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胜元肯定喜欢金宣儿:大收藏家张伯驹之女张传彩老师访谈录

大收藏家张伯驹之女张传彩老师访谈录

2010-03-10 06:46:53

张伯驹 （1898-1982） 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鉴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曲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他出身贵胄门第，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令人敬佩的是，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抢收中华稀世文物，最终悉数捐献国家。他富不骄、贫能安，性情博雅通脱，心怀坦荡超逸的传奇一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
　　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珍贵书画捐献国家。

开张天岸 尊伯清居丛碧兮一生四艺嫁游春 唯先生好好
奇异人中 灵驹啸骋平复兮环宇诸珍娶百花 独名士卓卓

    ——访张伯驹之女张传彩女士

　　编者按：
　　张伯驹，集鉴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曲家于一身的大学士,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用此来描述张先生当不为过。他留给世人的“财宝”很多，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都会有无数让世人难以遗忘的铭记。他留给世人的“财宝”太多，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都会让世人难以遗憾的不全面。
　　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玩家”。很少有人能“玩”到他的那种境界？他的“玩”是以生命为基础，以生命为代价。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职业家”在他的面前容易汗颜：职业与生命怎能同语？甚至当他的生命与收藏发生碰撞时，“让路”的一定是生命。
　　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杂家”。在如此短暂的人生之途中，竟然杂到了如此之多、如此之精：书画鉴藏、戏曲、诗词、书法、棋术、红学……谁也说不清在他那“神奇”之躯中到底涌出了多少“文化河流”。
　　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奇家”。有谁像他那样，出身显贵豪门却“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张伯驹先生语）。更为传奇的是他作为世人公认的２０世纪中国六大收藏家之一，竟然“颠覆”了收藏家的称号与内涵：他曾拥有过许多“国宝”，拥有过许多收藏界的第一……然而，他却收而不藏，逢收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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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本色、富贵、清平交融相伴了他的一生。张伯驹先生是让人充满神奇之谜，是让人充满钦佩之真实，更是让人充满叹服之中国骄傲。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张伯驹先生语）。
　　让我们一同走近“逝而未去”的张伯驹先生。

　　采访时间：2007年4月　　采访地点：藏艺堂
　　被采访人：张传彩　　　 记 录 人：黄　梦

　　在张伯驹先生诞辰109周年之日，我们采访了张先生的女儿张传彩老师。在采访过程中,楼宇栋老师也谈了很多。鉴于行文需要，合二为一，统一归入张传彩老师所谈。以图文形式刊出，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张伯驹先生的深切怀念，以及对其后人为继承、发扬先父遗志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深深景仰。

　　刘晓林：张伯驹先生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者、挖掘者。他的一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早年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不惜倾家荡产，才力收中华稀世文物，最终全部捐给国家。他富不骄、贫能安，性情博雅通达，心怀坦荡超逸的传奇一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风云幻变，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因此，世人也给予了张先生很高的评价。我想，一切评论的源头都应在人的“本身”去寻找。在这一点上，我私下认为刘海粟先生对张先生的一段论述是十分贴切的：“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中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当然，刘海粟先生所指的“四条河流”是主流，至于干流、支流有多少，只有张伯驹先生一人深知。
　　在这里，请张老师先谈一下有关张伯驹先生收藏方面的事情？

　　张传彩：父亲从30岁左右开始收藏，一生收藏了大量的中国书画精品、绝品。每件藏品都凝聚了他的心血，父亲一生很长的时期内被很多人不理解，甚至称他为“败家子”。我小的时候，也不理解父亲。他只要看到好的书画，一定买下来，没钱的时候借钱也买。那时，琉璃厂的墨宝斋马保山先生凡一有好书画作品就一定最先告知父亲。父亲会非常兴奋，而且会先睹为快。只要看中的，就想尽一切办法收藏。

　　刘晓林：的确，张先生对于书画鉴藏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据说他的号丛碧、游春主人、好好先生也与其藏品有关？还有，关于张先生所藏《平复帖》、《游春图》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版本。
 

西晋陆机《平复帖》
 

　　张传彩：父亲不仅号丛碧，他的书斋也叫丛碧山房。这是始于他收藏的第一件墨宝——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至于春游主人、好好先生，和平复堂与藏《游春图》、《张好好诗》、《平复帖》密不可分。
　　《平复帖》和《游春图》现在都已成了故宫的镇院之宝。对于这两件藏品，父亲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危及到了生命。先谈一下《平复帖》。为了收藏它，父亲历尽了艰辛。1936年的时候，父亲从一位朋友处得知：唐代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被上海的古董商人买去，很可能近日将转手国外。父亲心急如焚，他曾写信给当时北平的负责人写信，希望留住《照夜白图》。然而最终流向了英国。由此父亲又担心起《平复帖》来。20世纪30年代初的“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开幕式上，父亲曾见过这件我国传世最早的墨宝。那是1700多年前大学问家陆机给患疾的好友写的一封祝安信，比王羲之的手迹还要早七八十年。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溥心畬先生收藏。在此其间，父亲多次派人转告溥先生：千万不要让《平复帖》再流往国外。如若转让，自己愿意收购。但当时溥先生的要价太高，父亲只好与其商议：自己提前报道为第一预买人。1937年底，溥先生母亲去世极需用钱，这样《平复帖》终于成了父亲的藏品。              　　
    从此父亲一度将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得到《平复帖》不久，很多人闻讯赶来都要高价购买，都被父亲以“金钱易得，国宝无双”婉言谢绝。 后来，父亲遭绑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平复帖》。

　　刘晓林：我在很多关于张伯驹先生的资料上看到，他为了保护《平复帖》竟然让潘素女士将其缝在被褥中。更让人好奇的是说张先生为了筹措购买《游春图》的款项竟与夫人潘素女士为难了好一阵子止。最后卖掉了宅院，才算圆了鉴藏梦。
　　张传彩：对于保护《平复帖》确实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抗战期间，1941年底赴陕为了避免沿途检查，才将《平复帖》缝入被褥。《游春图》是隋朝大画家展子虔所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作品。父亲倾家荡产购下《游春图》。 
 

展子虔《游春图》
 

　　1924年，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这里面就有《游春图》。1946年，父亲从马霁川手中购下《游春图》，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艰险…… 
　　马霁川本来想把《游春图》卖给洋人，被父亲制止了。马霁川只用极低廉的价格收回流散在东北的书画，其中就有《游春图》。他开口竟要800两黄金，显然是在讹诈。父亲虽称得上家财万贯，但购买名作太多，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啊!但又不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想到这里，父亲将此情况马上报告给故宫博物院时任的马叔平院长，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但事隔不几日，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无奈，父亲来到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走进荣宝斋、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每到一处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于是同意降价让于我父亲——最后愿意220两黄金出售。然而220两黄金 也不是小数目，父亲想到了变卖自己的房子（清朝李莲英的旧墅）来购买作品。卖掉房子后，把辅仁大学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可谁料到马霁川又节外生枝，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新主。万般无奈，父亲让母亲把她的首饰卖了，凑足了20两黄金，终于保住了《游春图》。

　　一个月以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来京打听《游春图》的下落，并愿以五百两黄金入藏《游春图》。父亲复函：“……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此外，父亲收藏过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令人难忘的故事。其实，父亲除了自己收藏还给国家提了不少收藏方面的建议，许多国家藏品中都凝聚着父亲的心血。其中，最有名的是历经1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帮助故宫完成了《三希堂法帖》中二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的收购。
　　刘晓林：张先生所鉴藏的历代书画作品都价值连城，这除了作品本身珍稀以外，我想也有世人对张先生极高学识的充分认可。书画鉴藏是一门极其综合的学问，要想对作品的意境、气韵、格调等有充分的理解与把握必须具备各方面足够的文化积淀、文化修养。另外，张先生在戏曲艺术上所取的成就和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曾经跟当时中国戏曲界的许多“名角”同台演出过。 
 

李白《上阳台帖》
 

　　张传彩：是的，父亲在京剧艺术方面的有一定造诣和声望。听父亲讲，他自幼便喜爱京剧。七八岁时就在下天仙茶园看杨小楼先生的《金钱豹》。那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我父亲真正迷上京剧是在31岁左右，他向余叔岩先生学戏，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相对来说，父亲受余叔岩先生的艺术熏陶比较多。
　　记得父亲一本著作《红毹纪梦诗》中记载了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敲,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先生曾对父亲讲《太平桥》中:“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最终没有传给父亲。可见余先生对父亲很是爱护。此外，父亲与梅兰芳、程砚秋、奚啸伯、袁世海等先生交往也很密切。
　　在父亲四十岁生日，为了赈灾演过《空城计》，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那出戏中父亲是主角饰孔明、余叔岩先生饰王平、杨小楼先生饰马谡、王凤卿先生饰赵云、程继仙先生饰马岱、陈香雪先生饰司马懿，此外还有很多先生也参加了（现在名字都记不清了）。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馆，当天盛况空前，许多外地戏迷为了看这出戏远道赶来。据说，此剧还拍摄了纪录电影。
   戏曲在父亲一生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带给他许许多多的快乐。当然父亲的不少遭遇也与戏曲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在父亲支持筹划下，重新搬演了《马思远》以至自己被打成了右派。 
 

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演空城计

京剧《探母》饰杨延辉(右) 余叔岩饰杨延昭
 

　　刘晓林：有关《空城计》，我看过一篇文章记述了当时的演出盛况：演出后，章士钊先生作打油诗：“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为此张先生似乎十分陶醉，后来他自己还作了诗：“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我记得章诒和女史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一次，她参加戏曲学术会议遇到了京剧名演员袁世海先生。朋友介绍章诒和女史袁老点点头，有点冷淡。当介绍到是章伯钧的女儿时，袁先生变得热情而恭敬的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原来袁先生是把章伯钧先生当成了张伯驹先生。如此看来，张先生在中国戏曲界的影响、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

　　张先生一生在很多领域取得这么多成就。我想，这一切都与张先生超常的记忆是分不开的。

　　张传彩：任何行业想取得一定的成就，如果离开了好的记忆是难以想像的。比如绘画也需要意临，需要默记。在鉴藏上，好的记忆尤为重要。见过的东西在一定时间段内要印在心里才行，否则便容易出错。对于父亲来说，他的记忆力是很好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勤奋和超乎常人的喜好。我的祖父那辈在当时来说，是家庭条件相当富裕的。在十分安逸的环境里，父亲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很多，少年时就熟读《古文观止》；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也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读记得就更多了。

　　刘晓林：提到张先生的生活环境，我想就此谈一些相关的事情，就此谈一下张先生那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格。同样出生豪门，同样才华绝伦，同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还有一位那便是李叔同先生，所不同的是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我经常这样考虑：对人而言，无论选择那种生活之路，是不可能做到与社会完全隔绝的。就自我理解而言在传奇色彩上，李叔同先生尤甚。然而就人生存的真实上，张伯驹先生更为值得称道。
　　据说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10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4位大厨。这与文革期间张先生被打成右派时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但这样的生活落差也没有让张先生有多大的困扰。王世襄先生有这样的回忆：“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对于张先生，黄永玉先生曾经这样写道：“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的确，在特定的环境中“忍”非常重要。忍的关键是什么？佛学上常讲化境。究竟什么是化境？很难讲清楚。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那便是要拥有极度平和、荣辱不惊的心态。只有良好的心态，才会产生包容，才会避免偏执，才会创造内心大平静。如此，才能一通百通，才能化解虚实，才能给自己、给他人留下缓解、解决问题的余地。在这一点上，张先生所为对常人来说太难！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经历了极大的人生落差，他竟然心如止水！

　　张传彩：父亲对经历的一切都十分的坦然，为人十分坦荡。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唯一的变化是一辈子不经手钱的父亲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父亲与他的大表兄袁克定在政治上水火不容，而私交却非常之好。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也潦倒了，晚年全靠父亲接济，直到1958年去世。
　　父亲将国宝献给国家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20年后，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刘晓林：在那样的环境里对于经受了很多磨难的人来说，无论是陈毅元帅还是张伯驹先生，能够做到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坦荡，对常人而言是难以想像的。陈毅元帅同张先生的私交很好，他们经常在一起下棋、聊天、谈论世事。在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后，张先生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参加追悼会，便写了72字的挽联转交了陈夫人。正是挽联救了张伯驹先生——被毛泽东主席发现了：挽联的内容与书写是如此之好。。随后张伯驹先生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潘素女士成为中国画院的画师，户口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72年时，张伯驹先生刚从吉林回北京没多久，没有户口、也没有单位。）

　　张传彩：1967年，父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人。被拒绝落户的父母只好离开舒兰，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这样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父母，一下成了无粮票，无户口的人。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父亲受陈老总的帮助很大，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们的交往始于1956年，陈老总有下围棋的嗜好。那时他刚从上海调到北京，北京政协推荐了父亲和他下棋。他们相互发现了很多共同点，尤其是陈老总也很喜欢诗词。文革期间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情况下，陈老总通过朋友把他调到吉林省博物馆。甚至在陈老总去世后，他的夫人张茜还把陈老总用过的棋盘赠给了我父亲。

　　刘晓林：谈到这里我想请您谈一下张伯驹先生诗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张传彩：父亲一生写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很多诗词，留下了不少著作。比如：《张伯驹词集》、《红毹纪梦诗注》、《乱弹音韵辑要》、《素月楼联语》等。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对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周汝昌先生对我父亲的诗词有过这样描述：“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家……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说：“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产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这就是周先生对父亲的词作最概略的评价。

　　刘晓林：我觉得周先生对张先生的评价是颇有见地的。周汝昌先生研究红学也受到过张先生的影响？
　　张传彩：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很有建树。他和父亲是忘年交，情谊很深。周先生曾经说过：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他们的交往应该始于父亲举办的一次书画精品展。那时周先生还在读书，读了父亲的《丛碧词》后在音律上提出了一些意见，父亲十分高兴。从此，他们的交往多了起来。
　　交往中也有红学方面的事。如周先生后来通过我父亲结识陶洙，三个人共同努力促使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出世，并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收藏。另一年重阳节，父亲把获知的有关日本三六桥本《 石头记 》珍本的消息告诉周先生，两人各赋《风入松》词，叠韵唱和。

　　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可见他们之间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已到了心有灵犀的程度了。

　　刘晓林：张伯驹先生在他的《从碧书画录》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这是他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实践了这个诺言。他把一生珍藏的“国宝”级的古代书画藏品，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近年来，张伯驹所涵盖的爱国精神、所标志的文化价值、所特有的人格魅力，早已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难以忘记。”

　　张传彩：父亲把一生所有的藏品都捐给了国家。1956年的夏天，父母早早来到了文化部。“我一生所藏真迹，今日尽数捐献国家。”父亲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在场的人都感动了。两颗赤诚的心，两颗爱国的心，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不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签发了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褒奖状中的“等”字所包含的另外三件是：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兆页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书。《游春图》则早在1952年就献给了国家。
　　父母无偿捐献国宝的消息见诸报端，引起各方人士都很关注，尤其为当时侨居法国巴黎的张大千先生所瞩目。大千先生曾与朋友谈及：吾老友张伯驹兄日前捐赠故宫博物院的珍品价值连城，然他分文不取。受父母捐赠的的影响，张大千先生把他珍藏的三幅墨宝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五代从义《武夷山放棹图》曲线卖给国内，现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1965年，父亲又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捐献给吉林博物馆。
　　　　　
　　刘晓林：在1965年的捐赠中有一幅作品不得不提。它便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先生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就是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终也捐给了祖国。张先生作为世人公认的２０世纪中国六大收藏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了收藏家的称号与内涵：他曾拥有过许多“国宝”，拥有过许多收藏界的第一……然而，他却收而不藏，逢收必捐。对收藏家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想，这也正是张先生的伟大之所在。       
　　关于张先生谈了这么多，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谈的。那便是张先生的夫人潘素女士。人们都知道她是著名画家，40年代已名闻当时中国画坛。尤擅长工笔重彩山水画，尤善金碧青绿山水及雪景山水。据说，张大千先生也与潘素女士合作过的绘画。并且称赞她的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张传彩：母亲原籍江苏苏州，出身书香门第。1937年与父亲生结婚。她从小就喜欢绘画，初从朱德浦先生习作花卉，又经古文老师夏仁虎引荐，向苏州名家沙孟舒学习山水。后与老画家陶心如、祁景西、张梦嘉诸位先生合作绘画。与父亲结合后，潜心观摩、悉心钻研我父亲珍藏的历代名人书画；加上婚后遍游祖国名山胜水，进行大量实地写生,使她的绘画具有浓郁的诗情。
    母亲与齐白石、何香凝、张大千、胡佩衡等先生都有翰墨往来。她与很多画家合作过，你提到的张大千先生曾与母亲多次合作。我记得有时母亲有时画完后寄给张先生，张先生补完后再寄给母亲。她与何香凝女士也合作过，并且三次参加了为抗美援朝义卖。1952年，为庆贺毛泽东生日，母亲与陈半丁等人合绘了巨幅作品。1955年周恩来在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时，对其所画《漓江春晴》评曰：“此画颇有新气象。”母亲作品在国内外多次展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还曾以她的画作礼品赠送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1958年，其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曾作为礼品送给英国首相。她临摹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赠予了日本。

  刘晓林：潘素女士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她同张伯驹先生一起保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诚然，张先生对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的努力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缺少了潘素女士的帮助，我想情况会有不同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潘素女士为了帮助张先生购买《平复帖》变卖了自己的首饰。

　　张传彩：在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在爱国上父母是完全一致的。父亲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对此，母亲全力支持。“七七”事变后，整个北平战云密布。母亲途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到达西安。也是在那年，母亲把我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平。当时自己还小，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平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平已经临近沦陷，母亲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平。这一点，前面我已经大略谈过。
　　可以说，母亲为了父亲做出很大的牺牲。反过来也同样，在父母共同的一生中，他们确实做到了相濡以沫。
　　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谈了很多，然而对张伯驹先生那丰富而传奇的一生，有很多问题没有细记甚至没有谈到。例如张先生对齐白石先生的宽慰（齐白石先生曾赠毛泽东主席“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一联。赠后却发现“云”原为“天”，一度不安。经张伯驹先生解释后方安下心来。）还有张先生在书法上的造诣等以及张传彩老师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张伯驹先生的遗志所做的诸多努力、她那鲜为人知的绘画艺术。
　  张伯驹先生友人孙曜东先生回忆，　虽然拥有偌大家业，但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
　　张伯驹先生一生充满太多的矛盾，同时又具有太多的和谐——可以说，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太多的华夏文化。
　　中国文化史上绕不过的张伯驹！永远的张伯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