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坚化瘤膏哪里有卖:[转贴]深圳社会改革要亡羊补牢 【凯迪华南】

深圳社会改革要亡羊补牢

(因特虎报告0008)

有人说，“深圳这个地方首先生长观念，其次才生长高楼大厦。”这里诞生、培育和输出了诸多观念，也许这一次，有一个观念就叫做“公民社会”。（《通往公民社会》作者《中国青年报》记者 包丽敏）

一、深圳“公民社会”什么时候“潜了水” ？

2004年，因特虎出第一本深圳蓝皮书《十字路口的深圳》的时候，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深圳市民社会。当时公开谈“公民社会”还是舆论的忌讳，因特虎团队不想太过冲击社会神经，用了“市民社会”这样一个温软的词。小心翼翼如此。

此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广为深圳官方和民间所接受。

2006年，当时的深圳市长已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出深圳正向公民社会转型。

2008年，深圳更是将“公民社会”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取代30年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深圳今天最能在海内外叫得响的口号。

2008年底，深圳邀请《中国青年报》来深做长篇系列报道，因特虎参与了议题设置并接受了采访。后来，《通往公民社会》、《深圳“暖”了》、《走向有限政府》、《深圳“慢”了》四篇报道都出来了，引起的反响比较符合原来的预期。可以说，这组报道“奠定了深圳形象的新基调”。

“公民社会是必然选择。”深圳市有关领导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国家走向全面复兴的时候，必然要求各种权利的实现。”

然而，从2010年的某个时期开始，“公民社会”又成了“敏感词”。深圳迈向公民社会的努力，正被人“潜规则”掉。令人痛感深圳已是一个“不愿改革、不敢改革、不会改革”的城市，它早已从精神内核上“去特区化”。

2011年5月5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改革工作会议，并提出全年的32项改革计划，在所谓8项重点的改革项目中，据说最重者为“社会改革”，令人疑耶？信耶？看电视新闻时，金心异看着深圳的父母官，“那脸上高深莫测的和蔼可亲，以及炯炯有神但不知在想些什么的眼睛”，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在十二五规划和市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敢再提“公民社会”四个字之后，深圳的社会改革还要怎样走？不否认碎步的改革，“积小胜为大胜”，也不否认可以“说的不做，做的不说”，“不会叫的狗才咬人”，“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但是现届深委府有这样的用意吗？

许多政治学家都已指出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公民社会”的治理模式，政府得其位，“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其权力约束在法治之下，更多的事情交给社会来自治。这种政府、企业、社会各得其位的治理模式就是“公民社会”。现在当局连“公民社会”这四个字都害怕，足以说明执政者并不想推动社会转型，而只想维持绝对一元垂直管治的模式，不服者以高压弹压之，“只管医直，哪管医死”。在这样的状态下，深圳的社会改革又能走到哪里去？

所谓“纲举目张”，有时纲不举，目就是不能张，栅栏的缝隙，头若不能过，身就不能过。金心异认为社会改革就是如此。公民社会的总目标不能确定，社会改革其实改无可改，绕来绕去就是绕不过去。有些人或许以为，总要慢慢积累成果，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只要过程不可逆，做得越多，就越不可逆，最终会迫使总纲也要改。这道理似乎说得过去，但是眼见得，有许多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善意的方向演绎，有时关键一步跳不过去，就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大倒退——“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谁说“不可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并不是没有可能。温总说“倘若不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有可能被断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状就是如此。

当然，说深圳社会改革将就此夭折，那是言过其实；说深圳官方此前对公民社会的提倡是叶公好龙，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说深圳在某种外在高压下现在已经讳言“公民社会”了，这是比较客观的。同样客观的是，在不唱“公民社会”高调的同时却能巧妙地把公民社会做实方面，深圳的决策者、执行者们心里并没有谱。

二、深圳社会改革不能“叶公好龙”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哀鸿遍野之时，也许是决策者最听得进别人意见的时候。

早在2008年4月10日，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女士一行在深召集行业协会改革座谈会，因特虎老亨等就应邀参加并率先发言，谈了几点如今看来依然有益的意见：

1、中国社会管理方式改革的真正成熟、有效、不危及社会稳定、能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突破口是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NGO，民间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如果民政部把民间组织改革抓好了，就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了一个真正的突破口；如果深圳在培育第三部门方面真正取得突破，就为中国迈入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真正闯开了一条新路。基于中国的国情，无论是D内民主，还是多D竞争，都只会激化矛盾，扰攘社会，惟有培育民间组织，鼓励社会自治，才是阻力最小，胜算最大的政改之路。任何理想状态下民/主/政/治构想，都可以在民间组织中先行先试，任何公民/民/主素质能力培养，都可以在民间组织这个大学校、大熔炉中完成。

2、迄今为止，妨碍民间组织正常注册、成立的首要障碍是关于主管部门的前置条件。注册民间组织必须先找主管部门，跟国际惯例不接轨。让主管部门为民间组织负无限责任，这是行政管治思维惯性，主管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生一个，导致大量民间组织因找不到合适的主管部门而干脆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建议取消关于主管部门的前置条件，或者成立一个新机构，如民间组织总会，作为所有民间组织的主管组织，以政府令的方式赋予其指导、培训、督导、奖惩民间组织的职责。这一点，福田区曾经做到过，福田区总商会早在2002年就开始为民间商会做嫁衣，思路和做法都是超前的。后来，深圳于2008年10月恢复深圳社会团总会，改名叫“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作为一个法定化机构，总会就应该被赋予孵化和协调其他社会组织的职能，可惜各项配套没有落实，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详情参见后文）。2010年12月3日，壹基金在深圳注册落户，引起海内外轰动。真正解决问题的神来之笔是，在注册文件上把壹基金的主管单位写成“有关部门”！这一凝聚深圳智慧、民间智慧的改革之举，事实上是得到了深圳市和国家民政部等“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才得以玉成的。可喜，可贺，值得大书特书。

3、妨碍民间组织正常成立、成长的另一大障碍就是关于“一行一会”、“一区一会”的硬性规定。规定一个行业只能成立一个协会、一个地区只能成立一个商会，这有违民间组织成员自治的基本原则，也在客观上形成了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是行政化的变种，必须取消。关于这一点，一些不深入调研、只好省事的民政部门官员可能不理解，一些急于得到政府权力支持的行业协会领袖也可能不理解。但是事实上，一个行业协会不可能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把全行业的所有企业都吸纳进去，企业有加入或不加入行业协会的自由，有加入行业中的这个协会或那个协会的自由，当他对所有既定的行业协会不满意的时候，他还有自己发起成立新的同行业协会。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只图省事，只希望自己已经成立的协会得到政府的垄断保护，那是扼杀真正的民间组织，行业协会民间化就永远只能是空谈。真正的民间组织只能在所属成员的授意和授权下有限度地代表所属成员的利益和诉求。政府应当根据行业协会的会员数量、质量、行业影响力来确定是否给予该协会资源，给予资源的多少、授予权力的大小也应以此为基准，而不是笼统地成立一个行业协会，想当然地以为这个行业协会就能代表这个行业，想当然地授予这个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职能。行业协会是协会成员自治的平台，协会成员也是有私欲的，这都正常。顺应人之常情的做法是把行业协会分为法定行业协会和非法定行业协会，律师、会计师行业协会就是法定的全行业协会，具有强制性，应该侧重完善《章程》，完善内部治理。至于非法定行业协会，如深圳服装行业就可以开放成立多个行业协会如内衣协会、时装协会等，自由竞争，品牌化管理，涉及全行业的政策，政府咨询各个有代表性的行业协会，而不是以一个垄断的服装行业协会的意见代表全行业的意见。自由竞争，也只有自由竞争，才是锤炼出真正优秀行业协会的不二法门。

第四条意见在会上没有展开，但是事后做了很多推动，那就是：政府应该在行业协会民间化之后采取措施扶持民间行业协会发展。现在政府很多改革都是推责任、推包袱，不给资源，不与民间分享权利。行业协会民间化了，职能也民间化了，可是原来配置在政府部门的经费却没有民间化。这导致民间对政府改革积怨深重。据深圳市财政局官员透露，从2004年开始深圳就酝酿出台一个措施，每年财政拿出2000万元扶持行业协会发展，姜力副部长当时很感兴趣，她一面建议在资金用途上加上奖励基金一条，一面要求把这份尚未出台的文件草稿带回一份。但是遗憾的是，深圳市有些想法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措施不力，效率太低，2004年就起草好文件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落实，怪不得民间要说深圳社会改革是叶公好龙了。

三、将“零风险”的行业协会改革进行到底

不敢提“公民社会”的深圳社会改革还能获得突破吗？绕不过“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的关系问题，深圳社会改革就只能束手待毙吗？承认权力控制与真正的民选之间的距离，深圳社会改革就无路可走了吗？

亡羊补牢，把眼下可以做的、能够做的做实、做好，未必就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很少社会争议、没有政治风险、不必跟着“公民社会”潜水的行业协会改革为例，深圳的主政者、决策者还是大有腾挪空间的——

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后，理念、机制、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全面提升，部分行业协会成为全国协会的标兵，对推动深圳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是，更多的行业协会因为原有政府支持切断，新的筹资能力没有能够在短时期内培育出来，加之高房价、高物价导致的运营成本过高，协会财务状况处于“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的窘迫境地。为了筹措经费，行业协会不惜变卖公信力。在频频向会员企业伸手之余，甚至不惜向出钱多的会员企业透支协会信用，造成协会公共资源和公信力流失。由于经费不足，公益的公共服务少人问津，变相盈利的活动占用协会不少时间精力，行业协会工作重心产生偏移。行业统计、行业调研、行业报告等急需的基础工作无法认真负责去做，向会员企业摊派展位等维持生计的事情则成了协会主要的日常工作。这种以盈利为导向的工作取向可能导致行业协会丧失公共服务功能。薪酬水平低，福利待遇差，难以吸引高端人才，行业协会工作人员的弱势地位难以扭转。由于政府只有对行业协会只有开会、要资料等等的日常的麻烦，没有对行业协会的实质性资助，协会对来自政府的指令渐渐冷漠。政府交代的任务大多敷衍以对，即使面对行政长官，也多是发牢骚、要资源，鲜有兴趣站在全局立场，谋划行业大计。政府与协会之间关系日渐疏离。总之，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的断奶期过后，政府没有找到适当的新路径来为行业协会输血，导致责任民间化，而权、利资源依然滞留在政府手中。

2008年9月24日，深圳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深办【2008】66号文），并于10月份在全国率先成立社会组织总会，专职于深圳社会组织的服务与发展。这为深圳行业协会民间化以后的政府扶持开启了新思维、新路径。通过社会组织总会促进协会自治，同时，也通过社会组织总会建立协会与政府沟通的新管道，这是协会民间化改革的继续和深化，续领全国风骚。为了摸清发展和规范深圳社会组织工作的抓手和切入点。社会组织总会运作以后，耗时三月，走访深圳各行业协会，广泛征求意见，最终达成共识：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帮助行业协会度过断奶期，并最终形成新型的政府-协会-市场关系。深圳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需要政府烧最后一把火！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行业协会，符合国际惯例。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以购买服务方式来实现，既可保证政府与行业协会的相对独立性，又类似商业契约的对价有偿，政府与协会可以通过平等交换的方式获得各自所需，从而形成不同于民间化以前那种上下隶属关系的新型政府-协会关系。

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系由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但是美国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各行业协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了合理的应对措施。美国政府与各行业协会的合作呼应如此默契据说是有原因的：美国政府每年向一些工商行业协会提供相当于其日常经费40%左右的拨款支持，作为回报，行业协会一方面承诺不参与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承担行业统计、行业调研、行业报告的责任，定期、不定期向政府递交行业报告。美国行业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写报告的义务和习惯。所有行业数据、市场变化、应对建议都能在第一时间汇总到行业协会，再由行业协会整理后呈交政府和议会。政府以采购数据和意见的方式支持行业协会，两者各取所需，相得益彰，把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结合得最好。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宋代时期的民间商业已经很发达，但是王安石旨在建立商业社会新秩序的改革失败了，结果中国退回到朱元璋式的小农社会。王安石失败的根源是什么？黄仁宇总结的比较客观：宋朝没有找到可以对商业社会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手段，结果只能让朱元璋来进行道德管治。当代中国的改革进行了30年，基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改革目标已经达到，接下来是进入可以数字化管理的全新商业社会。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冲击了广东、深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关于企业受影响的情况一度盲人摸象，各种统计数据大相径庭，应对危机的决策更是无从找到依据。这不光是官员道德问题，这更说明我们的经济统计、民意采集压根就没有形成有效机制，因而社会缺乏数字化管理的基础。

有鉴于此，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向深圳当局递交了一份建议，希望政府以采购方式购买深圳行业协会在行业统计、行业调研、行业战略规划等方面的行业公共服务，开启政府与协会血肉相连的新管道。

1、行业协会日常开支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深圳一般性行业协会基础性日常开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房租、水电，按照三房两厅面积计算，月租金5000元；五名专职工作人员，平均月工资3000元/人，月人工15000元。合计房租水电人工支出24万元/年，加上最节约的交通、通讯办公经费10000元/年，合共统计，一个协会一年最低开支25万元。收入满打满算按照100个会员无折扣地上缴1000元会员费计，一年会费收入10万元，会长、副会长、理事捐献5万元，共计15万元。这是在协会能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有公信力、有凝聚力的情况下才能收齐的会费。即便如此，行业协会的日常基础性开支至少有10万元的缺口。

2、政府购买服务列入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政府每年向每个正式注册、年审合格、达到购买服务标准的行业协会一定比量的采购任务。这个比量相当于一般行业协会全年日常开支的40%，既不损害协会独立性，又可切实补贴到协会开支，协会的生存压力就将大大减轻，政府的亲和力则可将大大加强。这是“普惠制”。目前深圳市共有600多个行业协会计，每个协会只要承担所在行业的统计、调研职责，定期向政府递交合格的行业报告，就可获得10万元政府资金（相当于行业协会每年日常基础性开支25万元的40%，与美国比例相若，符合国际惯例标准）。政府为此每年的专项开支不过6000万元左右。

对于重要行业的100家左右骨干行业协会，可以“特惠”方式支持。比如：要求行业协会每季度递交一份行业调查报告，每半年递交一份行业统计报告，数据要详细精确到所在行业的新增企业、关停并转企业具体情况，行业销售额、纳税额数量、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行业就业人数、素质、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行业动态分析与后期预测等等。紧急情况紧急报告，如金融海啸影响下的专题紧急报告等等也可包括在内。报告要有技术含量、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决策价值。每季度报告和每半年统计各补助5万元，合计30万元，100家骨干协会总共3000万元。

以上两项支出，加上附加费用总计1亿元左右，应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每年综评调整一次，由于是扶持性政府采购，关键是方便、透明、通用，评价标准和手续要简明、实用，不需要针对具体的行业协会制定限制性条款。（2004年市财政局计划每年2000万元扶持深圳社会组织，但是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办法，至今没有落实）

政府对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扶持和规范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总会来统筹。一者便于协会无保留发表意见（总会也是非政府组织，协会在总会陈述意见可以更少忌讳）；二者便于政府更有效地沟通协会（政府不能与600多家协会一对一谈判，如果通过总会统一谈判，政府抽样检验，这样就能提高效率，以最快速度解决社会组织公共问题）。社会组织总会的经费可以按比例（如10%）提取服务费，总会组织专门工作人员和专家团队在市财政局、民政局、民管局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指导下，专责于扶持资金的划拨投放、调研成果的验收。在协会资金使用、调研培训、报告辅导、成果评议上做精做专。涉及社会组织全局的课题、个别行业的临时突发性问题，均可由社会组织总会出面调停。

目前，各行业协会人才储备不足，调研时间、调研经费无法保证，为会员、为行业服务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统计失真、行业分析建议肤浅，都是因为经费不足，监管不严造成的。由于政府没有经费支持，行业协会没有义务向政府递交合格报告，政府更无确实理由监管行业协会报告的质量。如果支持性质的购买资金到位，则协会就负有向政府递交合格报告的合约责任，政府责成社会组织总会监管报告质量也有了确切依据。政府与协会的责权利由此可以数字化管理。

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的正效应：

A、政府可先于外界获得完整的、及时更新的行业统计的第一手资料，行业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行业决策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行业批评和行业建议都可得到原始材料。

B、政府对行业意见的收集、整理将可以得到包括社会组织总会在内的专业支持，社会组织总会延请相关专业机构对行业报告把关、整合，行业意见由此可以提升为政府决策可以直接采用的相对专业的咨询意见。

C、政府意图的传达、贯彻将更加顺畅，行业协会对政府部门的疏离感将达大减少，政府的亲和力、号召力将因此加强。

D、因为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行业协会的基本生存问题将可以得到解决。由此可以有时间、精力以及一定经费去从事行业统计、行业调查等公共服务，到位的行业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会员加入协会，会员增多后协会的公信力、影响力、资金筹措能力相应得到加强，行业协会发展因此进入良性循环，逐步过渡到没有政府扶持也能健康发展的新阶段，达到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的最初愿望。

E、创新深圳吸纳高端人才的新模式。行业协会要写出合格、优秀的行业报告，就会重视对优秀、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协会不仅是行业公共研究的平台，而且还将是深圳高端人才的蓄水池、聚集地。深圳家具行业协会囊括全国所有家具专业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就是成功案例。以协会为平台，这是缺乏高校、缺乏科研机构的深圳最合适不过的人才引进模式。

F、在企业无力进行公共研究与公共服务、政府机构又因为体制所限难以搞质量高效率地进行公共研究与公共服务的今天，转移部分财政支出，支持社会组织创造性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有可能打开中国深层次社会改革的通道，使得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再创新局。

总之，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彻底民间化以后，要建立全新的、以不损害其独立性为前提的方式，扶持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以便发挥其固有的社会管理职能，改善政府与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以不带政治色彩的行业协会为例，此方面财政支出不过1亿元/年，完全可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使得政府支持更加制度化、更加可以预期。与支出相对应的是：政府行政成本将可以进一步降低，与企业和协会的沟通效率将大大提高；政府得到的关于产业、行业、企业的统计数据将更加真实；从民间汲取的商业智慧、专业意见更是大大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理想将因此有了具体的落力点。

四、NGO，深圳新动力

公民社会是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共生、共栖，博弈，共赢。

   在1979年开放改革的社会转型大格局里，深圳的先锋理性，历经了“单一经济突破”、“兼顾政治有限实验性改良”、“回归注重市民社会重建”的三阶段激荡而缓行的进退演化，而构建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力量、各利益团体之间都能平等参与的公共平台，则是深圳当下与未来良性前行的新路径与新文明理念之一。

   为夯实公民社会的基础，完善公民社会的架构，孵化、培育社会组织（NGO），上，可复兴1909年来的城乡自治，二三十年代梁漱冥、晏阳初乡村建设的传统；中，可延续80年代深圳精神与人文思想的余脉；下，可借势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生自发的民间草根组织之新潮。

   最为重要的，在目前中国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强政府、低福利、弱社会，已经是后发治理劣势，在体制内外寻找到一个公民可以参与、政府愿意扶持、企业能够协同的公共空间与平台，即社会组织的创新发展，将是深圳凝聚、激活并善用这种公民社会所必需的社会资本之新空间，也是深圳改革开放突破瓶颈、续领风骚的新动力。（李亚夫《NGO，深圳新动力》，《深圳青年》菁英版2007年12月号）

   在国家维稳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正宜察纳雅言，把社会重建的大事做细、做实、做好。下面，以一位因特虎虎友为本专题特别撰写的一篇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文章结束本报告：

公民社会，何时成长？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30年前从深圳响遍全国的口号；

“公民社会，共同成长。”这是深圳曾经在城市里打出的宣传标语。

2011年4月的一期《南风窗》，一篇《深圳民政改革“春天里”》一如既往地介绍深圳改革成就与经验，一如过去数年媒体所关注的一样。

2010年12月3日，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落户深圳，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也受到诸多媒体围观。

还是这一年的年初，深圳市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获得《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的年度组织奖，颁奖词指出：“开放登记注册门槛，释放社会空间，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多年来创新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全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在制度改革上迈步最大的实践。”

决策者在春天的气息里呼吸，却忘记了一些冬天的气息。

如今，“公民社会”呼声似乎日渐消声，曾经领先全国的深圳社会组织改革也似乎不再独领风骚，风头不再。

无处落地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长期以来，很多社会组织一直存在着获取资源难、自身能力偏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很多有识之士就提出，深圳若真想做好社会组织，很简单的一个办法，给一块地，让所有的社会组织自己出资盖一个楼。

早在2008年底，就有媒体报道“深圳市已启动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将原“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中心”调整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基地选址在梅林，占地约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建成后，初成立的社会组织将“落户”该基地，并享受低廉的房屋租金和免费信息服务。”

2010年，就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项目”获得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时，媒体报道一样广泛报道了“深圳将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已选址龙华，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将用来孵化全市关键性、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或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组织，基地预计明年启用。” 在这个报道中的“预计明年启用”的时间点到来的时候，基地迎来的不是启用，而是彻底歇菜。

更尴尬的不是基地在应该启用的时候传来歇菜的消息，而是，深圳在全国最早提出规划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当深圳无数次对媒体讲述这一构想时候，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地方不动声色地学习借鉴了这一想法并早早落地。2009年12月，浦东公益服务园正式运作，成为全国第一家旨在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园区。这里每年用于对公益组织的租金补贴就达400万元，同时，免费提供会议、培训、展示等公共空间。北京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也已揭牌成立。孵化中心为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所、政策辅导、注册协助、购买服务等各类行之有效的扶持。天津滨海新区也在探索建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孵化器，培育扶植具有发展前景的社会公益组织。

10年拨不出去的2000万

行业协会存在的一大难点就是经费难保障。“民间化”改革以后，行业协会从“断乳期”迈入“缺乳期”，财务十分窘迫。除了少量行业协会已经立住了脚跟以外，大多数行业协会政府不管，市场不理，财务捉襟见肘，生存十分困难。

早在2004年8月，深圳市政府办公会议就原则同意设立行业协会发展专项资金；2006年2月，深圳市财政局复函，同意在产业发展专项中单列行业协会发展专项经费。深圳市民政局深民[2007]95号《关于继续推进行业协会发展专项经费设立工作的请示》、深圳市财政局深财函[2007]1142号《关于设立行业协会发展专项经费的意见》原则上同意设立“行业协会发展专项经费”。“深圳市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专项经费”首批额度为2000万元，用于资助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委托或转移的行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但就是这2000万，在几近10年后依旧难以落地。

处境尴尬的总会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和规范深圳市社会组织的大背景下由原深圳市社团总会更名设立的综合性社会团体，由深圳市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为主体，会员包括在深圳市、区民政部门依法登记，并通过年检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2008年9月，市委、市政府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市社会组织总会在联系政府与各社会组织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 2010年出台的《深圳市社会组织发展规范实施方案（2010-2012年）》中提出：“发挥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的综合平台作用，承接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委托的关于社会组织的法规起草、政策研究、专业评估等事项，开展社会组织孵化、培训和能力提升等工作。”

总会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机会，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却也面临不为人知的尴尬境地，因为会长人选迟迟无法获批，总会已经接近空转3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东莞、珠海的社会组织总会启动在深圳之后，也没有象深圳的总会一样在诸多政府文件中获得如此重要的定位，但却不存在深圳总会这样的境地，早已正常运转。

从“春天里“到真正的“春天”，还有多远？

社会组织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1995年美国社会组织的总支出规模是5020亿美元，占GDP的6.9%、德国是940亿美元，占GDP的3.9%，日本是2140亿美元，占GDP的4.5%。社会组织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就业部门。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的总就业量为4550万人（相当全职工作人员），占经济活跃人口的4.4%，其中为美国9.8%、德国5.9%、日本4.2%，发达国家平均是7.4%。社会组织所带来的经济规模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规模相当。如果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是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的话，其1995-2000年的支出规模可排在世界第七。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现有1 0万多个行业性质的协会组织，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在国外，社会组织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解决就业来说，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我们看待社会组织应该注意到它的经济属性，从产业和经济的角度来正确看待社会组织，积极加以扶持。从而使社会组织能尽快发展壮大。

最后，我们分享一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刘兆隆一篇《台湾社会的信任感是如何建构的！》刘兆隆以平和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台湾如何通过市民社会的发育，弥合信任的空隙，最终实现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者保护运动，就是透过民间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来进行的。台湾很多政策与理念的推动，其实都不是倚靠政府的力量，而是透过民间各种公益性质财团法人（如基金会）来进行的。例如台湾的拒烟运动就是透过“董氏基金会”推动，汽车机车强制责任险则是透过“柯妈妈基金会”推动，癌症的早期筛检则是透过“陶声洋防癌基金会”推动。这些公共政策或是行动在推动之初，都是从个人权益出发，在民间团体唤醒个人对该项权益的认知后，才形成力量被政府看见，政府再顺应民意形成公共政策。由于这种力量是从下而上推动的，因此一旦被落实就容易为人接受，台湾人尊重的不止是法律及执法的公权力，而是这个政策背后所表彰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因此当在公共场所有人违反“台湾烟害防制法”不当吸烟时，大家对此人投以嫌恶眼光，绝不是仅仅因为他违法，而是他伤害了其他非吸烟者的权益。总体来说，支撑起台湾社会集体信赖感的，其实并不是伟大的政治人物或是政权，而是市民社会、各种利益团体或公益团体或是宗教团体。

刘兆隆在文章最后说：如果说台湾经验有什么可以供大陆借鉴的，就是政府要学会放手给民间管，相信民间的力量，同时也要相信政府并非全能。民间团体其实不是洪水猛兽，只要理念清晰正确，往往可以获得人民高度的信任，成为整个社会信任的黏合剂；即使它资源或财力有限，但往往可以小兵立大功，为整体社会做出有力的贡献。一个有智慧的政府应该是懂得借力使力的政府，善用民间的各种团体，以最小的公部门力量，达到最高的公共利益。

2011年1月1日，深圳市发布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深发【2011】1号），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深圳经济特区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南风窗的《深圳民政改革“春天里”》最后一句话提出一个期待“以改革起家的深圳，能否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社会建设的范本，令人期待。

深圳，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正开始向一个公民社会迈进。30年前，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如今，这位老人的塑像就伫立在莲花山上，注视着这个城市前进的每一步。在他身后，一条马路之隔的莲花北社区里，紧临北环大道一幢公共租赁房的墙体曾经打出了一条巨幅广告标语：“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从“春天里“到真正的“春天”，还有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因特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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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