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小七txt微盘合集:冰云：“两个反对的朋友”——陈独秀与胡适

　　——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是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以深沉的爱国情思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运动，以披荆斩棘的魄力，让这场运动成为清扫占据统治地位的旧思潮的飓风，从而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指导者，两人的风格一刚一柔，相得益彰。他们的绝佳配合，使得“陈、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与“康、梁”、“孙、黄”并驾齐驱的三对赫赫有名的标志性人物组合。

　　然而，只要稍稍对陈独秀与胡适的生平做一简单排列就会发现，在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人政治、思想上见解一致的时间与他们分歧、争论不断的后半生相比，其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他们终生都难能可贵地保持着私人情谊。

　　自1918年起，陈独秀与胡适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就逐步凸显了出来。当陈独秀尽头十足地发表对政治评头论足的长短大论时，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在他看来，陈独秀的举动已经违背了《新青年》初创时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1）而陈独秀对胡适不谈政治的做法更是不以为然。这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导师，也隐然成为两大思潮的领袖。当年的北大学生黄日葵就曾说道：

　　“五四”的前年，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哲学文学方面，以《新潮》为代表，一是政治社会的方面，以《国民杂志》为代表。前者渐趋向国故的整理，从事于根本的改造运动；后者渐趋向于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前者隐然以胡适之为首领，后者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2）

　　陈独秀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并将《新青年》变为宣传主义的论坛时，作为实验主义信徒的胡适更无法与他找到共同语言，他既无法说服陈独秀，也无法被陈独秀说服。

　　1919年初，陈独秀因遭污蔑排挤离开北大后，在上海“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因此和胡适等“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3）

　　此后激情满怀的陈独秀一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一面着手组党工作，这与胡适仍坚守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立场更是大相径庭。出于对往日情谊的珍惜，双方都曾竭力弥合彼此的分歧，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闻名遐迩的《新青年》团体也因此解体了。

　　不过，无论陈独秀和胡适在政治、思想上的看法是多么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但两人的私交并未因此而断绝（当时的知名人士之间，一面公开论战，私下又把酒言欢的并不在少数，而后来的很多历史叙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夸大了他们之间分歧和对立的程度）。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法租界逮捕，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及一些社会团体立时展开营救行动。胡适则给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写信，为陈独秀“乞援”，他在日记中记道：

　　写一长信给顾少川（顾维钧，字少川——引者），……说法国人近年作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说，我并不为独秀一个人的行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牢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4）

　　正如胡适所说，他出面营救陈独秀，不仅是为了陈独秀个人，他更高的追求，是努力维护一种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很可惜，他的良苦用心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任何人都有表达思想的权利，不同意见之间可以反驳，可以争论，但借助暴力手段或行政机关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或人身自由，却是他极力反对的。

　　陈独秀出狱后，经济拮据，胡适又与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在9月24日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募集讼费的启事。如果注意到当时胡适和陈独秀为“联省自治”等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就不得不钦佩他能将政治、思想分歧和个人情谊分清的涵养。

　　这其实并不奇怪，陈独秀和胡适毕竟都是新文化气质浓厚的思想家，在他们内心，也与那些个性独特的知识分子朋友一样保留着一种传统：朋友之间政治、思想上的冲突无论如何尖锐，无论如何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他们都相信，政治、思想上的冲突不应该成为结束个人情谊的理由。同样，私人的良好感情也不可能消融彼此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这也是他们的交情能够保持终生的重要原因。

　　二十年代初，当陈独秀在政治舞台上积极拼搏时，胡适也在情势逼迫下，忍不住地开始对现实政治发表见解。但是，性情温和的胡适参与政治的方式却与陈独秀完全不同，他仍脱不了“书生议政”的范畴——通过办报参与政治；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陈独秀，则早已断定坐而论道式的参政风格是软弱无力的，他不仅创建了一个新式政党，而且踌躇满志地参与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胡适当时就承认，他一方面不能像陈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梁漱溟那样“蛮干”，而只有“从容慢步”）。（5）

　　政治观点的大相径庭，导致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23年1月，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控贪污受贿被捕，后因查无实证，司法机关宣布罗文干无罪释放，但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罗文干因此再次被捕。为抗议彭允彝在“罗文干案”上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行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北洋政府提交辞呈，宣布“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唯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之国人。”（6）

　　对于蔡元培的举动，胡适明确表示赞成，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赞成蔡先生此次的举动，也只是赞成这点大声主持正谊，‘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7）随后他又写道：“蔡先生这一次的举动，确可以称为‘不合作主义’，因为他很明白的指出，当局的坏人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机械式的学者‘助纣为虐’；正谊的主张者，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8）

　　与此同时，陈独秀则对蔡元培采取“不合作主义”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主张激进反抗的他说：“蔡校长宣传不合作主义，明明不过是希望一般做装饰品做机械的学者官吏采取拆台政策，他这种政策，可以证明他眼中只看见一班无良心无能力的学者官吏，而不看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他指出：“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的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我们敢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9）

　　不管陈独秀的文章是表达个人看法，还是代表一个新兴政党的集体意见(在当时，显然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这两者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但胡适看到老友的文章后却动了感情，他撰文指出：蔡元培的“行为有时类似消极，然而总含有积极的意味”，蔡元培的一贯精神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他指出：“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的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10）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张君劢的演讲引起了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不满。4月，丁文江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君劢提出了批评，从而拉开了声势颇为浩大的“科玄论战”的序幕。论战的一方是被归入“科学派”的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另一方则是被归入“玄学派”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

　　“科玄论战”告一段落后，亚东图书馆打算将论战中的重要文字结集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出版前，亚东老板汪孟邹找到与亚东渊源深厚的陈独秀、胡适两人，嘱咐他们各自为文集做一篇序。陈独秀没有参与这场论战，但在作序时，他对各家的见解都提出了批评，他说：“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有一支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而他所说的武器，就是唯物史观。（11）他明白地说道：“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2）

　　胡适在做序的同时，针对陈独秀的质疑又写信作了答复，他说：“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13）

　　在做序时，陈独秀说，他很欢喜的做这篇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4）胡适对此则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15）

　　看到胡适的序言后，陈独秀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继续对胡适提出批评，他说，胡适在“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16）

　　争论的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还是在各自的思想轨道上奔驰着、对立着。

　　1925年10月，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主编，不久，《副刊》所属的《社会周刊》发表了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文中为苏俄在中国的行径进行辩护，并坚称苏俄并非帝国主义。接着，张奚若发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进行驳难，由此引发了“苏俄仇友问题”的大辩论。除了陈、张两人外，参加这场辩论的还有梁启超、陈翰笙、江绍原、张慰慈、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这次辩论从10月初开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为此，《晨报副刊》先后在《社会周刊》等版面上发稿近30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17）

　　或许在深受西方自由思想熏陶的张奚若、徐志摩等人看来，他们的探讨完全是学理性的，并不涉及任何党派纠纷和成见（这样的探讨和辩驳在民主气氛浓厚的西方社会简直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左右翼对立日趋严重的中国社会，他们对苏俄的批评论调，以及看似不偏不倚的探讨，却被左翼力量认作不怀好意的攻击而无法得到谅解。

　　11月底，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下，北京发生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首都革命”。29日下午，约五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前集会，随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示威过程中，部分群众出于对《晨报》指责苏俄论调的不满，捣毁并焚烧了《晨报》馆。

　　对民众捣毁并焚烧晨报馆一事，陈独秀在和胡适谈论时的回答是一个字：“该”。

　　陈独秀的态度让胡适一时寝食难安，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颇带情绪地说：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感怪诧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18）

　　胡适也知道，自己的观点决不会为当时的陈独秀所接受，正如他不会接受陈独秀尊奉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因此，他只是希望陈独秀能继续保留“容忍异己的态度”：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19）

　　即使在私下争论中，胡适也不是就事论事，他的立足点和眼光也是为着整个社会的：

　　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恐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20）

　　胡适的观点，不仅仅是对陈独秀的不满，更是对一种由陈独秀等人引发的社会思潮的不满。目前没有见到陈独秀的回信，因此无法得知他的确切想法。但是，从他二十年代的言行中，并不难推测出他的真实看法：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民众力量，推崇暴力革命。此时的陈独秀肯定无法苟同胡适这种对敌人讲究容忍和自由的立场，并且会认为胡适的见解在恶势力横行的中国只是与虎谋皮的天真说教。

　　在作者看来，胡适的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维护他人的自由，实际上正是维护自己的自由，并且是培养一个合理、自由、健康的社会环境的必要工作（可惜的是，许多政治人物，有着真理在握的绝对自信，在压制不同意见或异己人士时不遗余力，只有自己被剥夺自由，甚至遭到陷害、凌辱，乃至杀戮时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

　　然而，作者总是觉得，在中国这个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与欧美的社会氛围完全不同的国度里，胡适的思想却多少有些和现实隔膜的色彩。在中国，过分强调容忍和自由，往往是在强调弱者向强者表达容忍和自由，由于地位、权势悬殊，弱者很容易对强者表达容忍和自由(他们别无选择)，但什么又能保证强者对弱者表达容忍和自由呢？在一个狼很容易吃掉羊的地方，一味地强调容忍和自由，最后只能是狼吃掉羊。

　　1925年冬，胡适到上海治疗痔疮，借住在亚东图书馆。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胡适，“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21）

　　这样的争吵在两位老友之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争吵归争吵，两人的私交并未因此而受损，事实上，在整个二十年代前半期，两人不仅经常见面、闲谈、会餐，相见甚欢（他们闲谈的时间往往持续好几个小时，可见双方并非毫无共同语言，只是在涉及政治时，他们才是“各有各的见解，各有个的意见（22）），一起对亚东图书馆进行业务指导（例如：亚东图书馆出版古典名著时，他们两人就一个写前叙，一个写考证文章，亚东的许多计划和业务，两人也经常共同参与商讨。汪原放所著的《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而且联袂发起或参与很多社会活动，陈独秀还多次为了党内同志瞿秋白、蔡和森的书稿出版问题，写信向胡适求助（因胡适与商务印书馆交情深厚），而当时的中共党内诸领袖，也未对他大加鞭鞑，反倒将他看作可以合作的同盟者。

　　国共合作破裂后，作为“党国要犯”的陈独秀为躲避缉捕，不得不过着深居简出，飘忽不定的生活，这样，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与胡适等老友断绝了来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此后，胡适积极参与营救活动，他不仅致电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而且与著名学者翁文灏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23）对于各界的营救电报，蒋介石指示不予复电，但在回复胡适等人的电文时，他明确同意将陈独秀“移交法院公开审判。”（24）

　　10月30日，胡适又在北大作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他说，陈独秀在“五？四”时就被捕过，当时的报纸“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言外之意，他根本不认同国民党称陈独秀为“反革命”的说辞。他还称颂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25）

　　胡适此时公开演讲，自然是想引起整个社会对陈独秀的怀念和关注，从而增加营救他的力量。与此同时，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傅斯年为陈独秀辩护的《陈独秀案》一文。

　　陈独秀虽然被捕，但却又结束了以往深居简出、东躲西藏的生活，因此，他与老友胡适也有了再次公开来往的条件。12月1日，被捕不久的陈独秀即写信给胡适：

　　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颇欲此书能早日出版，能够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太不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拙著至浅陋，只是引龙出水的意思而已。（26）

　　这封信既是对自己著作出版情况的询问，也表达了对胡适的新的期待。

　　陈独秀在信中感谢胡适和一班朋友为他奔走营救，他还写道：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27）

　　陈独秀的话是针对国民党方面有鼓励胡适弃学从政的传闻而说的，在他看来，以胡适的秉性，如果弃学从政，完全是用非所长，得不偿失（有趣的是，当时也有人为陈独秀从事政治，不能用心学术而深感惋惜）。（28）

　　应该说，陈独秀对胡适看得很准，但他们两人实际上又都不是那种能够静下心来专心著述的人。陈独秀从来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注，即使成为政治舞台的局外人后，仍不顾他人的指斥和讪笑，不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对政治的独特见解；而胡适更是与政治和国民党走得越来越近，直到抗战爆发后临危授命，出任驻美大使。

　　1934年夏，狱中的陈独秀心血来潮，打算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他让汪原放帮他搜集一些太平天国史方面的书籍。汪原放将罗尔纲放在亚东图书馆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未刊稿也送去了，陈独秀读后颇为赞赏，他知道罗尔纲当时师从胡适做学问的信息后，对汪原放说：“请你对适之说，可以请罗先生来南京和我谈谈太平天国吗？”胡适接信后，笑着说道：“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国，他对原放说想请尔纲去南京和他谈谈。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