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开局ssr:拆穿四大百年谎言——看制药厂是如何骗我们的！

    (美)兰德尔•菲茨杰拉德

    一百年前，“化学可以赋予你更好的生活”的承诺把成千上万的人造化合物引入了我们的生活，包括食品、饮料、药品及家居环境中。之后的一百年，我们一步步地成为这场大规模化学实验的试验品。《百年谎言》这本书揭露了来自化学工业、制药业以及食品加工业等领域的迷信和诺言，从早期的科技进步如何引领新的产业形成讲起，剖析了行业主导企业乃至相关部门因利益驱动而漠视大众健康的原因。戳穿了食品卫生和医疗保健领域过去一百年间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弥天大谎，揭露了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化合物、药品及加工食品是怎样毒害我们的身体的，并提出了在此严峻形势下人类超越困境的求生之路。

    以下是编者从这本书中摘选出汇编的四大谎言和作者的反驳：

    谎言之一：政府知道什么是安全的，市场上出现都是经检验的，我们应该相信政府。

    然而其一是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合成化学物被释放到这个星球。一个通用的数字（肯定只是估计值）是，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化学物有10万种，每年进入市场的新化学物在1000种以上。美国环保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有一份名单，记录了注册在案的85万种化学物，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接受过针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测试。对它们之间发生的影响健康的多重协同作用，试验更是做得少之又少。

    毒素专家多丽斯•拉普（Doris J Rapp）警告我们说，这个规则制定得很有问题，只有当人和野生动物开始受难时，大家才会发现什么是安全的。“1976年通过的《有毒物质控制法》允许出售和使用化学品，除非它们被证明存在危险。可是环保署自己并不做安全测试，而是依赖生产商的研究结果。是，你没看错。能让狐狸去负责设计鸡棚吗？”

    根据政府职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它是美国国会的调查部门）2005年的一份报告，在过去的30年里，化学公司向市场引进了成千上万种新型合成化学物，但向环保署提供了卫生信息的仅占15%。“环保署并没有对已有化学物进行例行检查，对它们的健康和环境威胁所知也很有限，也很少发布规定来控制这些化学物。”这份报告指责道。

    让我感到伤心和困惑的是，我发现即使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去彻底进行大范围安全检测（政府并未这么做），我们的技术也过于原始，无法检测出所有结合在一起的人工化学物；或者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甚至在我们子子孙孙的有生之年也办不到。

    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挑战。谢尔登•克里姆斯基（Sheldon Krimsky）在他2000年出版的书《荷尔蒙之乱》（Hormonal Chaos）中做过计算，仅仅假设对一千种最常见的化学物进行检验，每次试验的单份剂量只考虑三种化学物的不重复组合，那也需要做166亿次试验才能穷尽所有可能。已经投产并进入市场的各种合成化学物多达10万种，如果考虑它们之间协同作用的组合，那可能性会多得吓人。克里姆斯基估计，如果逐一进行试验，那可能会耗时“一千多年”。“这样的尝试将会异常复杂，肯定是我们最先进的试验系统和联邦预算所无法应付的。”

    其二是现代医疗依赖于制药公司生产的合成化学药物，这完全不足以保护公众的健康。这种不足是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食品药品管理局与其管理的制药商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所引起的。

    “人们以为，食品药品管理局如果通过了某种新药，那肯定是在通过检测之后对药效表示认可，而这种药对人体的作用，无论好坏，都得到了详细的说明，”阿沃恩在《强效药物》中写道，“但事实上，这些幻想都是不现实的。食品药品管理局在认可药物之前从来不亲自做检测，他们只是依靠制药公司所提供的资料来作决定。”

    我们政府居然依靠制药商提供的数据来做决定。对安吉尔这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任编辑而言，依靠制药公司“提供对本公司的药物进行毫无偏见的评价，无异于让啤酒公司来教育我们不要酗酒。”

    我们也希望制药公司不要出于赢利目的或竞争压力歪曲药物测试的结果，因为这毕竟人命关天，但是亚伯兰逊和安吉尔却都告诉我们，药物测试中普遍存在欺骗现象。骗人的医药测试，歪曲的试验报告，加上“在医药公司操控下鼓吹宣传的医生和众人造成了医学的腐败。”

    2005年下半年便有一个相关案例。一种新型糖尿病药物被投放到市场，号称通过了食品药品管理局检验小组的测试。而在俄亥俄州，有两位杰出的心脏病专家对这种药物进行了独立的检测，随后立即把他们的发现发到了《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网站上，“目的是为了阻止如同以前对Vioxx这种药一样的狂热。对大众健康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这种药叫做muraglitazar，由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和默克公司共同开发，用于治疗Ⅱ型糖尿病。这两位来自克里夫兰的心脏病专家发现，该药导致心脏病和中风致死的几率，远远大于该公司向食品药品管理局提供的数据。他们发现两个公司对提供给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数据有所隐瞒，造成了一种“安全假象”。《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总编凯瑟琳•德安吉莉丝（Catherine DeAngelis）痛斥了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测漏洞：“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为公众安全负责的人，在自己的工作上投机取巧。”

    如果检测机制不能达到测验药品安全或威胁的目的，那么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那些购买新药的消费者当成小白鼠，看看他们的身体对这些药物的反应如何。自1997年来，越来越多的药物因为对健康构成危害，迫使制药公司把相关药品撤市，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四种药物——右芬氟拉明（Redux）、曲格列酮（Rezulin）、西沙必列（Propulsid）和特非纳定（Seldane）——在它们的毒副作用被发现之前，约有2000万医生为病人开了这些药。

    这种拿人作药品试验造成的危害已经越来越严重。根据《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98年所作的调查，每年至少有106万人因为药物副作用死在医院里，平均下来每天约300例死亡，这些人都是死于合法的具有毒害作用的药物。

    谎言之二：产品标识里存在真相

    然而如今化学、制药和食品业，所有的产品都在用商业保密法来保护自己的配方，以不被竞争对手模仿，并借此向公众隐瞒他们产品的特殊化学成分。

    从生产商的角度看，这些商业秘密能有助于保护他们的专利成分不受竞争对手侵犯。

    时至今日，产品标识中唯一的“真相”就是，保密和欺骗无处不在。

    比如围绕着农药信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成分在一种产品中被标为“活性”，身份能够得到确认，而到了另一种产品中就被标为“惰性”，使其成为商业秘密。“惰性”的意思是，该化学物对于害虫没有直接的杀伤力。通常情况下，添加这些成分是为了有助于农药溶解于水，使之更容易使用，产品在货架上能保持更长久的稳定，或者有助于农药进入害虫体内。

    一位加拿大物理学家约翰•桑科博士（John Sankey）对“惰性”的真正含义非常好奇，于是就查看了加拿大政府收集的农药资料。他发现，该国注册使用的农药配方共有8000种，其中含有大约5000种“活性”成分，但这些产品中至少有1000种化学成分被归类为“惰性”，也就是说，在产品商标中它们都不必写明。

    桑科认为，“惰性”这一术语是荒谬的，“因为没有一家公司会花那么多钱，结果却把毫无用处的东西放进农药中！更别提花几百万请律师，将这些物质当成商业秘密加以保护！故弄玄虚地使用一个词来界定某物，这种科学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在美国，一旦被归入“惰性”或“其他”之中，产品中多达99%的成分可以不写在标识上，这等于说，至少有2500种物质是秘密加入产品的。在喷液农药、驱虫剂等杀虫产品中存在大量惰性成分，毒素专家多丽斯•拉普声称，至少有200种被界定为“惰性成分”的化学物质其实都会污染环境，并威胁到人体健康；而一家名叫“农药替代品西北联盟”（Northwest Coalition for Alternatives to Pesticides）的组织更是认为，危险的“惰性”化学物质至少有650种。

    谎言之三：主流的科学界、医学界和工业集团告诉我们，其实不必担心我们体内的毒素负荷，因为“毒性取决于剂量”，这套经咒已经成为了我们公众健康标准的基础。

    其一是这种思想最初是一个名叫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瑞士医生提出来的，被称为“毒物学之父”的他曾在16世纪写道：“毒药和良药的区别就在于剂量是否得当。”

    但是，当人造的化学物质开始占据我们体内时，现代毒物学的这一重要前提还依然成立吗？根据出现的各种证据，我们有把握说，答案是否定的。新的化学物质及其混合物正在被人体吸收，而之前它们从未进入过人体，这些物质在体内分解非常缓慢，有时甚至会始终遗留在器官中，在辨识危险时，它们并不遵循传统的公共健康准则。

    很多合成化学物质在极低的含量水平时，也会具有生物活性，甚至当剂量似乎远远低于人们认定的门槛值时，它们依然对人体产生影响。就聚氯联二苯（PCB）来说，若母亲血液里该物质的浓度达到百万分之五（就好比118个浴缸里的一滴水），就会导致子宫中胎儿永久性脑损伤；密苏里大学的研究表明，在很低的水平上（百万分之二），双酚A（bisphenol A，塑料中的一种化合物）也会扰乱实验室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从而造成先天缺陷。如果类比的话，百万分之二的浓度就相当于：从一卷能从纽约铺到伦敦的手纸中取出两截。

    其二是现实中制药商却在试图为所有处方药几乎毫无例外地定制一个标准量，而大多数医生也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丝毫不考虑这对病人健康产生的威胁。

    然而根据美国医学协会的研究，在我们吸收和代谢处方药（或任何合成化学物）的个体差异方面，不同人药量的区别从400%到4000%不等。

    医生希望开出的药能够起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做法竟是开出更大的剂量。由于选择药物的是医生而不是病人，因此处方药是按照医生们的偏好生产的。

    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对于我们这些被当作“小白鼠”的普通人来说却是灾难性的。杰•科恩亲眼目睹了医生普遍采用的抗抑郁药物氟西汀所产生的不良反应。“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氟西汀在我的病人身上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剂量太大了。他们所服用的药量是应摄取量的1～4倍。”

    谎言之四：大多数医生和毒物学家安慰我们说，健康的肝脏和肾脏能筑起一道防线，保护我们不受各种浓度的毒素伤害。“大部分美国人在肝脏中都有几百种有毒物质，而肝脏非常易于吸附这些化学物。”哥伦比亚大学内科与外科医学院的助理临床教授詹姆斯•迪拉德（James Dillard）说道，他的说法很具代表性。

    很多长期隐患正是由这些脂肪细胞所致。如果化学物质因为无法迅速分解或排泄而驻留在体内，它们就成为“体内负荷”（body burden）。越来越多医学专家坚持认为，人体无法及时排毒是值得担忧的，因为我们的身体系统并不是用来代谢这些稀奇古怪的化合物的。

    “不幸的是，我们身体的设计用途并不是抵御这些毒素的冲击，”英国专家葆拉•贝利-汉密尔顿认为，他也是研究有毒化学物对健康的影响的权威，“因此，一旦它们进入我们体内，人体系统通常无法处理或转移大部分化学物，从而使得其浓度在体内不断增高。接下来，地球上的所有人都会被这些现代的合成化学物永久污染。”

    有一种广泛使用的产品叫“斯高洁”（Scotchgard），它所含有的某种毒素竟累积在全世界几乎所有人的身体组织中，造成的健康大恐慌一直持续到今天。斯高洁是3M公司生产的一种防污剂，可涂抹在织品、皮革、家具和地毯上，它的活性成分磺酰全氟辛烷（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简写为PFOS）甚至进入到加工食品和快餐食品的包装中。早在1976年，PFOS的残余物就开始大面积出现在人群和野生动物的血液中；1983年，人们在一项针对老鼠的PFOS长期研究中发现，该物质会刺激肝癌肿瘤的生长。然而，这种产品不知为何还是在市场中销售。

    当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1999年开始进行生物监测之前，从美国到瑞典，各个地方的人都在血液中查出了化学物PFOS。实验显示，它驻留在人体组织中的时间可以长达4年，而且根据环保署的说法，“它的生物累积作用和毒性程度都异常的高。”

    2000年5月，在环保署的压力下，最后这些PFOS在3M的产品中逐步遭到淘汰，不过它们继续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和脂肪细胞中，也存在于周围的环境里。如果讲到排泄，我们的肝脏对于这种毒素和几百种类似化学物都毫无招架之力。

    对于我们长期承受的体内化学物负荷，英国政府的健康保护署（Health Protection Agency）在2005年做出了公开承认：“对于慢性接触低浓度的化学物和有毒品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人们所知甚少。”美国生物科学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所做的研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长期接触相对低剂量的污染物所造成的慢性影响，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每日小剂量摄入的一些污染物会在体内造成累积效应，并最终损害我们的健康……”

    那些化合物信仰体系的卫道士很少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单个的化学物似乎无毒，但如果和其他化学物发生协同作用，它们就会变成恶魔，其影响也会大大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