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船挣钱吗:在北京截访的日子

实录：在北京截访的日子作者：陈勇 　　吃完晚饭，张肖打开电脑，继续听党课，内容是中央党校教授薛鑫良谈《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建设》。正看着，吴刚推门进来，找他要了根烟，从桌上抓起打火机点上，吸了一口说：“他们又来了，这次20个人。”
 　　“他们”是从湖北来北京上访的人。因为征地拆迁补偿，地方上无法合理解决，只能到北京来。
 
　　自从国务院1995年10月28日颁布《信访条例》后，各级国家机关均设立信访机构，受理与其职权相对应的信访事项。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在地方上诉求无门的老百姓开始到北京来寻求解决途径。与之相对应的，由地方政府派出的把上访民众拦截在中央或上级有关部门信访登记之外，并劝回原籍的“截访”群体也诞生了。
 
　　张肖和吴刚就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两个。
 
　　截访的成本
 
　　来北京之前，张肖是湖北省某市公安局的一个支队长。他2008年被派到了北京，和驻京办一起，专门负责对上访人员的劝说和遣返工作。“来上访都是憋着一口气的。”接触维稳工作3年之后，张肖说。
 
　　和张肖一起的吴刚，是湖北省一个县级公安局派驻北京的。吴刚比张肖早来一年，对于在北京截访的日子，他更有感受。国家信访局、中纪委、最高检、最高院、卫生部等，这些原本对于张肖很陌生的地方，如今已经很熟悉。
 
　　“有时候开车，不自觉地就往那个方向去了，”张肖说，“习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家会来人，每天的电话得保持充电状态，随时都有电话，随时都要往火车站、机场等地方赶。”
 
　　接近国家信访局人士透露，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上访的人数是历年来较高的，日高峰人数最高可达2万人，排名靠前的是河南、山东和东北地区。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更指出，省、市两级公安机关需要积极强有力的信访工作督导组，采取巡回指导、联合接访办案等形式，加强督促检查，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赴省进京上访。
 
　　张肖所在的地市，今年“两会”出动了50多人“截访”，是历年来截访人数最高的一次。“两会”13天仅人员开销就达20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所承担的上访人吃住和返程费用。
 
　　一个盒饭10元，地下室一个房间一晚80~100元，如果顺利劝说，还要包车送回去，团购火车票。这是来访人员的正常支出。有时候为了劝说上访人员不上访，还要给工资，按照当地中等工资水平来支付。这些费用基本都由地方承担。
 
　　此外，随着网络的兴起，上访人员开始通过网络来解决相应的诉求，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失败。因为网络毕竟鱼龙混杂，很多时候网络只会将事情推向另外一面，另外他们当中精通电脑的人较少。
 
　　即便如此，张肖所在的单位，还是在“网络办”增添了人手。每天负责搜集各种信息，把重大事件编制成短信，发送给分管领导和地方领导。网络办除负责舆情外，还承担向外宣传的任务。在论坛和微博等地方，注册马甲，以正面形象回应或者发布消息，对缓和矛盾和宣传地方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截访者的苦恼
 
　　“外界总说截访的人如何之坏，把我们妖魔化了。”吴刚说。
 
　　来北京3年，给张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老头。他清晰地记得那个老头已经上访20年，唯一的诉求就是要地方上解决因为医疗事故所遗留下的未尽事项，仅仅因为几万元，地方拖着不办，医院不理，老头一气之下，开始了20年的上访生涯。
 
　　“其实就几万元，对地方和医院来说，都是小钱，但就是拖着不办。”张肖说。
 
　　除此之外，根据当地治安条例，“非访”三次以上，遣送回原籍后，要进行为期7~15日的治安拘留，而理由是影响了首都的国际形象和地方政府政绩。
 
　　张肖说，很多上访人员在他们劝说下，原本都已经放弃上访，结果回到地方后被拘留，出来后继续上访。
 
　　“我答应他们，回去了不被拘留，甚至做了保证，但一回去他们就被抓了起来。”张肖无奈地说，很多事情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地方领导要和上访人较劲，认为他们诋毁和破坏了地方的政府领导形象，耽误了他们的“前程”，所以要处理。
 
　　此外，地方上新官不理旧事也让截访者的工作遇到困难，原本张肖他们帮忙协调成功的事情，结果因地方换届而无声无息，最后他们在百姓和上访群众眼里成了没有“信誉”的人。
 
　　从在地方上维稳到驻北京截访，吴刚从事维稳工作20年多，接触最多的就是国企改制和因征地拆迁补偿问题的上访人员。有电力、烟草、水利甚至还有部队转业人员，诉求都是一样，为了生活。
 
　　吴刚说，并不是每个上访人员都是无理取闹，很多都是弱势群体，有着真正的困难，只有少数人属于无理取闹的。
 
　　在北京的日子
 
　　“干这行比破案还艰巨，心里压力还大。”张肖说。虽然年年获得“优秀信访先进工作人员”称号，但他依然不开心。因为在北京3年，除了截访维稳，就没有其他事情。要是哪天电话不响，他会很神经质地反复拨弄电话，怀疑是不是电话出了问题。
 
　　在张肖的回忆里，3年里，自己几乎没有休息日，因为截访工作不分白天和黑夜。有时候实在扛不住了，就眯一会儿，或者抽根烟。抽起烟来，一根接一根，一天要两三包。长期下来，张肖的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微黄。
 
　　张肖住的地方在农展馆附近，离朝阳公园很近。3年里，除了朝阳公园，其他地方哪儿也没去过。工作之余的生活就是按要求听党课和睡觉。
 
　　屋子里虽然摆了台麻将机，但已落满灰尘。偶尔觉得很压抑时，他才会叫上吴刚和其他人一起搓上几把，算是缓和情绪。
 
　　3年里，他回家的次数不算多，平均半年回一次，但经常没待几天又要往北京赶，因为“他们”又来了。有时候，他也会趁回去开会的时间，在家多逗留几日，多陪陪妻子和老人。
 
　　张肖有一对子女，老大是男孩，已经当兵，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念的是工程管理。妻子则在家管理家庭，把家中安排得有条不紊，让他放心。
 
　　张肖说，他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妻子，作为一个公安的妻子，这些年，她默默付出的太多。
 
　　对儿子也有亏欠。儿子当兵走的那年，张肖在外执勤，连送都没有赶上，为此儿子还和他怄了一阵子气。
 
　　吴刚说，很多人经常把我们的生活想象和描绘得十分奢华和慵懒。其实，我们没有把上访人关起来，也没有对他们进行人身伤害，我们只是劝说以及遣送他们回原籍。
 
　　吴刚居住的小区在团结湖附近，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房租是3600元，由单位支付。虽然住在北京，但他拿的是地方上的待遇，一个月也就3000元出头，在北京期间，每日补助50元，杂费30元，一共80元。如果加上补助，税前到手是4500元。
 
　　年轻时，吴刚曾经幻想过去报考演员，阴差阳错当了警察，结果一干就是20多个年头，现在还和家人两地分居。
 
　　在没任务的时候，吴刚和张肖总会凑在一起喝酒，聊天。他们的话题最多的也是上访和截访。但在他们眼里，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虽然国家要求设立有错必揪体制，但在信访这块却不是有错必揪，甚至是有错不揪。在他们的记忆里，4年了，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因为信访而遭到问责或者追责，哪怕连警告也没有。“如果国家不改正和健全相关的行政体制，不形成一个有效的倒逼追责机制，上访还是会继续，问题依然存在，截访成本还会高居不下。我们也只能继续呆在这里，不能回家。”吴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