跆拳道招生宣传:马骏：我体会和理解的中大

   文章来源：校报2010-09-16   作者：马骏    编辑：谢俊洁   发布时间：2010-09-25 09:40
        马骏教授：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学系，获得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2002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公共行政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教授是我国有影响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家，尤其在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方面造诣深厚。

        中大之于我

        各位领导，各位新同事，大家上午好！学校通知我给新同事讲讲话。我不敢拒绝，但又不知道讲什么。直到昨晚才决定，干脆就讲讲我在中山大学的11年，讲讲我体会和理解的中大。这样可能会更加真实一些，也更有助于新同事理解和融入中大。
　　我和中大的关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5年到1998年，在当时的政治与行政学系担任讲师。1998年辞职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说句心里话，当时并没有想到以后会重新回到中大。2002年9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后重新回到中大。
　　时光荏苒，八年已过。这八年，我快乐地教学、研究，快乐地做事。大家从我这八年的简历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职称升得很快，二是官也升得很快。不过，这不是我想要说的，我也不是想在这里炫耀我自己。
　　我想说的是两点。一是大家从我在中大八年的经历，应该可以看到，中大不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地方，不是一个连评职称都要讲关系的地方。这是一个只要你认认真真做学问，你不认识领导，领导也会认识你的地方。
　　二是中大是一个能做事的地方。对于升官，实在不是我的本意。我17岁就决定我这一生只做一个学者。我教好书，做好我的研究，然后，我不管谁，谁也别管我。但是，在中大，我发现做事是比较快乐的。既然快乐，于是就做了。没想越做越多。
　　我经常以为，社会进步是由那些“与世不合者”推动的。然而，与世不合者向来都是下场很惨的。要么躲起来做隐士，要么被人整，要么郁郁一生。然而，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尽管中大不是完美的，但它可能是目前中国大学中最适合这些“与世不合者”的地方。总而言之，中大八年，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个“新中大”。
　　在“新中大”这个特殊的氛围中，我获得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开展我的学术研究，我和我的几位同事一起，开拓了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预算研究，同时从知识论的角度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进行了评估与批评。八年中，我发表了30多篇中文论文，15篇英文论文，两本专著以及四本编辑的文集。这些研究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也获得了许多实践者的肯定。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这些成绩，实与中大所特有的制度与氛围有关。首先，没有领导抓我去做他的课题，这使得我有时间去从事自己觉得最重要的研究。
　　其次，学校的许多制度，例如职称评审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期刊目录调整，都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正的激励。同时，在这八年中，我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参与了一些地方的预算改革，为改革实践贡献力量。
　　例如，2006年为浙江省温岭设计预算民主恳谈制度，今年浙江省委书记正式肯定了这一制度，并开始在省内推广；2006年，应中国发展基金会的邀请，担任哈尔滨、无锡公民参与预算的顾问；2009年，应中国发展基金会的邀请编写《公共预算读本》，赠送4000全国人大代表；2010年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编写《为人民看好钱袋子》。
　　最后，从2004年担任院长助理开始，我这个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班干部的人居然担任了越来越多的行政职务。行政职务是日常性的，做了许多事，但现在细想起来，值得欣慰的、对得起中大也对得起自己的主要有三件。
　　一是在学校领导、学院前辈学者、学院领导的支持，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组建起一个目前被许多国内同行视为最好的公共行政研究团队，而且正在形成自己的学派特征。此外，也是国内本学科英文论文发表量最大的研究团队。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到2009年，本学科内地学者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论文，接近90%都是中山大学我们团队的老师发表的。
　　二是吸收欧洲和美国的博士培养经验，从2004年起改造了学院的博士培养，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三是在省领导和中大领导的支持下，2008年，我与一批同事共同创办了中文正式期刊《公共行政评论》（双月刊）。
　　现在担任院长，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要做大做强我们的政治学科。未来三十年，这个学科将会越来越重要。我们要做好学术准备，才能更好地适应国家的需要，也才能获得学科的发展。二是要在我前任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改造我们的组织，彻底完成转型，建立新的制度，塑造新的组织文化，奠定学院长远发展的基础。
　　我一直以为，教授治校或者治院的提法不完全对，应该是靠制度和组织文化来治理。如果我们凝聚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以学术为业、视知识和真理为生命的真正学者，那么他们就会在学院发展和支持那些最好的制度，也会在学院内部发展出某种独特的组织文化。制度可以改变行动，但是，好制度要能够运作，必须有一批认同它、支持它、捍卫它的人。没有了道德，再好的制度都会变形的。总而言之，八年的中大经历已经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充满希望的“新中大”。
　　
        我眼中的新中大

        那么，新中大有什么特点呢？刚才郑德涛书记和黄达人校长已经高屋建瓴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我只从个人经历来谈谈我体会到的新中大。当然，不同的人，体会不同。我这里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第一，宽容、自由、多元。中大是非常宽容的。许多别的大学不敢要或者不敢留的学者，只要他或她是真正的学者，中大都敢聘用。
　　中大也是比较自由的。对于那些与现实比较贴近的学科，中大基本上能做到允许学者自由地探索。基本上，我没有听到哪个领导约见哪个学者说，你不能做这个研究或者那个研究。而在其他的大学，据我所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中大也是多元的。根据我的了解，许多专业都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即绝大部分学者几乎都和学院领导或者学科带头人观点一致，完全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那样的局面看起来好像阵势很大，但实质上是最不利于知识增长的。
　　第二，中大的许多学科，和国内许多其他大学相比，都是近亲繁殖比较少的。例如，在我们学院，我们一直主张要实现师资“联合国化”，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这可能也是中大显得比较多元的一个原因。
　　第三，在行政与学术的关系上，恰如黄校长所说，教授就是大学，中大基本已经确立了行政服务于学术的体制和文化。对此，许多刚从外校来到中大的老师都感触极深。当然，我想补充一点，在强调行政服务于学术的同时，学者也要尊重行政人员的工作。有时我看到学者对行政人员态度不好甚至很粗暴时，心里同样感到不是滋味。
　　第四，学问至上，唯才是举。这一点可能许多大学都挂在嘴上，但不付诸实施。然而，在中大，我感觉到，无论是学校层面，还是绝大部分学院，都能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在这里，学问是最重要的，关系和资历不是决定性的。学校每年的职称评审都会破格提拔一批真正做学问而且学问做得好的年轻学者。
　　第五，爱才、惜才、关心人才的生活与发展。在中大，只要你真的是人才，你总会得到许多的关怀，得到应有的回报，获得职业的发展。因为学校既高度重视延揽人才，又高度重视留住人才。在这方面，学校以及许多学院这些年都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硬、软环境。例如，黄校长刚才介绍的拔尖人才津贴计划就是一个能让各个年龄段的学者都觉得有奔头，将大家的时间和精力引导到学问上去，让真正的学者安心做学问的津贴计划。明天，郑书记就要亲自去看望我们学院一位放弃香港某大学聘书而选择继续留在中大的教授。
　　第六，中大的校领导好。目前，中国的大学处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学校领导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中大之所以能在过去十年欣欣向荣，的确是因为中大有一批非常好的校领导。他们实际上是许多好学者选择来到中大，留在中大的原因之一。
　　中大不是完美的！但是，这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已经使得中大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真正以学问为业的学者，也使得真正的学者和好学者在这里工作、生活得越来越快乐。这样一批学者，以及这样一种让好学者越来越快乐，让不学无术者越来越感压力的大学氛围，正在将中大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支撑中大已经建立起来或者正在建设中的各种符合现代大学要求的制度与文化。
　　这就是我中大八年的体会，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也希望这点小小的体会有助于新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大，更快更好地融入中大，在自己获得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大的未来做贡献。
　　
        如何能更好地融入中大？

　　首先，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培养一种职业精神。我个人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现在最缺乏的。对于一个中大的教师来说，我们的职业精神首先是要把书教好。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精神，书都教不好或者不好好教书的人，不是合格的中大老师。黄校长常说，我们要善待学生。善待学生首先就要教好书。
　　职业精神的第二点就是要好好做研究，要做好研究。一个真正的中大学者，要以探索知识和真理为使命。目前，国内学术界风气不太好。有些人不好好地做学问，东抄西抄，然后到处搞关系。这些人相信，靠关系就可以做名学者。现实中，这样“成功”的学者的确也不少。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学者”在中大是不可能如鱼得水的。
　　其次，关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这两者同等重要。我从来不相信科研做不好的人能够教好书。研究做不好，你拿什么教给学生？一个不做研究的人，知识结构肯定陈旧，教给学生的只能是陈旧的知识。
　　第三，要定位好自己。这尤其体现在研究方面。每个学科的发展都要有一个团队，团队内部要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因此，新同事要尽快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扮演好最适合于自己的角色，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四，我想就横向研究课题谈点自己的想法。我不反对大家做横向课题，但我倾向于主张，年轻的同事不要过多地承揽横向课题，要在横向课题上有所克制，有所选择。因为，许多横向课题的要求常常与学术研究的宗旨不一致。过多地承揽横向课题必然会分散我们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最后影响到学术研究，甚至使得自己的理论触觉慢慢地迟钝起来。
　　至于科研经费，年轻的同事其实是不用担心太多的。学校已经明确，“985”经费要向年轻学者倾斜。至于那种完全以挣钱为目的的横向课题研究，则最不利于年轻学者未来的学术发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主要是针对人文社科来说的。理工科的情况是不是如此，我不太清楚。
　　最后，我有几点体会想和海外归来的新同事分享。首先，要尽快熟悉国内的教育和科研体制，要了解这套游戏规则，包括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的，尽快地融入进去；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与自己的海外经历完全不同的国内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不必事事都以国外的标准来评判一切。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学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本土化”。
　　其次，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又不能被环境完全同化。目前，中国大学体制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无论是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还是中大，都需要各位将大家从海外了解和经历的有价值的制度逐步地引入中国的大学。在某些情况下，海外回来的同事可能会觉得国内的某些做法不合理，但是，抵触和不参与不是最好的选择。有时，你可以玩体制内的游戏，做体制外的学问。
　　最后，我想和人文、社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同事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开展研究的想法。作为学者，我们真的非常幸运，生逢其时。目前，中国正在经历千年一变的巨大转型。面对这个复杂的大国转型，我们如何抓住机遇，做好我们的研究，是一个应该予以深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大国转型经验。这可以做出好的研究。但是，大国应有大国的学问。我们应该扎根于中国大国转型的经验，提出新的概念，构建新的理论。在我看来，这才可以做出影响巨大的学问。当然，这是挑战性极大的研究。
　　以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批评指正。我希望，也相信，各位新同事将会爱上中大，并且会越来越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