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nmm怎么加载mod:问责大学教育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四海祝福、八方齐贺的同时，“钱学森之问”又被提及，人们追问：“为何今日之清华，大师不再?”关于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这个说了很多年却一直未破题的话题再次被广泛关注。我们看到，目前大学教育存在诸多弊端，例如创新型人才缺乏，行政力量干预过多，抄袭剽窃等丑闻频发……这一切对我们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大学教育改革尤其是大学教育体制变革必须加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请他们发表一下对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看法。

　　体制和制度建设最欠缺

　　中国经济时报：清华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西方名校相比，我们的大学还有较大差距。衡量名校的标准是西方的、外国的，怎样理解我国高校自身的特色和个性?

　　李道新：请恕我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在高等教育领域，我还不知道属于我们自己的、值得张扬的特色和个性到底在哪里。从人性涵育、知识积累和文化创造的角度看，衡量名校的标准应该是大同小异的，无所谓中西差异。

　　王烽：我们的大学跟西方好的大学之间的差距，更深层次是在制度上，准确地说，就是现代大学制度方面的差距。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否认一些通行的规则，也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借鉴了西方的理念，甚至现代的大学本身都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有的东西不得不照搬。如果回避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核，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了。

　　体现学校和政府关系的制度、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学校内部治理体制，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应该更大胆地借鉴西方成功的做法。目前对大学的评价更多停留在可量化的、外在的东西上，对制度方面的评价很少，其实体制和制度建设才是我们最欠缺的，这方面和西方的差距也最大。按照中外大学排行榜的标准去评价，科研成果、教学成果、社会声誉等能够量化的标准没什么国别界限。既然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有国际可比性。但是如果内核的、非量化的、该学的东西没有学到位，只是凑足指标是没用的。

　　张鸣：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可以有自己的特色。衡量大学的好坏应有一个基本的标准，比如学术的标准或者培养学生的标准。从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如果表现不够好的话，则应看培养的学生如何，因为毕竟有的大学以培养学生为重点，而非科研。

　　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时报：管理行政化被认为是大学教育体制的最大毒瘤，如何实现去行政化?您认为教授治校是理想的方案么?

　　李道新：没有享受过教授治校带来的美好体验，所以我持保留态度;但在管理行政化面前，教授治校是相对好一些的方案。

　　王烽：去行政化的思路目前还不够明确，各地都在试点中，各方的认识也不太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去行政化首先就要去掉行政级别，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因为行政级别是行政化的坚硬外壳，不砸碎这个外壳，内部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无法触及到。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去行政化主要是去行政化的管理方式。

　　校长们担心去掉行政级别后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变得困难，这不是指行政级别不能去，而是指政府管理的问题。为什么变得困难?原因在于有关部门还没有去掉对大学的“行政化”。政府如果按行政化的方式来分配资源、管理学校，那么去掉校长的行政级别，确实就没法对接工作。假如政府转变了职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围绕去行政化的问题，首先要明确政府应该做什么，光把任务推给学校是不行的。

　　当然，从学校内部着手去行政化也并非不可行。首先，在学校内部去行政化就是要加强学术权力。学术权力的核心包含两方面：制定规则的权力和掌控资源的权力，目前这两个权力都掌握在行政部门手里。学校内部去行政化的实质就是要重新分配制定规则和调动资源的权力。

　　其次，学术力量想获得权力，本身必须高度组织化，且具有独立性。现在大学学校层次的各种学术组织是分散的、从属于行政系统的，应当整合成一个权力平台。学校中的学院本身就是依学科和专业建立的学术组织，权力应当由教授委员会行使，由行政部门执行和提供服务，不需要行政级别。

　　第三，加强学术权力，不是对新增的权力的分配，而是把原来掌握在行政机构手里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这种分配不是行政部门“放权”的概念，而是“还权”的概念，必然涉及行政部门本身的改革。否则，去行政化就无法实现。

　　最后，就是学校和政府的关系需要调整。如果政府的管理方式不改变，行政化自然而然就会延伸到学校。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决定了学校在多大限度上按照学术规则运行，决定了学校领导是一个职业的教育家，还是一个行政官员。政府不改，学校的改革必然受限。

　　教授治校的概念应该是演变的，现在的教授治校就是如何将权力向学术力量转移。老清华提倡的教授治校，校长起辅助作用，制定规则权和资源分配权掌握在评议会和教授群体手里，行政是弱化的。但大学发展到现在，学校管理日趋复杂和专业化，出现了诸如对外交往、社会合作、筹资、形象展示、宣传招生等教授们不一定擅长的事情，所以不能泛泛地理解教授治校。有人说提倡教授治学，不提倡教授治校。学是学术事物，校是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合一，而现在难以把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断然分开，如何在一个大盘子里，通过一个机制达到二者的平衡和相互监督，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张鸣：教授治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相对较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把大学当成一个行政单位来管，这显然不对。大学应当自治，让教育家来办大学，而不是让官员来办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是一个好的尝试

　　中国经济时报：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是否能成为大学体制改革的一盏指向灯?

　　李道新：仅从媒体的报道中，无法了解南方科技大学改革的具体情况和遭遇的特殊问题，但改革本身值得关注。

　　王烽：这只是一种尝试，是理想中的办学模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一个艰难的生长过程，最后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子，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本人对它寄予很大希望，教育部门也寄予很大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一个新式的大学，让人眼前一亮，类似的尝试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层次的问题，诸如体制、资源、文化、观念等。它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过程，在它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如何去碰撞、解决，如何通过这样的办学，让中国的管理者、办学者、老百姓都有一个思考和启蒙，这个意义的分量丝毫不亚于办成一所好的大学。

　　张鸣：指向灯倒谈不上，但它确实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最后的命运如何还不知道。南方科技大学能不能走下去，关键要看它的支持者——深圳市政府是否能坚定地支持。据说它现在遴选出的副校长还是副局级，这个不好，大学一定要去官化。

　　大学问题的根源在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大学对很多人来说不只是一个深造的地方，更是一个梦。但现在象牙塔的光环正在逐步退却，校园中各种丑闻频发，您认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时代变了还是体制积压的问题太多?

　　李道新：体制积压的问题确实太多。中国的大学已经很难适应国民对大学的要求和期待。中国人原本很少做梦，大学梦碎之后，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基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底线了。

　　王烽：这些问题虽然备受关注，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讲，难以深入。首先是学风问题，学风和教风、校风都有关系，根源在社会风气。当前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浮躁的、向钱看的心理，很多人都期望爆发式地获得名利，而不愿踏踏实实地工作。媒体的一些宣传更助长了浮躁的心态。

　　“象牙塔”这个词原本是指中世纪的大学崇尚经院哲学，离社会太远;现在的大学却一方面不能很好地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价值观念，市场化、行政化、不良的社会风气很容易影响到学校;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学校又不能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既要服务社会，又要引领社会，这才是大学的价值。

　　张鸣：体制的问题最主要。我们的大学是官办产业化，是个衙门。教授们的学术导向是唯政治的，教授被当作参事来管理，实际上就是把教授当奴才来管。当了奴才就不要道德了，本来知识分子是很在乎自己脸面的，但现在，当了奴才的教授不在乎脸面，这就有了抄袭现象。教授抄袭，学生就更抄袭，整个学术道德防线就濒于崩溃。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提出不鼓励农村的孩子上大学，您如何评价这一说法?在当前“拼爹”的现实状况下，您认为大学之于农村孩子还有什么意义?

　　李道新：政协委员说出的是某种实情，但缺乏一个政协委员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拼爹”对于农村孩子确实太过残酷，因此，大学之于农村孩子更有意义。如果无爹可拼，又没有大学教育，农村孩子不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寻求好的出路吗?“拼爹”的现实状况，是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巨大毒瘤，想来都令人寒心。

　　王烽：对这个委员的说法，我不想做任何评价。以前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有工作，能实现身份的转换，由农民变为干部，现在不是这样了，因为学生就业制度改变了，这么多人上大学，大学就不能仅仅培养干部了。农村孩子的出路，不只是教育问题。学校不以身份和地位筛选学生，这是起码的教育公平。大学要做好自己的事，传授知识和能力。靠上学积累改变命运的资本，还是广大农村学子的选择，至于上学能否改变命运，就不仅仅是大学自身的事情了。

　　张鸣：所有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选择上大学，也可以选择不上大学，这是选择的权利。不鼓励上大学等于剥夺了农村孩子的权利，这是没有道理的。当前的现状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跟没上大学一样，白花钱，还不如学门手艺。我们那个时代，上大学可以转换身份，但现在不行。这是社会出问题了，不光是教育的问题，需要推进社会整体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学校收费过高一直饱受诟病，由此也衍生了一系列不公平的问题。在教育日渐市场化的今天如何保证大学的公平性?

　　李道新：大学的公平性也是社会公平性的体现。一定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和严格的监督机制。

　　王烽：收费高低要看成本、生源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还要看所学专业的预期收益。单独依照其中某一个方面，对大学收费高低的判断都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讲，学生资助的范围和力度，应当与收费水平相匹配。

　　张鸣：其实，如果大学真正完全市场化，公平还是能够做到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不是市场化，而是畸形的产业化，从根上就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