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71期实录 王弼 香港 无为而治的奇迹

精彩观点：

之一 所谓无为，就是可有为而不为之，尽量少改动，订立简单、适合当地文化的法例。因为要管得方便，尽量可以不改变的就不改。可以说，《南京条约》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其实政府都是做得很少很少。

之二 首任总督砵甸乍规定“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让香港成为贸易自由港、尊重华人习惯，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爱中国人，而是他不想华人妨碍他赚钱。

之三 不抽税的政策深远地影响着香港的发展。今天香港人要交税，最高税率是15%，但是你要交15%的税也不是容易的事，你的收入要在240万以上才交15%，你没有这个本事就交不了15%的税。所以，在香港缴税是身份象征，你交税交得多，说明你很有地位。

之四 一个很好的政策，在当时是成功的，但是你不断复制，以为那是一个必胜的模式，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时就会有危险。比如麦理浩当年做公共房屋，得到很多称赞。但今人继续复制，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之五 为何有所不为的政府也可以是负责任的政府？要分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比如住房，没有人能忍受露宿街头，这在香港社会是不可以发生的。政府的责任要让每个人有地方居住。是不是拥有房产、拥有物业，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

之六 很多人误认为政府要最大化人民的幸福。错了，政府是要提供法律和秩序，保护产权、生命、财产与自由，政府不许诺你幸福，只许诺你权利的保护、秩序和法律。

主题：香港——无为而治下的奇迹

主讲嘉宾：王弼（狮子山学会行政总监）

评议嘉宾：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莫志宏(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智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5月26日(周三) 晚上7点—9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冯兴元

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周三的第71期燕山大讲堂，上一期我们在北大做了腾讯公益的第三届高校论坛，本期活动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安排妥当，非常感谢冯兴元老师为我们作了一些安排。今天请来的主讲嘉宾是王弼先生，他是狮子山学会的行政总监。今天还请来了一些特别的嘉宾：冯兴元老师、毛寿龙老师、莫志宏老师、刘业进老师、张智新老师等，非常感谢！王弼先生主讲完之后他们会进行点评。讲堂活动是120分钟，我建议王老师主讲不少于40分钟，点评40分钟，网友交流40分钟。先掌声欢迎王弼老师，再欢迎各位嘉宾老师，再欢迎冯兴元老师做嘉宾主持，谢谢。

冯兴元：感谢子云！原本我们联合起来邀请王弼先生到大陆做报道的题目是：“香港的产权保护、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后来觉得“自由”两个字不好把握，就用了“公平竞争”。

王弼今天的题目是：“香港——无为而治下的奇迹”，我就想，香港的奇迹就相当于是老子儿子的奇迹。（现场笑）

王弼先生墙内开花墙外香，能到我们这边来做讲座是我们的荣幸，欢迎他！

香港：充满矛盾的发展史

王弼：谢谢，首先谢谢冯老师的邀请，谢谢腾讯网和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燕山大讲堂。

首先要警告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从香港来的，普通话不太灵光。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说普通话，或者是官话，都会出问题，孙中山当年去北京见李鸿章，李鸿章听不明白他说的话，就把他轰出去了，我希望我讲完以后，你们不要把我轰出去。

“香港——无为而治下的奇迹”，这个活动预告发布出去后，我看到网民有意见，说香港回归前是英国治理，香港是英国人设计的，不是你们的功劳，香港到底是不是英国人设计的？香港的发展史是充满矛盾的发展史。

香港是与纽约伦敦齐名？还是已完蛋的城市？

2008年，美国《时代》杂志有一期封面文章是《Ny·Lon·Kong》，将纽约、伦敦、香港放在齐名的位置，称为三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同一年，香港有台风，很多飞机不可以起飞，一位国内同胞被困在机场，心直口快地埋怨说：“你们香港是怎么搞的，害我排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搞定！香港若不是中央政府照顾你们，香港就完蛋了！”她说的话在网上传播以后，反响很大，争论很大，有不少网民认同她。所以“香港完蛋论”还是挺有市场的。

一方面是《时代》将纽伦港列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一方面是内地人说香港完蛋了。我觉得，目前香港人不应该评价自己究竟是完蛋还是真的与纽约、伦敦齐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关心香港是不是已被上海、北京超过，如果香港被北京、上海、广州超越，这是好事。

首先，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有人说香港是英国人当年精心制造的。

我们香港人对《南京条约》比较明白，从小念书就知道《南京条约》，历史也讲《南京条约》。香港人结婚有一个程序是丈夫要跟老婆示爱，迎接新娘出来，丈夫就说我的钱全都都给你了，伴郎伴娘都会说，光说没有用，你签一个吧！新郎就说不可以，不可以，那是《南京条约》，不可以签。

第一任香港总督砵甸乍爵士阁下（清廷译作璞鼎查，The Rt Hon. Sir Henry Pottinger，）是一个海盗，当时他的目的是把鸦片、毒品卖进中国，赚钱，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他们也会回到老家，不会留在香港过一生，你说这些人会不会精心设计、建造香港？！

所以，香港的建设很多不是政府的功劳。砵甸乍上任总督后，随即依据《英皇制造》成立香港政府，设立了行政局、定例局和最高法院。定例局在1844年1月11日举行首次会议，并在1844年2月26日通过首条香港法例。然而，砵甸乍任內很少举行会议，因此总督拥有很大的权力。

砵甸乍规定“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让香港成为贸易自由港、尊重华人习惯，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爱中国人，而是他不想华人妨碍他赚钱，他们赚完钱就走了。

香港现有工作人口340万，但缴纳薪俸税的人数只有120万，占工作人口的35%左右。此外，缴纳薪俸税最多的50万纳税人士所缴税款占薪俸税总收入的95%，10万名人士所缴的税款占薪俸税总收入的71%。利得税方面，现在全港约有 75万户登记企业，但60%的利得税额是來自缴税最多的800家企业。香港普通工作人口交税是很少的，每年可能交个人所得的5%—6%，而且我们没有其它税，没有销售税，但是抽烟要交税。

《南京条约》以来，港英政府一直做得很少很少

所谓无为，就是可有为而不为之，尽量少改动，订立简单、适合当地文化的法例。因为要管得方便，尽量可以不改变的就不改。比如英国本土用自己的刑法，香港则继续了被殖民前的习惯。

大清灭亡后100多年，香港目前实施的还是当时大清的律例。比如新界出生的香港本土人，如果是男丁的话，他们会有一片耕地，可以盖房子，没有蜗居的问题（现场笑）。 有的律例已经没有了，比如纳妾，就是讨小老婆（现场笑），1971年就废除了，所以有的人赶在1971年前就找个小老婆。

水务：英国人刚到香港做的事情其实很少。他们要保证有水的工业，这是水务局，19世纪香港人口膨胀，城市扩张，原始的水资源供应难以满足城市需要，香港第五任总督罗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1859 to 1865）提出了第一个水供应议案，薄扶林蓄水池是香港的第一个蓄水池。

电力：香港的电力供应在1901年就已经有了，不过不是香港总督府建的，而是民营公司建造和经营的。

电车：香港的电车在1904年就已经有了，也是私人的，不是政府的。

煤气灯照明：中环都爹利街的石阶约建于1875年至1889年间。四座煤气路置于石阶两端的栏杆上，是本港仅存的煤气路灯，现仍由原为本港提供街道照明而开办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经营，也是私人的。更特别的是煤气公司没有任何的价格管制，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可以不用煤气的，可以用电、石油的。

股票：早在1864年我们已经有了股票交易，1891年正式有了股票市场。这也不是香港政府推动的。

人口：1841年，香港岛人口仅为7450，住在沿海的村庄里；1850年代，大量内地人迁到香港来，到1865年，香港人口达到125504，1941年甚至达到160万，但由于1941年—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人口跑掉了100万，只剩下60万，但到1950年就达到了220万，1960年代则上升到300万。

人一多，住房的问题就出现了。

可以说《南京条约》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其实政府都是做得很少很少。

50年代的香港，自由发展

住房：我们学会为什么叫“狮子山学会”呢？因为1950年代很多大陆同胞移民来香港后没有地方住，很多就住在狮子山下。那时候香港政府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福利，但我们觉得只要有一个空间给我发展我的事业、我可以干我的活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香港成功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学会叫狮子山学会。

因为五六十年代人口膨胀得厉害，政府也做了点事情进行市场干预，包括建造公共房屋，在原木屋区、近工厂区附近重建，教育工作由民间主导等。比如，港英政府尝试“有为”地干预，实行租屋管制，加剧木屋区的形成，不允许本地人把房屋很贵地租给移民，他们已经很惨了。

那些年，住户连租房的能力都没有，他们就在山边自己搭建了木屋区。木屋环境很差，包租婆那里环境也很很差，他们就换来换去。很多人有土地，他们也不会盖房子，因为有租管的问题，租金和投资的回报都无法保证，木屋区就越来越多。

教育：教育方面，政府的反应也是很慢的。人口迅速增长之后，教育需求急升，最初是由民间、教会这些有心人推动，其后免费、强制教育二十年后才由政府提供。这是一个人体艺术课程（PPT图，现场笑）。

1950年代，小孩子们在上“人体艺术”课，教育由民间、教会主导

1953年12月24日晚上9时25分，木屋区发生了一场大火，涉及多个木屋区，包括白田上村、白田下村、石硤尾村、窩仔上村、窩仔下村及大埔村，12000人无家可归。有人说是英国人想发展土地，所以把木屋区烧了，也有人说是当地政府把自己的房子烧掉。但是，大火之后，港英政府为安置灾民，在原木屋区修建了两层高的平方，称为“包宁平房”，之后再兴建29栋7层高公寓，供灾民入住。

其实我觉得1953年政府的公共房屋计划是成功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选择其他地方住，而选择了狮子山，为什么？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为，可配合你的工作。

60年代的香港 “积极不干预”政策的确立

香港概念：在60年代以前，对“香港人”是没有概念的，我的上一辈，我爸爸的一辈是没有香港概念的，都说我是上海人、宁波人、广州人……60年代以后，香港人身份才得以确立。50年代逃到香港的人本来梦想着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到了60年代，他们就没了这个想法。

理财：香港从前有一个政府的理财模式，但港英政府不愿在香港干太多事，但是60年代有一个财政师郭伯伟 (John Cowperthwaite)，在港英正式确立审慎理财原则，实施“积极不干预”政策，在十年后成为典章。

华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969年我们也有我们的股票交易所，如华东证券交易所，这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在1969年前上市的公司，大都是由英资巨贾所把持，但1969年至1973年新上市的，绝大部分属华资企业。

郭伯伟有几个到现在都很重要的概念：

少限制，让资金自由流动（Less restrictions and let the money flow）

不与民争（Never compete with public）

信任众议而不是官僚（More confidence on the aggregate decisions of the public than bureaucrats）

市场选择，优胜劣汰（Let the market select; let winners stay）

政府预算以政府收入为限，力求平衡（principles for the government budgeting,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and fiscal balance）

就第一点，资金自由流动，如果资金不自由，你就好像是骗人。因为1965年，有很多银行倒闭。有人建议冻结香港闲置资金，郭伯伟就说不可以，你不许它走，将来它走了永远都不会回来，这是很重要的香港精神。

他不喜欢推动金融、高科技，因为他认为市场是一个最好的裁判，去选择谁是赢家，市场是很残忍的，只有经过竞争才能够留下来。政府、官员就不能客观选择，会因为个人人际关系的好坏而影响他们的抉择。

政府的开支跟收入要尽量平衡，不可以斥资。

70年代的香港 “我们都是凯恩斯信徒！”

1971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港督，麦理浩勋爵（Sir Murray MacLEHOSE），麦理浩是任期最长的港督，他也是香港人，现在都有很多人喜欢他，因为他在任期内曾先后作出多项影响深远的措施，包括实行十年房屋计划 (1972 —1987年)，建立卫星城市，鼓励私人资金兴建海底隧道BOT（build—operate—transfer）、地下铁路，成立廉政专员公署，推行9年免费义务教育等。他曾于八十年代初期访京，获邓小平接见，为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拉开序幕。

十年房屋计划 (1972—1987年)：为什么是10年？政府做事有了一个目标，定下来就不断盖房子，最后经过了16年才完成。我说的“悲情城市”就是卫星城市。1953年修公共房屋就是在原木屋区盖，便于人们工作。但这个卫星城市周围并没有出现很多就业机会，反而会浪费人们两三个小时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我们的很多基建都不是政府做的，比如修建公共房屋、修建海底隧道都不是政府做的，而是采用BOT，就是用民营公司出资修建，建成后民企可以在固定期限里使用，比如20年、30年，收取使用费、租金、酬金等，过了固定期限，这个设施就移交给政府。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方式，风险民企承担，最后政府可以接管。

教育、地下铁，都是70年代有的。

在财政方面、金融方面，市场会自动调节的，但是在住房、就医、教育等方面，我们在70年代有很大转变，以前基本都是民间自发组织，70年代后政府开始对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有所倾注。

再说一遍，香港不是英国人设计的，因为在政府关注公共福利的70年代，英国自己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被称为“欧洲病夫”。

讲香港不是为了夸香港很好，而是我们发展早一点，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分享。1973年股灾是很好的一个案例，股票从最高1700点下跌到150点，跌了九成多，外在因素是石油危机，内在因素是香港八分之一人口投资股票。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叫香港天线。那时电视刚刚普及，要装天线，有一个做天线的公司上市的时候，股票是1块，第一天就升到50块，但是后来有人发现，把一根很简单的铁线放在电视上也可以看电视，不用买天线，股民就疯狂地抛售股票。我们开玩笑叫香港天线，还是香港痴线，就是说香港疯了。这次股灾，政府还是维持资金自由政策，沒有干预市场，奠下金融中心的基础。

80年代的香港，回归过渡时期

80年代香港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因为邓小平同志准备收回香港了，香港进入过渡期。当时中央很怕英国把我们的地都卖了，把钱拿回英国去，就规定港英政府每年只可以卖一定的土地，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限制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因为供应限制了，所以地价就逐渐提高了，高地价所带来的税收，增高达政府收入近三成。

港英撤出后，买地限制让高地价成为政策，地产成为香港经济命脉。

联系汇率制度：1980年代初，香港面临回归谈判问题，加上香港股灾，市民对港元信心出现动摇，港元不断贬值。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跌至 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再与美元挂勾，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联系汇率如果稳定的话，对贸易发展和成为金融中心都很有利，但如果不稳定，价格就会波动。而且如果出现什么状况的话，不可以用汇率来调整经济，只能用价格来调整。

1997年香港楼市泡沫，但是因为我们紧盯美元，不可以调整汇率，只能调整价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泰国、韩国的货币都贬值了，只有香港是跟着美元，我们把价格降低，但是非常痛苦。

香港有特殊因素支持：自有产权、高人均GDP、高GDP/地面积、透明交易纪录、累积财富。对香港来讲，其实高地价也有好处，我们的税率很低，地价也是税的一种。英国人给我们留下了尊重私有产权的律例，我们的人均GDP很高。

董建华年代与曾荫权年代的香港

香港发展的六十年里，香港人累积了很多财富，一部分用于买股票，绝大部分就买房子。香港人就相信传统智慧，现金放在家里没有保证，房子才有保证。所以香港的房价常年维持在一个高的价位，但是1997年下跌了七成，1994、1995、1996年没有人知道房子会下跌，从来都觉得买房子一定是赚的。

1997年楼市泡沫，我们也出现了蜗居问题，特区政府锐意调控经济。当时是董建华在位，董建华说：英国人可以做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做？1997年10月，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历史不断地重复，2005年曾荫权上台后，到现在我们又面临蜗居的问题。你看这张照片，在我旁边有个烧烤摊，烧烤摊有一句“珍视宝贵生命”。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2002—2003年是房价下跌最惨烈的时候，很多人买这个碳来自杀。

董建华在位时，发展迪斯尼公园和数码港，希望将香港塑造成为亚洲的大都会，董建华说数码港可使香港走向高增值的未来，迪斯尼则导向香港成为更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其实现在的迪斯尼真是不行了，如果没有国内的游客，迪斯尼真是要完蛋了。

曾荫权在位时，面对现实，做了很多事情，把董建华做得好的事情发挥一下，把从前没做好的都停掉。比如，停止公共房屋政策，“恢复”高地价政策。

最后，为何有所不为的政府也可以是负责任的政府？要分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比如住房，没有人能忍受露宿街头，特别是在香港社会里是不可以发生的。这是政府的责任，要让每个人有地方睡觉。是不是拥有物业，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

评议阶段：

冯兴元：感谢王弼先生非常精彩的发言，比我跟毛寿龙讲得更通俗易懂。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和准确预言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米瑟斯都讲过，如果市场是开放的话，那么垄断在长期是不会存在的，香港是很典型的市场开放，它保护私有产权，即使垄断资金充斥市场，那也是暂时的，因为存在潜在的或真正的进入者，垄断注定是会消失的。

接下来就先请几位学者做评议，先请毛寿龙教授到台上来讲。

毛寿龙：谢谢王弼，讲得很好。香港是一个世界级发达城市，是世界上三个金融轴心纽伦港之一，香港的银行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唯一不倒，且不需要政府救助的银行。

实际上：英美银行有很多衍生证券，这和英美政府推动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美国政府推动房地产与银行的合作。

我想强调几点：第一，从法律上讲，三大金融中心纽伦港，都是普通法系，也就是政府不影响法律，政治对法律不起作用。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协商、辩诉、抗争、陪审团、法官、个案，在英国、美国、香港都是通用的，英国的律师可以在香港做事，香港的律师也可以给纽约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除去英美的发达城市，能够跟香港媲美的，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就是迪拜，迪拜是一个奇迹，花了10多年就非常繁荣，跟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基本是一致的。迪拜现在是一个低税的购物天堂，全世界的奢侈品在迪拜都不是奢侈品。

第三，香港的公用事业、财政政策是比较稳定的，而不是垄断的。比如地产税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个人就有很大的选择权；香港的个人所得税是单一税，很少有富人逃税，老百姓要交税就去买高价的房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在鼓励更多人的流入，流动的人是有本事的，不流动的人是没本事的。谁不流动呢？本地人不流动，外地人是流动的，地方政府是本地人的政府，是不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本地人通过税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吃外地人的剩余？英国也一样，本地人靠租房子过日子，外地人靠本事高价租房、买房。

第四，香港的财政政策很有意思，但是货币政策更有意思。港币跟美元完全挂钩，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香港整个市场是开放的，所以它虽然跟本地的价格联系在一起，而且香港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反波动的操作和推动，但是它很容易解决问题，一旦有波动，马上就能跳出困局。但是，迪拜和新加坡，也包括我们内地的一些城市，都是等级化的，美国大约是2万个城市，我们只有五六百个城市，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美国的城市没有一个是有级别的，他们的公共服务是私有化经营的；我们的城市是有行政级别的，我们的公共服务都是公务员经营的。

总结地说，香港一个是普通法系，一个是税收政策、财政政策，一个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很好地处理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联系。

杨团老师进行评议发言

杨团：我觉得香港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我是研究社会政策的。英国从贝勃里奇开始到独立国家计划，后来发展为独立社会。他强调国家要对我们每一个公民负责，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影响国家。有意思的是香港完成了，尽管香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特别是郭伯伟为香港奠定了“积极不干预”政策，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政策。

一般来说，不干预是“消极不干预”，但是“积极不干预”是非常有作为的，看起来是无为而治，实际上有很深的思考。第一，英国拟制的，后来在欧洲推行的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他们并不认为是一个成功模式，没有拷贝给香港；第二，英国在香港所创造的，其实是真正让每一个香港人能够自治。刚才王弼讲得很清楚，你个人可以做决定的，为什么要政府来给你做决定？你自己投资房子损失了，难道要政府来救济你吗？香港的治理哲学，既符合我们中国的哲学，又符合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恰恰是在英国人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下，把这两种哲学进行了很完美的结合。

但也如王弼所说，有几大教训，其中一点我认为讲得很精彩，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个好东西，你不停地复制，一定出危险。他特别提到了麦理浩做公共房屋，大家都很称赞，到今天还在被人复制，但今人继续复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让我们想到什么？比如说：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包括社会保险，你不能够用国界来作为概率的变现。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统一社会保险的费率，不管你是13亿人口，还是几千万人口，完全统一的话，就会出现不可防范的风险。

香港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密切结合的，香港的经济增长是自我努力的结果，它的三大要素是自由资本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土地的流动。这些基本要素的流动让每个人有自我奋斗、自我成长的意志和空间，最后造就了香港的繁荣。所以，能不能在香港继承它百年成长起来的文化传统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全世界独特模式，可能决定着香港的未来。

如果中央政府一定要把香港改成中央集权、人为干预的话，那么再过20年，香港很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富饶、自由的香港了，谢谢。

莫志宏：今天王弼说的普通话很有味道，很可爱，我真正体会到有必要保持香港话，为什么呢？用哈耶克的话讲，就是有意识地利用自发秩序，用王弼的话讲就叫积极不作为。设想一下，如果中央政府要求我们在公开场合必须说标准普通话，首先王弼今天不能在这里了，我也不行。我觉得这很荒唐，其实是扼杀了文化多样性。

张智新：王弼先生作了关于香港发展史的一个精彩报告。

我有几点感想：第一，从政治学上讲，无论是在港英时期还是在特区时期，香港是典型的有自由无民主的制度。香港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奇迹，尤其是和纽约、伦敦能够并列，首要得益于它的自由和法治。我们中国人对民主、对自由、对法治的追求，很多时候可能难以实践，香港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民主当然也是好东西，但资金、劳务、产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对一个地区的繁荣可能更重要。法治也是香港的一个奇迹。

第二，香港的高房价一直是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很高的收入，占到三成。我们国内这几年业发展到土地财政，但我们的土地财政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香港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陆的问题？王弼先生提出了一些解答，首先香港有自主产权，其次他们的土地不能作为政府开支，而是成立了专门的土地基金；我们的土地现在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的产权不能私有，土地供应始终受到限制。

刘业进：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和腾讯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跟王弼先生交流的机会。我听了很有感受。

刚才莫志宏老师讲了文化的多样性，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一个只求一律的世界是一个死寂的世界，香港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也必然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

六七十年代，数以万计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一些临近香港的内地同胞一定要逃往香港，后来我们的开明领导人胡耀邦说，不要开枪，不就是谋生吗？让他们谋生吧。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跑到香港去谋生呢？因为那里是一片自由开放的乐土。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说：中国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很遥远。另一位经济学家姚洋说：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存在一个北京共识。的确如此。但是我相信，有一个香港模式，自由、开放的市场模式，这就是香港的奇迹。

那么香港究竟有什么奇迹？一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只有少数两打的社会进入了所谓“开放社会秩序”。香港酝酿着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市场是什么？市场是一个检验假说的过程，每一个企业家都要提出满足消费者偏好、需求的一套假说，不断进行行动的参数组合试验，比如银行借贷、确定原材料价格、组织机构、广告策略、营销网络策略等，然后经由市场的信息反馈来检验他的假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利润和负利润的检验。而人天生有一种心理进化机制，作出亏本的痛苦和挣钱的狂喜的反应，这就是“风险厌恶”效应。亏损是很痛苦的，你亏100万和挣100万，痛苦的绝对值要大于狂喜的绝对值。但是，如果被政府做经营的事情，政府是用别人的钱给别人买东西，它没有风险厌恶的体验，市场竞争逻辑就不适用了。

市场为什么是要开放的？政府为什么是要无为而治的？原因就在这里。一个既有私有产权，又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开放的精神是市场的真谛。

开放有两个层面。

第一，在制度层面，各种组织试验都被容许，但不能强加于所有人。比如真正的集体所有制，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真正的私有制……都允许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框架下竞争。

第二，开放是在一个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一个市场检验。很多人误认为政府要最大化人民的幸福。错了，政府是要提供法律和秩序，保护产权、生命、财产与自由，而不是最大化人民的幸福。政府不许诺你以幸福，他只许诺你以权利的保护、法律和秩序。

最后总结一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换而言之，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冯老师的精彩主持，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我在听讲座的时候，想到两点。第一点，我觉得王弼先生，您可以争取写一本书，就叫《我们香港这些年》，前不久我刚看完廖信忠所写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会发现我们华人社会、的成长有很多相似性。但是有这么一些地区，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它们就得到了不同发展。就比如说：香港、上海，最近由于上海世博会，我第一次关注到上海开埠的历史，我发现，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其实它都是在有外来因素介入。当年为什么能让外部力量介入。因为当时那个地方官可能很无奈，采取了一些无可奈何的妥协，这些边陲小渔港，因为中央权力抵达不到，也顾不上，当地的小官僚就不得不妥协了，把一块蚊蝇乱飞的土地让给外部人去经营，就因为他们这一点就妥协，有了上海的租界区，上海有了另一种发展。香港的故事，基本上也是一个我们自己顾不上、交给别人去打理、而别的政府也不怎么管的故事。

网友提问

提问1：我想请教王弼先生，香港选举，如果特首和议员都搞补选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无为而治的秩序？谢谢。

王弼：补选的问题，英国人没有给香港人民主，但是给了我们自由。香港可以发展到现在，其实那时候港督的权利是受英国的国会、政府限制的。民主也好，自由也好，最重要的是权力制衡，没有一个人可以一手遮天。

自由跟民主的冲突，我们不可以神话民主，因为民主也可能伤害我们，成功的民主国家，权力都是有制衡的。美国有《宪法》，不是你国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提问2：我请教杨团老师，欧洲的福利社会是不是民主选举导致的？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调节的？谢谢。

杨团：这个提问很好，很犀利。但是，福利社会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从社会政策视角来看，是个实践问题，有它的发展历史和必然性。

最先创造出社会保险制度的是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他在1880—1883年正式提出的。但是在他之前的1873年，德国经济学家中的新历史学派就提出了社会政策这个词和一套理念。提出政府要实施再分配的社会政策以调和社会冲突，社会政策因此成为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当时的背景是德国迅速地就赶上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的英国，大约30—50年里赶上了英国100多年的发展，所以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冲突非常激烈，残酷剥削使德国的经济在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冲突也凸现出来。

那时候，一批有良知、有头脑、有智慧的经济学家就提出国家要在财政上进行再分配，而不能一味地听任经济增长下的自行分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才有了俾斯麦对于社会保险的一套做法。

这套做法在创建时期其实并不是什么理论，重要的是解决当时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案。事实证明也确实有效，今天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扭转了一列高速奔向悬崖的列车的方向。不过，要说明的是，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它一直包含了很多市场经济的成份，它不是国家完全统一的，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国家授权、专营社会保险的法定的民营保险公司，还有一批在法律框架下可以自由制定保险费率的私人保险公司，一直存在市场竞争，也一直有不同的保险费率。

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很不一样，英国的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有自己的独特背景。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英国国内在二战中受轰炸遭到重创，老百姓经过二战的苦难后自发地产生出要同仇敌忾、要团结互助、共同建设新国家的愿望，贝博里奇的报告就适应了这种需求，描绘出一个非常远大的、美好的、人人都能平等享受公平的、福利生活的蓝图。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开始启动它的力量，提出了福利国家的一整套做法，后来又被概括和提升为福利国家以及福利社会的理论。

从历史的视角看来看，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的建设过程，能说是民主和自由的冲突吗？我们不能抽象地来看看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想要讲的是，历史是人们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试错中发展起来的。我说的“人们”也包括政府，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能够发现并改变前面的错误，那当然是好的，但是人们常常做不到这个，即便醒悟了也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在在自己的本国做福利国家、福利社会，而且无法改变，而在香港他们一开始就下决心无为而治，不在照英国的样子做这个福利国家、福利社会了。

一个社会制度只要启动了，就很难停下来，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如此。这叫做棘轮效应，也是一种制度漩涡。不管哪个国家，进了这个漩涡就出不来了。这对当下的中国很重要。我们正处于制度变革的十字路口，要把握住历史的机会，不要让自己陷于未来没有办法纠正的历史错误中。

提问3：尊敬的王先生，您好！我自己总结出香港的核心价值：高度的法治、社区自治、敬业精神、保护私有产权自由经济、资讯的正常流动、廉洁的政府、自由的公民社会。我的问题是内地的城市发展比较快，有人说上海要赶超香港，香港的哪些长处和经验可资借鉴？

提问3：尊敬的王先生，您好！我自己总结出香港的核心价值：高度的法治、社区自治、敬业精神、保护私有产权自由经济、资讯的正常流动、廉洁的政府、自由的公民社会。我的问题是内地的城市发展比较快，有人说上海要赶超香港，香港的哪些长处和经验可资借鉴？

王弼：香港的核心价值，你说对了一半，不对的是，八九十年代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包括高地价的问题，最低工资待遇的问题等。

我们经过1997—2003年很痛苦的价格下跌。为什么我们可以站起来，但是日本不可以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所受的限制很小。那时候工资不断向下调整，如果有一个最低工资的话，有一半人立刻就失去工作了。

提问4：王弼先生您好。我想谈一点我在政府公众福利方面的感觉，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香港、很向往香港，因为现在的香港是一个很自由、很平等，自治程度又很高的公民社会，香港这个城市的民主机制也很好。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无为而治”，但同时，香港公民对于政府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会指责政府，为什么这个政策没有落实？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跟进？“无为而治”和香港公民对政府的高要求，会不会矛盾？

第二个问题：宗教、民间组织的地位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贡献？谢谢。

王弼：你说的矛盾是好事，是健康的表现，因为很多事必定要经过争吵、辩论才知道好坏，错的机会会比较低一点。比如几个月前决定修高铁，很多人反对，年轻人就躺在地上，警察把他们抬走。你要给他们一点机会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宗教问题。宗教、民间组织在教育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很多学校都是宗教团体跟民间组织发起的。政府觉得，你们做得挺好，我也加入。所以，我觉得民间组织很重要，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先行，比官僚、政府对社会问题更敏感。

提问5：我想了解一下，在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下，对民间机构、社团、黑社会这些组织秩序是怎样维护和治理的？他们有什么地位？

王弼：你说得很对，黑社会其实也有它的角色的。香港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赚钱，另外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为钱，而是用心做事，那肯定比官员更有效率。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其实是很重要的。

香港的情况是，政府根本理不了那么多。所以政府就不做，政府不做，自然有人会做了。

杨团：我们民间组织做事情，和我们政府做事情，效率和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比如玉树地震、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政府占主导作用，出了很多很多钱，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政府治理和民间机构的治理，从公众的参与性，从自我治理，我觉得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

政府放出空间，让民间机构有空间自我成长为主体。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复杂，问题就是政府管得太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提问6：第一个问题：目前民间流传的说法，货币战争，资本大鳄集团用资本杠杆洗劫社会的财富，就好比在赌场里，钱多的人最终会赢掉钱少的人的钱。我认为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舆论要求政府干预。你有什么看法？

第二个问题：近两天对粮食市场进行了更严厉的制约，上升到了法律制裁的高度，你怎么看？

王弼：第一个问题是概念问题，你说的货币战争，是投机行为。但是投机行为本身是不是很差呢？我觉得投机行为很讨厌，但是你不能阻止它运作。香港也有房地产泡沫，也有很多炒家去炒去兴风作浪。炒房也有一个好处，业主的旧房子，他们都自愿去维修，因为价格上升了，价格很低的时候是没有人自愿去维修的。另有一部分人就买不起房子了。

所以不能说投机行为本身不好。

冯兴元：我认为投机行为是企业家的发现。

王弼：说到管制，我不知道大蒜、大豆发生什么事，我在2007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那时候中央要控制粮油价格，但是你一控制价格，企业家就不愿生产，就会出现短缺。

提问7：“汇聚民智”在大陆就是几个人民代表提出意见，我想问王先生，在香港，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是怎么运作的，公民的智慧是怎么汇集到特区政府的？

王弼：香港政府要做事情的时候，要经过立法会，我在狮子山学会做工作已经三年了，发现很多的讨论都是在媒体进行的，所以一个有效的媒体，一个管制小的媒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策决定平台。

主持人：谢谢大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提问也到此为止。再回到今天的标题——香港，无为而治下的奇迹。在中国的几千年传统中，奇迹并不是第一次在香港才有，可以说黄老政治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一般在每一个朝代的开创之初都会被运用，而且会产生一段短暂的奇迹，休养生息，繁荣昌盛。

上一期讲堂冯仑先生提出，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才能积累我们的美德，积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谓“无为”，其实就是“不敢为天下先”，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就是不敢为天下先，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2000个县政府到市政府，每一级政府都在引领潮流，都在争当先进。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够学会这一句话，“不敢为天下先”。当然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应该要敢为天下先。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今天的活动还要特别感谢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我们希望这样的交流在我们讲堂，今天是一个开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在腾讯的网页上，有个专区，视频和文字会在上面，如果想听到非常原味的，当然还是希望你来现场。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