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价工程师工资有多少:译书的民国女子：赵萝蕤

      萝蕤，这是一个女子的名字，她姓赵。这个名字，很久以前就听到过，拥有这美好名字的人，却不甚了解。只隐约知道她是西语系的教授，旧时代的燕京大学、新时代的北京大学，她亲身都经历过，和燕园有着不解之缘。
      萝蕤，每当念出这个名字，我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图景。
      从西面的大门进入燕园，略微偏东南的方向上，有六个精巧的院落，三个一组均匀地排布在静园的东西两侧。燕京时期，这里是女生宿舍。北大时期这里变成文科院系的办公室。推开窄窄的院门，正面和两侧是二层的木制结构小楼，雕梁画壁，古色古香。深绿色的爬山虎附满了小楼的青砖外墙，因而环绕在中间的,那一个幽静典雅的小院子,无冬例夏总是散发着清凉。暮春初夏的时节，院子门顶的一架藤萝重重地缀下来，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绿色的叶子和深紫浅紫的花瓣，筛出一丝一丝金色的花纹。叶子和花瓣挤挤挨挨，都是乱的，里面有风。
      藤萝葳蕤。萝蕤，这个名字，是绿颜色掺着各样紫色的一片春花，是对生机的歌咏。      
      曾经在杨绛先生的书里，零星读到过有关赵萝蕤的事情。一次杨绛先生说到年轻时在清华外文研究所求学，“我和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都是获得奖学金的”。另一次是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回南结婚，同学赵萝蕤和陈梦家列席。陈梦家后来就是赵萝蕤的夫君。
      说起来，杨绛和赵萝蕤的先生，钱钟书和陈梦家，也算得上旗鼓相当。有故事说，在某次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两人相遇，陈先生见钱先生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钟书”，钱钟书应口对答：“上虞诗人陈梦家。”
      为什么称陈梦家为诗人？翻看有关徐志摩的文字，新月社的长串人名中，总是见到陈梦家这个名字。虽然陈梦家先生后来治学，并不以诗歌见长，但是年轻时代那股热情洋溢的诗人气质，终其一生也没有完全磨灭。
      赵萝蕤、陈梦家，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多象两首诗。套句俗话，神仙眷侣不过如此。
      去年在赵珩先生的《老饕漫笔》中读到一篇《灶温》。文中记述，陈梦家先生虽是南方人，却带领赵珩家人看豫剧、吃北京小馆子“灶温”。在赵珩先生的记忆中，陈梦家先生是位知识渊博，而又兴趣广泛、平易近人的长者。读后，我暗暗迟疑：算算年头，那时陈梦家先生已经和赵萝蕤先生结合多年，为何陈梦家先生会以单身汉的面貌出现？赵萝蕤先生到哪里去了？
      最近多看了几篇文章，才解开了其中的疑窦，边看边叹，边叹边看。容我还是一切从头说起吧。
      她的一生
      赵萝蕤生于1912年5月，自幼长在苏州。她的父亲赵紫宸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后留学美国。到赵萝蕤上学时，父亲职任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赵萝蕤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３年，７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就读。１９２６年，因为父亲赵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他们全家离开苏州、迁往北京。
      这一年，赵萝蕤１４岁。她考上了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父亲因爱女年幼，嘱她改读高二。两年后，16岁的她直接升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教授。翌年，美国老师包贵思女士劝她改学外国文学。她征得父亲同意后，转系攻读英国文学。
      1932年从燕大毕业时，赵萝蕤２０岁。她在追忆当年的情境时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１年３６０元的奖学金。”
      赵萝蕤在清华学习了三年，听了吴宓的“中西诗的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温德的许多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莱尔、梵乐希等，还跟吴可读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的《神曲》。
      进入清华第３年，应诗人戴望舒之约，赵萝蕤开始翻译美国诗人爱略特（T.S.Eliot）以艰涩难懂闻名的长诗《荒原》(The WasteLand)。”“《荒原》发表于1922年，全诗分5章，共400多行，它揭示了一战以后年轻一代产生的迷茫、空虚及悲观情绪，诗作一问世即在世界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早期注意到艾略特文学成就的有温源宁、卞之琳、叶公超等。”但《荒原》一书却迟到1937年才全部翻译过来，完成重任的是还在读书的学生赵萝蕤。
      １９３５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杨绛先生不只一次地写过，当时清华大学公费（官费）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少，可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毕业生没有机会报考，所以当钱钟书先生考取留学机会，她毫不犹豫地肄业、结婚，随钱先生去了英国学习。赵萝蕤没有出国，毕业后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１９３６年赵萝蕤与先前在燕园相识的陈梦家结婚。陈梦家，1911年生，原籍浙江上虞。毕业于南京大央大学法律系，但是一天律师也没有做过，反倒对诗歌很有兴趣。他曾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1932年，陈梦家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萝蕤与陈梦家，大概是这个时期相识相爱的。陈梦家1934年起，改攻古文字学，后留校任助教。古文字学和考古学，成了陈梦家毕生的事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赵萝蕤、陈梦家夫妇辗转到达云南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因循清华“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的旧规。于是，赵萝蕤便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然勤读不辍。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４年，她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任教，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１９４４年秋，费正清和金岳霖先生帮忙，为陈梦家联系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授古文字学的机会。有关陈梦家的工作，赵萝蕤回忆道，“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赵萝蕤与陈梦家同往美国芝加哥大学。陈梦家工作，赵萝蕤深造。陈梦家的合同只有三年，但他说服妻子，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赵萝蕤选择了四年的博士学习。此后的四年，赵萝蕤把它称之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
      “４０年代的芝大英语系正是它的全盛时代，聚集了不少世界知名的一流学者。赵萝蕤得以在他们的门下学习和研究。文艺理论与１８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是克莱恩教授；莎士比亚与玄学派诗人的专家是乔治.威廉森教授；１９世纪小说文本精读的专家是法国著名学者卡萨缅的高足布朗教授；狄更斯与英国文学专家是沙伯尔教授；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乔叟专家是赫伯特教授；美国文学专家是维尔特教授，他同时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
      １９４７年陈梦家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大学中文系。赵萝蕤留在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业。据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后期的学弟巫宁坤回忆，“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当时萝蕤已完成研究美国小说家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的博士论文，颇得系主任威尔特（Napier
      Wilt）等教授的赞赏。几年的寒窗苦读已大功告成，这时丈夫陈梦家教授已于一九四七年先行回国，任教清华，她有富余的时间常与珏良和我讨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我们三人都师从克莱恩（Ronald    S.    Crane）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萝蕤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
      巫宁坤还记得，“1948年秋冬之间，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这时平、津局势紧张，万一南北交通受阻，萝蕤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几经周折才在一九四九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
      回程的周折，赵萝蕤自己是这样回忆的，“那时美国码头工人正闹罢工，罢工结束，我搭乘第一条运兵船离开西海岸驶向上海。船上有三个人的目的地是北京。登船时听到广播，北京西郊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已经解放，傅作义部队已陷入重围。1948年12月31日，梅格斯将军号进泊上海港，这时去北京的火车与海轮已停驶。我在昆明郊外居住时熟识了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阜西先生，我就找到他想办法。果然，有一架给傅作义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京。我们三人便搭乘这架完全没有座位的简陋飞行器飞到了北京，在天坛的柏树丛中降落，过天津时解放军的高射炮向我们射击，但是我们平安抵达了目的地。飞机没有扶梯可以使乘坐者下到地上，遂找来一个带着铁钩的竹梯，钩在机门口，但离地还有一米多，那就往铺设在地上的两床棉被上跳吧。进入市区，我先到北大的汤用彤先生家里。厨房里有两三棵大白菜，几个鸡蛋。我发明了每家住一夜的办法。在昆明的八年中，我们结下了无数心照不宣的朋友，可以轮流住上一个月的。我又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梦家，告诉他我已平安抵京，哪天开城门，哪天就来接我回家。三周后城门开了，北京已和平解放。于是我回到了清华园，也回到了燕京大学我即将任职的母校。”
      赵萝蕤和陈梦家把家安在燕京大学北部朗润园的一幢中式平房里。据回忆，“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梦家收藏的明代家具，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王世襄先生在《怀念梦家》一文中写到，“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1949年解放初期，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抗美援朝的战事爆发后，燕京大学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赵萝蕤接任了系主任职务。当时西语系师资不足，只有赵萝蕤、吴兴华两位青年，和俞大遒、胡稼胎两位前辈，一共四位教授。赵萝蕤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芝加哥大学的学弟巫宁坤回国来共事。在赵萝蕤的努力下，1951年8月中旬，巫宁坤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毅然归国就职。赵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他。
      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打响了，“北京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萝蕤不仅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她疲于奔命了。”
      1952年7月，思想改造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就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燕京大学西语系的五名教授中，赵萝蕤和其他三位教授分配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唯巫宁坤前往天津南开大学。
      而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也遭受了猛烈的批判。随后由于清华大学取消中文系，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清华、北大都在北京西郊，而考古所位于城里。1956年陈梦家用稿费在东城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
      １９５７年，陈梦家被打成右派，"降级使用"。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可惜这篇文章和领袖立意推行文字改革的文章，同一天见报，自然成了批判的靶子。另外，他的诗人气质，使他不能容忍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并且要大声发言，下场怎么可能乐观。打成右派以后，陈梦家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力，由于考古所领导夏鼐的关照，1959年曾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有幸并未中断学术研究。可是，赵萝蕤遭此沉重打击，精神分裂。前面提到的，赵珩先生笔下的陈梦家过着一种单身汉生活，原来答案在这里。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陈梦家被调回考古所，他的著作《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正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1966年初夏，“史无前例”的文革又开始了。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赵萝蕤两次发病，送不进医院。陈梦家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8月24日夜里，他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年五十五岁。
      赵萝蕤和陈梦家没有子女。赵萝蕤从此孓然一身。当年从燕京大学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其他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赵萝蕤总算硕果仅存地活下来了。但她不但失去了伴侣和同事，她的健康、她和陈梦家在东城钱粮胡同的家，以及家中陈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横扫”的命运。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赵萝蕤健康有所好转，继续执教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博士生导师，传道授业，是学生眼中“既慈祥又严格”的老师。她读了近十余年来美国新出版的有关惠特曼（Whitman）的著作，又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到国会图书馆查阅惠特曼的手稿，终以１２年工夫完成了带有大量注释的《草叶集》全译本，这一成就震惊了学术界。上海译文出版社约她翻译一部詹姆斯短篇小说选，她在忙于翻译《草叶集》的工作中，抽空翻译了《黛茜.密勒》和《丛林猛兽》两篇。
      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授予“专业成就奖”。
      1998年元旦，赵萝蕤走完了她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
      她的文字
      赵萝蕤的主要成就在翻译上，但是她也有一些其它的文字留下来。报人姜德明先生曾经评述过赵萝蕤回忆师友的散文，“她写在清华教她法文的温德老师，称赞这位教授在学校曾掩护过数不清的左派人士，亦与西山的草莽英雄打过交道，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同时，她并不掩饰老师教法语时发音有缺欠。在捕捉老师的性格特征时，作者更有神来之笔：他在中国住了七八十年，两件事情证明他终是个美国佬。一，他把冬天的炉火烧到30度以上，一定要热到穿单衣才罢休；二，他的学生都是中国人，他却始终讲着地道美国口音的英语，不会说中国话。”（见《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她对老师的尊敬、感情全包含在这坦直的叙述中了。”杨绛先生也写过老温德，两篇文章对照着，能看出作者性格的异同。
      “另有一篇《杨刚二三事》也很动人。杨刚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是同班同学，生活道路却有很大差异。杨刚是风暴中的女战士，赵萝蕤是温室里的闺秀。赵萝蕤诚恳地写出在校期间的这种差异：‘我的政治神经发育极晚’、‘我们几乎从不谈政治，谈的都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和生活琐事，如评论同学与教师等。’‘我在各方面都是十分幼稚的。我出身大学教授家庭，上学又很早，是地道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花朵，十分脆弱无知。’抗战爆发后，她们分离了。直到1944年秋，两人突然在印度孟买的大街上巧遇。当时她们都在候船赴美，一个是奉命去美工作，一个是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这时候两位老同学已经谈起了政治，杨刚批评赵萝蕤在对待人生问题上的思想‘愚蠢’，批评她的‘好人哲学’和‘好人政治’，甚至批评赵在抗战的大后方当了‘贤妻良母’，一切都以丈夫陈梦家的利益是从。全国解放初期，杨刚又直言批评赵萝蕤是‘学院派’、‘十足的书生气‘。接着赵先生深情而骄傲地说：‘但是革命志士和书生也还是可以结成好友的。’”
      姜德明写到，“杨刚是我敬畏的老领导，她确有这样直爽强烈的性格；赵萝蕤是我尊敬的前辈，她果真如此善良温和。赵先生无疑地在赞美杨刚的人性，我从她的直白中也看到她的真诚。她们的率真都是一种美”。
      杨刚是一颗红心、铁骨铮铮的革命女性。她后来的际遇，不提也罢。革命志士和书生最终也不过殊途同归。就象民主党派那位章先生不理解为什么好友张先生贡献了国宝《平复贴》还免不了右派的帽子，而张先生的回答是，“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可是，对于赵萝蕤来说，不仅是“用”不“用”的问题，而且是生与死的问题。
      最为苦痛的一部分经历，她却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姜德明先生曾建议赵萝蕤写一篇回忆陈梦家先生的文章，“多年来，人们都很关注这位早年新月派的诗人，而有关他的文章又是那么少。”赵先生给他复信：“三四年前三联书店曾委托我写一本10万字的书，写陈梦家。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他写诗的生涯只有短短六七年，绝大半辈子都是搞古文字和古文献，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什么好写的呢？而且我对考古一窍不通，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建议编一本诗选，写一个一万多字的序，他们又毫无兴趣。只得作罢。情况就是这样。”
      回信那么那么平静。“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她真的没有话要说么？还是不想说？她的心真的是一直这么平静么？巫宁坤回忆院系调整时，“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他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可是，巫宁坤写到，“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正如杨宪益和戴乃迭从来不提在浩劫中痛失独子之痛一样，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这让我想起黄永玉形容表叔沈从文，“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
      十年浩劫过去以后，巫宁坤去看望赵萝蕤，“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
      “我知道她为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泰山压顶的苦难并没有使她顾影自怜，一蹶不振。”
      冯亦代先生说，赵萝蕤先生“晚年有件快乐的事，她把钱粮胡同的旧宅交给公家，得了一笔回报，借此去欧洲做了一次旅行。”大彻大悟的洒脱，莫过于此。
      赵萝蕤先生多年的老友巫宁坤先生，由于种种原因，自80年代末期一直居留海外。赵萝蕤深情地邀请他们回国，周到的关切一如当年要求巫宁坤回燕京大学任教：““你和怡楷来京可住我处，我们现在西屋是客房，有全套卫生设备。我仍有保姆，可和我同饭。”
      阿城曾经用“甚是谦谦，骨子里却侠”来形容一位友人，我借来用在赵萝蕤身上。
      陈梦家有一首诗叫《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藐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成诗在一九二九年一月，那时赵萝蕤还没有翻译《荒原》。这朵野花，也可以葳蕤的。
      写在后面---有关无关的些许感想
      在对赵萝蕤先生生平的梳理过程中，我第一万遍地感慨一个人的力量在一个大时代里面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然而，转念想想，所谓大时代，也正是千千万万个人力量的总和。在受到外力催化的时候，力量的总和有时会在霎那间掀起惊涛骇浪，不管个人意志如何，把某些人送上风口浪尖，把某些人拍成粉末。但是，再猛烈的暴风雨，终归会慢慢归于平静，即使所需时间相当长久。当个人力量被允许单独存在的时候，就要看一个人具备不具备把握个人力量的能力了。有的人能任何境遇都宠辱不惊，有的人却不能把持平静与寂寞。能否避开动荡不堪的大时代，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但是，珍视和保有把握个人力量的能力，这是可以选择的。所谓“君子不忧不惧”。
      说到君子，拥有同样的学养和智慧，锋芒毕露类型的人，一般会名声响得多，而内敛含蓄的，就常常不为人知------这“知”，不仅是“知道”的“知”，更是“相知”的“知”。其实，所谓风骨、脊梁、底蕴，都是倾向于含而不发的。有些学者，因了这样那样的机缘，到了晚年才忽然爆得大名。我一方面想为他们叫屈，怎么没有人一早相知。可是同时又觉得如是甚好，清静多久算多久，该相知的自会相知。真人错过了，我们还可以看书，相知不分早晚。有书在那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