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品塑胶:展江：目前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

时间：2009年3月28日

地点：北京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主题：燕山大讲堂 新世纪的舆论监督——一种公民社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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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新世纪的舆论监督”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舆论监督的涵义

今天，舆论监督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话语，在领导人的讲话之中、在学者的论述中、在日常的口语中都经常提到舆论监督。但是，舆论监督原初只是指媒体监督，它实际上是指媒体的看门狗作用。

在中国有舆论监督吗？我想可以这么回答，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目前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媒体，但是中国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热潮。如果研究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我个人认为用公民社会的理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传统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国家，在国家下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根据公民社会理论，社会结构至少是三元的，国家仍然存在，但是私人领域扩大，同时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国家和家庭之间有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中国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社团领域？恐怕是没有。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作用的不是组织，而是活跃的个人。你说知识分子也好、低级的公民也好，但不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活跃的公民、积极的公民以个体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媒体可能是加速器。例如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写信要求废除一项旧的政策，后来收容制度真的被废除了。

舆论监督的三种类型：

舆论监督与中国转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去年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把现在的媒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媒体，党报党刊；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目前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相当活跃；第三类就是网络媒体。传统媒体还是由官方主办，私人没有经营传统媒体的权力。但互联网的所有制是多样的，人民网的出资人中有默多克，腾讯、网易、新浪这些网络公司就不是官办的。在功能上，胡锦涛也说了，既然是三类媒体不能要求做一样的事情。媒体已经从过去的国家包干逐渐走向市场了。我举个例子，新闻联播是宣传功能的代表，有网友就调侃新闻联播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领导很忙、第二部分中国发展很快、第三部分外国很乱。”另外，中国的媒体由国家主导，但同时又实行市场运作，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媒体运作体制，国家管理，市场化运作。国外媒体体制就两三种：国营、私营，还有就是公共，跟国家没关系、跟市场也没关系。有人认为中国这种体制有优点，将媒体盘活了；也有人认为有缺点，这种体制利于公共权利和市场权利寻租，是目前该领域腐败的制度根源。

在市场运作方面，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面临一个问题，报纸小报化，为了追求发行量，报纸内容“煽情、色情、血腥”，某些都市报纸看着很热闹，实际上报道内容窄化：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很多，监督功能得不到发挥。 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通常大的案件都不是媒体揭发的，而是中纪委揭发的。媒体可以批评铁道部、交通部、教育部，这是比较大的进步，但对在职官员的监督依然比较困难。另外说一句，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非常羡慕，在某些国家，比如说北欧，瑞典、芬兰、挪威，那些国家的官员确实比较廉洁，据说芬兰这个国家只有5辆公车，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首相出国都是坐民航机、打车，某些记者几乎无事可干。

舆论监督五个阶段

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近些年来中国舆论监督五个阶段，概述一下每个阶段大概有哪些案例。

第一阶段：2001-2002；第二阶段：2003年；第三阶段：2004年9月至2007年；第四阶段：2007年起至2008年5月；第五阶段2008年5月至今。

第一阶段：2001-2002 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主力

这个时期互联泡沫刚刚破灭，电视还是中国最强大的媒体。那个时候《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栏目，尤其《焦点访谈》，被认为有朱镕基在背后支持，是“焦青天”。《焦点访谈》那个时期做了很多事，尽管也有批评说《焦点访谈》过于监督基层。有人讽刺《焦点访谈》的记者，“今天又去哪个村了？” 当时《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个队伍，一个是上访的队伍，一个是拿钱破财消灾的队伍。平媒方面，我认为《财经》杂志是最近10年来做舆论监督比较稳定的媒体，品质比较好，但它是一个精英杂志，一般大众不接受，《财经》杂志那时做过“基金黑幕”。

另外就是矿难，01年比较重要的矿难就是广西南丹的矿难。经调查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有参股，被判了死刑。煤炭业在2000年以前是亏损的，官商勾结的情况也不严重，但1999年以后煤炭业如日中天，官员参股乱采煤矿的情况普遍存在。

特别要提的是，02年有一个关于北京地区的舆论监督。我们知道舆论监督很少做到北京和上海。当时有一个不知名报纸的记者，做了北京出租车业的调查，这个报道当时在北京市引起了官方很大的关注。当时的市长刘淇听说也件事以后非常恼火，后来他的秘书说，您可以读一遍报纸，刘淇认真的读了，读完以后除了脸色继续铁青以外，没有再说什么。这篇报道原来有7万多字，后来压缩至5万，一期刊登，后来温家宝总理也批示了这个报道。现在全国出租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已经引起重视。

第二个阶段，2003-2004年9月 舆论监督全面推进

这个阶段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官方也表达了支持。04年4月份，李长春看望《新闻调查》栏目组人员，李长春说：“领导不要怕批评，当年我也被批评，不是照样到北京来了？”当时举办了一届电视调查报道研讨会，会议由央视组织，很多人认为央视的新闻调查节目达到了国际水平。美国的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独立电视都参见了那次会议，举办这样的会议，本身说明在那个阶段舆论监督有很大的空间。

03年最突出的案件就是孙志刚案。《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的影响力直接和孙志刚案有关，《南方都市报》是最早把报道和评论分开的媒体，孙志刚案的新闻报道没有感情色彩，题目叫“一位大学生之死”，但后面刊登了评论。受国外新闻理念的影响，我们的新闻操作越来越多接受新闻专业者的理念，把事实和评论加以区分。中国的媒体传统是以意见为主，现在的报纸却都是以信息为主，同时把意见和新闻分开。

同时，有些媒体选择稍微边缘的题材进行监督。比如知名国粹型药品企业的“龙胆泄肝丸”，很多人因为吃这个药肾脏坏死。新华社记者朱玉把这个事情揭穿了，对此她还有自责，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个事情呢？以致这个药害了这么多人。04年上半年，应该说舆论监督的形势还相当好，《每周质量报告》在“非典”肆虐的同时问世了。这个节目主要就是做食品，因为它本来就是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的栏目，这个节目不涉及政治、又关系消费者的利益、又有国家支持，在03、04年做得相当好。

第三阶段 2004年9月份 禁止异地监督 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9月份，这个月“9•18”下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媒体做跨地区报道，禁止媒体做异地监督。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媒体的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据说地方政府向中央告状，媒体的这种监督让我们无法工作。这只是听说，有待证实。从此以后官员围追堵截记者。例如，王克勤05年到河北报道邢台艾滋病，当地警方组织纠察进入那个村。王克勤做完调查，出来的时候就有困难了，他化装成农民，把电脑放在麻袋里，最后跟着三轮车出来。农民向他下跪，让他一定把这个事报出来。报道出来以后，当地就向中央告状。

但这个时期时评兴起了。时评不受异地监督的影响，时评作者的真实姓名往往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网名，例如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等。我没有做量化分析，早期写评论的人以学中文的居多，现在各种背景的人都有，其中经济学、政法系的比较多，政法系的崛起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时评领域对于官方政策的调整有很大的作用。

异地监督禁止以后，很多记者做不了事，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类的地方媒体。当时《河南商报》有一位副总编，做舆论监督做得太猛，得罪了他的同学省委宣传部的，结果他提前退休了。后来他继续兼职在河南一家媒体做舆论监督，最近他已经移居海南，他说在郑州无法生活了，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官员被监督了，但监督者本身的生活片也受到影响了。只有国字号的报纸还能监督异地，例如《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是一家有党内民主传统的报纸，这种传统是胡耀邦建立的。报社内部有很宽松的氛围，没有人把总编叫总编，直呼其名，据说后来一位总编上任，说怎么没有人来飞机场接我？《中国青年报》2006年揭露了王亚忱案，这是比较成功监督官员的案例。

为什么我们呼吁取消不准异地监督？这个规定对中央没有好处。地方官员把当地的媒体按得死死的，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外地的媒体又被围追堵截。举个例子，去年《南方周末》恢复了异地监督，报道了山东广饶县要建史上最牛幼儿园的事情。这个幼儿园竟然占地150亩，跟学校差不多大，而真相是以幼儿园的项目报批，建华北最大的鞋城。

在经济领域里，05年媒体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每周质量报告》慢慢转入食品安全，基本上把各个地方稍微有点名气的东西都做了调查，什么火腿肠、肉松、德州烧鸡等等。有一期节目披露金华火腿是用敌敌畏生产的，但这个报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就个案而言，这个节目做得很成功。有一个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农民嘴里叼着香烟，烟灰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一边踩着火腿一边对着镜头说“我刚从厕所出来”。据说一些观众看完之后，饭碗就放下了，家里有火腿的当时就扔了。这个事情引起了讨论，说节目破坏经济，每周毁掉一个中国名牌，说不定还毁掉一个国粹。05年，终于有一期停播了，当时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后来我给制片人打电话问，那期节目停播是因为技术故障吗？他说其实不是因为技术故障，那期节目准备播的是哈尔滨红肠。现在这个节目还存在，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节目——“消费者学校”，怎么炒菜。更丢人的是，去年三鹿事件暴光是9月11号，9月3号每周质量报告还做过一期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介绍三鹿如何遵守国家标准，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之一。其实三鹿事件，即使我们不知道三聚氰氨的名字，嗅觉灵敏的记者也有所察觉。这也是舆论监督的好处之一，媒体的监督不需要花纳税人一分钱，而政府监督肯定要考虑成本。

我刚才讲的个案，在某些程度上是压制舆论监督产生的恶果。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除了《中国青年报》、新华社能做异地监督，《财经》杂志也不受异地监督禁令。同时，时评继续崛起，讨论了很多重要的话题。时评作者越来越多元化，包括知识分子、法官、律师等等，但时评作者里面女性很少，就那么两三个人，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获得普林斯奖的女性很多。《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做得比较好，《南方周末》也不错。最近几年电视越来越落后，在评论方面是天生的弱者，中央二台的《马斌读报》主要是读言论，现在央视二套有一个《新闻观察》还不错。

第四阶段 2007年-2008年4月 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

上一个阶段媒体受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一些报纸的总编被撤职、一些报纸被停刊整顿，但是到07年有了很大的好转。政府也认识到，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舆论监督也非常不利。地方政府就一心一意听中央政府的？就不给你添乱？我相信情况相当复杂，至少有权力滥用的现象。例如“躲猫猫案件”，提到警方就一片骂声，这个情况对官方也不利。这个阶段大家慢慢地有一点共识了，监督还是必要的，但是悠着点。受到惩罚的媒体也开始做异地监督，河南的、河北的，上面不管了就开始做。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种松动。另外，我个人认为互联网还是在官方允许之下中国最富有的媒体，富有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各种意见、相当的信息可以披露、表达，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博客的发展就等于是私人报纸。我们国家私人还不能创造报纸，但是流量比较大的博客就是私人报纸，还免去了发行。

另外就是国家的进步，国务院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正在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态，从保密转向尽可能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公开是正常，不公开是意外。 “十七大”时胡锦涛特别提到了“四权”问题，报告里面也说了加强舆论监督。20年来，官方的报告里面都提到加强舆论监督，没有听说过停止舆论监督，甚至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条例，第四章第八节名称就叫舆论监督。

07年有几个案例影响特别大，首先是山西黑砖窑案，胡锦涛根据媒体的报道做出了批示。虽然说现在的情况是领导人不批示，有时就得不到重视，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从人治到法治过渡的阶段。07年《财经》第一期封面是“谁的鲁能”，披露民营企业家要以几十亿收购鲁能几百亿资产的事件，如果购并成功，一夜之间就产生七个亿万富翁。和黑砖窑相比它的轰动性不够，《财经》跟进的过程中，这个购并取消了。 去年《市场报》报道了江西余干县政协主席未出生孙子已占地千余平米，这也是标准的舆论监督，监督的是在职的官员。

不过，现在媒体遇到的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例如三鹿或者蒙牛都是大广告商。但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记者还是挺安全的，没有一个人做调查受到人身的伤害。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记者经常被杀，前两天《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被剁了手指头，最后才知道是因为个人情感问题。也有人扬言500万取王克勤人头，但没人动真格。

同时，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电视在07、08年的时候基本是被第三种舆论监督形式替代了。

第五阶段：08年5月之后 

下一个阶段就是08年5月以后。胡锦涛主席6月20号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特别值得解读，讲话中不再强调导向了，而强调引导和疏导。四川地震发生之后，有些地方官员就想打压媒体，四川也反对媒体去报道校舍等等问题。但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持一种开放式的态度。胡锦涛说中国政府公布震情，不仅赢得了广大干部的高度评价，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动不动把西方媒体说成“洪水猛兽”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胡锦涛的讲话超出了大部分官员的水平。我们过去都说中国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媒体是比较严厉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他们也在反思，别的部门都对自己的手下有保护作用，只有这个部门是打压的，希望这个部门越来越多的替媒体说话，透明度决定公信力。

08年我粗略的收集一些案例，不是很完整，区域性的媒体逐渐开始做异地监督了，我觉得这对社会是有利的。比如说《新京报》做的“寻找消失的辽东511海难”。有时地方官员确实会采取一切手段“公关”，这里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忽略新闻立法呢？现在没有法律管理互联网，都是部门的规定在管理。

09年以来，我们发现互联网的作用太强了，传统媒体还有空间，但在走下坡路。美国的一些报纸提前进入“寒冬”，连《纽约时报》都把大楼卖了。最近很多监督基都是网上发动，甚至是网上主导的，像南京的周久耕天价烟表事件。陕北一个县委的宣传部长感慨说，没有互联网多好啊，怀念没有互联网的美好时光。没有互联网对他们真好，因为外地的媒体也来不了。我不知道今年下半年还会发生什么，但两个事件已经给今年开了头，“躲猫猫”和“央视配楼大火”。博客的传播也很活跃，一些名博人气很高，例如韩寒的博客，这个人人小鬼大，见识多，不管说得对不对，他是一个少见的有思想的人；宋祖德的博客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宋祖德在博客上说冯小刚和葛优换妻，后来又说，冯小刚你不敢来告我就不是男人，结果冯小刚真的就没有告他。有人说宋祖德说15件事，15件事都是真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官方允许他的博客公开传播，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一种监督。所以我觉得这种博客的出现也是好事。

舆论监督的成绩与前景

最后一个问题是舆论监督的成绩与前景，胡锦涛说今年是反腐年，我们相信今年会有不少高官落马。周久耕是一个科级干部，他被舆论监督很快“扳倒”。还有辽宁的张志国同志，派“捕快”到京师抓记者，去年11月份，有网民发现他已经换了一个职务，什么铁岭市城市轻轨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网民一阵声讨，铁岭当地说没有任命他，最后还是把他处理了。

反腐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毕竟还是比较省钱，而且覆盖不同的领域和地区。其他的监督都是有限制，比如人家不是党员和处级干部，就不能双规吧。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中央集权制的，中央政府要治理到每一个基层太难了，地方政府总说坚决服从领导，但我们现在是以经济为中心，更多的是经济建设，腐败行为到处都可以发生，不能靠单独一种监督。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之下，我国正在逐步地开放，让媒体介入参与，让更多的公民参与。

有人认为中国媒体在领导新的公民运动，我对此很谨慎，这当然是舆论监督达成好的效果，现在媒体吸引了很多人参与，有了互联网以后，谁是传播者、谁是对象，有时候搞不清楚，任何人都是传播者，互动性特别强。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已经超过3亿人。电视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另外一个人群，就是不上网、不读报纸的人群、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年龄比较大的人。随着技术的普及，包括各地的网吧，廉价到一块钱一小时，互联网的发展和传统媒体的此涨彼消同时存在。

回顾这几年的情况，一方面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舆论监督进步特别大，这是国务院为媒体做的一项很好的事情，就是有了一定的技术保障。第二个层次是调研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媒体和记者；第三层次是时评，时评最能吸纳社会各界精英。目前也确实到了舆论监督反弹的时候，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舆论监督在向前发展，但过程不会很顺利，利益集团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限制媒体，但是监督和反监督，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监督者的，最高层现在态度也很明显，所以我写的文章是《审慎而积极的调整政策》，目前大的方向已经很清楚了，谢谢，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内容。

燕山大讲堂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腾讯网承办的公众论坛，创办于2008年5月，每周邀请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就当下的热点话题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燕山大讲堂一直坚持建设性、开放性、前沿性、学术性，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