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喜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弱者的无奈与强者的傲慢――张志新罹难30年记念

弱者的无奈与强者的傲慢――张志新罹难30年记念 
   三十年前的4月4日，清明节的前夕，一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被处决了。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载文《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进一步披露这位女共产党员在狱中被轮奸、被逼疯，临刑前割喉管时她的脑袋被几条大汉强按在砖头上，疼痛使她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乃至于一位女看守因看不下去而昏厥。许多年过去以后，当初紧急奔赴沈阳写出报导的《光明日报》记者才披露：张志新已经是第三十几名被割断喉管再处决的“犯人”，而这个极其残忍的手段是一个法医提出、经省委批准后执行的。防的只是囚犯发出的声音。至于张志新之后还有多少人被如此执行，我们不得而知。从张志新的遭遇，我们才理解顾准的评论：“这不是阶级性，而是兽性。”在《国际歌》“让思想冲破牢笼”的伴奏声中，进行着如此原始的“武器的批判”，以消灭思想的任何闪耀，其“先进性”理应可以想见。
   1979年3月，当年决定处死张志新的辽宁省委重新决定为之“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同年出版的《辞海》便有了“张志新”词条，将其归结为“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的英雄。然而，再过了二十年，CCTV新闻联播频道为五十周年国庆开设的“共和国英雄”栏目中，却没有张志新的名字！不止是CCTV ，所有媒体在回顾雷锋、焦裕禄等数百位“共和国英雄”时，都没有提及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王申酉……。显然，如此倾向性的宣传里，必定有“革命利益”的需要，思想对于这需要是不合时宜的。革命不需要思想，一旦革命者都有思想，革命队伍就失去了“步调一致”的保证；革命需要绝对盲从，需要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之类服从的楷模。
   所以，张志新之类“英雄”是不宜提倡的。他们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只能换回“平反并恢复名誉”而已，那也是革命的利益需要这种“平反”，仅此而已。如果超过这个“度”，让思想泛滥开去，令弱者骄傲过头，“革命利益”就有受损害乃至败亡的危险，强者的悲哀将无法收拾，那是不允许的。《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写道：“‘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３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不识时务的《南方周末》在两千年6月16日第一版上又说起了张志新，还刊发了她的照片。这篇《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的文章披露，张志新之被杀，并不仅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是对毛泽东的功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摘引了一段张志新的话：“中国共 产党从诞生以来，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当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张志新还对“文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她还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提出质疑：“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我们不难发现，也许出自真诚，也许仅仅是本能的风险规避，无论是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还是王申酉，无一不是在歌颂或肯定了毛泽东之“伟大功绩”之后还指出了他的不是之处的。并没有离经叛道，仅仅只是“添砖加瓦”似的建议；并没有异端思想，仅仅只是维护既有的游戏规则。然而仅仅只是这“指出”，尽管历史已经证明它是对的，却难逃杀身之祸。张志新是一位补天的“女娲”，用自己的痛苦乃至生命去补她理想中的“天”；她绝非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的“共公”。
   1969年4月“九大”通过的《党章》第五条明文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9月，这个章程的墨迹未干，张志新因行使了《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被关进监狱，又是一个“阳谋”！即使她违反了《党章》之规定吧，一个什么样的党，它的组织机构有权处死自己的党员呢？答案是唯一的：黑手党！答案又是不完全的，因为即使黑手党，它如此行动之后还须逃避法律的惩处；而另一个组织的处决却堂而皇之行使着法律的名义。
   张志新被平反之后，又成了革命烈士，无数的赞誉沓至纷来。为这条不屈不挠的生命，无论怎样歌颂都不为过，但无论对张志新，还是别人，把她歌颂成“名副其实的强者”却说不过去。她是真正的弱者，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仅仅因为思想，被监禁，被批斗，被施以酷刑，被轮奸直至被割断喉管再行处决，哪里还有一点“强者”的影子？“强者”只是权力。“解铃还须系铃人”，倘若没有权力的默许，她依旧是在旷野里飘荡的冤魂，所有的歌颂都不会存在，只剩下口沫横飞的讨伐，至多隐含着些许“违心的”讨伐。至于苟活着的弱者，惟有沉默的同情与恐惧的颤慄而已。
   于是我想说：张志新依旧是弱者的无奈，强者的傲慢。中国那句老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她没有“咬人”，只是胆敢叫唤几声罢了。可对于所有不敢叫唤的兔子而言，那只敢叫唤的兔子就是英雄！可对于饲养兔子的人而言，自己训养的兔子竟敢叫唤，则是莫大的羞辱。杀掉敢叫唤的兔子“以儆效尤”就是必要的，否则不能使95%以上的兔子继续地不叫唤。张志新被杀害之后一年，大群的兔子跳出来呐喊了，虽然强者依旧是强者，只不过恰如《诗经》所咏：“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于是读到他老人家伤心啼哭的许多回忆。
   也不知何故，在思考张志新的时候我想起耶酥。耶酥被犹大所出卖，张志新遭女干部告发；耶酥拒绝逃亡，张志新拒绝忏悔；耶酥被迫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张志新自觉地背负起更沉重的无形的十字架；耶酥被钉死在自己背上山的十字架上，张志新被自己背负的十字架夺取了生命；耶酥被罗马士兵用刺扎了头骨，张志新被自己的同志割断喉管；耶酥临死前叹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张志新却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倘若她没有被割断喉管，她会说：“党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吗？所不同的是，张志新的时代较耶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千年！
   16世纪宗教改革家、法国人加尔文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则说：“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美国左翼老报人I.F.斯东独自创办了曾经发行“一个人的周刊”《I.F.斯东周刊》，不要小瞧这份办了19年的周刊，它的长期订户名单就是一份文化名人名单：爱因斯坦、罗素、罗斯福夫人、吴丹……，玛丽莲.梦露还自掏腰包为全体国会议员订阅。斯东说：“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想说的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言”。）
   张志新，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印记，一个即使在中世纪也属黑暗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