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江湖新奇特电器产品:七一党课讲稿 （当代中共党建史） - 秦砖汉瓦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七一党课讲稿 （当代中共党建史）

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与中共党建

当代中共党建史，系指世纪之交前后的党建发展史，即1990年至目前为止的当代中国政坛。差不多就是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整体执政过程。综观这二十年的历史，有十件大事贯穿着当代中共党建的历史，这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重大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中共党史的大脉络。
       一、1990：怀念伟人毛泽东1976年，中国发生了三件震惊全球的重大事件，一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二是唐山大地震；三是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那个时代的很多话再听起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众所周知，毛泽东除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著名的文学家。1990年元旦刚过，中国文坛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青年作家，成了一次文学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和前苏联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人民文学》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邓力群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伟人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
        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主席像章卷土重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我那时也自费到了韶山，还到了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还记得那时候的《红太阳》录音带，开创了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有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二、1991：“苏东波”的冲击这里的“苏东波”不是指的宋朝著名词人苏东坡，而是指的前苏联和东欧政坛巨变的冲击波。1991年，“第三代领导”经历了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史、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8月19日，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最后行动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计算也不会过分的。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和危机。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也不讲发展。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叫“十九条”，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不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的，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结果就把一声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这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
        三、1992春：“邓旋风”席卷大地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从某种程序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邓小平走在深圳的大街上，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带着四川乡音，掷地有声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位老人是冲着1989年、1990年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邓小平在1989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已经想到会有深圳之行。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正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
        四、1992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急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1992年6月9日，他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
      五、1996：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政府殚精竭虑40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199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的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36%。中央说了无数次，希望地方官员能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地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容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来，朱容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接下来的1995年里，中国经济似乎出现转折。政府费尽心血40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到了1996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所有的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六、1997：小平同志走了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1997年2月19日，93岁的邓小平去世。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英明领导了那么久，现在有谁有本事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老百姓已经没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了，人们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胆大的人这样说着。在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中，在邓小平之后接班，无疑是幸运的。正是邓小平把江泽民从他的同辈人中挑了出来，帮助他拨正航向，搬掉所有的绊脚石，为他排除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障碍，却又留下了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就从那一天开始，“第三代”无所顾忌地前进了。七、2001：进入世界新秩序 在经过20世纪最后20年的变革后，中国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体。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部面临着双重压力。2001年9月的最后一周，有45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好几百个外国公司的大老板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50年”。年底，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又过了一年七个月，中国申奥成功了；又过了五个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中国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巨大变革后，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体。原来这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有共同标准的，不分国家，地域、种族、文化、信仰，人人都应遵守。所谓“特殊国情”一说，就像一块遮羞布，越来越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八、世纪之交：历史的分化社会结构正在从原来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最新职业调查报告表明，职业分化越来越大。在北京，现有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260多种。结果证实，所有的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1/3。在恩施自治州，这种悬殊就更大了。最近的《恩施日报》载：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在解决“消茅工程”（初步统计全州仍有5784户住茅屋和山洞的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陆学功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十个阶层，又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分成上层、中层和底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证明，中间阶层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有产者”越来越多，而“无产者”则处处感觉到被漠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现在不仅承认中间阶层的存在，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还把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象征。九 、党的十六大，胡锦涛顺利接班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胡锦涛当选为总书记，顺利接班，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产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十、建立小康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