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足球怎么练体能:国际领养——我们钟爱的谎言

我们都知道那些国际领养的故事：数百万襁褓中的婴孩或是惨遭抛弃，或是双亲早故——他们要么被丢弃在路旁和教堂前的台阶上，要么就是艾滋病、穷困和战争夺去了父母的性命。这些小家伙被人遗忘，不是居住在拥挤的孤儿院中，就是在街道上游荡。他们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而这未来又充满了苦难和视而不见。然而，如果他们走运，远道而来的新父母便会怀着感激之情，将他们带进一段更美好的生活。

不幸的是，这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

长久以来，西方人一直是世界孤儿危机神话的贩卖对象。他们被告知，数百万的儿童在等待自己“永远的家庭”，等待人们将他们从遭到遗弃和虐待的生活当中拯救出来。但西方父母领养的大多数婴孩却根本不是孤儿。不错，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儿童需要家庭的温暖。但往往，最需要家庭的儿童不是瘦弱、残疾，便是遭受过心理创伤、年龄在5岁以上。可以想象，他们不是大多数西方人希望领养的那种健全儿童。实际上，满足西方领养需求的健全儿童为数不多——但用来寻找孩子的西方钞票却漫天飞舞。于是，许多国际领养机构的工作不再是为有需要的孩子们寻找家庭，而是为有需要的西方家庭寻找孩子。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到现在，国际领养案例的数量差不多翻了一番：1995年，国际领养案例为2.22万例，到2006年时，领养案例接近4万。2004年是国际领养的高峰时期，当年有超过4.5万名发展中国家儿童被外国人领养。领走这些孩子的家庭中，美国家庭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家庭——超过了近几年来国际领养案例数量的一半。

这些婴儿从何而来？由于国际领养水涨船高，婴儿来源的证据也揭开了冰山一角。在许多国家，婴儿经由有组织的购买、胁迫、和盗窃，同亲生父母分离。在美国国务院列出的过去15年中领养来源最高的40个国家（如白俄罗斯、巴西、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笔录、罗马尼亚等）里，有将近一半的国家由于严重涉嫌腐败及绑架，被暂停领养或禁止向美国输送儿童过。然而，在一个国家因为腐败被关闭领养的窗口后，许多领养机构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客户的希望转向了下一个“热点”国家。而这个国家会忽然经历一场婴儿被海外领养的热潮——直到它也被迫关闭领养的大门。

如此下来，国际领养产业已经形成了市场，这个市场的驱动力，常常是它的客户。美国欲领养儿童的父母数量可观，为了家庭中新增一个小家伙的机会，他们会支付给领养机构1.5万美元到3.5万美元不等的费用（包括路费、签证费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开销）。领养有特殊困难儿童或年长一些的孩子时，还可以优惠。领养机构声称，父母的指出包含机构费用、外国员工工资及开销、人员差旅费和孤儿捐献费。但专家认为，这些费用在儿童的母国数量十分巨大，所以会鼓励腐败。

更糟糕的是，国际领养在成为追逐利益的产业的同时，也充斥着强烈的情感。许多领养机构和领养父母都情绪激昂地坚信，不正当领养并非普遍现象，而是充满悲剧的个例。他们说，逮捕那些坏蛋，但让“好”的领养继续下去。但如果将金钱从领养环节中剥离出去的话，所有需要西方家庭的健康儿童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除外）。日内瓦的儿童保护政策咨询师奈杰尔·坎特维尔（Nigel Cantwell）曾帮助东欧和中亚改革当地腐败的领养体系。在那里，他就目睹过金钱给领养带来的危险影响。在这些地区，3岁以下的健康儿童很容易在国内得到领养，他说。我问他，在这些地区中，如果没有金钱的交易，有多少健康儿童能够满足国际领养的需求时，他答道“我猜可能是零。”

供需矛盾

过去，国际领养并不是由需求推动的。半世纪前，收养主要是对战争中沦为孤儿的儿童施予的人道援助。1955年，俄勒冈州的福音派信徒贝莎和亨利·霍特夫妇（Bertha，Henry Holt）收养了朝鲜战争中的8名孤儿，美国的其它家庭知道这个消息后便纷纷效仿。从那以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和美国，国际领养变得很普遍。仅2006年一年，美国就领养了20000多外国儿童，1995年的数字只有8987。欧洲有6个国家人均领养的外国儿童数比美国多。如今，80%的国际领养行为是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做的。

在这家乌克兰孤儿院中，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尚在人世，但无力抚养骨肉。

国际领养发生增长，绝大部分原因是由西方人口数量变化引起的。近几十年，由于节育、堕胎、晚婚等原因，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意外怀孕出生的婴儿数下降了。不想过早生孩子的女性后来发现自己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无法生育了，还有些人由于身体原因就没法生孩子。也有些领养是出于宗教原因，上帝希望他们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美国人在国外领养孩子，除了人口数量方面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国际领养“更安全”—不出意外的话，大多都能成功。在美国国内领养很担心生母在最后一刻改变心意。路途远—隔了一个大洋，数量多—穷国孩子多得是，国际收养哪能不安全呢。

但是国际领养并不是没有风险，只不过缺乏监管。就像公司把行业的某些部分外包到劳动法宽松和工资低廉的国家一样，领养也会转移到法律保护得较少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对贫穷的、目不识丁的生身父母的保护要比美国的父母少得多，在人口拐卖猖獗和腐败蔓生的国家尤其如此。通常情况下，送出孩子的一方是不会考虑到这些不平等的。毕竟，很多国家一直在持续地供应西方父母亟需的孩子呢。

其实，全世界适合收养的，即年龄小而且身体健康的孤儿比较少。通常，孤儿身体都不太健康；健康的也不会被遗弃。“这种观点不太准确，太多的婴儿无家可归，最终将走进福利院或者接受国际领养。”联合国儿童保护基金儿童保护的高级顾问亚历山德拉·悠特（Alexandra Yuster）如是说。

这种观点与美国人和其它西方人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想法截然相反：在他们的印象中，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清贫，中国不断地向国外输出女婴，据此认为全世界有数百万婴儿亟待领养也不为奇怪。有这种误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要付部分责任的。谈到国际领养的必要性，人人常用到它的孤儿和福利院儿童的统计数字。2006年，UNICEF的一份报告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亚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孤儿就约有1.32亿。但这里的“孤儿”包括失去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位的孩子，他们很可能遭遗弃或者无法生存下去。其中只有10%（也就是1300万）失去双亲，绝大部分是跟家族的其它成员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们年龄也较大，UNICEF自己预计，95%的孤儿超过5岁。换句话说，UNICEF统计的“上百万孤儿”并不全是健全的婴儿，他们如果得不到西方人的领养和帮助，他们就得进福利院了。相反，他们大多数都是和大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的大龄儿童，不过他们需要经济上的援助。

例外的只有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三十年，女孩的人数空前巨大，这恰好可以让西方人领养。但即便这样，女孩的人数还很有限；中国能输出到国外的孤儿数量还远远少于外国人愿意领养的人数。2005年，约14500中国儿童被外国父母领养。远远少于西方人想要领养的数字；领养机构称有很多父母还在排队等候呢。此外，现在领养这些孩子比以前困难了；2007年，可能由于男女性别比例的逐渐失衡、生活也都温饱了和诱拐儿童供国际领养类的丑闻，中国中央收养机构大幅度减少了输出中国儿童的数量。打算领养孩子的父母在年龄、婚姻史、家庭、收入、健康状况甚至体重等方面将受到严格的审查。那就是说，单身、同性恋、肥胖、年纪大、不够富裕、经常离婚和结婚、服用抗抑郁药或者已有多个孩子，只要有其中一条，就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即使符合条件登记在册，也还要等三到四年才能领一个孩子回家。因此那些急于做父母的会到阻碍相对少的国家买个孩子，在那些国家，孩子也很多，但各种法律上的限制很少。

危地马拉(Guatemala)就是这样的国家，2006年和2007年，它对美输出的儿童数量居第二位。从1997到2006年的十年间，美国人领养的危地马拉儿童数不止翻了两番，平均每年超过4500人。2006年，危地马拉每出生110名婴儿就有1名被美国人领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2007年，近十分之九被领养的孩子不足一岁，其中出生不到半年就占一半。“国际领养是如何变成需求驱动的行业的，危地马拉是个绝佳的研究案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危地马拉的前顾问凯利·巴克尔（KelleyMcCreery Bunkers）这样说道。这个国家的领养过程“是一个产业链，它是为了满足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领养家庭的需求而产生的。”

因为危地马拉绝大部分福利院的儿童身体是不太健康的、不适合领养，所以几乎没人被海外领养。2007年秋天，危地马拉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家儿童福利和领养机构浩德国家儿童服务中心（Holt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Services）联合做了一份调查，调查发现该国的福利院约摸有5600儿童和青少年。其中4600多名超过4岁，1岁以下的不到400人。但2006年，每月送往美国不足1岁的婴儿就有270名。这些孩子不可能来自福利院。去年美国98%的收养是“绕过正常途径的”，从未在福利院呆过的婴儿被直接签给了一名私人代理，不需要法官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任何检查，代理就可以批准国际领养（当然得支付一大笔费用）。

但是，这些被收养的婴儿是哪儿来的呢？一起来看安娜（Ana Escobar）的例子。2007年3月，刚生下孩子的安娜报警称，一伙全副武装的男人将自己锁在家里鞋店的小房间后抢走了她的婴儿。苦苦找寻了14个月后，Escobar发现她的女儿正在等待领养，数周后，一对印第安那州的夫妇将会收养她。DNA测试显示孩子正是安娜的。2006年也有个类似的案例，拉克尔（Raquel Par）报告称自己在危地马拉市等待公共汽车时被迷倒了，醒来后发现满周岁的孩子不见了。三个月后，拉克尔得知自己的女儿已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

2008年1月1日，危地马拉关闭了美国领养的大门，对领养过程进行改革。担心有非法拐卖的事件发生，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几年前就已经停止领养危地马拉的儿童。但是2280多名美国的领养还在办理中，即使增加了保护措施，其中仍有婴儿是偷来的，还有些来自其它途径。

危地马拉是个极端的例子。它在国际领养上的腐败声名狼藉。但同样的问题在其它十多个国家也都存在，只不过规模较小，比如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秘鲁和越南。这种领养婴儿的模式满足了西方的需求，西方没人愿意花这笔钱的时候也会消失。比如2001年12月，美国移民服务机构停止办理柬埔寨的领养签证，称这些孩子是被非法弄过来的，并且违背了孩子生身父母的意愿。当年，西方总共领养了700多名柬埔寨儿童，其中有400名是被美国家庭领养的，这当中有一半年龄不足1岁。但在2005年，国际发展的美国机构(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交付的一份柬埔寨孤儿数据的研究，研究发现只有132名儿童不足1岁，这与几年前每季度西方领养婴儿的数字相差很多。

即使是像印度这样的人口数量巨大的国家，也不大会有健康的婴儿留给外国父母领养。不管是印度国内的还是出国打工的，中产阶级人数庞大，而且在不断增长，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他们也有生育方面的难题，也会寻找健康的孩子领养；有专家认为数百万的中产阶级家庭很容易就将所有适合领养的孩子消化掉。民众生活的普遍贫困确实让许多儿童流浪街头。但是“两岁的孩子是不可能一个人被丢在街头的”，儿童保护顾问坎特威尔（Cantwell）如是说。“街头的孩子通常5到6岁，他们是不可能被领养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大部分都还跟家庭有联系，从法律上来说也不太适合领养。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很难适应欧洲或北美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绝大部分孩子生活贫困，身上都有很重的恶习、也从事过一些非法活动，几乎是没有父母愿意领养他们的。

当然，如果领养孩子的父母法律文书都齐全，那他们至少会感到宽心吗？毕竟他们领养的孩子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孤儿。不幸的是，答案是“不”。

孤儿院犯罪

在很多国家，伪造一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惊人的容易，甚至可以给孩子贴上孤儿的标签。他们的亲生母亲通常是年轻的未婚或离婚妈妈，生活穷困，缺少家庭保护。孩子出生在当地少数受歧视的家庭，享受的权利有限。为了金钱，父母把幼童从脆弱的家庭中分离，给他们贴上“合同孤儿”的标签用以出口。

一些“人造孤儿”其实就是在被西方人称之为“孤儿院”的地方长大，但是这些无父母的孤儿在类似的收容机构待遇比在自己家要差，但是却比寄宿学校中的穷困儿童稍好。很多孩子只是由于父母穷困或患病无法照顾自己为了寻求食物，庇护及教育而暂时寄住在那里。一些父母会去看望孩子，或者在周末将孩子接回家，待到条件允许最终会将他们接回家。2005年，位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汉娜·威廉姆斯孤儿院由于孩子生活条件堪忧而被迫关闭，102个“孤儿”中的89个被送回自己的家中。美国驻越南河内大使馆发言人曾说：“在越南，尤其在农村家庭，父母通常在收获时节把孩子寄宿在提供日托服务的孤儿院”。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丧尽天良的孤儿院理事，当地官员或收养负责人会说服文盲家庭签署放弃孩子抚养权的合同，那些被国外收养的小孩从此与亲生父母再也无缘相见。

广州白天鹅酒店距离美国领事馆仅有几个街区。这里是中国国际领养的中转站。

还有一部分儿童因为类似的非法途径而身陷险境。西方收养机构通常与国内收养帮凶-孤儿院理事或自由职业者-签订合同并为每个被收养的健康儿童支付服务费，而这些帮凶又外包给“孤儿星探”以牟取当地薪资总数最大化。优厚的薪酬更为那些被利益驱使的“孤儿星探”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寻找收养婴童提供了动机。在年人均GDP4700美元的危地马拉，“孤儿星探”每找到一个健康的可收养小孩可以得到高达6000至8000美元的报酬，但多数情况下 “孤儿星探”却付给小孩父母微薄的报酬。2007年5月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发表的一份关于收养走私的报告称，危地马拉家庭人均收养小孩报酬为300到几千美元不等。

有时候医务人员也扮演与“孤儿星探”类似的角色。例如在越南，一个孤儿星探每找到一个可收养小孩的报酬使一个护士的50美元月薪显得相形见绌。一些护士和医生强迫母亲放弃自己的孩子并让她们做一个选择：要么支付无法负担的巨额医疗账单，要么放弃新生儿，因此一些文盲母亲不得不被迫签订她们根本无法读懂的合同。2008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布警告称越南胡志明市涂渡医院签发的出生证明涉嫌造假，2007年曾有报道称此医院平均每天有200个孩子出生，3%的新生儿被遗弃。大多数医院弃婴被送往胡志明市郊的参平孤儿院，后又被西方家庭收养（据报道安吉丽娜·朱莉收养的越南籍儿子（帕克斯）在涂渡医院出生后一月旋即被遗弃，后又在参平孤儿院被其领养）。一个旨在改善收养伦理状况的美国非营利性机构-伦理协会执行董事宋灵称，一个省级医院首席产科医生曾说，2007年她为了得到一台早产儿保育仪而为（一家）孤儿院提供了10个少数民族婴儿（以供收养）。

为了使收养过程更加通畅，收养儿童原籍国家官方可能因伪造虚假出生证明而收受贿赂。而通常收养国大使馆也会接受关于收养儿童的任何资料，但是如果当地美国大使馆觉得推荐人情况可疑，比如少数孤儿院健康儿童领养人数飙升或单一省份收养儿童人数奇高，档案也惊人地相似，官方可介入进行调查，但是通常官方对于收养确实穷困的孩子及渴望收养小孩的父母一般不会横加阻挠，尽管人们经常怀疑跨国收养是不是完全光明正大。曾负责监管美国从世界各地收养儿童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凯瑟琳·莫纳汉曾说：“我对跨国收养坚信不疑，但是我觉得哪怕只要我们提供一点经济支持，很多孩子就能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有一位美国官员曾告诉我，某国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去年一年曾输出1000多名儿童以供收养，当被问及哪种收养签证最难办理时竟称：几乎所有的签证都很难办理。

多数与国外收养机构有染的西方人-例如进口国外运动鞋的商人-振振有词地称其对于不道德的或不合理的国际收养事件毫不知情。确实，他们也没必要知道实情。冥顽不灵的美国前草裙舞舞者劳伦·加林多多年以来凭借收集柬埔寨婴童谋取收养中介费敛财高达900万美元。1997年至2001年间，美国共从柬埔寨收养1230名儿童，加林多说她曾涉及其中的800例收养事件（据报道加林多曾将安吉丽娜·朱莉收养的柬埔寨儿童马多克斯送至她在非洲的电影拍摄地）。美国调查员自2002年对加林多进行了2年调查后发现其涉嫌参与策划儿童星探买卖，欺诈，强迫，偷盗儿童及秘密伪造收养儿童出生证明，后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罪及洗钱罪（非贩卖儿童罪）而被关进联邦监狱服刑。“你固然可以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洗脱跨国贩卖儿童罪，你也可以说这并不是犯罪，但是我们仍能把你送进监狱”，负责调查克林多的美国移民及海关司法局资深特工理查德·克罗斯曾如是说。

摇篮需要安宁

从外国买个孩子是大部分期待中的父母都不愿参与的事。那么，该怎么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呢？由于在过去十年中，国际间领养儿童的趋势一直在上升，那些阻止腐败国家加入领养并把父母的注意力（和金钱）转向其他国家的专门方法已见失败。 而那些从此中获益的领养机构看起来有意忽略这一事实：正是他们收取的金钱和费用造成了腐败及随后领养通道的关闭。

几乎从国际领养发生伊始，有些国家就在努力保持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和透明性，他们的模式是可资参考的。比如泰国成立了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专门为孩子的生母做咨询，同时也为一些家庭提供社会和经济支持，以求生活的贫困不会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孩子。其他国家，如巴拉圭和罗马尼亚，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大量违法领养之后，已经对领养过程做出了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却几乎中断了这些国家的全部国际领养活动。1994年巴拉圭送出483名儿童到美国，而第二年却没有送出一个。

养父母或许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真的是孤儿。 

安娜·厄思科巴找到了自己被拐带、即将被领养的孩子。

若论更为综合的解决方案，也许最好的希望来自《海牙国际领养公约》，该国际协议的设计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以收养为目的出现的拐卖儿童现象。2008年4月1日，美国正式加入了这一协议，该协议还有75个其他签约国。在已经签约并且是儿童输出方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哥伦比亚和菲律宾，与海牙协议相配套的改革已经在其国内展开，内容包括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以监护儿童福利；设法首先安置那些有大家庭和当地社区背景的贫困儿童；同时对在本国运作的国外收养机构的数量加以限制。 据专家的说法，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以收养为目的发生的买卖儿童、欺诈、胁迫和绑架儿童的现象有了大量减少。

对领养国一方，海牙公约要求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以监察国际领养活动。在美国这一机构是国务院，由它授权两家非营利性组织对参与的收养机构做出资格认证；如果有暗箱操作、欺诈、金钱上的不正当行为、或者与拐卖儿童有关的行为被发现，这类机构获得的资格将被取消。这些规则看来已经起到了某些效果，好几家美国的收养机构因为长期有传言称其行为不良而被拒绝给予资格认证，而且其中有些已经关了门。然而，没有哪一个国际条约是完美的，海牙公约也非例外。另外，许多向西方输送本国儿童的国家仍未加入这个协议，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俄罗斯、南韩、乌克兰、以及越南。

也许最重要的，是对领养涉及的金钱数额做出更有效的规范和限制。可以规定领养中介费是违法收费。所需花费的金额最高足够支付合法费用即可——包括孩子的医疗、饮食和衣物。而且关键的是，收费必须与当地的经济成适当比例。国际儿童服务联合会是一个代表了200多个国际儿童收养组织的机构，它的主席Thomas DiFilipo说：“除非你控制住钱的问题，否则无法控制腐败”。他还说：“如果我们有最伟大的法律和最伟大的规范，但却允许20000美元可以汇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钱够多，任何制度都可以被钻空子。”

对规则进行改进不仅可以保护受领养的孩子和其原生家庭，而且也将保护消费者一方：满怀期待的养父母们。收养孩子，就如生育孩子一样，也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如果发现收养的孩子其实不是孤儿，会引起养父母揪心之痛和极大的反感。在2007年十月美国的一次“儿童领养伦理大会”上，一位妇女哭泣着讲述了她的经历，2002年她从柬埔寨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他们告诉我说她是一个孤儿，”她说。“但孩子到家一年以后，那时她英语已能说得足够好了，她开始说出她有妈妈、爸爸、还有弟兄姐妹。”

在利他的外表之下，国际领养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只要我们还未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更多的领养以不幸结束——因为这项产业常常是获利丰厚的，而且有时是肮脏的。除非收养机构得到监督而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将有更多年幼的孩子被以不正当方式从他们的家庭中带走。而且除非那些急切想为人父母的人们要求改变，否则他们会继续付钱去实现这类错误的行为，其中只有做得聪明不聪明的区别。“容易轻信的西方人急于相信他们是在拯救儿童，然而他们却轻易上当领养了来源非法的孩子，”David Smolin教授写到。他是一位法律教授，同时也是国际领养改革的倡导者。他还写到：“只有愿意受骗的人才最会受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