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一】初遇“猛料”

　　兄弟“杨广”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会跟我说：兄弟，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太自恋，但却也偶尔受用。这是很多调查记者的迷幻药。

　　那一天，“杨广”在网上召唤我。他说：“兄弟，给你一个猛料吧。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嘲笑他自恋。但他提供的信息让我为之一惊。他说，有个地方的计生部门，把农民的小孩抓走送到了福利院，他们以此卖钱。

　　生在神奇的国度，要怪只怪自己没有想象力。当时，我的想象力确实是不够用的。我回了句“不会吧？扯谈”。“杨广”说，这是真的。

　　如果是我，谁抓我小孩我手刃了丫的！这是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我质疑“杨广”的“猛料”。他发了个笑脸，不再理我了。

　　几天过后，“杨广”又在网络召唤我，“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回应他：这事不太符合逻辑吧？农民温顺得就像羔羊？自己的孩子被抢走哪有不拼命的？“杨广”认真地说：这都是真的。

　　其实，我是相信“杨广”的，我是不能说服自己——这片土地上会存在这样的事？以前，由于做过多起湖南的调查题材，我与“杨广”相识并成为朋友。他从来没有骗过我，这是我们友谊最为坚实的基础。

　　“杨广”向我具体描述了他所得到的“猛料”。他说，那是一份手书的告状材料，材料称，隆回县高平镇的计生干部，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名义，抢走了当地农民几十个小孩。交钱的，小孩就抱了回来，没有交钱的都送到了社会福利院。“上边都按着手摸，是用血按上去的。”“杨广”说，这是一份带着血腥味的告状材料。

　　为什么收缴社会抚养费要抓小孩？没钱交就送社会福利院？这些部门的权力有那么大？家长们为什么不反抗呢？这是真的吗？我陷入迷茫。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二】一个承诺

　　【财新网】（记者 上官敫铭）“杨广”把这消息告诉我后，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剩下的，就需要我去努力了。作为记者，有人主动提供蛛丝马迹已算仗义，调查及突破的功夫，别人是不能代劳的。

　　我给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憨厚而疲惫的声音。他告诉我自己姓袁。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袁先生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内容与“杨广”所言相差不多。

　　说实话，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我还是有点犹豫的。由于在新闻业内，我也曾写过被一些读者记住的报道，但这也给我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有些主动找上门来向我反映问题的爆料人，他们往往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遭遇惨不忍听——但到了新闻现场，有时候我就发现上了爆料人的当。他们夸大了事实。

　　如论如何，作为调查记者最原始的冲动，我觉得此事还是需要去调查核实；就算到头来扑个空，也算了却一个心结。我记住了这事。

　　在一次报题会上，我向部门主任提了我初步掌握的线索。结果读者诸君已经知道了，因为话题敏感不能碰。我向袁先生道歉，我说不能他们提供报道上的帮助，但会关注此事。袁先生很遗憾。我只能继续道歉。这成了我的心结，也是一个承诺。

　　过了一段时间，我真得把这个事情暂且放下了。展江老师、王克勤老师常对我说，当下的中国是调查性报道的天堂。“天堂”是个很美好的形容词，万事万物应有尽有----但有时我也会怀疑，天堂里，怎么那么多令人膛目结舌的事？

　　放下隆回的爆料后，我投入了其他新闻选题的调查采访。那时，我和同事、亦师亦友的王克勤曾深入山西各地，与煤矿工人同吃住，去探寻煤窑的“黑金”江湖。我们拿着微薄的薪资，但却充满斗气。我总想到杨广半认真半调侃的话，“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可是，“社会”又是谁呢？我们被人追打、呵斥，在盘山公路上以时速120公里的速度逃命......

　　只有我们几个同行人知道。当然，我们去调查前往往临时购买意外伤害险，狂奔逃命时总编也已从电话得知。但为了安全刊发稿件，这些现在说出来恐怕都没几个人相信的事，我们以沉默忍受伤害。这是一个基于最朴素的想法，记者的任务是刊发报道向公众呈现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多次沉默逃命的经历之后，我主动停止了向父母更新任何工作上的信息。我只是他们的好儿子就足够了。

　　2007年下半年，我又去了湖南。见到“杨广”时，他请客吃路边摊，两个人15块钱。隆回的爆料，已经被其他“猛料”替代了。我沿着从武汉延伸至广州的一条高速铁路线，秘密进行了相关问题的采访调查。这是一个涉及专业领域的调查，为了稳妥起见，我在“深喉”帮助下，采用了极端的证据保全方式，请官方认可的公证人员见证部分调查的细节。我认为铁证在手，万无一失了！

　　其实，我错了。当年的报道虽说震惊海内外，但被质疑的对象并没有将我和报社诉上法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应对方式。尚未进入新闻业时，我的师友们总教导说，监督公权力和资本是调查记者的天职。我坚信这是对的。但那时，我被公权和资本双重挤压，众师友虽有心相助，但往往也力不从心。我暂时失业了。

　　依靠朋友接济了几个月后，200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从北京西站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蒙新闻界都熟知的“江老师”不弃，她将我收入麾下——是的，我那时心怀感恩，但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战士。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三】击鼓传花

　　我说换个角度行不行啊，我们就调查小孩被抢，不说计划生育也不提计生部门。这样的坚持也是不行，据说此类题材亦有同事报题，但也不能触碰。那时，我在新单位还是见习期，不好再过多争取。

　　我给“杨广”说，选题通不过，没有办法了。我给老袁打了电话，希望老袁帮忙搜集相关素材。比如谁家的小孩被抢走了，被谁抢走，为什么要抢走？在电话里，我提出了一个架构，希望老袁在当地帮忙搜集原始素材。“上官记者，你真的不能来了吗？”老袁问。我很抱歉的说，“我暂时无能为力了。你先把素材整理好，我看哪个媒体能帮忙。”

　　我无能为力，中国的媒体不会全部无力吧。我如是想。老袁十分失望。从他的口中得知，我并不是他第一个找到的记者。在湖南，隆回农民小孩被抢的消息，就如击鼓传花游戏中的红花，从这位媒体人的手里，再传到那位媒体人的手里，我是第N个接花的人。

　　新闻民工如我，若为一个选题纠结太久，生活都是个问题。虽很无奈，这朵“猛料之花”，我必须传给下一个人。

　　布置好老袁搜集素材的任务后，我投入了其他选题的采访调查。一天，远在北京的师友周泽打来电话，辽宁铁岭市西丰县的警察到北京抓记者！就像饿猫遇到活鱼，我想立马扑上去生吞活剥了这个选题。

　　2008年1月7日，南方和北方三家媒体相互呼应，我和记者朋友们引爆了“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然而，没过多久便临近春节，那些丑闻和黑幕都被喜庆祥和掩盖。

　　2008年4月，在海南岛上，我正调查农民的十多万亩土地被以租代征的形式，出让给香港的财团建高尔夫球场的事件。一天午后，手机响铃，是老袁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电话中，老袁显得很开心。他说：“上官记者，有个北京的李记者，来调查我们的事情了。”我本能心里一紧，这“猛料之花”不是我转出去的，是被谁抢走了？

　　老袁把电话递给了我的同行。这是我至今尚未谋面的李兄，当时，他供职于北京一家新锐生猛的媒体。在电话里，我跟李兄说，“这个事，本来是我在做的……”，那时，我心情复杂，但也顿觉高兴，“既然调查了，你们就做吧。”

　　李兄显得仗义，说要不他等一等，我们相约在某个时间段同时发稿。在调查记者界，有个江湖规矩，已明知介入他人率先调查的“猛料”，往往都要稍作谦让。虽然各为其主，各家媒体都希望记者拿回独家题材，但“抢发”这种事情，是违背江湖道义的。有句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对于我们的“江湖”，是“铁打的记者，流水的报社”。

　　放下电话，心情五味杂陈。但我认同“新闻自由”的价值观，隆回的事必须揭露出来。平时很多国人如生活在梦中，呈现如斯事实能打破梦境，让我们认清前路，活得更加真实。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四】再见“杨广”

　　【财新网】（记者 上官敫铭）李兄接过这朵“猛料之花”，隆回县农民小孩被抢之事，我就决定静候佳音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老袁不时给我打来电话：“能不能帮我问问，李记者发稿了没有啊？”我叮嘱老袁：“别着急。等候好消息吧。”

　　老袁没有等来好消息。虽未直接向李兄过问，但我从其他渠道得知，稿件已被束之高阁。隆回小孩被抢的事，在中国媒体的版面上，它确实从未发生。

　　那是2008年，极不平凡的一年。媒体同业们在神州大地奔忙，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儿。我虽住在首都，但常态是“中国移动”，每个月只有几天时间“路过北京”。

　　说实话，我那时已经把老袁忘记了。更换了一部新手机后，我们彻底失去联系。记者这份工作总是让我不断接触陌生人，接触之后，更多的人将被忘记。

　　直到2008年底的一天，我打开工作邮箱，查看完爆料信准备清除垃圾邮件时，看到了一封已经发来数月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个打印店的店名，邮件的标题写着：隆回报告。

　　这是什么垃圾信件？当我点开附件，记忆又涌上心头。“请求上级领导查处镇干部横行乡里制造假证，欺上压下，陷害农民的报告”。这封邮件来自老袁，内容是我以前叮嘱他搜集的，关于隆回县农民小孩被抢走的素材。

　　但此时，我却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南方。到了2011年，感谢财新传媒，我来到了《新世纪》周刊杂志任记者。虽从业有年，我又重新归零。

　　今年3月，兄弟杨广又在网上召唤我。“兄弟，有个‘猛料’。”杨广说，湖南邵阳市邵东县有一名县人大代表，因为一场车祸，其代表资格被当地富商顶替。时值正是“两会”期间，竟有这么荒唐的事？

　　选题通过之后，我飞赴湖南。我又见到了兄弟杨广。他一如多年前憨厚、幽默，虽人生境遇已多有改变，但赤子之心仍存。多年未见，我给杨广带了两瓶上好辣椒酱。兄弟重逢，我们无话不谈。

　　调查完邵东县人大代表被"顶替"事件。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杨广忽然说道：“兄弟，你还记得隆回的事吗？”

　　“隆回什么事？”我问。

　　“隆回啊，就是邵阳下面的县，邵东也是邵阳管的县。”杨广说，“以前，我们不是调查过那里小孩被抢的事吗？”

　　“哦……”记忆重新勾起。我脑海中出现了隆回，农民的小孩被计生办干部抢走，老袁......

　　“我知道了。以前没法做啊。”我有点感伤。

　　“你不做，别人都做啦！”杨广说，前年美国的一个记者采访过此事，报道已经发表了。

　　“别人都写了，我还能做什么？以前都没法写啊。”

　　“你不想在《新世纪》周刊试试？”

　　杨广的话提醒了我。回到北京后，我找出了老袁多年前寄来的《隆回报告》。《隆回报告》如是称：

　　我们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计划生育搞罚款经费承包，胡拥军、刘述德、周晓芳等领导人贪贿无厌，胆大妄为，抓计划生育以“钱”为中心，见钱眼开，做事心狠手辣，不顾百姓死活，不择手段，株连亲友，不分昼夜，派人围攻计育对象的房屋，非法抓走计育对象、儿童及亲、家属到镇计育办二楼（四周全都用铁栏杆封闭，是铁牢房）进行关押、拷打，实施法西斯手段，达到敲诈钱财的目的。

　　我地群众视计育办为土匪窝，计育干部是恶老虎。他们如此的做法如同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横行乡里，搞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高平镇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高平镇计划生育工作出现的问题不但多，而且情节非常严重。我们恳请上级领导体察民情，派人员来我地明查暗访，对那些违法分子严惩不贷。

　　在十余页的报告中，声声泣血、字字含悲。记者的职业素养，往往要求我要克制，要冷静；但再次看完《隆回报告》，虽常自称已炼就了铁石心肠，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落。

黑白分明的新闻——《邵氏“弃儿”》编辑札记

　　【财新网】（记者 张进）

　　（一）

　　我的儿子今年15岁。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丢掉好几次。尽管很快就找到，但那短短的时间里，我的惊恐、狂乱和崩溃感，现在想起来还是头皮发麻。

　　第一次大约是儿子三四岁时，地点是离家不远的柳荫公园。夏天的傍晚，游人很多，一眼没看牢，不见了。我在公园里无方向地奔跑，呼唤儿子的名字。估计在其他游人眼里，我当时和疯子无异。后来听人说，公园南门有个小孩。我飞快跑去，一眼看到儿子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还有一次，是去地坛游泳馆接儿子回家。人挤人，我走得太快，一回头，儿子没跟上。我赶紧返回，里里外外寻找，直到人走光，空荡荡的游泳馆门前，只剩下我一人。门卫建议我报警。我刚拿出手机，家里来电话说，儿子自己找回家去了。

　　最惊险的一次，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在厦门的一个广场上。我和老婆坐在草坪上休息，儿子去追一个气球吊篮。一转眼，儿子消失了。广场很大，我从这头跑到那头，呼喊的声音都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不知道奔跑了多久，自己都绝望了。终于，在广场的最外缘，看到儿子正对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发呆。我冲上去一把抱住，儿子也大哭。当时非常非常后怕，因为如果儿子过了马路，恐怕真的找不回来了。

　　最后一次，是在上海的豫园。也是人太多，一步没看紧，不见了。不过这次不太怕，因为他已经上了小学。我找了一会没找着，就去广播站求助。随后听到大喇叭响起：“北京来的某某某小朋友，请到公园大门口，你的家人在那里等你。”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就看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过来了。

　　曾经有一次，我吓唬我儿子别乱跑，不然就会丢掉。他似懂非懂地对我说：“爸爸，我知道总有一天我是会丢掉的。”听他这一说，我心一酸，好像他真的马上就要丢掉似的，赶忙把儿子紧紧抱住。

　　不过到现在，我已经不再担心。儿子1米76，70公斤，已是大人。有一次，我很满足地对他胸脯猛击一掌，说：“现在你这样子，再也不会被人拐走，只会去拐人了。”

　　（二）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天涯社区”上，看到一个帖子，标题是“宝贝回家”。

　　这个帖子，写的是幼儿被人贩子拐卖、骨肉离散的惨剧。我做新闻多年，接触了太多的坏事，自以为已是职业性的铁石心肠。但这个帖子让我愤怒。当时，小组讨论选题时，我建议写一个拐卖儿童的报道。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个题目没有能够做下来。

　　（三）

　　两个月前的一天，小组选题会上，记者上官敫铭报了湖南隆回县高平镇计生部门抢小孩、送到福利院、再卖到国外的线索。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不相信。我反复问：“这个线索可靠吗？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实在是骇人听闻。别的暂且不说，它侵犯的是人世间最不能割弃的亲情伦理啊。

　　几乎不需要进行任何新闻价值判断，也会知道，这样的新闻如果是真实，是绝不能放过的。

　　于是上官敫铭潜入当地，进行了地毯搜索式的采访。他遍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堪称铁证。

　　在请编辑部律师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审查后，我们决定发出这篇报道。

　　（四）

　　我们是以最大的克制，来编辑这篇稿件的。

　　以往，我们的封面报道，往往是一个报道组合。经常会配一个评论，以表达我们对这个题目的立场和态度。

　　但这次，不需要。因为这个新闻，是黑白分明的。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因为读者会比我们敏锐和深刻。

　　我们只想让事实呈现，因此选择了客观、冷峻、精确、留有余地的叙述方式。

　　标题，最初是“被没收的孩子”。在编辑过程中，注意到原稿中的一段话：“依照惯例，这些婴幼儿入院的时间成为了他们的生日，姓氏则都统一改成了‘邵’，邵阳的邵。”——于是，一个新的标题产生了——《邵氏“弃儿”》。

　　古时，几个侠士的牺牲，成就了一个孤儿的成长和复仇，“赵氏孤儿”的故事流传至今。文明发展到今天，却是公权力阴影下的“邵氏‘弃儿’”。何其讽刺。

　　（五）

　　今天看到新闻，“湖南邵阳调查强送婴幼儿进福利院事件”。

　　文中称，“湖南省邵阳市委、市政府及隆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所提及的有关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我们以最大的善意，希望看到调查和处理的结果。

　　并且，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把我们掌握的证据，予以公开，为湖南邵阳的调查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