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

提     要
               1、近代中国与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
               2、历史为什么把胜利的机会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3、中国共产党坦诚地对待自己的人民
               4、实践党的宗旨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5、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6、要警惕头足倒立的价值观
               7、用新国情观认识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8、以战略意识做好中国的事情   
               9、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党，她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不断壮大，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为什么能够使自己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拥护，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党课中我们听得多，说得也多。但是，如果针对社会发展中的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如果我们深入地进行思考，可能还会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共同来探讨。

1、近代中国与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

说到党的先进性就要说到党的宗旨，就要说到党的过去，因为党的宗旨是和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从上海愚园路的一幢房子开始的，但她又是同中国的整个历史不可分割的。近代中国人曾经被一些外国人如同狗一样看待。七十多年前的上海虹口公园门口挂着一块木牌，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至今，中国人提到这个话题，或者参观外滩历史陈列馆，看到这样的照片，心里仍然隐隐作痛，因为它伤害了几代中国人的民族尊严。

近代中国从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80年里，正在经历并享受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积极成果。而中国却由于封建势力十分强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展十分艰难。封建皇朝坐井观天，自认为天下第一，不知道西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财富分配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资本家占有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劳动者缺乏购买力，资本主义出现了产品过剩。为了追逐更多的财富，克服本国的经济危机，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国外。自然，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前景十分看好，资本家们趋之若骛。

中国的封建皇朝却继续消极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是积极地迎接西方的挑战。红了眼的帝国主义不甘罢休，你中国人不自己打开国门，我洋人就搬来大炮轰开你的国门。两次鸦片战争就打起来了。每次中英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人割地赔银，给其他西方国家起了示范效应，紧接着外国侵略者一批接一批地来中国或是杀人放火，或是要挟中国政府用钱买“太平 ”。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有一些能放眼看世界的人，提出了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的主张。最初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是科学技术不如西方。这种观点出自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居多。这是“技术救国论”。当时他们不敢涉及变革国家制度，因为怕皇帝来杀头。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进步的呼声，虽然中国的一些人仍然把西方人称作“夷人”，但是人们毕竟开始正视自己国家的落后。

坚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有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改良的主张，这就引发了“戊戌变法”，待到有人为此被砍了头后，中国的先知先觉者认识上又深入一步。于是又有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认为必须推翻封建皇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就演变成为历史上称为“辛亥革命”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了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许多历史学家又把它唤作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

旧民主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当时，人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人听说过马克思主义，只知道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觉悟的中国先进分子一心一意、诚心诚意想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要拜西方资本主义为老师，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是谁不让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当然不是共产党，因为那时还没有产生中国共产党。

不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首先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封建朝廷大权独揽已经成为既得利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意味着当时羽毛未丰的资产阶级要来分权，哪有这样便当的事情，这非常好理解。一般人不好理解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围绕着利益的争夺来展开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中国，除了封建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肯放手外，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也已经存在既得利益，而且正在不断地利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迅速地扩大他们的利益。他们所要的是一个完全被殖民地化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直到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抱有这种心态。为什么说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为什么说当时中国人头上有三座大山？道理就在这里。

另外，决定旧民主主义革命难以成功、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还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未能够形成为一个独立而且强大的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头依附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另一头依附的是外国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夹在当中，发育不全，资本很少，人数不多，难以挑起资产阶级革命的重任。

尽管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最终获得成功，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朝廷，使清政府垮台，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同时，它宣传了政治革命，激活了中国的政治空气，为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向奠定了历史基础。这就是每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竖起孙中山画像的原因。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皇帝可能还要统治一些年，当然不一定是清朝廷，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朝廷。

先进的政党是个历史概念，先进分子也是个历史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华民族都有一批站在历史潮头的革命分子。孙中山只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重要代表。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先进分子队伍，唤醒了民众，发动了革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缓慢发展，各种民主革命运动的涌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时代背景。

2、历史为什么把胜利的机会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有历史条件的，除了前面所说的时代背景外，还有重要条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条件之二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决定人们要从失败和彷徨中寻找强国的办法。人们正好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反过来又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了解。

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想到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只不过青年学生的举动扩大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已经开始有人打出“走俄国人的路”、“走十月革命的路”的旗号，随后有人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仅仅是几个人，后来发展到几十人，到1921年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也不过50 来个人。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处在绝境中，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仅仅作为寻找出路的一种尝试和选择，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来走去走不通。

今天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后人的眼光去评价前人。这不是套话。如果我们站在1919年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评价。其实，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并不是人们现在的说法，而是八十多年前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说法和做法。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执政，参加共产党有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没有人敢公开恭维共产党，因为恭维了共产党，自己有生命危险。

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六千多万党员，从被国民党反动派当作“流寇”追杀，到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到海岛，期间的牺牲和艰险毋用多言。虽然革命年代参加共产党曾经是那样地冒风险，但是进步的人们还是冒死地前往瑞金，前往井冈山，前往延安，前往革命的圣地。即使其中有个别的人在后来的和平建设年代犯了错误，但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当时他们在青年时代前往革命圣地，却是把自己的生命抛在了脑后。

艰险的环境锻炼了人也选择了人。在革命的年代，先进分子如果要参加革命，用不着像今天的个别人买官跑官，而是靠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实际的革命行动，体现着自己的先进性，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这和今天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人们说要与时俱进，这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含义。其实社会实践活动的时空条件的变化，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不适应就会落后。例如，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选拔干部时，只要通过组织考察就可以选出革命人才。因为革命斗争年代当干部义味着冲锋在前，随时随地作好牺牲的准备。如果有人想当干部，争取为革命冲锋陷阵，毋庸置疑是个好同志，根本不用怀疑其有谋取私利的可能。在和平建设年代，这个在革命年代的办法延用了许多年，其存在的不适应性却逐渐显露出来，尤其在实行市场经济后这种少数人考察少数人的方法，其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因为现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当上干部就意味着掌握一定的权力和利益，那种神秘兮兮的办法只会造成漏洞。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人民最终选择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依靠，作为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支持共产党执政，是因为人民看到身边的共产党员处处关心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人民的利益。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不只是自己说自己先进，而是老百姓感觉到你的先进。老百姓的感觉是从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体现的最切近的利益感受起的。无论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人民都是这样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对比，才形成了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感受才有中国共产党取胜的机会。

3、中国共产党坦诚地对待自己的人民

我们讲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是中国的重要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幼稚的时候，也是在不断地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成长和成熟的。正象要求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不犯错误不客观一样，要求共产党不犯错误，这也是不客观的。同时，我们回避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幼稚的。因为那样会留给老百姓的感觉是不坦诚。据说，人与人沟通的最好办法是对自己欠妥的方面恰如其分地向别人作道歉，人最反感的是强词夺理的人。党和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德国和日本给世人的感觉不一样，道理也在这里，当然他们不只是错误问题。

我们党建党以来走过许多弯路。大革命时期，大家认为苏联革命是从城市开始的，城市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一些同志主张在城市发动暴动，结果犯了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的几次暴动一样的问题，以大量的革命有生力量牺牲和失败而告终。于是共产党就总结教训，从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农村开始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农村来包围城市，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武装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新中国。

共产党仅仅有正确的宗旨而没有正确的策略，革命是不能成功的。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建国初期，大家看到中国从战乱中走出来，老百姓很穷，要急于改变面貌，于是就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许多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习惯于打仗，讲速度，讲拼劲，以情感替代认知，不太了解经济建设是有自身的规律的，操之过急就会违反经济的规律，会破坏经济的发展。这种思维上的惯性造成的结果，就是出现过大跃进之类的问题，造成许多损失，结果是看似进步，实质是使生产力退步。

后来发现有问题，60年代初期，党中央开会纠正了这一错误 。但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上“左”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1966年又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政治上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搞“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逐渐开始彻底纠正我们党的“左”的错误，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实际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

正是这一转变，党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决议，坦然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才重新获得人民的谅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有今天的成就。尽管在发展中人们的利益调整难以完全到位，但人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尽最大的努力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强大而奋斗，同时在新的征途上，不断地正视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倾力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实际的行动昭示人民。

4、实践党的宗旨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有人笑话国外总统竞选中的政治家们，什么口号有利于自己，他们就提什么口号，全然不顾自己日后怎么兑现。中国人过去也吃过这种事情的亏，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至今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吸取了几十年前的那些教训，不断地排除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思想干扰，越来越务实地领导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像当家人一样，不当家不知道油米贵。要当好13亿人这个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美时说，在中国，“13亿人意味着，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多么多的财富，除以13亿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儿”。我们讲贯彻落实党的宗旨，就要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思考和解决问题，空谈无济于事，只能误了时机。

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接近2个欧洲，是美国6倍。每年新增加人口超过1000万，每年需安排就业的达到2000多万人。人均国土面积仅仅12亩，为世界人均量的29% 。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却排到第138位。中国的山地丘陵占2/3；半干旱、干旱地区约占国土的1/2。东半部半湿润、湿润地区集中了90%以上的人口，每平方公里225人，特别在沿海和平原地区，生存空间狭小。

各类资源的人均量是：人均耕地1.65亩，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3；人均草地5亩，为世界平均数的1/2；人均森林面积1.5亩，为世界平均数的1/6；人均森林储积量为世界平均数的12.2%；人均水资源是2300多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数的1/4；人均可开发的水力资源装机0.31千瓦，仅为世界平均数的3/4；人均矿产储量总值1万美元左右，至于各类矿产资源如果按13亿人口平均，绝大部分均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

人均占有资源量少是中国资源的一大劣势，一个国家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或消费量，中国人口目前仍然在持续增长，人均占有资源量还将继续降低，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表明中国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过大。

中国资源相对紧缺，特别是决定国计民生的耕地人均量过小与淡水供应不足，成为约束性的两大稀缺资源。至本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那时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2亩以下，人均占有淡水资源也下降到1800立方米，资源供应形势将越来越严重。人口多，耕地少，供水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消除大面积的、普遍的贫困是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我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相比，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3000万左右。我国衡量贫困人口的标准有两个，一是需解决温饱的特困人口标准，即按2000年价格计算625元/人年，这个标准下的特困人口2000年为3000万人左右。二是按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贫困标准为人均1天1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我国低收入人口标准为865元/人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625元至865元这个收入段，平均每增加一元，贫困人口增加26万左右；如增加100元，贫困人口增加2600万；如按865元作为贫困标准，就增加贫困人口6200万。那样，这个收入下的贫困人口将为9000万人以上。

因为2004年有1500万人脱贫，也有1500人在返贫，再加上物价上涨，而我国定的贫困线标准很低，上述数据基本上与公众的直觉相符。另外，我们还有6000万需要社会帮助的残疾人口，还有2300万领取社会最低保障金的城镇人口。实践党的宗旨光喊口号没有用，必须面对面地解决好这些实际困难问题。当富裕的人们在享受着国家进步的成果时，应该想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并非十分强大，财富十分有限，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并非真正有那么多的物质财富相对应，尤其是目前信贷过度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5、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执政和革命不同。革命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国家旧“机器”打碎。但要建设一个新的政权，而且目前要解决好十三亿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没有一整套现代的国家“机器”，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中国很难挤进世界强国的行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这条大船，终于在最近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开始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至今或许还是散沙一盘。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党所处的执政地位，由于有些人加入共产党压根就不是为了履行共产党员的责任，或者他们经不起金钱和名利的诱惑，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放弃了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当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以后，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或者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或者损害国家的利益，造重大的损失，或者贪图享乐，当官做老爷，官僚主义习气严重。这些情况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共产党内有些同志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自然而然会巩固。其实不然，经济发展只是共产党执政地位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还需要其他的重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却缺乏社会政治和精神的文明，社会利益分配严重不公，仍然会引起社会的震荡，阻断社会的继续前进。这样的事例在今天的中美洲和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和地区不乏其例。

中国汉武帝时代为了抗击匈奴，曾经向诸侯王推行过“捐官”，以解决国库不足。但清朝的情况与汉武帝不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经济不可谓不繁荣，称为“康乾盛世”，可是皇帝除了搞“文字狱”外，为了解决庞大的国库开支，却也有一个不成文的“捐官”制度，公开地向扬州等地的富商和地方官员卖官，结果自乾隆年后国势急转直下，主要原因是官吏腐败引起的连锁反映，腐败之风越刮越猛烈，乾隆以后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政府之一，直到彻底垮台，但根子却老早在所谓的“盛世”就埋下了。

社会运动的规律不因为你是共产党执政就特别地关爱你。共产党过去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今天当我们国家的地位在世界上有所提高的时候，更应该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能企图让规律来适应自己。革命成功几十年了，我们需要保持传统的革命精神，但决不是保留传统的思维方式。要用与时俱进的现代思维直面今天活生生的现代化事业。清政府末年，外国侵略者已经打到了天津，北京朝庭里还要磕头跪拜，高呼皇恩浩荡，最后只能被社会发展的规律彻底抛弃。这样的教训永远值得共产党人记取。

过去共产党带领群众闹革命，探索出了一条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大凡一个政党要在群众中站住脚根，必须时时刻刻都要以人民的利益需要为自己的第一需要，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取胜的重要法宝之一。这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发现并揭示的，但不是共产党的主观发明，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能创造发明的。此前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对此认识上并非都十分深刻，康有为等人依靠的是皇帝的昭书搞变法，孙中山领导革命依靠的是少数人的城市暴动，结果都未能够最终成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只有舟符合水的运动规律，水才能成为舟的载体。一个政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脱离人民群众，才能获得人民的不断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也是不会跳出这个规律的。如果脱离了人民，把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作为少数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共产党就变成了少数人的利益代表，这就意味着党的变质，其迟早会被人民所唾弃。这是人们不愿意说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社会运动的规律是不由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

6、要警惕头足倒立的价值观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改变，总的来说人们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这同过去“左”的年代里相比，是一种进步，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看法，不担心会因为言论而定罪。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价值观的激烈变化，导致在一部分人群中价值观念的缺位状况，一些消极的思想认识正在积淀成为一些人的潜在观念，并正在转变成为一部分人的行为。

例如社会上盛传的所谓“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笑俭不笑奢”等话语，看似是亚文化，其实这些“娼”、“贪”、“奢”、“假”、“诈”、“盗”、“抢”、“赌”等现象在一些人的实际行为中都得到了印证。行为是人的最直接的价值观。只要看看当前社会进步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从中窥测到一些人的内心世界。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都是社会的非主流部分，但就像淮河被污染一样，污泥浊水汇集在一起，经过细菌发酵，整条河流都是鱼肚朝天。而且这些问题在党内也有所表现，由于社会示范群体的特殊作用，影响更为恶劣，危及到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些污泥浊水面前决计不会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在加快制度和组织建设步伐的同时，今年在党内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首先从党的示范群体开始抓起，逐步向全党推开，发动全党开展学习，提高认识，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从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做起，从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做起，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央最近提出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其意义十分深远。由于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的文化思想影响不是几十年里能够彻底根除干净的。同时我们国家缺乏民主政治的深厚文化根基，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里民主制度的建设并不是十分顺利，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只是近几年刚刚提上议事日程。同时由于长期实行低水平的计划经济，社会管理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缺乏足够思想准备，在文化观念上显得不很适应。

无论是廉政文化还是其它诸如道德文化、法治文化、家庭文化等，其深刻的思想根基就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思想教育都要从娃娃开始抓起，从小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用正确的价值舆论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使各种形式的亚文化缺乏存在的基础。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却需要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特殊的任务要求，要对当前的德育教育作进一步的适应性改革，要用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中小学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念。同时要求社会舆论要有正确的导向，改变新闻媒体过度的商业化。

7、用新国情观认识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中国当今与自己相关的国际环境也是重要的国情。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曾经召开过一个“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这个会议参加者当中有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

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过盛，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的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  二是 设法逐步用“高科技”手段消灭他们。这是一次令人恐惧的研讨会，暴露了一些人的价值观。国家政策是政治家们价值观的体现。美英等国的现实政策与这次会议究竟有多大关系，人们可以从他们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如果我们环视四周，当今中国在国内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许多外部的军事威胁：从2001年布什抛出的“邪恶轴心国”，阿富汗战争，美国到蒙古和中亚等国驻军，到后来的“中国威胁论”，台海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所谓的“朝鲜核危机”，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复活，去年开始的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一系列军事部署和军事演习等等，无一不在向中国传递着一种不祥的信息。当中国人民在享受着和平生活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威胁呢。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执政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党。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局，我们党冷静地应对，制定了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国家发展方针，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作为处理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准则。党和国家领导人四处出访，开展积极务实的外交活动，竭尽全力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实践着我们党的伟大宗旨。

8、以战略意识做好中国的事情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模糊，但是其本质未有改变。这有轨迹可循：政治方面前面讲得较多，经济方面，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从来就不会对中国开放，坚持独立自主是永恒的原则。所谓投资贸易自由化也只是相对的 ，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却是资本家最本质的特征。军事上的“撞车”不是无章可循，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军机在海南相撞等，决非是偶然，其都隐含着国家之间战略利益的冲突。

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地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避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中国人的强国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初步实现，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2003年，中国的国防经费仅相当于美国的5.69%、日本的56.78%、英国的37.07%、法国的75.94%。这些数字的背后实际上是国与国的实力的比较。

大国不一定就是强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由一个弱国成为一个大国，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是要从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却仍然是任重道远。一个大国成为强国，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老百姓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财富；二是经济增长必须有民族企业的强力支撑；三是经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四是具有鼓励创新的文化和制度。从最近的一些情况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表现在：

其一是我国GDP增长得较快，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却相对缓慢。主要原因是新增人口的消费抵销了财富的增加，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比较粗放，成本和资源的消耗太大，今天建，明天停，后天毁的重复建设难以杜绝，实际效益不高，把人们得到的实惠给抵销了。另外分配的不公、国家机构的臃肿、形式主义的奢华、国家工程当中的贪污腐败、勤俭节约观念的消退、经济活动中的泡沫等问题造成了财富的浪费，也不可小视。

其二是从世界发展历史看，19世纪50年代，英国取得世界工厂和贸易的垄断地位，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美国成为世界史上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引进西方建设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道20世纪末，国际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将成为第四个世界工厂，但现在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原因在于，中国增加的制造业缺乏竞争力。在高新技术领域民族企业没有任何优势，传统产业 有竞争力的也大都是“三资”企业。国内有个别企业表面上看还可以，但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来自国外。

其三是中国经济遭遇增长极限。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是一个奇迹，不仅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而且成为唯一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属于这个的环节是制造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然资源需求极大的产业，再加上利用效率低，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太快。据统计，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率是日本的11.5倍，法国的7.4倍，美国的4.3倍。专家分析预测，如果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进一步要改善环境质量，资源和生产效率必须提高8—10倍。

其四是从长期看，经济的竞争力核心就是文化的竞争；哪种文化有利于培养创造能力，哪种文化就有竞争力。西方经济在近三百年来能够独领风骚，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具有密切的关联。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经说过一句话：“儒家思想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了”。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曾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强调“尊尊”和“亲亲”，让人崇拜权力和只相信“自己人”，并不利于培养个人的创造性、信用观点和合作精神。在中国如果要在全民族中培养出一种鼓励创新的文化，注定将是一条漫长之路。

9、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世界历史上大凡消失的民族，都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被消灭了自己的文字（例如中国历史上的西夏族）。正因为奴尔哈赤和 皇太极创造了满文，才使满族从一个游牧民族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统治中国近300年。正是因为有了文字，才能使本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和生产经验沉淀为文化，一代一代地承继下来，生生不息。文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农耕社会曾经为华夏民族（汉武帝时改称汉族）的凝聚和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受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限制，它又有自身的不足和缺憾。

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教育思想和制度，对中国影响了几千年。特别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科举选官制度，更是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思想羁绊，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教育工作者大声疾呼，要尽力消除这种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旧教育理念的影响，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新思想，以使中国的现代教育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发展。

由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人口数量的膨胀，教育现代化事业既受到经济发展和地域条件的限制，还受到现实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制约。尽管存在诸多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还是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变化：教育的条件有了改观；教育的结构不断适应现代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学教育在不断扩展，缓解了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为就业提供了支撑，支持了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也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的政策和制度也开始作出相应的调整，多元的人才观已经从理念具体化为政策导向，同时新课程改革已经启动，这都将对素质教育产生极强的拉动和推动作用。

在实施教育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教育工作者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要实现这个特殊使命，我们要了解教育工作的战略大局，又要重视教育工作的艺术。譬如，因为人的技能是以知识作背景的，我们既要教育学生掌握较多的文化科技知识，又要教育学生不死读书，要了解社会的现实生活；既要教育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还要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了解世界最新的科技发展；既要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实施教学和教育，又要面对现实的制度文化，不辜负学生和家长的殷切要求，在充分顾及学生的长远发展的时候，尽可能多地考虑学生和家长的切近利益。

我们批评应试教育，是因为它以牺牲学生的能力培养为代价，满足学生和家长切近的需求。我们提倡素质教育，是因为它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它是学生长远利益和切近利益的和谐统一。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区的教师在教育理念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是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和谐发展的思想条件。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教育的理念和行为不能完全适应时代要求，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

最近我们经常向老师们宣传要尊重学生成长的规律，按人的认知规律组织教学，重视学生成长过程中情感能力的培养。我们广大教师在这方面都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努力使教育工作更符合人的成长和认知的规律，这是一个值得倡导的方向。我们不希望所有的学生今后都成为同一个人才模式，但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在自身的基础上有成就事业的知识和能力，为未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储备更多的建设人才。

教育工作是一项十分艰苦复杂的工作，只要我们教育系统的共产党员们不忘中国还有很多的困难群众，只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具有优良传统的丹徒教育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新的成绩，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