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路由器信号放大器设置:两位伟大法官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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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自由，至少意味着这样的权利：别人不想听，你照样可以说。”然后，即使在以言论自由著称的美国，确立诉说别人不想听内容的自由，其实也经过一段漫长的道路，而期间经历过的峰回路转，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思想变迁有很大关联。
霍姆斯生于1841年，哈佛毕业后应征入伍，在南北战争中受伤三次，侥幸生还，执业多年后，于1903年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那时，言论自由的含义仍十分狭窄。在霍姆斯心目中，保护言论自由，就是防范“事先审查”而已。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洋溢着浓郁的鹰派气氛，连“德国泡菜”也被改称“自由卷心菜”，“法兰克福香肠”则被改名为“热狗”，反战言论更是被拼命打压。国会出台《反间谍法》，要求对任何反战或“不忠诚”的言论定罪。
1919年，三起涉及《反间谍法》的官司来到最高法院。三起案件的判决意见都由霍姆斯执笔。在“申克诉美国案”中，被告因寄送传单给即将应征入伍者而被指控。传单说，战争是资本家的阴谋，征兵侵犯了宪法基本权利。下级法院以违反《间谍法》为由对他们定罪。被告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此案的关键，在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言论自由是否应受限制，若加以规则，又应持何标准。霍姆斯认为：“即使是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保护一个在戏院里谎称火警的人。”至于认定标准，霍姆斯指出，这要看“（那人）使用的言词，就当时特定的环境而言，是否会造成一种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使得国会有权阻止恶劣后果的发生。”根据上述标准，霍姆斯维持了对三起案件被告的有罪判决。
霍姆斯的判决貌似确立了新的言论尺度，结果却令民权人士十分失望。因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本身也十分含糊。发布反对战争与征兵制的言论，真会导致战事失利或人员伤亡这样的危险么？寄送传单与在戏剧谎称失火的行为，能做简单类比么？1919年11月，又一起《反间谍法》案件来到最高法院。在这起案件中，四个人因在楼顶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其中三人被判20年监禁。人们预测，霍姆斯这次仍会赞成维持原判。
一切都与一场相遇有关。1918年6月，霍姆斯因私出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名叫勒尼德·汉德的年轻法官。36岁的汉德是纽约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刚刚审结著名的“《群众》杂志诉帕腾案”。这起案件中，《群众》杂志因抨击战争与征兵制，被邮政局长阿尔伯特·波尔森勒令禁止投递，杂志社随即告上法庭。汉德法官不顾外界压力，判邮政局败诉，他在判决中说：“《群众》刊载的文章虽对战争充满敌意，也不当地鼓励反战情绪，但是，不管这些作品是适度的政治推论，还是过激、不当的谩骂，在美国这个以言论自由为权力最终根源的国家里，个人都享有批评政府的权利……钳制这些可能动摇人民意志的言论，无异于镇压所有敌对的评论和意见……言论只有在直接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时，才构成间谍类犯罪，如果把合法议论当作挑唆煽动，就是驱逐了民主政治的守护神，是最大的不宽容。”在当时的气氛下，汉德的判决显然需要很大勇气，但很快被上诉法院推翻。略有些沮丧的汉德利用与前辈霍姆斯邂逅的机会，畅谈了自己对言论自由限定标准的看法，霍姆斯对此未置可否。
离别之后，汉德致函霍姆斯，再次阐述了他对言论自由与政治宽容的看法。霍姆斯倒是迅速回了信，却把话题扯到另一起案件上。三起《反间谍法案》终审判决后，汉德又针对判决内容写了回信，他说：“只有构成直接挑唆时，言论自由才应受到限制，但是，什么是直接挑唆，不应该交给陪审团判断，因为这类案件发生时，民众的情绪容易激动，对陪审团的公正会造成很大影响。”此时，霍姆斯已读过汉德在“《群众》杂志案”的判决意见，他复信称：“我所说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和你所说的‘直接挑唆’没有本质区别，我搞不清咱们俩的分歧所在。”
这一时期，哈佛大学教授泽卡赖亚·查菲也开始就言论自由问题发表观点。1919年6月，查菲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战时的言论自由》一文，赞赏霍姆斯提出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但也就这一标准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提出批评。而查菲的观点，与汉德信中提出的标准，正好不谋而合。霍姆斯注意到了查菲的文章，认真阅读之后，他结合汉德信中的观点，开始重新思考“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的合理性问题。有趣的是，查菲之所以发表那篇文章，完全是受汉德“《群众》杂志案”判决意见的启发。在后来给汉德的信中，他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