或从其它外界途径寻找并接受经费援助或其它援助是博物馆的一项方针，便需十分小心地对博物馆与赞助人商定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商业援助与赞助可能会涉及道德问题，博物馆必须确保其标准及目的，不会因此类关系而受到损害。”

即便有时存在分歧，但各方一致的看法是，博物馆面对的必须是普通公众。“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在故宫方面的官方说明的结尾，故宫感谢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监督者们。“管理和使用上，我院明确建福宫花园按照由故宫博物院直接管理、委托专业公司承办的思路开展活动，这是与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管期间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也是在探索保障建福宫花园的高标准维护、高标准服务，真正成为故宫博物院与社会交流合作的有效平台的妥善途径”。

多位文保界专业人士表示，重建后的建福宫是一种崭新的事物，故宫应该重申它的定位：用于贵宾接待、举办新闻发布会、小型展览、主题沙龙、讲座等文化活动的场所。而面向的人群必须是“多样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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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文物残件出自故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王媛媛 发自北京 2011-05-19 10:37:14 来源:南方周末

故宫内外，文物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零乱的底座和画框都当作资料堆放着。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故宫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

十年之前被看作文物“垃圾”的“年年有余”鱼形宫灯，在十年之后被卖到了19.5万元。买家们的追捧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

北京保利拍卖行图录称，该“年年有余”鱼形羊角宫灯是清乾隆年间的宫廷物件。其依据是《故宫建筑图典》P289。

资深古董商人吴恺（化名）头一回看到这批惨不忍睹的残件是在2000年前后。那年夏天异常闷热，他得到消息说有人拿到一批疑似从故宫流出的“宫里货”，赶紧追过去看。但他很快被眼前的场景吓蒙了：垃圾，堆积如山的垃圾。凑拢了，尽是一片片的碎木头块，杯子垫，画框，柜子的断胳膊断腿，灯也是一大堆，七七八八攒成一团，看不出丝毫皇宫贵族的脸面。

那时吴恺的收藏观很传统，凡藏品一定得干净、利落、没毛病才行，否则，压根儿不敢买。后来赶上过年，收购了“垃圾”的朋友热情地指着其中两个脏兮兮的宫灯说，拿回家给小孩玩吧！吴恺连连摇头谢绝。

想起这桩失之交臂的买卖，吴恺有点后悔——10年之后，单是这款“年年有余”鱼形羊角宫灯一对，就卖到了19.5万元。

被堆弃、辗转、围困在仓库里若干个年头不见天日以后，总算，这堆被漠视的“垃圾”扬眉吐气，成为21世纪一场拍卖会光鲜的主角。

2011年4月15日，北京保利拍卖行三楼展厅，“京华余晖——清宫木器杂项专场”拍卖会预展。这批残损的拍卖品共计559件，除去个别大件的佛像和牌匾，大多数是巴掌大的杯子垫、炉灰盖，也有画框、雕花的小木块，甚至一堆干得发皱的羊皮灯笼片儿。拍卖行描述如是：虽为残件，却“尤有古器物之特有沉静气韵”。

它们被分门别类，悉心陈列在鹅黄色锦缎衬托下的展柜里。展厅的加湿器比人高，徐徐吐出缭绕的雾气；各地的有钱人为它们而来，用手持式数码显微镜赏鉴每一寸肌理。

而在文人式的审美之外，北京保利的底气和买家们的追捧更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故宫”，这两个字在热得发烫的收藏市场里，是鎏了金的招牌。

“甩包袱”年代流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说，国内外的大型拍卖会上，几乎都会有故宫流出去的东西。这源自清宫旧藏的三次厄难：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溥仪在位时期的赏赐、拍卖典当和偷盗。那是皇帝都自身难保的年代，遑论文物。

但即使在和平年代，故宫藏品也曾陷入缓慢的流失。这缘于过去“甩包袱”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博物馆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库房拥挤、狭窄。“完整的东西还没地儿搁呢，那点碎片谁顾得上？”北京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尤其当时北京大兴大建，出土文物很多，比如汉代、辽金的墓葬，相同的小陶罐好几百个，于是一般原则是，留足量，另一部分作为处理品号。

当时对“什么是文物”也模棱两可，甚至故宫本身，也一度作为“人民埋葬封建王朝的历史象征”而存在。

那年月，国家把相当一部分文物商业工作给了商业和外贸部门，希望通过出口一般性文物商品换取外汇，用来支援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这时期文物的商业管理很是粗放，有时候，文物被论斤论捆地出售。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懂文物，“他忽然看见外边有故宫东西出售就急了，说这不行啊，就坐着车到处跑，收这东西又送回给故宫，说这是文物不能流失啊。”文博专家谢辰生回忆道。

部分是处理，部分是划拨，按照郑欣淼在《天府永藏》一书中提及，1954年到1959年，第四次文物清点中，先后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1954年到1990年拨给外单位的，有登记记录的文物共8.4万件另87斤1两。

为提高职工待遇，1970年代，故宫还曾向自己的员工处理藏品，比如3000套乾隆时期的御林军铠甲。

当时物资紧缺，其时家在故宫的梁金生（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处长）也分得了一套，他记得那领子是纯棉的，软和，正好拆了给小孩当尿布。三十多年后，2008年佳士得一场拍卖会上，清代八旗镶白旗棉甲带盔一套，成交价人民币11.5万元。

这些论斤处理、语焉不详的“非文物物资”，几经辗转，早已散佚到世界各地。收藏界将故宫这段粗放管理的历史，作为“捡漏”时一个重要的参考背景。

北京保利四季拍卖经理李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故宫一般性藏品大批量流向民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向是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因其地处北京的三间房乡，收藏界俗称“三间房”。

这些残品，据说便是10年前三间房清出的末等货。

“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三间房在北京东六环，搁外贸红火的七八十年代，地属远郊，除去懋隆的大库房，周围尽是农田。而现在，这里的地皮炒得跟“故宫的破烂”似的，周边的商业楼盘卖到了均价两万。

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薄政声表示，1970年代，故宫确实往三间房出过一大批货，能堆满一个七百来平米的仓库，无非都是残件，没盖的茶壶，没成套的杯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那阵买古董都是老外和华侨居多，整库地用外汇购买。当然，也不排除零售给个别钟情古董的干部，诸如“康生来买两块砚台，林彪买一块表”。

当时懋隆经营着外贸公司从全中国调拨来的文物，主要是重复工艺品和残次品。作为一个外贸出口公司，懋隆对一般性文物的称谓很是淡泊——“旧货”。每天一卡车一卡车的旧货出入，东西实在太多，最壮观的时候，瓷瓶太多没地方放，就摞了一人多高当围墙使；大垛里都是明清家具，拆的时候好多家具腿掉下来，于是周围就有了顺手牵羊者，“都使了腿儿去做木工活的刨子了”；有一次薄政声路过农田回宿舍，发现村里孩子玩的刀子都是库里的蒙古刀……

汇入仓库的这批故宫旧货，未加任何特别标注。

入库后，良莠混杂的旧货们会集体流向下游的加工厂，加工完整后返回懋隆再出售，卖给谁也不会有记录。“旧货”散落之处，早已说不清道不明。

懋隆的任务是盈利，而不是像博物院那样逐件清点和追踪。“比如我们把那些破板子发到加工厂，10万元一堆的东西，修了能值20万元，盈利了，我们的任务就完了。当时好多东西都剩在它们那儿，后来也不交给我们了。”薄政声说。

拿文物换外汇的历史，在1978年终结。1990年代以后，外贸没落了，懋隆改经营旧货为仿货，以前残余的旧货也在逐步出清。约是2000年前后，旧货基本就没有了。

“故宫把东西清给了三间房。如果当时不是给了外贸，不可能成规模地拿到。”李屾说，约是1990年代末，外贸公司破产，处理存量资产时，这些没人要的残件被闷包分堆卖出了。

北京保利拍卖行图录称，这是清乾隆“第奉四六号”紫檀炉盖，紫檀木制，故宫千字文编号“第奉四六号”，“原10X号”子墨书款识。其依据是《故宫雕刻珍萃》P86（故宫博物院编）。

“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

当南方周末记者以北京保利的图录向故宫博物院三任文物保管处处长求证“京华余晖”专场拍卖品是否出自故宫时，对方均表示“不太可能”。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故宫”的拍卖品理解为商业时代的一场炒作。

“只能说，材料和做工跟故宫的类似，具体到这一件，我不能说这是故宫的。”针对这批拍卖品，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老处长梁金生谨慎地说。他家四代人生长在故宫，有“大内总管”之称。

梁金生表示，核实这批拍卖品是否自故宫流出，需要故宫的编号，“只要有这编号，我就能给你查出来。”早年名噪一时的“承德盗宝案”之所以败露，即是文物上确实标有“故字号”。2002年，一名故宫学者在认出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尊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身上带有故宫标识后报案。公安机关介入后，发现该文物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故宫调拨到承德外八庙，自此，当地的文物管理员李海涛10年的监守自盗终于案发，被判处死刑。

这样的前车之鉴决定着拍卖行对于故宫标签的审慎态度；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直以来，这些残件并不属于文物序列。

2010年，耗时7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刚完成历史上第五次家底清查，此次清查将文物数量精确到个位——1807558件。数量陡增约30万件的原因在于，宫廷文物和生活遗存越来越为故宫博物院所重视，数十万古籍善本、帝后书画作品、未流通的古钱币等首次被纳入“文物”范畴。

但眼下，故宫仍处于“后文物清理时代”，确实有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

1950年代文物清点过程中，本着分类保管原则，许多文物都与其包装分离了。玉器进玉器库，器物和包装分开，剩一堆盒子。而这些配件本身不算文物，顶多进入文物的附件序列。这样的分类保管给今天的清点带来不少麻烦。“比如水杯子，底下有一座儿，按理说座儿和杯子不能给人家分开，后来往往是分开了，现在想找这座儿，哪儿去了，就不知道了，找不到了。”梁金生说。

故宫需要整理的实在太多。宫内宫外，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的底座和画框找不着主，都当作资料堆放着。梁金生看着拍卖会图录上的杯子垫说：“像这样类似的东西，我们这儿多极了。”梁金生指出，这回有二十多箱资料没来得及整理，“那些肯定都是碎的坏的，里头有大器，可能还有明代的，但都坏成两半三半了。”而在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

在拍卖会图录和梁金生的亲历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他看到一块海水云龙纹黄花梨挂匾，说：“最近这两年发现几个顶柜，有房子那么高吧，整面儿都是这个。”

梁金生表示：“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啊！”

但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明清家具研究者看来，这559件残损的拍卖品大部分来自故宫。选材多是名贵的紫檀和黄花梨，雕刻和填金法“明显是宫廷造办处的手艺”。不少残件身上带着故宫的标识，诸如“乾隆御鉴甲”款，或者故宫旧时的千字文编号“第奉四六号”。

百年与一日

而对于这个热火朝天的市场，凡是跟康熙、雍正、乾隆沾边的收藏，钱途大好。王炯（化名）是第一个把宫廷残品成批放到拍卖平台上的推手。

山西人王炯，2000年到北京工作后，平时爱到潘家园、北京古玩城随便逛逛。他偏好这类宫廷残件，东一个杯座西一个漆盒地买。买久了，也就买到根儿上，东西都在几个藏家手里。

约是四五年前，他看到吴恺曾经见过的那一幕。进门以后，从地上到天花板，有摆的有挂的有摞的，全是藏品。“原来从故宫搬出来什么样，在他家看到就是什么样”：它们长期被放在库房里头，许多年过去，就像结了一层白霜。木器表面有一层多年积淀下的“钢皮壳”，这是目前科技无法仿造的。

“感觉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尾巴，以后的人不会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王炯说。

他决定不能单是蚂蚁搬家把东西堆到这儿，还要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整体面貌的呈现。

4月16日，北京保利“京华余晖”拍卖会。这天周末，场子爆满。遇冷百年的残件突然尘尽光生，它们被一浪高一浪的人民币所抬举，混淆着那段氤氲不清的历史，虚虚实实，变成了收藏时代的一场飨宴。

一位上海的藏家，“冲着一块匾来的”——乾隆时期的海水云龙纹黄花梨挂匾，刻有帝王之征的五爪龙。无底价起拍，他打算花20万将它拿下。哪知只几十秒，场上竞价就远远把他的心理价位抛在了后头。挂匾最终成交价80.5万元。上海藏家默默起身走人。

角逐的人们你追我赶地报价。往往只在拍卖师左右顾盼、技术性停顿的几秒之间，价格就往上蹿了几十万。一个落款“停云馆”的如意云纹紫檀盒，巴掌大小，成交价115万。三两块雕花的木头块，亦能轻松过万。一位琉璃厂的年轻商人花了上万的价钱抢到一堆碎木头片，事后他有点困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快有下家。“总不能手里拿着这些黄紫残片，对着下两代说着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神话。”

至于它们的用途，有人说买了修复用，也有人纯属兴趣爱好，买个老配件回家去配老古董，还有人提点南方周末记者，“器物和配件互为佐证，买个配件，里边装个什么佛，朝代就由你去说了。”

现场卖疯了，559件拍卖品，最后成交率95.89％，成交总额4009.71万元。

作为市场的推手，王炯却认为故宫出品的价值仍旧被低估。“这些东西卖了都非常可惜，这类收藏不可复制，民间不可能再有了。”他预计下半年还会有一场类似拍卖，“但东西会少一半”。

于是这些残品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珍视，而此时，它们的兄弟姐妹很可能还在故宫的某个箱子里睡大觉。观察者认为，决定它们百年价值所在的，也许是资本的狂热拥抱，也许是文化意识的自然觉醒，又也许是数十年的颠簸后，幸存者已经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