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贿选案魏小鹏:图书馆员应有的形象及修养

范逸清
字数：2900  

摘要　撷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三个图书馆员形象，分析作家眼中的图书馆员形象以及他们所具备的修养，探讨当今图书馆员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改善服务、重塑形象、提升修养。
　　关键词　图书馆员　文学作品　职业修养
　　
　　文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有时是平面镜，真实地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的看法，有时是哈哈镜，夸张地表达了一些顽固的认识、深刻的偏见。但不管是平面镜还是哈哈镜，反射的景象多多少少总与描述对象的一些表现有关。文学作品中的图书馆员也是千姿百态的，反映了社会对图书馆员的各种各样的看法，了解这些人物形象和人物所具备的修养，对当今的图书馆员们改善服务、重塑形象及提升修养是有所帮助的。
　　
　　1　文学作品中的三个图书馆员
　　
　　1.1汪曾祺笔下清贫古怪的图书馆员
　　著名作家汪曾祺于1939年在昆明考取大学，在等待开学期间，几乎每日去翠湖图书馆，对图书馆印象极佳，记忆深处的一个馆员清贫、孤独，专业技能却异常熟练。《翠湖心影》中有一段描述：
　　就是到翠湖图书馆去看书。这是我这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
　　在汪曾祺的眼中，图书馆似一道观，读书人犹如“修道士”。图书馆又似一座“白塔”，有文明之源——希腊小庙之意。在汪曾祺的印象中，翠湖图书馆门前摆放着许多盆“白茶花”，洁白而单纯。图书馆员是一个“妙人”，和读者一起修道，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有时去早了，门未开，只得在外面等待，馆员即使来了也不声响，开了门，脸上没有表情，径直走进阅览室，将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读者也就开始借书读书了。图书馆的藏书搁在楼上，楼板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洞，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程序是：
　　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作“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作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汪曾祺说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从描写笔调可见，这种借书手段的便捷是受读者欢迎的。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不少，有善本。图书馆员的形象给作者的印象特别深刻：
　　大约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拔，拨到十二点：下班!
　　汪曾祺说他们对那种拨钟计时的方法没有意见。因为毕竟是刚考取大学的学生，也不一定要看完哪一本书，到图书馆里来也只是想享受一点安静和放松心情。他说那时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探案一类的书，什么都要看。可是当1946年离开昆明以后，时常牵挂的仍是那位平凡而清贫的图书馆员，连同他的形象和熟练的技能中透出的修养。不然汪曾祺怎么可能在38年后对图书馆和馆员还保存着一份眷恋，而使他在《翠湖心影》中表达了他的思念和遗憾：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书管理员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僻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
　　当然，汪曾祺所说的“孤独、贫穷和怪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低调的赞赏，他赞赏的是图书馆员的默默奉献。
　　
　　1.2阎连科笔下崇拜图书的图书馆员
　　作品风糜当代的著名作家阎连科，曾在部队图书馆工作三年。他在小说《受活》中，描绘了一个圣殿般的“图书室”：主人公柳鹰雀的养父是一个社教图书馆员兼教书匠，不得志且心高气傲，临死前托付一个心愿给16岁的养子柳鹰雀，嘱其将来有出息了，一定要当一个副县长。在养父心目中，副县长的地位算是有出息了，但仍超不过自己从事过的图书馆员兼教师的地位。养父认为一般人是不能达到他这样的境界的，即使从小在自己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养子也不可能有所超越。在养父的心目中图书馆员是天使，与神相联，非一般人能担当。可是养父要死了，16岁的柳鹰雀怎么也不明白养父嘱其去看一间屋子的意图。但他牢记养父说过的话，说看了这间屋子就会努力和有出息的。
　　当鹰雀看到三间库房里除了养父用过的一些教学用具和课本、资料外，其余就是堆满书架的一间图书室。屋子很安静，他开始沿着书桌往里走，只见书桌上堆满了码砌的书，只是和别的图书室、资料室不一样的是按作者姓名分，一个作者罗列成一层。每个作者的书都码成了塔状。一层、二层、三层，到了塔顶就只有几本竖在那儿了。因为养父是社教的图书馆员兼教师，所以没有小说之类的书，只有政治、经济和哲学类的书。养子鹰雀看到：
　　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布纹封面全集，还有他们著作的分册。有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还有黑格乐、康德、费尔巴哈、圣西门、傅立叶、胡志明、季米特洛夫、铁托、金日成等等，有的一种书就有上百册，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论》和《列宁文集》，有的却只有一本半册，如霍尔巴赫的《被揭穿了的基督教》、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和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斯密的《国富论》。
　　其中有一摞堆放在塔式书堆顶上最显眼的书被鹰雀看到了，那是四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和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那是养父最敬佩的人物的著作。养父用红笔构画突兀线条，示书中之要点，将马克思著作画成塔尖，后追随者以加红线作区分。在恩格斯著作里划一条铅笔线，在列宁著作里划两条红线；在斯大林著作里划三条红线；在毛泽东的著作里划线最多，具体如下：
　　……发现在毛泽东的塔格的底层里写着癸已蛇年毛泽东出生于韶山冲一户农家的字下面画着两条红，而在第九格里写着丁卯兔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字下面画着两条红；在第十层格里写着秋收起义四个字的下面画着三条红，在乙亥年毛主席过了四十一岁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的下面画了三条红，在乙酉年毛主席刚过了五十一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字下面画了五条红；在顶格里写着壬子年成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一行字下面画着九条红……
　　在层层格格的书堆中，养父按自己的意愿加以区分。第一层书格是马恩列斯毛著作，这显然符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分类标准；第二层书格是养父毕生从事的图书馆员兼教师的著作；第三层是国家干部的著作；第五层是公社书记的著作；第八层是副县长的著作；第九层是县长的著作，再上面就只有塔格，再看不见什么了。
　　从这些描述中可看到作家阎连科的狂想，从第二层一直想到第九层：
　　书、书塔、书塔顶上夹的纸页，纸页上画着的塔格和每一层塔格里写着的伟人的生平和功绩，还有

那书中总是生平出身越是卑微越多的红线和权职越高、越大才越多的红线条。再还有什么发现呢?确实是什么也没有了。……而唯一越出他所知的，是他没想到恩格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家里竟是资本家。没想到资本家的孩子竟一辈子在替穷苦的工人阶级说话与做事。没想到列宁的家庭竟是一般工人家庭，没想到这么伟大的人，家庭会一般得如山林中的一棵树。没想到斯大林家里是农奴，父亲是鞋匠；没想到鞋匠的儿子到末了让全世界人都刮目相看了。没想到毛主席比谁都伟大，可家里也靠种地打粮过日子……。
　　当养子想找养父探讨时，这位图书馆员兼教师的养父已经跌倒在地，永远离开了他的养子。
　　作家阎连科在《受活》中描绘的图书馆员的形象既清高又孤傲，兼具教师无私奉献的品质。这个图书馆员在平日的图书管理工作中，细致地将书罗列，并按一定标准分类排架，以便引导读者按其意图检索到想推荐的书。当这个社教图书馆员在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唯一的心愿就是要让青年读者到图书馆里来阅读他所珍藏的书。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让16岁的养子来到他一生工作过的图书室，是为了展示他一生的杰作，他是带着骄傲的。他这一生的图书馆员生涯，除了伟人，有谁能和他相比呢，他的这种崇高的职业感是他直面人生的一种满足。可是在满足之余，仍存有一种剪不断的柔情，那是最后缠绕在心底的一个愿望：启蒙于少年读者，让他们在图书馆里阅读伟人的书籍，找到伟人的连同他自己的品质和修养。他的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愿望，难道不深深渗透在读者的心目中吗?
　　
　　1.3季羡林笔下博学敬业的图书馆员
　　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毕树棠可以称作图书馆员的榜样。
　　毕树棠先生在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期间，结交许多知名教授和学生，精通英文，翻译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时被译为《密士失必河上》，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之后翻译英国司各特的小说《圣·罗南之泉》，近期由清华大学图书馆整理完毕。
　　季羡林先生在《温馨的回忆》中专门写一段回忆毕先生：“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显而易见，毕树棠先生是一个快乐的图书馆员，人际关系融洽。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了1930年代的清华时光，说：“60余年后回忆，那图书馆柔美外观的背后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西文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经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了。……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鋐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披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了。”毕树棠先生在学术大师季羡林和何炳棣教授的眼里，是一个既随和又勤奋的图书馆员，他和同事和睦相处，钻研业务，一起将西文编目工作搞得如此出色，在搞好编目的同时，还选择西方优秀的书籍来翻译，不能不说他的学术水平和修养是极高的。
　　
　　2　图书馆员应有的形象及修养
　　
　　以上是从文学作品中选取的三个图书馆员的形象，三个作者从不同的文学角度进行人物的描摹，说明他们是在观察了现实人物以后加工而成的。三个图书馆员的独特形象和所具备的修养，留给了读者深刻的印象。在普通人的眼中，图书馆员的工作是平凡的，不会有惊世骇俗的业绩，可是，就是这平凡的工作，却影响了日后的知名作家和学术大师，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业绩吗?也许，图书馆员平日的形象留在读者的印象中就如陈老莲画中那种古典，可是能想象得到馆员的内心深处涌动着的是多么巨大的热情，就象柳鹰雀的养父柳老师那样，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仍然热望着对青少年读者的启蒙。这也许就是绝大多数图书馆员的职业品质——无私、高尚。
　　对每一个图书馆员来说，不管你进馆10年、20年，甚至年限更长，不管你的工作是否得到承认，岁月的风沙已经将你的身影镌刻在图书馆这块招牌上了，你不感到骄傲吗?当你每一天踏进图书馆大门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你职业生涯的感受：你是带着古典的沉静?你是带着变幻的理想?还是带着交往的快乐?
　　
　　2.1古典的沉静
　　有一本书，在谈到图书馆员应具备的精神的时候，列出了影响馆员心情的几个因素，其中之一是：“由于图书馆强调安静的氛围，工作强度较大，职工之间不被允许也没有时间交谈和倾诉。这些特定的工作环境和职业特点不利于图书馆员个性的发挥及情绪的释放，尤其是和女性图书馆员的心理特点反差较大……”这个分析对于女馆员来说，是十分贴切的。
　　女性天生喜欢拉家常，若能在聊天中将自己在工作和家务中所产生的不良情绪全部释放是最开心的，可是图书馆安静的氛围偏偏不允许。也许在外界看来，图书馆的工作是轻松惬意的，殊不知在每天接待读者的过程中，要花许多时间去做整理书籍、上架倒架、调整书库以及编制专题书目等工作，那是为了进一步搞好读者服务。如果要将这些工作真正做到位，可以说八小时内几乎没有空闲，更谈不上彼此之间有工作外话题交流的机会。久而久之，女馆员的心情就如上述所说的会产生郁积。但不管怎样，无论是男馆员还是女馆员，要是能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就能在长期安静的环境中逐渐养成享受寂寞和不浮躁的品质。这种品质很像汪曾祺笔下《翠湖心影》中的那个带有陈老莲画像里的古典的馆员：默默地忙碌和修道，像蜜蜂采蜜，像春蚕作茧，将花粉和丝线留给读者。
　　
　　2.2变幻的理想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又说“从伟大崇高到荒谬可笑，其间只相差一步”。图书馆员常年伴随的是书籍，高高的书架上堆集着科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书籍。所以，馆员对于各个领域的伟人是了然的。就像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中的那个社教馆员，他崇拜的是政治家，以至于将他们的书籍码砌成塔状。馆员们天天与书打交道，在经典名著的感召下，没有目标和理想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每个馆员的追求不同而已。馆员从一进图书馆的那一天起，就想当一个有出息的馆员，当然这个“出息”含义多样。就像《受活》中的柳老师也算是有“出息”了，因为他一生经营了自己心目中的图书室，让16岁的少年读者得到了启蒙。也可以说，浸润于书香世界的馆员又好像晋代傅玄在《太子少傅箴》中所说的：“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身上始终带着书卷气，有着不固定程式的变幻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时而吻合中国传统的儒家“入世”观，时而吻合道家的“出世”观。也许终因职业原因，以至于使理想往往成为乌托邦。但是，馆员们跟着接触的书在不断变幻和调节理想，人生也就没有遗憾。
　　
　　2.3交往的快乐
　　有一个图书馆学家，在谈“图书馆交流”的时候说：“图书馆是交流的枢纽，是文献交流的枢纽，是信息交流的枢纽……我们就把它称作‘图书馆交流’。图书馆交流是交流发展到一个美妙的，甚至是神奇的境界……，很可能是最为平等的交流。”这一点，确实讲得很对。图书馆在交流过程中能使人和世界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的起源是图书馆员所做的细致的文献信息加工，将书籍中对人类发展和进步有用的东西加以传播和交流。这样的工作早由毕树棠先生做过了，季羡林先生和何炳棣先生都给予了赞美。这令今天的馆员对于毕先生的业务精湛佩服不已。再回想毕先生的馆员生涯毕竟有一些遗憾：假如没有那一段政治运动的蒙冤，该是多么幸福和美满。
　　翻阅历史，风风雨雨已成昨天，再看今朝，有哪个图书馆员不想徜徉在快乐之中?那亲如师生的交流，那信息融通的愉悦，使馆员看到职业的真正价值。工作之余，笔者时不时重访某镇，目赌当年亲建的乡镇图书室几近瘫痪，十分心痛，这种别样的职业情结远比汪曾祺怜惜“翠湖图书馆”的情结更沉重。
　　图书馆是智慧和文明的象征。图书馆员是智慧和文明的布道者和修道者，难道不应为此感到荣幸吗?图书馆员应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觉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