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博物馆 观后感:最可怕的不平等是什么

　　近十年，有各种现象表明社会流动性有下降的趋势，例如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最可怕的问题是不平等固化在代际之中，成为长期的不平等

　　我给大家看两个图，反映我能找到的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纵轴是人均GDP的增长，横轴是实现增长所用的年限，大部分国家都能从1000美元达到3000美元，但此后的发展，长期三四十年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能进入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从人均3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的步伐很顺利，其它一些国家没有这么顺利：墨西哥、阿尔巴尼亚、秘鲁等。

　　这些图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原则，人类的发展史从来不是线性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能摆脱所谓的贫困陷阱，但很多国家摆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比如秘鲁1960年代以来一直停留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是要素驱动，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第一阶段，有钱做点投资、有力量就去工作，如果政治比较稳定、有粮食和基础设施，就能在这个阶段摆脱贫困陷阱，所以大部分国家都能达到。

　　第二阶段，就是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阶段，所谓效率驱动阶段。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要提高，同时这些要素的质量要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的积极性要调动起来。第三阶段，其实离我们稍微有点远，所谓创新驱动阶段。

　　各个层面都提到，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于出口比重、通货膨胀等等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象，比如说储蓄率太高，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储蓄率也非常高，等经济增长率落下来，储蓄率自然也落下来，所以储蓄率是人为调控不下来的，在大的经济增长阶段，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因素。

　　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四个因素：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人力资源积累不足、健康不足。将世界经济增长与四个因素做相关性分析，政府规模过大引起反向的效果，财政占GDP已经达到相当的比重，由此带来一些问题。贫富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有一些相关，中国的贫富差距也确实过大。相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而言，人均教育水平算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跟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正相关。与人均寿命也有正相关。

　　过去30年我们取得很大的成就，人均GDP年增长8%，未来30年为什么不能年增长8%?如果以此为目标，人均GDP将达到1.5万美元，对比世界经验，其它各国人均达到3000美元，未来20年会不会到1.5万美元?

　　综合所知的因素建模，包括上述四个因素，还有投资比例、教育比例、通货膨胀、对外投资等等，上述四种因素单独分析，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综合起来关联并不显著，为什么?世界各国哪些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哪些不能?

　　按照这个模型把中国的因素放进去，20年后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概率是64%，但对这样的预测并不能太抱信心，因为刚才这些因素已经决定经济增长的道路并不具有必然性。

　　通过刚才简单的分析，能看到什么?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很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国家也是这样。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动态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性低才是最可怕的。什么叫动态的不平等和静态的不平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个社会，一个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穷则子辈穷，一个收入差距大但社会流动性强，哪个更有活力?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是上一代人的收入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相关系数在-1到1之间。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指数在合理范围内，如果是负数，代表上一代是穷人下一代也是穷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这种现状，-1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正常社会都在0到1之间，因为代际之间有各种因素影响传承，自然是高于0的概念。而趋于1有彻底的变化，上一辈会直接影响下一辈。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利于社会增长，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进入中等收入同时进入效率驱动阶段，其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源投资的积极性，愿不愿意学习?这是最最重要的，有这样的积极性，一定要给他提供机会。

　　理论界有两位中外的牛人对此有所涉及，厉以宁教授提到体制刚性和弹性的问题，一个社会刚性还是弹性，重要的区别就是有充分的流动性，我们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刚才有位嘉宾讲科举制度的失败，在于科目选错了，但科举制度是个很了不起的发明，使人们愿意去读书。中国封建社会有这种弹性机制的设计，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

　　另外一个经济学很牛的人埃斯莫格卢，提出精英社会不能实现长期繁荣，在于社会流动性低，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才能得不到利用，是静态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看不到机会，所以没有必要去努力，浪费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实际上GDP增长与社会流动性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正相关，这种相关性极有启发意义，参考其它国家的例子，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原因之一是代际的相关性，秘鲁、巴西相关性都超过负0.5%-0.6%，美国相对较高，欧洲一些国家都是0.3%左右，而这种社会扭曲就能使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社会结构固化?是由于从贫困陷阱跳出来之后，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未能建立，政策做不到公平公正，导致一部分人利用这些不到位的政策，使得社会难以建立起流动机制。刚刚从要素驱动阶段做起来，每个人都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我了不起，社会对动态的机会平等没有共识，这就使很多国家慢慢社会固化，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情况怎样?1949年之后社会流动性显然非常高，因为是一个阶级打败另外一个阶级;改革开放初期较高，出现一批农民企业家，到现在的企业家阶层，而近十年，有各种现象表明社会流动性有下降的趋势，有一些学者，如斯坦福两名教授在2010年表示从1998年开始中国代际之间的相关性上升，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

　　此外我们对光华管理学院学生的背景做了一点调查。首先声明，光华管理学院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学院，尤其本科生招生基本都是各省优秀的学生，每年还有二十多个各省状元，我们竞争这样的生源，只要考的好都会积极争取，不会挑背景。

　　对比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来自农民和底层家庭，2003年到2007年本科生的趋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下降，农村学生比例2003-2007年都不到10%。为什么对比刚才两个指标?我们这一代上大学的时候，我相信农村学生的比例至少在40%，现在是10%。同时中国农村人口至少60%，而在学院里只有10%，这意味着中国13亿人口，绝大多数农村人的机会是相对少的。

　　那么中国如何避免社会固化?如何提高社会流动性?社会上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现在谈论静态收入不平等，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少说多做，但是我们说的太多了，大家都关注静态的不平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都觉得政府应该给我补贴，这对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过多关注静态的不平等，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最可怕的是不平等固化在代际之中，成为长期的不平等。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要从以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市场和法律的基础建设上。还有职业市场准入的限制，现在政府采用各种考核机制，有个国际经验我觉得很受启发，就是美国的平权法，由肯尼迪总统推动，不能把人放出去跟他说，你现在跟他们平等了，可以跟他们竞争，这还不够，追求的不只是自由还有机会平等，平等不仅是权利和理论，美国最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但对以前处于机会劣势的人群有另外考虑。平权法对群众平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主要是性别之间，美国女性现在在政界、法律界、商界、教育界现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半的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只要努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将投资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而且不仅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例如日本从1949年开始教育立法，投入经费也逐年上升，法律规定全国师资尽可能统一，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偏远小学的两倍，而我们是二三十倍，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个老师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职5年以上，这样就不可能有所谓重点中学。

　　学校、社会组织都是拿纳税人的钱，都是公立机构，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发灾以后捐点钱，更重要的是给没有或缺少机会的群众创造更好的机会，美国规定任何接受政府项目的机构、组织、企业，其雇员人数都要满足一定条件，少数族群占多少、妇女占多少，处于不平等待遇的群众涉及政府招标，财政拨款，都有优惠条件，我觉得这是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政府要做的事情，我们作为拿纳税人钱的公立机构，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要形成这样的文化共识，要求所有人参与，现在很多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光华管理学院每年给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资助贫困生到国外交流，都是很好的理念和实践，但我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好。不仅是富人的责任，是所有人的责任。相对13亿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座的各位都是幸运儿。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但他想的是安得广厦大庇天下寒士，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情操。

　　中国社会现在进入关键的发展阶段，面临巨大的经济转型命题，但我觉得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也不是哲学和政治理念的问题，是我们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

　　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个人体验，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故乡》一文，小时候我没有什么感受，十年前回江西老家探望祖母，最近又回去，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回来之后我反复地读鲁迅在一个世纪前写的《故乡》，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我能感受到鲁迅先生坐着船，品味着社会不平等的悲哀。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起努力实现鲁迅先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