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光瓦封院子图片欣赏:讲堂113期实录 马立诚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2011年06月14日11:55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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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老师介绍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这八种思潮分别是：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讲这八种思潮，有的简单，有的详细一些。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
第一个思潮是邓小平思想，我们生活在今天都能感觉到这是主导性的意识思潮。我们平常在大学课堂里以及工作都有很多接触，我就概括地介绍一下。邓小平对再造中国立下了丰功伟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官方提法叫总设计师）他提出并力推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面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突破。我们可以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他在中国学界里影响很大，他写过《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在这本书里哈耶克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泾渭分明。一直以来整个学术界和政府都是这么看的，但邓小平把这两者界线打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贡献非常巨大。特别是1992年“南巡谈话”，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应该说邓小平贡献最大的是其“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以后，竞争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大陆崛起。去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邓小平的一个功劳，因此今天在座的诸位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延长线上。
邓小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大胆突破，政治上多方设限，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大努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小平力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非常罕见的肯定了西方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邓小平特意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作对比，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是很罕见的。之后邓小平多次讲过我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苏联。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1958年8月24日发表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几次，不能靠民法、刑法、商法等这些东西维护社会秩序，我们每次的会议都是法，开一个会议就是法”（这是发表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集426页——427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作对比就会发现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邓小平推动中国要走上法治之路。邓小平曾意气风发的肯定西方政治制度讲话时，他提出要着手改革的原因是我们国家制度不好。过去从来没有人说中国的制度不好，出了四人帮也只是说这四个人不好，但制度还是蛮好的。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说，“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所以邓小平提出制度改革的课题。
但他在发表讲话的时间里，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情况愈演愈烈，最后波兰共产党下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成了波兰总统。这件事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紧张了。从那以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谨慎起来了。所以邓小平在1986年讲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他不再提中国必须政治体制改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变化的过程。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就更慢了，没有实质性的前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制度变革方面没有同时跟进，一个腿正常，一个腿不正常，是瘸子走路。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了，他说发展起来以后，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变革还会失败。
老左派想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
第二种是老左派思潮。老左派年龄比较偏大，老左派思想有一个特点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相始终，比如说最早的“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打击包产到户、压制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探索、反对商品经济的提法、更反对市场经济的提法，主张什么事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认为计划经济不容否定，同时还有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的通过，还有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一些问题、灾难都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
我着重介绍一下他们最近的一些活动，明年开十八大，我说说十七大后的情况。2008年4月我到乌有之乡书店买了6本自费印制的书，其中有马宾的书，他过去是做过很多贡献的。我补充一句，老左派里面有的真是因为信仰并非投机捞钱。像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退休工资每个月一万左右。上次吉林通钢事件工人们起来把并购钢铁公司的私营公司经理给打死了，李成瑞老人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一半送给通钢的工人，希望他们上街游行，支持他们。钱给他们连个收条都没有，因为信任他们。李成瑞的生活非常朴素，在人格上我非常尊重他，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交流，因为信仰，所以比较保守，但他不是两面三刀，变来变去。不过左派也有变来变去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马宾在《纪念毛泽东》书中说“中国已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候”。那中国怎么会造成马宾所说的这种局面呢？马宾说“历史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社会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说“文化大革命非常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该积极规划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把城里一切被私有化的财产重新收归国有。农村要重新实行劳动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生活社会化。在城市要打倒炒房地产的私营房地产商，把他们所建的房屋全部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这是马宾的主张。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要进行好几次”。他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平反。 另外乌有之乡现在的灵魂人物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他要求大家学习马列著作，专门开了一个会议“马宾著作座谈会”来助阵。张宏良说中国目前是一个邪教，要用文革的方式改变它。文革一开始提出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是何等大无畏精神。张先生说：“我们中国是物欲肉欲至上，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动物本性的原始状态，演变成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要求解决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腐败问题”。
还有一个叫梅俏的左派说“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过去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邓小平理论？”、“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我们优秀的精神，把我们社会退化到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买卖资本家……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有一个总的纲领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四大民主”、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是反对私营经济。刚才国盛介绍我们当初写《交锋》时批评4个万言书。当时第一个万言书说，这些私营老板是准备照法国的方法办事，什么方法？不让我当议员就不给你纳税，私营企业者准备在合适时就把共产党连锅端，这是万言书里面的话。第一个万言书刚出来，流传10万份，从新疆到山东，从黑龙江到广东，政界、学界、人大、政协全看见。我和吴敬琏等几人一起在北京东边的一个饭馆谈，那时我们这四个人由一个老板请我们吃饭，他听我们分析万言书，我们都吃完、说完了，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老马我得走了，我说去哪儿，他说外国，听你们说万言书吓坏了。
其实中国的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老左派意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焦虑情绪，特别是近些年腐败丛生、黑恶横行、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使很多人产生了无力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老左派思想有所抬头。有一天我在深圳演讲，讲完以后进行交流互动，一个年轻人说“马老师，你知道我们在深圳买不起房子吗”？
我说“我理解”。
“你知道我们在深圳有病不敢看吗”？
我说“我理解”。
“所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那个时代都是平等的。”
坐在第一排的老者站起来回头问他“你在毛泽东时候生活过没有？没有生活过就别胡说。如果在毛泽东时代你就没法跑到深圳来！你的进城自由是完全没有的，每个人都拴在自己的人民公社里……另外中国的落后与贫穷是毛泽东专制造成的，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截然对立，以致俩人离开自己的座位在过道里打起来，一个人说“你再说一句我踢死你”。另外一个人说“你再说一句我打死你”，后来我赶紧叫服务员把他们请开，君子动口不动手。一个社会必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这也是老左派的主张得到一部分人拥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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