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指示牌设计说明:中共满洲省委的第一任书记一陈为人

中共满洲省委的第一任书记一陈为人

韩志峰

1927年“四·一二”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根据“八 · 七”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为加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成立东三省‘（奉天）省委，并指派南满地委书记邓和皋（邓洁）为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进行满洲省委的筹建工作。7月，由于叛徒出卖，邓和皋被捕，筹建工作乃告中断。9 月，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又决定委派对东北情况比较熟悉的陈为人来东北，继续进行满洲省委的组建工作。

（一）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洪涛、韩守信、韩天民、老韩、张明等。 1899 年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八百美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1918 年就读于湖南省立衡阳第三师范学校。翌年，“五 · 四”运动爆发，年轻的陈为人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进行反对列强、反对日货、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爱国宣传活动。 1920年，陈为人在上海和罗亦农、张太雷等一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年，陈为人去苏联学习，下半年回国 。是年冬，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的委派去济南帮助山东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1923年3月，陈为人受北方党组织的派谴，与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一起来东北，开辟党的工作。先在哈尔滨，参加了韩铁生等人主办的进步报纸《晨光报》的编辑工作。同年12月下旬，他和李震瀛于返沪途中到大连。在大连以记者身份访问了大连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大连中华青年会和中华增智学校等进步社团，会见了青年会会长傅之渔、增智学校校长杜升亭、工学会会长傅景阳等，广泛了解大连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向他们介绍《响导》、《中国青年》、《工人周刊》等革命书刊，讲解和宣传党、团组织性质，以及中国和世界革命情况。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帮助整顿了工学会组织。后于1924年1月12日返回上海。

返沪不久，陈为人即被派往北方区党委，兼做北京市委工作，分管组织。此时，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一次合作。但是国民党右派还在北京大肆活动，妄图成立由他们一手控制的“工界联合会”，以破坏我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陈为人按照党的要求，早出晚归，废寝忘食，精力旺盛地深入到工人当中，宣传和组织群众，在1925年先后成立了北京印刷工会、人力车工会和搬运工会等几个产业工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总工会，统一了北京市工人运动的领导，还办了职工训练班，组织和领导了北京印刷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及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段琪瑞反动政府投敌卖国的“三·一八”集会和游行示威。与此同时，陈为人还积极地为《响导周报》撰写文章。

据统计，从1924年1月至8月，他就以“为人”和“蔚英”的名字，在《响导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六篇文章，文章中，明确阐明了党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严厉抨击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深刻揭露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和卖国行径。大声疾呼地号召人民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反抗。他在《欢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一文中说：“ ……我们希望全国学生确定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两个极平常极鲜明极简单的目标，大家团结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反抗复古思潮之侵入教育界。”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派兵突然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等六十余人，北方区委遭到破坏。时任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陈为人，由于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而没有被捕。他从武汉回来就化装潜伏在燕京大学，处理和转移党的文件和人员，观察动向。不久，李大钊等同志遇难，党组织遂决定将北方区转移到天津。在法租界天主教堂后面的一栋三层楼房里建立起秘密机关。对外是一个比较阔气的“大家庭”，陈为人是这个“大家庭”的“阔少爷”。就在这里，陈为人和当时做机关工作的韩慧芝结军了婚。

（二）

1927年9月，陈为人接受筹建中共满洲省委任务后，在中旬与韩慧芝一起到达奉天。住在城外的一个旅社里，陈为人每天早出晚归，到处奔走，去找党的关系。由于北方区刚刚被破坏不久，关系地点都转移了；他费了不少劲，碰了不少钉子，才和党组织接上头。接着便在奉天工业区附近找了一栋比较精致的俄式小平房住下，并与早在东北工作的昊丽石、张仟张等取得联系，经常往返于奉天、哈尔滨、大连、抚顺、长春之间，筹划商讨建立满洲省委问题。1927年l0月，在哈尔滨道里七道街地下党员阮节庵家里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等地的代表二十多人。陈为人向大会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制订与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 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确定了东北地区党组织反帝、反封建军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纲领和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任务。

大会选举成立了第一届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为人任书记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吴丽石任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张任光任团省委书记，韩慧芝任妇委书记兼管省委机关工作，王立功负责工运工作。省委秘密机关设在奉天皇寺大街福安里四号（现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二段十九号）。会后，满洲省临委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现根据中央新决议及满洲各地活动同志大会决议，已成立满洲省临委，管理奉、吉、黑三省党务”。临委成立后，先后派出杜继增、王立功、曲文秀、王仁斋等去大连、哈尔滨、抚顺等地活动，积极筹建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对敌斗争。这年12月，满洲省临委出版了党内刊物《满洲通讯》，第一期刊登了《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和《临字通告第一号》。

1928年2月，在奉天举行了东北地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满洲省临委政治党务报告》；总结了前段工作，确定了今后任务，改选了满洲省临委，设常委三人，即陈为人、吴丽石和刘相益（又名刘立明）。陈为人继续担任满洲省临委书记。

陈为人当时只有二十九岁，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双眼炯炯有神，精神饱满，机智刚毅，在他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他在党内是省委书记，对外则是烟草公司的“帮办”。每天拎着提包去“上班”。提包里带出的是上报或下发的文件、传单和其他宣传品，带回的则是上级的指示或下级的汇报。他既是领导者，又是普通人员。有时还帮助刻蜡版，搞油印。当同志们工作到深夜感到困倦时，他便给大家讲故事，摆形势，谈理想，以解除同志的疲劳，鼓舞大家的斗志。他对每件小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深受大家的爱戴。

 1928年4月，满洲省临委按中共中央规定，选举出五名代表，即张任光、唐宏经、潘延德、朱秀青和于治川（其中有四人是工人党员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就在这次会后，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回国返上海路过奉天时，曾向陈为人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和听取了满洲省临委的工作汇报，长达两个多小时。 9月，满洲省临委在奉天召开了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二十一人，代表二十五个地方组织的二百三十名党员。会上听取了“六大”代表的传达报告，并根据“六大”精神，检查了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通过了《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政治党务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临时任务。会议根据“六大”决议，检查批评了过去两届省委在工作上的错误倾向，即“不发动群众，妄想暴动，忽视城市工作，指导机关在领导工作上犯了不正确的‘惩罚制度’的毛病”。会议分析了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认为造成满洲革命的客观条件虽然很多，“可是过去以及目前并没有革命的高潮，最显明的是反动势力能联合镇压革命运动，军阀统治，尚未到最后崩溃的程度，无产阶级自身力量尚薄弱，不能取得领导权，然而革命高潮的前途是有了”。因此决定目前满洲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反日反国民党反军阀政权号召之下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无产阶级及一般农民贫民的政治觉悟，建立群众的广大组织，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基础，这样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以促进革命的发展，以准备革命的高潮”。大会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选出省委委员七人，后补委员三人，陈为人继续担任满洲省委书记。

 12月23日，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地下党员牛思玉家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抚顺特支书记王鹤寿，以及新派来省委工作的李梅五（李振琪）等十四人。由于会议地点选得不当，安全保密措施不力，以致引起警察当局注意。当会议进行到中午时，突然有十多名警察破门而入，经过一番盘问之后，警察把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带走。在被带往警察分局的途中，张任光跑掉了，其余全部被捕。

陈为人等人被捕后，先是被分别押在宪兵司令部、南市警察分局和北市警察分局。约一个月后，案子被转送军法处，被捕的同志又被集中押在小南门里第一监狱。敌人对被捕同志多方审讯，严刑拷打，但他们都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身份和组织秘密。因为没有证据，敌人也只好把他们当作嫌疑犯关押。陈为人被押在土匪犯牢中。由于多次受刑和监狱环境的恶劣，他在狱中患了重病。他的妻子韩慧芝在陈为人他们被捕后，就撤出了机关，先是住在一经路，后又搬到皇姑屯。她曾以“表姐”的身份，装扮成乡下妇女，用钱买通了看守监狱的一个小头目，得以经常到监狱里面去探望，并带去些东西和零钱，通过陈为人再分给吴丽石他们一些。陈为人关在重病号的牢房里，他脸色腊黄，身瘦如柴，眼看不行了，韩慧芝就用钱买通了那个小头目，要他想办法给为人治病，给为人吃些有营养的食品。并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送给他了，……。最终，由于敌人没有拿到任何证据，加上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在关押了七个月之后，于1929年7月，被捕的同志全部获释。

陈为人在满洲省委历任三届书记，前后共十四个月。他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情况下，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统一了东北地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了工农群众运动，整顿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使我党领导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三）

1929年8月，陈为人调回上海，负责党的训练班工作。后来任中共中央《红旗报》社经理。1931年春，陈为人又一次被捕，先被关在法租界西牢，后被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年底，被组织营救出狱。由于两次入狱，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体质极度虚弱。经过短期疗养，他于1932年下半年又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负责党的“中央文库”工作。在白色恐怖、斗争艰苦的情势下，他和韩慧芝一起，保存和整理党中央的机密文件。特别是1935年2月之后，党中央秘书处被破坏了，韩慧芝被捕，陈为人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党的指示听不到了，活动经费断绝了。他既要处理和转移党的机密文件，又要安排和照顾三个孩子。为了应付房租和维持生活，他变卖了个人所有的财物，最后生活还是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为保卫“中央文库”的安全，陈为人想尽了一切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但他终因积劳成疾，于1937年3月13日在上海逝世，时年三十八岁。为表彰他的功绩，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坚贞不屈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十年动乱”中竟被诬蔑为“叛徒”，横加诽谤。在拨乱反正之后，陈为人同志的家乡——江华县委于1983年底做出决定，在全县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陈为人烈士的高贵品质，重树烈士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