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轻国阅读: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6 11:12:29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皮萨里德斯：
日期：2011-05-16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如果不是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众对于这位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可能还所知不多。严格意义上讲，皮萨里德斯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埋首于工作岗位与就业者之间相互寻找的经济学研究，并发展了他的搜寻-匹配理论。5月13日，“2011全球经济与中国方向——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行”活动在北京揭幕，在他当天做公开讲演之前，记者围绕与就业相关的一系列话题对他做了专访。 本报记者田晓玲
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
文汇报：您是因为搜寻-匹配理论获得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一理论揭示了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有些工作找不到人。您的这一理论是否是以有效市场为前提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这有没有对搜寻-匹配理论带来一定的挑战？
皮萨：我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存在市场失灵这一基础之上的。以前，人们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的竞争市场一样，是一个完美的市场。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比如对劳动者技能的了解并不充分，不知道谁技能更高，谁工作更努力。我们将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纳入自己的研究框架中，以寻求均衡的实现，而均衡是以部分失灵为基础的。
目前的危机中，出现的是金融失灵。我们的研究模型并没有将金融失灵考虑在内，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搜寻-匹配理论的研究中把金融失灵的情况考虑进来。
文汇报：这将是您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吗？按照您的估计，金融失灵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皮萨：我们的一些学生正在研究，这显然是这一领域将来研究的主要课题。我估计，全球经济好转后，创造的工作岗位不一定会更多，原因在于企业不能确定自己可以借贷到足够资金来应付未来的开销。金融失灵的存在会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比较缓慢。同时，我估计，当经济遭遇负面冲击时，依然会出现更多的裁员，因为企业比危机前更担忧流动性的问题，它们需要资金，但又不能指望从银行借贷，必然的结果就是更快地裁员。
文汇报：人们常说，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您怎么看政治等其他层面的因素对就业带来的影响？
皮萨：政治层面的影响更多来自政府对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尤其会影响到雇主雇用或解雇员工的成本，税收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国家会制定政策来增加企业解雇员工的难度，希望给工人以更多的安全感，这样的政策只是让已经受雇的人得益，因为企业因此更不愿意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了。
文汇报：这也是困扰全世界的一个普遍难题。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各国都在努力扩大生产，而另一方面，设立最低工资线、提高劳动者薪酬，又被普遍看做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内容。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皮萨：最低工资线必须设定在合适的数目之上。最低工资往往针对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低技能劳动力，通常，他们的雇主都是非常大型的企业甚至是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喜欢使用临时工、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的确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某种程度上还会增加就业，因为企业认为自己不管怎么样都要支付这一工资额度，工人对此也很清楚，所以市场上会出现更多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如果最低工资线设定太高，企业会不愿意雇用更多的员工。所以，需要花费精力来寻找到合适的尺度以帮助那些低技能劳动者。最低工资不是越高越好。
高福利意味着更多的消费，本身并不带来危机
文汇报：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您怎么看失业率或者说劳动参与率这些指标对于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的指向意义？
皮萨：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对政策有指导作用。怎样评价一个政策是否成功呢？是看它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还是看它为人们增加了多少收入？如果不考虑就业，只考虑金融领域的货币政策，就会带来不平等，因为它只顾及高收入金融从业人员的需求，伤害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收入群体。
我的建议是，应当把劳动力市场同其他部门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加直接，可以让政策更加偏向于就业，同时配套其他政策来减少政策对其他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会让房产价格上升，这时就可以采取一些微观政策，比如控制借贷、征税等，以此来管理房地产市场。
文汇报：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非常引人关注，不少人把它归因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您怎么看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
皮萨：我认为，真正需要作出根本改变的是欧洲的监管制度。我们知道，欧盟一开始是一个贸易联盟，国家间都实行自由贸易，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统一，但财政政策却各有差异。货币政策的殊异，或者更具体而言，利率的殊异，会约束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欧盟，几乎各国政府都希望只花钱不征税。但是不征税就无法支撑花费，最后借贷利率就会增高，你会发现借贷不起了，就只能征税或者让货币贬值。
欧洲的问题在于，一些小国面对的所谓统一的欧洲，一般是由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决定其利率水准的，在如此低的利率水准下借贷，又没有任何约束，结果自然就是不停地借贷。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借贷加以管理。但欧盟却从来没有类似的管理框架。这就是欧洲危机的来源。
高福利本身并不带来危机，高福利仅仅带来了更多的花费，只不过你必须通过征税来支撑这样的花费。
文汇报：有人提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得益于勤劳肯干的工作伦理，而欧洲福利社会的溃败，也正是由于这种工作伦理的丧失，人们变得懒惰了。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皮萨：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欧洲国家已经很富裕了，人们自然需要更多的休闲、更长的假期。我觉得这很好。欧洲人和美国人很不一样，尽管美国也非常发达，但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向往更多的休闲。
文汇报：主要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同时债务水平又非常高，还款能力越来越低，这样看来，未来全球前景是否令人比较悲观？
皮萨：将来还会有问题，尤其是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如果我们继续按现在的情况支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资金和财政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延缓退休年龄，人们现在更健康了，还可以继续工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退休金从何而来？如果退休金更多地来自税收而不是投资基金，那么年轻人就要付更多的税。同时，100%的医疗保险也是不可持续的，也需要高税收来支撑。
文汇报：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面临未富先老，是否处于不利的情况？
皮萨：我认为这同中国的计划生育有关。中国现在开始考虑养老金问题了，这一时机同当年的欧洲并不一样，欧洲当年还是有非常多的年轻劳动力，整个社会的抚养比例还比较低。
劳动所得占不到收入的三分之二，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文汇报：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被拉大。有人甚至提出，美国金融危机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您怎么看全球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
皮萨：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化。比如，中国的工业部门就比封闭经济时代规模更大了；全球化也使纽约和伦敦的金融部门规模更大了，它们成了全球金融中心。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最主要影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变得全球化了，比如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欧洲借贷去购买美国的房产，或者为欧洲的银行提供抵押贷款业务。
全球化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平等。由于全球化，金融市场业务量急剧上升，获利颇丰。伦敦金融业员工的收入比制造业高很多，因为制造业市场并不像金融业那样增长很快。这样一来，收入差距扩大了，不平等就自然产生了。
文汇报：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新兴经济体的大量劳动者进入全球市场，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供给。您怎么看这一巨大的变化？
皮萨：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在中国，全球化提供了非常多的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农村务农人口可以借此进入全球市场。对欧洲来说，的确有很多岗位因此消失了，因为他们不能在制造业领域高效生产了，但是他们可以更好地生产出其他东西。最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大家利用各自比较优势生产出了更好的东西。英国一开始也生产低成本衬衣，但是后来由于没有中国和印度生产的衬衣那么好，工厂就倒闭了，大家一开始还觉得这毁了自己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可以生产和设计更好的衬衣并销往中国和印度了。
文汇报：我们也看到，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比例似乎越来越不相称，这是不是也是全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挑战？
皮萨：同最初的农业或者低技能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越来越倚重，所以，资本所得比劳动所得提高得更快。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发达国家大致是在1980年代开始了资本的快速增长进程，而收入所得的上涨大概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后失业率的上升使资本占比开始上升，劳动所得占比则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周期性问题，30年河东，30年河西。但从绝对数字看，劳动所得仍旧远远高于资本所得。在发达国家，劳动所得大概占收入的三分之二，剩下的是资本产生的利润。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如果劳动所得不是三分之二，那么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劳动力市场向好，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
文汇报：您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教育投入与薪酬一定成正比么？为什么市场上还是有不少高学历者难以搜寻到有匹配薪酬的工作岗位呢？
皮萨：搜寻理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好工作，高学历的人收入也自然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立刻就能得到高收入。必须用一段时间来等待合适岗位的出现，也可能先要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然后等待好工作的出现。这就是搜寻的过程。搜寻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高学历、但没有找到高收入工作岗位的情况一般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10年以后，他们就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变得更加富裕了。
文汇报：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情况就是，普通劳动力稀缺，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收入逐渐趋近，产生了对教育的负激励。您怎么看？
皮萨：当这个市场没有给高学历的人提供好的工作，那么年轻人就会质疑，我们是否还要接受那么多教育？但是，一旦市场好转，这些质疑的人就会后悔。长期看，如果不接受好的教育，那么在整个环境改善以后，你就不可能从中受益。所以，年轻人最好是从长期角度来做规划。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状况更多是短期的经济周期带来的，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和教育的关系。失业率高企时，我们会看到更多人去上学；而你刚才提到的现象，则是对教育的一个负面影响。商业周期通常比较短，人们需要做出快速应对和适应。而从更长时段的经济发展周期来看，经济越是发展，越会提供更多的职位给高学历人才。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高学历人才出现之后，工作岗位最终会追上他们的脚步。
文汇报：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其实和总体经济结构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皮萨：的确是这样。一开始，工作岗位都集中在低技能的制造业，最终，制造业也会创造出高技能的职位，比如研发等等。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更多的岗位出现在商业服务发展起来以后，比如金融、房地产、会计等，这些部门会在稍晚的时候出现，欧美大概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超越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正在向这一方向迈进。
文汇报：您提到，中国将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出去，以期引进高端产业、高素质人才，结果难以如愿。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是否并不那么容易？发达国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皮萨：发展高端产业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更多的工业化经验，并且有赖于商业部门更充分地发展。中国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工业在世界贸易版图中表现很好，这通常是迈向高端产业、走向专业化商业的基础。按照中国工业当下的发展速度，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商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支撑更高端产业的出现。
一般而言，出口行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很大，中国目前仍旧有非常多的低技能劳动力，当然最终通过教育，会实现产业升级。我的看法是，不能过分依赖出口来支撑就业，而是要更多地转向内需。很大一部分的就业岗位可以来源于商业部门提供的服务，这些岗位更大程度上同内需相关。
文汇报：我们知道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同个人的幸福感非常有关。作为经济学家，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皮萨：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向好的时候，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但是调查也发现，社会状况、家庭状况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我只是经济学家，所以只能就劳动力市场这一因素提出建议。
如果不是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众对于这位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可能还所知不多。严格意义上讲，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 ssari des）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埋首于工作岗位与就业者之间相互寻找的经济学研究。他喜欢沉浸在书斋里做研究，用他所喜欢的数学来解释微观的经济学现象。
他最知名的学术成果，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提出的搜寻-匹配理论。他还推动了匹配函数概念的确立，该函数用于解释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从失业到就业的流动状况，他是利用这一函数进行经验估算的经济学先行者之一。
皮萨里德斯的学术经历相对简单：早年求学于塞浦路斯大学和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1976年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至今。
获得诺奖经济学奖以后，他才开始走入公众视野。也许是他实在没有什么语出惊人的表现吧，“中国女婿”这样略带八卦意味的新闻反而传播得更广一些。
此次，在他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单位之邀参加“2011全球经济与中国方向——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行”的活动、在北京做公开讲演之前，本报记者争取到了和他45分钟的单独交流机会。他态度友好，每问必答，说到开心的时候会哈哈大笑。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很多让人担心的问题，比如说普通劳动者短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好的工作、未富先老……似乎哪一样都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福利的欧洲负债累累，美国的失业率又居高不下……
不过，与这种忧心忡忡大为不同的是，皮萨里德斯对这些公共领域的问题没有太多的焦虑感，他的判断还是来自事实和他的经济学知识；同信奉市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建议人们不要因短期的失业或低报酬感到忧虑，因为好的工作岗位最终会赶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步伐。
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日期：2011-05-16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如果不是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众对于这位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可能还所知不多。严格意义上讲，皮萨里德斯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埋首于工作岗位与就业者之间相互寻找的经济学研究，并发展了他的搜寻-匹配理论。5月13日，“2011全球经济与中国方向——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行”活动在北京揭幕，在他当天做公开讲演之前，记者围绕与就业相关的一系列话题对他做了专访。 本报记者田晓玲
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
文汇报：您是因为搜寻-匹配理论获得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一理论揭示了为什么有人找不到工作、有些工作找不到人。您的这一理论是否是以有效市场为前提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这有没有对搜寻-匹配理论带来一定的挑战？
皮萨：我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存在市场失灵这一基础之上的。以前，人们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的竞争市场一样，是一个完美的市场。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比如对劳动者技能的了解并不充分，不知道谁技能更高，谁工作更努力。我们将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纳入自己的研究框架中，以寻求均衡的实现，而均衡是以部分失灵为基础的。
目前的危机中，出现的是金融失灵。我们的研究模型并没有将金融失灵考虑在内，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搜寻-匹配理论的研究中把金融失灵的情况考虑进来。
文汇报：这将是您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吗？按照您的估计，金融失灵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皮萨：我们的一些学生正在研究，这显然是这一领域将来研究的主要课题。我估计，全球经济好转后，创造的工作岗位不一定会更多，原因在于企业不能确定自己可以借贷到足够资金来应付未来的开销。金融失灵的存在会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比较缓慢。同时，我估计，当经济遭遇负面冲击时，依然会出现更多的裁员，因为企业比危机前更担忧流动性的问题，它们需要资金，但又不能指望从银行借贷，必然的结果就是更快地裁员。
文汇报：人们常说，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您怎么看政治等其他层面的因素对就业带来的影响？
皮萨：政治层面的影响更多来自政府对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尤其会影响到雇主雇用或解雇员工的成本，税收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国家会制定政策来增加企业解雇员工的难度，希望给工人以更多的安全感，这样的政策只是让已经受雇的人得益，因为企业因此更不愿意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了。
文汇报：这也是困扰全世界的一个普遍难题。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各国都在努力扩大生产，而另一方面，设立最低工资线、提高劳动者薪酬，又被普遍看做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内容。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皮萨：最低工资线必须设定在合适的数目之上。最低工资往往针对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低技能劳动力，通常，他们的雇主都是非常大型的企业甚至是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喜欢使用临时工、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的确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某种程度上还会增加就业，因为企业认为自己不管怎么样都要支付这一工资额度，工人对此也很清楚，所以市场上会出现更多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如果最低工资线设定太高，企业会不愿意雇用更多的员工。所以，需要花费精力来寻找到合适的尺度以帮助那些低技能劳动者。最低工资不是越高越好。
高福利意味着更多的消费，本身并不带来危机
文汇报：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您怎么看失业率或者说劳动参与率这些指标对于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的指向意义？
皮萨：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对政策有指导作用。怎样评价一个政策是否成功呢？是看它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还是看它为人们增加了多少收入？如果不考虑就业，只考虑金融领域的货币政策，就会带来不平等，因为它只顾及高收入金融从业人员的需求，伤害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收入群体。
我的建议是，应当把劳动力市场同其他部门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加直接，可以让政策更加偏向于就业，同时配套其他政策来减少政策对其他部门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会让房产价格上升，这时就可以采取一些微观政策，比如控制借贷、征税等，以此来管理房地产市场。
文汇报：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非常引人关注，不少人把它归因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您怎么看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
皮萨：我认为，真正需要作出根本改变的是欧洲的监管制度。我们知道，欧盟一开始是一个贸易联盟，国家间都实行自由贸易，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统一，但财政政策却各有差异。货币政策的殊异，或者更具体而言，利率的殊异，会约束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欧盟，几乎各国政府都希望只花钱不征税。但是不征税就无法支撑花费，最后借贷利率就会增高，你会发现借贷不起了，就只能征税或者让货币贬值。
欧洲的问题在于，一些小国面对的所谓统一的欧洲，一般是由德国这样的大国来决定其利率水准的，在如此低的利率水准下借贷，又没有任何约束，结果自然就是不停地借贷。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借贷加以管理。但欧盟却从来没有类似的管理框架。这就是欧洲危机的来源。
高福利本身并不带来危机，高福利仅仅带来了更多的花费，只不过你必须通过征税来支撑这样的花费。
文汇报：有人提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得益于勤劳肯干的工作伦理，而欧洲福利社会的溃败，也正是由于这种工作伦理的丧失，人们变得懒惰了。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皮萨：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欧洲国家已经很富裕了，人们自然需要更多的休闲、更长的假期。我觉得这很好。欧洲人和美国人很不一样，尽管美国也非常发达，但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向往更多的休闲。
文汇报：主要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同时债务水平又非常高，还款能力越来越低，这样看来，未来全球前景是否令人比较悲观？
皮萨：将来还会有问题，尤其是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如果我们继续按现在的情况支付，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资金和财政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延缓退休年龄，人们现在更健康了，还可以继续工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退休金从何而来？如果退休金更多地来自税收而不是投资基金，那么年轻人就要付更多的税。同时，100%的医疗保险也是不可持续的，也需要高税收来支撑。
文汇报：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面临未富先老，是否处于不利的情况？
皮萨：我认为这同中国的计划生育有关。中国现在开始考虑养老金问题了，这一时机同当年的欧洲并不一样，欧洲当年还是有非常多的年轻劳动力，整个社会的抚养比例还比较低。
劳动所得占不到收入的三分之二，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文汇报：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被拉大。有人甚至提出，美国金融危机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您怎么看全球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
皮萨：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化。比如，中国的工业部门就比封闭经济时代规模更大了；全球化也使纽约和伦敦的金融部门规模更大了，它们成了全球金融中心。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最主要影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变得全球化了，比如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欧洲借贷去购买美国的房产，或者为欧洲的银行提供抵押贷款业务。
全球化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平等。由于全球化，金融市场业务量急剧上升，获利颇丰。伦敦金融业员工的收入比制造业高很多，因为制造业市场并不像金融业那样增长很快。这样一来，收入差距扩大了，不平等就自然产生了。
文汇报：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新兴经济体的大量劳动者进入全球市场，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供给。您怎么看这一巨大的变化？
皮萨：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在中国，全球化提供了非常多的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农村务农人口可以借此进入全球市场。对欧洲来说，的确有很多岗位因此消失了，因为他们不能在制造业领域高效生产了，但是他们可以更好地生产出其他东西。最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好，大家利用各自比较优势生产出了更好的东西。英国一开始也生产低成本衬衣，但是后来由于没有中国和印度生产的衬衣那么好，工厂就倒闭了，大家一开始还觉得这毁了自己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可以生产和设计更好的衬衣并销往中国和印度了。
文汇报：我们也看到，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比例似乎越来越不相称，这是不是也是全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挑战？
皮萨：同最初的农业或者低技能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会越来越倚重，所以，资本所得比劳动所得提高得更快。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发达国家大致是在1980年代开始了资本的快速增长进程，而收入所得的上涨大概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后失业率的上升使资本占比开始上升，劳动所得占比则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周期性问题，30年河东，30年河西。但从绝对数字看，劳动所得仍旧远远高于资本所得。在发达国家，劳动所得大概占收入的三分之二，剩下的是资本产生的利润。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如果劳动所得不是三分之二，那么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劳动力市场向好，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
文汇报：您非常强调教育的作用。教育投入与薪酬一定成正比么？为什么市场上还是有不少高学历者难以搜寻到有匹配薪酬的工作岗位呢？
皮萨：搜寻理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好工作，高学历的人收入也自然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立刻就能得到高收入。必须用一段时间来等待合适岗位的出现，也可能先要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然后等待好工作的出现。这就是搜寻的过程。搜寻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高学历、但没有找到高收入工作岗位的情况一般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10年以后，他们就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变得更加富裕了。
文汇报：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情况就是，普通劳动力稀缺，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收入逐渐趋近，产生了对教育的负激励。您怎么看？
皮萨：当这个市场没有给高学历的人提供好的工作，那么年轻人就会质疑，我们是否还要接受那么多教育？但是，一旦市场好转，这些质疑的人就会后悔。长期看，如果不接受好的教育，那么在整个环境改善以后，你就不可能从中受益。所以，年轻人最好是从长期角度来做规划。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状况更多是短期的经济周期带来的，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和教育的关系。失业率高企时，我们会看到更多人去上学；而你刚才提到的现象，则是对教育的一个负面影响。商业周期通常比较短，人们需要做出快速应对和适应。而从更长时段的经济发展周期来看，经济越是发展，越会提供更多的职位给高学历人才。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高学历人才出现之后，工作岗位最终会追上他们的脚步。
文汇报：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其实和总体经济结构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皮萨：的确是这样。一开始，工作岗位都集中在低技能的制造业，最终，制造业也会创造出高技能的职位，比如研发等等。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更多的岗位出现在商业服务发展起来以后，比如金融、房地产、会计等，这些部门会在稍晚的时候出现，欧美大概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超越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正在向这一方向迈进。
文汇报：您提到，中国将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出去，以期引进高端产业、高素质人才，结果难以如愿。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是否并不那么容易？发达国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皮萨：发展高端产业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更多的工业化经验，并且有赖于商业部门更充分地发展。中国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工业在世界贸易版图中表现很好，这通常是迈向高端产业、走向专业化商业的基础。按照中国工业当下的发展速度，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商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支撑更高端产业的出现。
一般而言，出口行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很大，中国目前仍旧有非常多的低技能劳动力，当然最终通过教育，会实现产业升级。我的看法是，不能过分依赖出口来支撑就业，而是要更多地转向内需。很大一部分的就业岗位可以来源于商业部门提供的服务，这些岗位更大程度上同内需相关。
文汇报：我们知道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同个人的幸福感非常有关。作为经济学家，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皮萨：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向好的时候，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个人幸福感都会比较高，但是调查也发现，社会状况、家庭状况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我只是经济学家，所以只能就劳动力市场这一因素提出建议。
如果不是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众对于这位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可能还所知不多。严格意义上讲，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 ssari des）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埋首于工作岗位与就业者之间相互寻找的经济学研究。他喜欢沉浸在书斋里做研究，用他所喜欢的数学来解释微观的经济学现象。
他最知名的学术成果，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提出的搜寻-匹配理论。他还推动了匹配函数概念的确立，该函数用于解释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从失业到就业的流动状况，他是利用这一函数进行经验估算的经济学先行者之一。
皮萨里德斯的学术经历相对简单：早年求学于塞浦路斯大学和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1976年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至今。
获得诺奖经济学奖以后，他才开始走入公众视野。也许是他实在没有什么语出惊人的表现吧，“中国女婿”这样略带八卦意味的新闻反而传播得更广一些。
此次，在他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单位之邀参加“2011全球经济与中国方向——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行”的活动、在北京做公开讲演之前，本报记者争取到了和他45分钟的单独交流机会。他态度友好，每问必答，说到开心的时候会哈哈大笑。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很多让人担心的问题，比如说普通劳动者短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好的工作、未富先老……似乎哪一样都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福利的欧洲负债累累，美国的失业率又居高不下……
不过，与这种忧心忡忡大为不同的是，皮萨里德斯对这些公共领域的问题没有太多的焦虑感，他的判断还是来自事实和他的经济学知识；同信奉市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建议人们不要因短期的失业或低报酬感到忧虑，因为好的工作岗位最终会赶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