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代码编写:“被精神病”的作家高长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6:25:37
 被精神病”的作家高长虹类别:人文历史   浏览量:401   版次:AA29   版名:南方评论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5-15
作者:房向东 原创  摘要:真的精神病人,因为“犯下”滔天大罪,也当不成精神病人了,只能被当作正常人宣判并命赴黄泉;同时,又有多少像高长虹这样只因为是狂人,只因为国人听不懂他的英语、德语、日语,便被精神病了,不知所终,让人唏嘘。

    ■史鉴散照(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 房向东 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高长虹曾经是鲁迅赏识的弟子。鲁迅在谈到创办《莽原》的目的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常常谈起有关这刊物的事情:“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又说:“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信中说的“目下也仿佛有人”,“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是指高长虹、向培良等人。这里,鲁迅把高长虹等看成是“漆黑的染缸”的“毁坏者”,看作“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

    高长虹自然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事实上,他自己也是一个真正的狂人。新文学运动中的“狂飙社”,就是高长虹组织的。他在《狂飙运动宣言》中说:“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他和他的伙伴们要“狂飙突进”,“不问成败而要战斗”,做“漆黑的染缸”的“毁坏者”。

    1930年初,高长虹离开故国,东渡日本。在日本两年后,前往德国,上了柏林大学,后又到法国。据说,曾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经意大利、英国回到香港,经友人介绍,奔赴武汉,武汉沦陷后又到重庆。1940年冬(又一说是大约1943年夏),他徒步进入延安。到延安后,他不找朋友投奔,而是在街头睡了两天,潘汉年看到,才把他领到有关机关,安排了住处。高长虹到延安后,把自己看作是研究经济的。当时他所写文章也是偏重历史、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高长虹到延安不久,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请他参加,他以研究经济学为由,婉言拒绝。他是唯一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家。(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高长虹对延安“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十分不满,虽然运动并没有波及过他。高长虹还曾写信向斯大林告状,又直言不讳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此,他在延安待不下去了。他独自一人去了东北,说是去开发金矿,以振兴解放区的经济。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开发金矿,谈何容易!当然难以实现。

    在东北,高长虹实际上被当作一个闲人,长期住在旅馆、招待所,不分配工作。高长虹领到津贴费,就到旧书摊上去购买各种字典。他懂得好几种外文,表示要编一本中国最好的字典。觉得苦闷时,他就用日语、英语、法语或德语朗诵外国诗人的作品。据说,此时高长虹“神志更加不清,到干部的小食堂吃饭时常目不斜视,一声不吭。”

    阎继经在《历史的沉重》一书中,就高长虹晚年的情况,引述了知情人侯唯动的回忆:“大约是1953年至1954年秋,我从鞍钢体验生活回沈阳写作,就住在东北旅社五楼,住了大约一年多。一天我到食堂吃饭,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头发很长,躬腰低头走路,很像个老太太。我觉得很面熟,便走上前去看,看后大吃一惊,原来竟是高长虹先生。我喊:‘高长虹先生!’这时忽然围上来几个服务人员,对高长虹先生大声呵斥:‘躲开这里,躲开这里。’同时连推带搡地要拖他走。我非常生气,忙斥责那些服务人员:‘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高长虹先生,我的老师,延安的老革命同志,老作家,连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尊重他,你们怎么这种态度!’那些服务人员走开了。我拉住长虹先生的手说:‘长虹老师,您还认识我吗?’长虹先生说:‘认识,你是侯唯动。你也到东北来了,你好!’我注视了一下,这样一位大文人,穿着却很狼狈,身上还是延安时期发的灰棉衣去了棉花的夹衣,一双破布鞋,形同乞丐。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问:‘您住几楼?吃完饭我去看望您。’长虹先生说:‘住二楼。’饭后我找了旅社的保卫科,保卫科的人说:‘那人是疯子,不让人们接近他。’我问:‘我能去看看他吗?’保卫科人说:‘你可以,你可以。’我那时已是有名气的诗人了。下午我到了长虹老师屋里,屋子很宽敞,条件不错。长虹先生说:‘你的诗我都看了,写得好。你的风格变化,终于走到民族传统上来了。’我问:‘您为什么不到北京去?’长虹先生说:‘我给郭沫若、何其芳写过信,没有回音。’听他谈话,一点不像疯,我给东北局写信问情况,没有回信。我又托当时任辽南地委书记的鲁艺同学赵自评去东北局打听,赵回来说:‘东北局说了,千真万确,是疯了。’我说:‘有什么迹象吗?’赵自评说:‘人家说他常常无故大喊大叫,也听不懂他喊叫什么。’以后我见到高长虹先生时就问他这事,他哈哈大笑说:‘我那是用外语朗诵诗呢!用德语朗诵歌德的诗,用英语朗诵拜伦的诗,用……’我恍然大悟了,用外语朗诵外国诗人的诗,不用说那些服务员听不懂,就是我这个号称诗人的人也听不懂。长虹先生人很瘦,但精神很好,生活能自理,从我和他接触一年当中,他没有任何疯的迹象。”(《高长虹晚年是否疯了》,《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侯唯动的回忆,基本上可以证实一条,高长虹没有疯,只是因为“哇啦哇啦”朗诵外语诗,却被人当成了疯子。一个狂人,就这样成了“疯子”,死于抚顺的精神病院。

    高长虹要“打倒障碍”,结果是“被障碍压倒”;他倡导“狂飙”运动,却把自己“飙”进了精神病院。

    真的精神病人,因为“犯下”滔天大罪,也当不成精神病人了,只能被当作正常人宣判并命赴黄泉;同时,又有多少像高长虹这样只因为是狂人,只因为国人听不懂他的英语、德语、日语,便被精神病了,不知所终,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