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名单的主演:中国远古暨三代生活习俗

六、中国远古暨三代生活习俗

[日期：2007-10-17]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未知 [字体：大 中 小] 中国位亚洲东部太平洋的西岸，东临朝鲜、日本，西靠印度、尼泊尔，
北依蒙古、哈萨克，南邻缅甸、老挝和越南。
中国幅员广阔，地形复杂，地大物博。大江小河纵横密布；平原丘陵广
袤发达；气候干湿冷暖类型齐全，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生态环境千差万别，
故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古今人类生活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
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的创造发明震撼世界，中国古
代的人类生活独具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息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的古代
先民，以其光辉灿烂、彪炳千古的物质文化享誉世界，跻身古代文明四强之
列。这是中国传统的骄傲，也是中国发展的自豪。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策源地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
起源地之一。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昭示的中国古人类的发展，迄今至少已有
约200 万年的历史。四川巫山猿人、云南元谋猿人、山西西侯度猿人文化的
发现和认定，谱写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类历史。从巫山人、元谋人、西
侯度人伊始，中国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涌现的
人群文化先后有陕西蓝田人、北京人、山西南海峪、河西坡、许家窑、等文
化，河南南召人、陕县侯家坡、三门峡水沟、会兴沟、渑池青山和任村等文
化，陕西张家湾、卧龙坡文化，辽宁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喀拉沁鸽子
洞人或文化，湖北石龙头、龙骨洞、白龙洞人或文化，安徽和县龙潭洞人，
贵州观音洞、桐梓人或文化等，广东马坎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四
川贵阳人、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等。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是中石器时
代和新石器时代，代表文化主要有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
山西、陕西、宁夏、西藏、新疆和广东等地发现的细石器文化；以河北磁山、
河南裴李岗、湖南彭头山、湖北城背溪、山东后李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早期文
化；以陕西半坡、庙底沟等为代表的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以陕西、河南、
山东、山西等地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之后便是
夏、商、周三代。中国远古暨三代的时间包容，上始于距今约200 万年的旧
石器时代早期，下止于公元前800 年左右的西周晚期。此一大阶段人类社会
生活形成的各种具流行性、惯常性和趋向性的动作行为和精神意识，构成了
中国远古暨三代生活习俗史的全部内容。
中国远古暨三代生活习俗史的内容，与其它洲际地区相类，大致可从日
用品的制作和应用，早期性生活与婚姻、饮食与穿戴、居住、交通和游娱、
丧葬等等方面来展现。
1.日常用品制作与应用习俗
中国远古暨三代时期日用品的制作与应用习俗，与同时期其它洲际地区
相比，特色至为明显突出，其具体内容也较为丰富多彩，日用品的种类按质
区分，至少有石、木、陶、玉、骨角牙、介壳、铜、铁、金、银、铅和锡制
品等等。
（1）石制品
中国远古暨三代的石制品在制作上经历了从粗至精，从打制到磨制，从
大型向小型发展的过程和从种类单一向丰富发展的倾向；在应用上则始终占
据着日常用品中最重要的地位。
在云南元谋人和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的打制石器，是目前中国考古
发掘品中最早的石器，它们标志了中国打制石器习俗的产生迄今至少可上溯
到距今100 万年——200 万年时期。
打制石器习俗是石制品生产习俗中发生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习俗，它
发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并是整个旧石器时代最昌盛、最流行的日用制品习
俗。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中国打制石器的品类主要流行有石片制品和石
核制品，其中前者居多，具体器形是刮削器、砍伐器（砍砸器）、尖状器、
两端刃器、斧状器、小尖状器、石球、石坠、珠、石锤、石锥、雕刻器、端
刮器、石钻、小砍斫器、石砧、两极石核、楔状石核、柱状石核以及新石器
时代各种磨制石器的坯料、半成品等等。其中刮削器的发生和流行时间最早、
最长，石坠、石珠则首开石制装饰品制作和应用之先河。
中国细石器制品的使用和制作习俗，大约渊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距
今3 万年至1.5 万年期间的山西朔县峙峪、阳原虎头梁、沁水下川等遗址，
已发现中国迄今最早的细石器制品，它们标志了中国细石器制品至少在旧石
器时代晚期便已出现并开始流行。到了距今1.4 万年至1 万年左右的中石器
时代，细石器生产工艺开始走向成熟，制作和使用细石器制品的习俗也获得
了空前的大发展，乃至成为中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以陕西大荔沙苑、
河南许昌灵井、山东临沂凤凰岭等为代表的中右器时代遗存，是流行细石器
用品习俗的典型代表。细石器的制作和应用习俗，在新石器时代如广东南海
西樵山、四川广元中子铺等遗址中仍十分流行。夏商时期则仅见到这种用品
的零星孑遗。中国细石器制品的种类主要见有雕刻器、尖状器、石砧、石镞、
圆头刮削器、船形刮削器、石锯、琢背小刀、其它各种形状的刮削器、石叶
和锥状、半锥状、扇状、楔状、棱柱状、漏斗状石核等等。
中国磨制石器的习俗，始行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有近1 万年的历
史。从早期到晚期的整个新石器时代，是磨制石器习俗由初兴向渐盛和风靡
至极发展流播的时代。夏商周三代，虽然金属器制品已获得空前的发展，但
传统的更具大众性，实效性的磨制石器习俗，在日用品领域中仍然占有不可
取代的席位。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磨制石器，磨制工艺由粗至精，
器形由少而多，主要器类见有磨盘、磨棒、杵、铲、刀、斧、锛、凿、刮削
器、磨石、镰、矛、耘田器、锄、网坠、石球、犁、纺轮、石臼、镞、弹丸、
璧、瑗、环、璜玦、琮、圭、璋、觿、管、珠、牌饰、柄形饰、戈、钺、戚、
簋、豆、盘、皿、尊、觯、俎、磬、各种雕塑品、柱础石、石范、砚、石棺、
石椁等等。
（2）木、漆制品
木制品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日用品之一，木制品的开发利用习俗也是
最古老的习俗之一。中国远古暨三代木制品的开发利用经历了粗木制品向髹
漆制品发展的过程。木制品的前身是未经人类加工过的原木棍、棒（树干、
支等），早在距今300 万年以前的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已凭本能和攫取
食物需求而学会了利用和使用原木棍、棒，当最早的石器制作促使猿变为人
之后，利用石器来加工制作木制品或利用木棍、棒来敲击制作石片器的习俗
便随之应运而生。
中国目前尚未发现确凿的旧石器时代的木制品实物，这大致与木制品的
不易保存原因有关。但未见这种木制品的实物出土，并不等于中国旧石器时
代就不存在加工制作和应用木制品的习俗。从实验考古学角度和与国外同时
期发现比勘情况看，旧石器时代的木制品基本都是利用打制的石片或刮削器
加工而成的，反过来，相当多的打制石片或刮削器也曾经受过木棍、棒的敲
击作用而成，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大量的石片器和刮削器的出土，暗示了木
制品的制作和应用习俗，在当时不仅诞生和应用，而且还十分地盛行。当时
的木制品，应主要是适应采集和狩猎经济以及石器加工的形式不定的圆木
棍、棒。中国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关木制品的考古痕迹，目前也
十分罕见，估计当时的木制品既继承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又在器物种类和加
工水平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如中石器时代中的细石器便是一种与木制柄把结
合的石制品，木制柄把的制作能力是可以显示出当时制作其它日常木制品的
能力。
中国确凿的木制品出土证据，见于距今6000 多年至4000 年前后的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浙江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余杭反山、
瑶山、庙前、宁波慈湖、江苏常州圩墩、吴江梅堰、溧阳洋渚、吴县澄湖古
井、台湾台北芝山岩、山西襄汾陶寺等等遗址，均先后发掘出土了数量不等
的木制品实物，其中包含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这些木器制品的
较大量出土发现，表明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木制品早期发展至为
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木制品制作使用习俗迅速普及流行的时期。此外，在
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品中，尤其是那些有穿孔的工具制品，
比勘民族学资料可知，其中不乏要与木柄、把结合使用的用具，故新石器时
代事实上还流行有在石器工具上安装木质柄、把的习俗。木质制品具有取材
方便、加工制作成型容易、柔韧而不惧摔碰的特点，但同时又具有易氧化脱
水变形，器表缺乏光泽的弱点，为弥补木质制品的弱点，人们发明了在木器
上涂漆的工艺，这样便使原始的裸木制品演变为先进的髹漆木制品。中国髹
漆木制品的发明，据目前发掘资料所知，始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初，浙江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其外表残见薄薄的朱红色
涂料层，剥落较严重，略显光泽，经鉴定其涂料是生漆，这便是中国迄今所
见最早的髹漆木制品，它的发现说明中国的髹漆木器工艺和习俗，至少在距
今6000 多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便已发生。《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
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褥之利，以教天下”，类似的传说亦见诸《世本·作
篇》、《白虎通》、《拾遗记》等古籍。将古代传说与考古资料相验证，不
难看出，传说的内容正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木制品制作和应用的具体写照。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流行木漆制品主要有刀、矛、镞、纺轮耒、耜、筒、
器把、碗、建筑构件、案、俎、几、匣、盘、斗（勺）、豆、仓型器、鼓、
舟船、棺、椁、铲、桨、杵、锤、棍、棒、蝶形器、齿状器等等。
夏商周三代，在新石器时代木制品发展的良好基础上，又在不断变化、
不断创新，并朝着精工细作，实用华贵的方向发展。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
木耒痕迹、漆觚、鼓、钵等用器和木棺葬具等，以实物形式体现了夏王朝时
期木漆制品盛行的情况；《韩非子、五蠹》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
以为民先”，《史记、夏本纪》说禹治洪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
乘橇、山行乘■（音局）”，《庄子、天下》说：“禹亲自操櫜（音驼）耜”，
禹所乘的车、船、橇、■和手持的耒、臿、耜等均是木制品；《韩非子、十
过》说：“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这里的祭器显然是木漆
器；禹为夏启之父，按文献传说禹时的木漆器制作加工和应用已相当普遍流
行，那么，夏启和夏王朝时期盛行木漆制品制作应用习俗也自在情理之中；
显然考古资料和文献传说都对夏王朝时期木漆器制作和利用习俗的流播情况
都作了重要的说明。河南安阳殷墟小屯YM388 发现的木漆豆、罍，加工精细，
花纹繁缛，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有木漆盘、盒等制品，殷墟遗址、墓
葬中经常发现留在坑壁上清晰的木耒痕迹，湖北圻春西周早期遗址发现过一
件彩残漆杯和一件木瓢，北京琉璃河西周墓葬发现过木漆觚、罍、豆、俎等
制品，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过包括豆、盘等器形的多件西周漆木制品。
上述发现，有力地说明木漆制品在商代和西周时期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发展。
结合商周时期盛行马车，牛车、舟船和棺椁葬具等大型木制品的制作与应用
的情况可知，商周时期当是中国远古暨三代木漆制品加工制作、工艺水平以
及普及流行的巅峰时期。
（3）陶制品
中国陶器制作技术和习俗的渊源，迄今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西
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发现的陶片，是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陶制品，
距今约有8000 至1 万年左右的历史；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目前所知最早使用陶
制品的遗址有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山东后李等，其年代约在距今8000
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澧县彭头山、石门皂市、湖北城背溪等遗址，则
发现了距今8000—9000 年左右的陶制品。以上发现情况表明，中国陶制品的
制作和应用习俗，至少在距今1 万年前后便已发生并流行。中国古文献如《周
书》“神农耕而作陶”，《世本·作篇》“昆吾作陶”，《吕氏春秋》“黄
帝有陶正昆吾作陶”，《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陶”等记述，显然应是
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习俗初现的一种拟写；新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陶
制品主要是泥质和夹砂的红陶制品，灰陶制品极少，主要器形有杯、碗、盘、
钵、三足钵、双耳壶、三足壶、三足罐、鼎、深腹罐、豆、盂、勺、支架、
器盖、纺轮等等。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陶制品蓬勃发展、广泛应用和流行的最重要、
最鼎盛的时期，其质地和器形种类十分丰富多彩，制作逐渐精美，装饰工艺
也十分发达。流行的质地品种主要有泥质和夹砂的器表饰以黑、红或白彩的
“彩陶”，泥质和夹砂的灰陶、磨光黑陶和蛋壳陶等等；器形种类很多，不
同的遗址有不同的特色，概括而言，则主要有锉、纺轮、陶拍、环、网坠、
球、尖底瓶、钵、碗、釜、灶、盆、鼎、豆、甑、罐、鬲、斝、甗、盉、鬶、
尊、杯、盂、瓮、壶、瓶、背壶、匜、觚形杯、缸、盔形器、釜形鼎、器盖、
支座、觚、簋、器座、碟、勺形器、埙、陶祖和其它陶塑像等等。
从夏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文明国家阶段，据相当于此时期的二里头类
型文化遗址的发掘成果看，当时尽管已出现了青铜制品，但制陶的习俗仍然
风行并占据经济主流，陶制品仍然是最重要、最常见的生活用品。当时流行
的陶制品主要是夹砂和泥质灰陶，器形种类主要有鼎、鬲、罐、簋、盆、研
磨器、觚、爵、盉、尊、豆、澄滤器、缸、甑、斝、甗、三足盘、瓮、壶、
角、杯、网坠、铃、埙、器盖、陶拍、动物塑像、陶范、坩埚等等。
商代、西周时期，是青铜制品的发达鼎盛时期，但陶制品在社会生活中
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制陶和用陶习俗依然十分盛行。据考古资
料，商周制陶业除秉承以往的传统工艺外，还发展出釉陶工艺，白陶工艺则
在新石器晚期和夏代的发展基础上，又上一台阶。商周时期的陶制品，除常
见的泥质和夹砂灰陶外，硬釉陶、白陶制品尤为引人注目，白陶制品的流行，
为商王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釉陶制品又称原始瓷，商代、西周均在致力
发展，其为后来瓷器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商周时期流行的陶制品主要有
盆、甑、簋、瓮、鬲、甗、觚、爵、豆、鼎、皿、尊、觯、罍、卣、斝、盉、
罐、盘、角、盂、壶、瓿、陶拍、陶印模、陶水管、研磨盆、陶纺轮、网坠、
陶刀、杵、研磨棒、陶范、板瓦、陶贝、筒瓦等等。
（4）玉制品
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美有五德者”，现代地质学知识昭示：
玉分硬、软两种，硬玉即矿物中辉石的一种，主要成分是硅酸纳和硅酸铝，
硬度在7 以上，比重3.3，如翡翠等；软玉是矿物中角闪石的一种，主要成
分是硅酸钙，硬度在6—6.5，比重2.9—3.1，如碧玉或青玉、白玉等。古人
所称的玉，基本上都属软玉范畴，中国远古暨三代的玉质出土品，都属软玉。
中国玉制品的渊源及用玉习俗的始兴，据考古资料，迄今可上溯到新石
器早期阶段，内蒙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的玉玦、坠饰和锛形器，
是中国现知最早的玉制品，其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6000 年左右。
浙江河姆渡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江苏、浙
江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广东
曲江石峡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等发现的玉制品，表明了新石器时代中、
晚期，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地区都基本上普遍流行着制玉和用玉的习俗。玉
制品在此时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日用制品。此时期的玉制品种类，已见有
璜、玦、管、珠、铲、指环、臂环、笄、镯、环、琀、琮、璧、瑗、斧、坠
饰、片饰、动物塑像等等。
《帝王世纪》“（禹）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
国，”《史记·殷本纪》：“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
玉”，《淮南子·说山训》：“■（和）氏之璧，夏后氏之璜”，《淮南子·精
神训》：“夫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以上记述表明，夏
王朝时期，不仅盛行制玉习俗，而且玉制品更是成为财富、礼品和信物的象
征物之一。“夏后氏之璜”指的是玉璜，其在商周时期十分闻名，堪与稍后
东周时期的“和氏璧”相提并论，是先秦时期人们梦寐以求的优质宝玉制品。
经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曾出土较大量、精美的玉饰品，这些出土玉
制品，以确凿的实物资料佐证了文献传说的一些真实成份。二里头文化所见
的玉制品种类主要有柄形饰、戈、钺、刀、玉版、琮、柱、筒、玦、铲、圭、
璋等等，它们反映了夏朝时期玉制品流行器类的一般情况。
商朝的玉器制作和应用习俗，可谓比夏王朝有过之无不及，风靡至极。
玉制品是商代奴隶主贵族十分珍视的贵重礼器和装饰品。以郑州二里岗、安
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迄今已发现数以万计的玉制品实物，这些出土实物
充分说明了商朝玉制品手工业的发达和尚玉习俗的流行盛况。商朝人上至王
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为显示权力、财富和炫耀华美，一般都佩戴玉制品，
并流行将玉制品作为祭祀品和殉葬品的习俗。如殷墟妇好墓殉葬玉制品多达
755 件，其制品包括容器和各种仪仗器，还有各种人形、动物形线雕、浮雕
和圆雕作品，选料精到，刻划细腻，雕琢适度，比例匀称，构思巧妙、刀法
娴熟流畅，给人一种玲珑华贵、栩栩如生、美不胜收的质感，堪称商朝玉制
品的杰出代表。妇好墓拥有的众多的玉制品殉葬，也深刻说明殉玉习俗在商
代王族、贵族中流行的盛况以及玉制品在表彰商代礼制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殷墟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平民墓，以玉制品作殉的为数不少，这说明用玉、殉
玉的习俗在商代全社会中都是风行的。《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
具乃贝、玉”，《周书、世俘》：“商王纣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
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此两则记述从文献学的角度指出
了商朝制玉和用玉习俗的流行盛况，与考古发掘揭示的情况基本相应。商代
玉制品的种类丰富多彩，主要流行的器形有璧、瑗、环、璜、玦、琮、圭、
璋、觿、管、珠、牌、琀、戈、矛、钺、斧、戚、刀、铲、簋、豆、盘、皿、
尊、觯、俎，各种动物形雕像，人形雕像、磬、瓿、柄形饰、■（扳指）、
调色盘、梳、耳勺、匕、笄、镯、坠饰、串饰、锛、凿、锯、镰、纺轮、小
刻刀、镞、臼、杵、勺等等。
西周时期的制玉和用玉习俗，基本保持了商代以来的盛势。考古发掘的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曾发现玉制品数百件；山西天马——曲村西周晋侯墓
地，近年发现成套、成组的玉饰制品；陕西宝鸡茹家庄墓地风行殉玉的习俗，
据统计，仅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玉石器就达1300 多件。加上其它地区历
年发现发掘的玉制品，西周时期玉制品的出土总数，可谓洋洋大观，与商代
不相上下。如此大量的西周玉制品的出土，有力地揭示了西周时期用玉、制
玉以及殉玉习俗流行的盛况。据文献记载，西周的制玉、用玉已形成一定的
礼俗制度，《大戴礼·保傅篇》：“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
衡牙，玭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诗·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
束之，杂佩以赠之”，《诗·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
葱珩”等，都是表述成套佩玉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见相类记载和天马——
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成套佩玉情况，可与史藉记载互相引证。《周礼·春官·大
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
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是表述玉制品区别身份等级。《尚书·金膝》：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这是表述周公用玉璧、
圭祭祀周先公先王的事情。结合考古材料分析，西周时期以玉别等级、以玉
祭祀的习俗已经发生流行当是事实。由此而知，西周的制玉、用玉习俗已开
始渗透到属意识形态的礼制制度中，并形成了较严格的、较讲究的用玉制度。
西周时期流行的玉制品种类也很多，主要有玦、璧、环、瑗、璜、圭、璋、
琮、柄形饰、项链、板、璇玑、串饰、贝、匕、戈、斧、戚、刀、锛、钺及
各种动物形雕塑等等。
（5）骨、角、牙制品
骨、角、牙制品制作和使用的习俗发生时间很早，流行时间也相当长。
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曾出土了一件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上面保存了
左右两段鹿角，其中左角的一段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切痕的横断面呈“V”
形，这是制作角工具留下的痕迹，它意味着中国远古人类制作骨角器习俗很
可能渊源于距今约100 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猿人遗址曾出土有
尖状或刀形的骨器工具，还有骨砧、角锤和用鹿头盖骨加工而成的“水瓢”。
这些均是中国迄今最早的骨角器实物，距今至少已有30—70 万年左右的历
史。中国早期制作应用骨角器习俗的遗址，目前已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表
明从旧石器中期开始，骨角器制作应用习俗已迅速传播开来。山西侯马南梁
旧石器中期遗址发现骨角器28 件，其中16 件是骨器，包括锥状器1 件、尖
状器14 件、刮削器1 件，南梁遗址属丁村文化类型；同一时期的北京新洞人
遗存，发现磨制骨片2 件，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磨制骨器；宁夏灵武水洞沟旧
石器晚期遗址发现磨制骨锥一件，同时期的山西朔县峙峪发现打制骨尖状器
和骨片，河北阳原虎头梁发现鸟骨制成的珠饰，辽宁营口金牛山上层出土亚
腰形穿孔骨器和经打琢粗磨的骨锥各一件，湖南桂阳木墟岩■洞发现磨制刻
纹骨锥一件，四川资阳人遗址出土刮制的三棱骨锥一件，吉林榆树人遗址也
有骨器出土的报道，北京山顶洞人发现的骨角牙器有骨针、磨光鹿角和下颚
骨、穿孔青鱼眼骨饰、刻纹鸟骨管和穿孔兽牙。此外，贵州旧石器晚期遗址
也有大量的骨器出土。以上骨、角、牙器的发现情况表明，从旧石器中期到
晚期，中国的制骨、角、牙器习俗逐渐普及流行，并产生诸如打制、琢磨、
刮削、磨制、刻雕、穿孔等多种加工方法，它们为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器
制作应用习俗的大发展，大普及奠定了基础。
北京“东胡林人”墓葬中发现的骨镯，距今已有约1 万年左右的历史。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山东沿海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和东
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都毫不例外地发现有较多的骨、角、
牙器制品，表明这一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获得广泛的流行和普及。在新
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
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石峡文化、卡若文化、
昙石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各地的古代先民们，都不约而同地
普遍流行制作应用骨、角、牙器制品的习俗。其中尤其是河姆渡文化、大汶
口文化大量骨、角、牙器的出现和制作工艺的复杂、精湛，如圆雕工艺的出
现，堪称工艺制作之一绝，其代表和体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器制
品制作和应用的盛大规模和最高水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骨、角、牙制品，
除大量的生产工具外，还有众多的装饰用品和部分卜骨制品。大汶口文化发
现的象牙筒、梳，河姆渡文化发现的象牙器，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它暗示
象牙器的制作和利用习俗可能源于更早的时期，并体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象牙制品已在骨、角、牙制品生产中独领风骚，为夏、商、西周时期象牙制
品生产与应用的发展和发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流行的骨、
角、牙制品，主要器形有镞、锥、刀、凿、铲、梭针、针、笄、矛、匕首、
锯、鱼叉、鱼钩、雕筒、梳、勾形器、珠、象牙筒、象牙梳、匕、角梭、镖、
角器柄、象牙镯、鱼卡、投枪头、锄、牙饰、卜骨、耜、哨、笛等等。
在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考古发掘除发现大量的骨、角制品外，尚发现
大量的骨、角半成品、器料、卜骨等。这种情况表明，在夏王朝积年时期内、
骨、角、牙制品十分流行，并明显对夏代的社会生产经济发展予以重要的影
响。《史记、孔子世家》载：“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
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这里透露夏禹时用防风氏之骨节（人骨）
制作车饰件的事情，言辞可能有所夸张，但据此推测，夏禹前后时期用兽骨
作车饰件的习俗应是存在的，这与考古材料显示的夏代制骨、用骨习俗情况
也是吻合的。夏代的骨、角、牙、器，据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的出土情况看，
其流行的器形主要有凿、铲、刀、匕、镞、针、笄、贝、鱼叉、刻花器、卜
骨、串珠、锥以及各种半成品和器料等等。
商代的骨、角、牙器制作与利用习俗的风行，在考古材料中表现得更为
突出。郑州紫荆山、殷墟北辛庄、大司空村等地制骨作坊的发现，郑州二里
岗、殷墟文化时期诸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骨、角、牙制品、半成品和器
料，殷墟十几万片有字卜骨和其它无字卜骨的发现等等，都充分说明商代的
骨、角、牙制作业的发达、兴盛是前此时代无法比拟的。仅以殷墟的出土现
状，便足以说明商代骨、角、牙器的制作规模洋洋大观，应用程度风靡至极，
如1958—1961 年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梅园庄、北辛庄、小屯西地、白家坟
诸遗址，出土骨器1439 件、角器27 件、牙器5 件；1976 年发掘的殷墟妇好
墓，随葬骨器564 件、象牙器3 件，其中3 件象牙杯，为以往出土所罕见，
其器形设计独具匠心，雕工精巧流畅，充分体现了商代象牙器制作的最高水
平；联系郑州二里岗墓葬出土象牙觚的现象看，商朝的牙器生产显然开创了
容器制作的新工艺、新途径，创行了象牙容器制作与应用的新习俗。商代的
骨、角、牙制品种类繁多。流行器形大致有镞、凿、铲、锥、刻刀、梳、匕、
勺、管、环、觿、觚、杯、鼎、皿、方彝、坝、笄、版、卜骨、人形雕塑和
各种动物雕塑等等。
西周时期的骨、角、牙器制作和应用习俗的流行，在考古材料中也有很
强烈的反映。陕西岐山凤雏（即周原）西周建筑基址1977 年曾发现300 多件
卜骨（包括有字卜骨），扶风云塘、沣西张家坡、曹家寨等处则发现了西周
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器，其它西周遗址
有关骨、角、牙器的出土记录亦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西周墓葬，随葬骨、角、
牙器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以上现象表明，西周时期十分盛行制作与利用骨、
角、牙器的习俗，制作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一定的高度。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
发现的象牙雕刻片饰，表明象牙器的制作与应用习俗尚在流行。辛村墓发现
的角觿、沣西张家坡出土的角镞、《周礼·考工记·弓人》记载的“角弓”，
《诗·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的记述，均从不同的角度说明
了西周时期角制工艺和习俗的巧用其材和独出心裁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骨、
角、牙器，流行器形大致有笄、镞、锥、针、网坠、刻花版、铲、梳、纺轮、
贝、卜骨、管、梭、牙饰、觿以及大量的半成品和器料等等。
（6）介壳制品
介壳制品包括蚌、蛤壳、龟甲、蛋壳等制品。
山西新绛县三家店发现的一件“蚌制品”，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介壳
制品，其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年代约五万年以前。宁夏灵武水洞沟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发现用鸵鸟蛋皮磨制而成的圆形穿孔饰片，皮片并
染成红色；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发现穿孔蛤壳、鸵鸟蛋皮扁珠；北京山顶洞
人遗址出土有海蚶壳（亦写成蚌壳）饰。这些发现表明，介壳器制作和利用
习俗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基本形成和初步发展流行。
北京“东胡林人”墓中随葬的蚌饰，是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
最早的介壳器制品之一。与其时代差不多的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也发现
了诸如蚌刀之类的蚌器·黄河流域新石器早期文化中亦见到少量蚌器。至新
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
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多数遗址，均较普遍地流行制作利用介壳制品
的习俗。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是盛行介壳制品的突出
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介壳制品，器形种类主要有蚌刀、镰、镞、铲、匙、
耳环坠、片饰、穿孔饰、文蛤壳、螺蛳壳、龟卜甲等等。
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址与墓葬，都程度不一
地出土有介壳制品，这说明夏商周时期制作、应用蚌制品的风气持续不断，
并以大量制作使用占卜用的龟甲而区别于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时期介
壳制品的种类大致有蚌刀、镰、铲、鱼钩、镞、锯、戈、纺轮、环、泡、鱼、
牛、片饰、穿孔饰、珠、锥、圭、海贝、蛤壳、田螺、龟卜甲等等。
（7）铜制品
中国境内的生产工具及装饰品制作从使用非金属材料到使用金属材料的
历史性转变，大约发生于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即相当于传说
中的黄帝至舜的五帝时代。或认为中国目前最早的铜制品之一是1973 年陕西
临潼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黄铜圆薄片，但学术界对这一发现尚存争议。如果
这一发现可以确认，则中国冶金（铜）技术的萌芽便可上溯到距今6000 多年
前。但按普遍认可的事实，山东胶县三里河、牟平照格庄，甘肃东乡林家、
永登蒋家坪、武威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内蒙伊金霍
洛旗朱开沟，河北唐山大城山，青海贵南朵马台，山西襄汾陶寺，甘肃玉门
火烧沟等遗址发现的铜制品，均属于中国早期的铜制品。在这些铜制品中，
既有红铜（自然铜），也有锡青铜、铅青铜和黄铜。这种现象表明，从公元
前3000 多年至前1500 年期间，中国铜制品制作和利用正处在一个利用天然
纯铜、开发合金青铜的过渡阶段。中国早期铜器阶段流行的铜制品种类主要
有刀、锥、凿、环、钻头、匕、斧、镜、指环、铃、泡及其它饰片等等。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
象物”，《墨子》、《越绝书》、《史记》、《汉书》、《管子》、《山海
经》等文献均有相类的记述。中国先秦典籍一般泛称金属器为金，金多是指
铜，说禹时已用铜铸鼎，目前尚缺乏考古学证据，但禹或其后裔建立的夏王
朝已流行铜器制作习俗，则已为考古学所证实。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
已发现了坩埚、铜渣和陶范等与铸铜有关的遗物，证实了夏启时“折金于山
川而陶铸”的铸铜史实。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铜爵、斝、鼎，是中国迄今最早
的青铜容器，它们首开了铜容器制作和应用习俗的先河，铜兵器的出现也揭
开了“以铜为兵”的序幕，较大量的青铜工具的流行，表明夏代铜制品仍停
留在以工具器为主流的阶段。但容器的出现，亦表明夏代的铜器制作已开始
从单范的工具制作迈进多范合铸的技术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始行的合金青
铜多范合铸容器的工艺和习俗，为商周时期青铜酒礼器的成熟发展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制品，主要见有刀、锛、凿、鱼钩、戈、
戚、镞、爵、斝、鼎、铃、牌、锥等等。
商代的铜制品制作和应用，可谓盛况空前。以二里岗、殷墟文化为代表
的商文化，已发现数以千计的青铜酒礼器和数不胜数的青铜兵器、工具、饰
品、车马器等，足以表明商代的制铜用铜习俗风靡至极。如殷墟妇好墓，一
墓内随葬青铜制品468 件，其中容器比例最大，共有210 件，次为武器，有
134 件，其余是工具，饰品等，容器制作的水平相当高超，显示了当时青铜
制作业的繁荣昌盛景象。此外，郑州紫荆山、南关外、殷墟苗圃北地等铸铜
遗址的发现，亦暗示了当时的制铜业已基本步入官营专业化阶段，铜器铸铭
的习俗也从商代开始迅速崛起和流行普及。商代的青铜制品种类名目繁多，
主要流行有鼎、盘、罍、斝、爵、觚、鬲、尊、盆、盂、簋、卣、方鼎、偶
方彝、三联甗、甗方罍、觯、角、壶、瓿、瓿形器、缶、觥、盉、豆、铙、
钺、戈、锛、凿、刀、铲、镞、斧、钁、钻、铃、筒、镜、削、弓形器、斗、
匕、矛、当卢、络头、泡、镰、戣、兽面具、人面具、軎、踵、轭、轭饰、
轭、衔、镳、节约等等器形。
周承商制，在铜器制作习俗的流传和推广上尤其如此。西周时期的青铜
器制作水平和普及程度，可说是与商朝不相上下。历年来在陕西沣镐、周原、
宝鸡地区、河南洛阳地区、北京房山琉璃河、昌平白浮村、辽宁凌源马厂沟、
喀左、江苏丹徒、安徽屯溪、湖熟文化、河南虢国墓地、辛村墓地等等西周
墓葬和窖藏中，已发现的铜器数量洋洋大观，其中有铭铜器的流行和铸、刻
铭水平，则较商朝有过之无不及。西周时期青铜制品器形种类十分丰富多彩，
主要流行有鼎、簋、爵、盘、罐、罍、觯、卣、尊、方鼎、甗、鬲、壶、觚、
豆、盉、匜、方彝、斗、铙、钟、编钟、铃、銮铃、弓形器、勺、旄、軎、
辖、鞍具、镳、衔、当卢、泡、軧、■、輨、轭饰、熏炉、盒、圈、匕、镇、
节约、兽面、瑩、鐏、冠饰、镞、戈、矛、轮、剑、盾、盂鏙、刀、轴头、
刀柄、笼嘴、■饰、环、球、鋂、削、凿、??饰、衡饰、较饰、踵饰、牌、
合页、■饰、箭、钩戟、戟、輢饰、挂钩、腰带饰、镜、环、鱼、管、棒、
鸟、铜人、发饰、佩饰等等。
（8）铁制品
中国最早的铁制品，是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等商代遗址发现
的铁刃铜钺，经鉴定，铁刃均是陨铁。由此可知，中国陨铁制品的利用习俗
至迟在商朝便已发生。新疆哈密等地发现的一些以块炼铁为原料制作的铁工
具和装饰品，如焉不拉克铁刀等，则表明中国人工冶铁铸器的习俗，在公元
前13 至前11 世纪的商代晚期业已发生并流行。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
号墓发现的铜柄铁剑等，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迄今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实物
之一。它们的发现，意味着人工冶铁制品的社会史和习俗史在中原地区迄今
至少可上溯到西周晚期。《尚书·禹贡》：“（梁州）厥贡璆铁，”《诗·秦
风》：“驷驖孔阜，六辔在首。驷驖之驖，或写作铁，是马色如铁的引申。
过去，学术界大多怀疑《诗》、《书》中谈到的铁，但以目前考古发现证实，
《诗》、《书》中有关铁器的描述是持之有据的。
（9）金制品
中国古籍谈到的金，多是对铜等金属器的泛称，个别场合也包含黄金在
内。由于天然金成色如橘黄，故故人习称为“黄金”。据古史传说，中国在
五帝时期已使用黄金。《管子·地数》说：“（黄帝时）上有丹砂者，下有
黄金”，《史记·平准书》：“虞夏之币，金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尚
书·禹贡》：“厥贡惟金三品”，《新语·术语》：“舜弃黄金于崭嵒之山”。
以上传说表明，中国金器的制作应用习俗大约渊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金由于是一种稀有的天然金属，自然金块的获取，大多出于偶然机会。
从中国考古发掘的现状看，甘肃玉门火烧沟齐家文化晚期墓葬兽发现黄金打
制而成的装饰品，火烧沟遗址14C 测定的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700
年，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金制品实物。北京平谷刘家河、河南安阳殷墟、
河北藁城台西等墓葬发现的金臂钏、金耳环、金笄、金块等，表明商代晚期
黄金饰品制作和利用习俗已初步在某些地区开始兴起。商代的黄金饰品制作
应用习俗到了西周时期仍在延续，并发展出一种包金工艺新习俗。三门峡虢
国墓地发现的金泡，辛村西周墓出土的金泡、金矛柄、金兽头等，均表明了
西周时期制金、用金习俗的延续的一般情况。从火烧沟到西周时期的中国金
制品，都属于利用天然块金加工制作而成的成品，至于淘金采砂金和炼铸金
质容器的习俗，则是东周时期以后开始兴起的。
（10）银制品
《尚书·禹贡》：“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其中的银镂制品
暗示了夏禹时期前后中国已发生银器制作和利用的习俗。甘肃玉门火烧沟出
土的银饰，其时代约属公元前1900 年至前1700 年，其与夏禹生活年代和夏
王朝积年时间大致相应，从而证实了《尚书·禹贡》记述的大致可信性。火
烧沟的银饰，是迄今中国远古暨三代史中最早和唯一的银制品。商朝和西周
时期目前尚未见到银制品的出土报道，但估计日用品中是流行有银制品的。
春秋战国而后，银制品的制作应用习俗才明显地较为普遍地流行起来。
（11）铅、锡制品
铅大约在铜器制作初期便作为一种合金与铜结合构成铅青铜制品，铅的
提炼和使用年代非常古老。铅是贵金属银的依附体，银是炼铅的副产品，故
炼铅的习俗发生要比银早。锡是构成青铜制品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合金，它的
主要作用是能加强铜（纯铜）的硬度，故其对青铜制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铅器的制作不很发达，原因是铅过于柔软。《尚书·禹贡》：“青
州??厥贡??铅松怪石”，这则记述表明，从夏禹时期开始，制作应用铅
制品的习俗便可能已经发生。考古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发现有铅贝，
这表明大约在相当商代的北方地区，曾流行过制铅、用铅的习俗。郑州、黄
陂等属商代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一般含有较多的铅，安阳殷墟、洛阳西周墓
则发现有成组的仿青铜器造型的铅制品，制品种类包括酒礼容器、兵器和工
具。但是，鉴于铅质脆软，其制品大多不是实用品。故考古发现的夏商周铅
制品，其用途与国外基本相仿，大多属用于随葬祭礼中代表青铜器的明（冥）
器。据考古发现所示，冶炼铅块并制作成随葬的酒礼明器的习俗，在中国商
周时期还是较为流行的。
宝鸡茹家庄西周■国墓地，发现有随葬用的纯锡制品鼎、簋、鱼等，锡
青铜在夏商周时期占据金属器制作应用的主流，但纯锡制品却十分罕见，■
国墓的锡制品当是反映了陕西西周时期一种特有的地方特色，其制品作用恐
怕与铅制品一样，是一种替代青铜制品的随葬用明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