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前南次郎的五维实力: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和“骂”

 　　现今人文精神衰落，道德滑坡，有些人找原因，首先就想到“五四”，认为“五四”以来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人在反传统问题上的偏激就难辞其咎。说什么如果不是五四的激进，不是鲁迅、陈独秀等一代人和后来的革命派“割裂”了传统、搞“文化决定论”，中国百年历史就不至于那样坎坷。这问题怎么看？讨论百年中国文化转型这样复杂的课题，不能简单化、情绪化，一定要有充分的历史感，浮泛的“翻烧饼”的思维是无济于事的。

 　　说鲁迅不偏激，不是实事求是。有时他走偏锋，把话说得很绝对，好像到头了，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是决绝的态度，简直要推倒一切。比如他说“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鲁迅说这一类偏激的话的时候，语境是什么？他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说的？他的批判所指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些颠覆鲁迅的人抓住鲁迅一两句偏锋的话，孤立提取出来，随意加以否定，甚至要推而广之，把整个鲁迅都看作是如此片面和不负责任。这样怎么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理解真实的鲁迅呢？这些“事后诸葛亮”从“后设”的观念出发去想象和剪裁历史，而且他们对“五四”对鲁迅的批评也很不公平，因为他们常常使用脱离历史实际的“摘句法”。比如，把鲁迅说成是对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偏执狂，常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鲁迅曾经说过“不要读中国书”。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1925年曾经有个杂志征集名人对青年人读书的意见，许多名人都写了，请到鲁迅，他没有开书单，但也写了一篇文章，后题为《青年必读书》。其中有这样一段很出名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是鲁迅当时有些愤激的话，还是应该回到鲁迅说这些话的语境。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五四”刚过去不久，中国仍然处在封建文化压制非常严重的状态下，有人却要回头提倡“尊孔读经”了。鲁迅对当时复古的思潮，对许多名人引导青年多读古书很不以为然，反感“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中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认为是不尊重人的，是缺少活力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病，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他要冲破这个压制，让青年获得思想的解放，才针锋相对提出“少看中国书”,面向世界，向外吸取营养，多读所谓“外国书”的。这里所说的“中国书”、“外国书”有象征意义，就是代表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总体认识与比较判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倡看哪些书。这种全盘否定，是有历史理由的。也许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那么过激啊，温和一点不是更好吗？不能告诉青年说“中国书”里如何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能多一些所谓细致、全面、辩证的分析吗？鲁迅没有这样，他是要大家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判断，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如果离开特殊的语境，简单地指责鲁迅不该教青年不读“中国书”，那是歪曲了鲁迅的本意和用心。

 　　鲁迅也并不讳言自己的偏激，他是要通过某种必要的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引导解放。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拘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鲁迅只好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甚至是矫枉过正，但这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落入复古的老套。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甚至还说，在中国办一件事太难了，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鲁迅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的利弊，的确看得很透。试想，如果一开始不用全盘否定式的彻底决裂的态度，如果总是“因时制宜，折中至当”，那势必被折中调和的社会惰性所裹挟，任何改革都会流于空谈。我们通常的思维往往似乎很全面很辩证，结果却钝刀子割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比如讲国情，讲传统文化教育，我们有多少是讲弊病、讲问题、讲负面的东西的？全都是文明之光，一片辉煌。结果这种片面的宣扬可能掩盖了问题，助长了盲目性与闭关自守的狭隘心态。联想到现在重新关注所谓“国学”研究。什么是“国学”？这本是带有民族主义救亡性质的概念，是相对“西学”而言，带有褒扬的立场，其涵盖的范围也太大，凡是传统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囊括进去。所以提倡“国学”研究要有一分清醒，“国学”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还要看这种研究有没有现代批判的眼光。我们讲张扬传统文化，除了讲优秀的、可以转型并为现代文明吸纳的部分，也应当注意摒弃其中的糟粕、那些落后的负面的东西。如果认同这一点，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鲁迅对传统的批判，让人震撼，惊愕，虽然不习惯却又顿觉清醒，思路别开生面，是有意的逆反，有意采用相当激进的姿态和不合作的精神。这大概就是鲁迅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来研究鲁迅的言论，会发现鲁迅的批判虽然偏激，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且只有如此，才更能一针见血，深入本质，打到疼处。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鲁迅又对传统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可以这样理解，尽管鲁迅在策略层面猛烈攻打传统，但在操作的层面上，鲁迅还是注意对传统进行分析和继承的。因此不能轻易断言鲁迅割断了传统。鲁迅绝非历史和传统的虚无主义者。鲁迅活了五十多岁，实际做了大约三十多年的工作，除了写小说，写杂文以外，他三分之二的功夫都是在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他整理《唐宋传奇集》，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他收集过大量的文物，汉代石刻、汉唐碑帖，这些现在都是宝。他的一些研究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学术界的典范。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达到了近百年来最高的水平，取分析的态度，褒贬鲜明，常有独到眼光，绝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不负责任地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倒掉。鲁迅是对传统的激烈批判者，同时又是对传统最有见地的继承者、价值重估者。那些笼统批评鲁迅偏激和割裂传统的人，其实并不真的了解鲁迅的独特价值。

 　　鲁迅杂文里确实有很多“骂”。但是我们不要理解为他“骂”的就是某一个人，其实他是描画某种社会现象。鲁迅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所以我们读鲁迅这些所谓“骂人”的文章，要尽可能了解一下时代背景，不能只是从字面上对所谓“骂人”做评价。

 　　现在有些人似乎很“爱国”，说鲁迅批判国民性把中国人说得太丑了，甚至担心会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这种批判。鲁迅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实现文化转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写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说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鲁迅声称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这对于凡事都比较讲面子、讲中庸的传统社会心理来说，的确不合，也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清醒而深刻的文学家，一个以其批判性而为社会与文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药。如果承认鲁迅的批评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目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再担心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自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是难能可贵的民族自省。我们读《阿Q正传》，看小说中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处世行为与心理表现，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恶心，这真是给我们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仔细一想，这又是何等真实的刻画，是一种毫无伪饰的真实。一些中国人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也都麻木了，但是通过鲁迅的创作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我们周遭许多落后的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模式、民风民性。比如“以祖业骄人”，总是向后看，摆“先前阔”；比如“比丑”心理，癞疮疤也可以作为骄傲的资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视失败和衰落的精神胜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宁式床的狭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鲁迅笔下阿Q等角色的表现，又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精神弊病？

 　　鲁迅是深刻的，但并非居高临下。他总是带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带着无限的悲悯和无奈，去表现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个病态社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把中国人这个老病根给看出来了，这是非常伟大的地方。我们今天读鲁迅的小说、杂文，还是能看到许多国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这些病现在有些依然严重，这就是鲁迅的深刻，鲁迅的厉害。我们看鲁迅的作品，有时候会觉得他写的那些沉重悲哀的东西，老是缠绕着你，甚至让人不得安宁。如果有了这种感觉，那就是读懂了一点鲁迅，慢慢接近了鲁迅。鲁迅不是给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预备的，读鲁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有较多的人生历练。

 　　鲁迅“骂人”，也是现今有些人常常不满意鲁迅的一个“理由”。鲁迅杂文里确实有很多“骂”。譬如他骂梁实秋，骂“学衡派”。而现在对梁实秋、学衡派都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正面评价比较多了，所以有人就反过来认为鲁迅当年的“骂”似乎太过分。这也是简单化。鲁迅和许多历史人物论争的“公案”都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不宜简单地从道德层面来“平反”，应当有更细致的辨析。鲁迅“骂”过很多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给这些人画像，三笔两笔，这些人就脱不掉了。比如梁实秋被描画为“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还骂什么“媚态的猫”，“洋场恶少”、“革命小贩”、“奴隶总管”等等，他都有所指，会联系到具体的人事，但是我们不要理解为他“骂”的就是某一个人，其实他是描画某种社会现象。鲁迅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所以我们读鲁迅这些所谓“骂人”的文章，要尽可能了解一下时代背景，不能只是从字面上对所谓“骂人”做评价。

        鲁迅，他是文学家，同时又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就有许多独特的看法，对“科学的发展观”也有超前的提示，不妨温习一下，从中也许能得到新的启示。

 　　鲁迅从年轻时期开始，对于文化转型就有过许多思考。他学医，写过很多与工科理科有关的文章，他很多是从科技的发展来观察文化与人生问题。这里着重说说鲁迅早期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何协调问题的思考和焦虑。

 　　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就接触到西方的文化，了解西方科技的发展，也在想中国的问题。当时中国非常落后，经济上贫弱不堪，文化精神上也几乎垮了。不少先驱者提出向西方学习，期盼能“科技救国”。也有人看出西方文明很多弊病，幻想最终还是要靠东方文明来“挽救”世界。鲁迅在诸多争论中显得比较独立。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科技兴国，但更看重“立人”，即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鲁迅看得很远，意识到世界科技的发展是大趋势，必然极大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中国。但这个改变可能是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科技进步当然可以给世界带来好处，鲁迅说那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翼。但另一方面鲁迅又说，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不是科技发达了，生活质量就高了，人的素质就高了。他甚至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的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

 　　鲁迅这些深刻而前卫的思想，体现在他的早期论文《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等篇中。这些论文写作过去快一百年了，读来还那么新鲜，仿佛就是针砭时弊。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明确提出，科学是要发展的，但必须顾及“致人性之全”。他反对在崇奉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忽略精神的解放与重建。因为他看到十九世纪后叶，西方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鲁迅提醒，物质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会加速人的欲望，如果不加注意，就容易出现一种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是一种“通蔽”，是普遍的，是时代病或文明病。而且鲁迅意识到这种通病出来以后是难以控制的。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诚信问题、道德底线的突破问题，还有安全感问题，这些问题在多少年后的今天都出现了。鲁迅不幸而言中。

 　　前些时候我到南方一个城市开会，路过郊区，看到一排排大烟囱喷出浓烟，乌烟瘴气，连呼吸都够呛。当地的朋友告诉我，那么多工厂的工业废水更可怕，处理不了，只能变着法子全都排到江里去了。只管发展，只管赚钱，别的理不了那么多。大家都抱怨，却又都无奈，甚至都“明知故犯”，参与不该做的事情，风气就这样坏了。物欲膨胀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漠视，多么可怕！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立法，二是监督，三是教育，让“科技发展需致人性之全”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而且后者更本质，也更重要。鲁迅所说的“立人”，就是这种理想。

        当然鲁迅并不是抵御物质文明的清教主义，他承认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毕竟有代表社会进步的一面，或者说这是一种趋势。这一点，鲁迅和当时那些只盯着西方出现的弊端，盲目以为只有东方文明可以救世的国粹派和改良派是不同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要冲破传统，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不过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还应警惕从西方传来的“新疫”。在五四之后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鲁迅对玄学派盲目以为所谓“东方精神文明”胜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论调固然不屑，但也显然不赞同“科学的人生观”的提法。鲁迅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超前的，他的这些提醒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有价值的是，提醒在引进发展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记“根底”在人，在人的解放和民族精神的重建。这对当今是非常有启发的。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物欲来蔽、人文亏蚀、道德滑坡的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产生缺少警觉，缺少“致人性之全”的发展观。看来，如何张扬性灵，克服过分崇奉物质的弊害，如何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避免西方曾有过的所谓文明病，如何使“两个文明一起抓”真正有切实的效果，而不只是一句口号，这的确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现在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是有了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是付出了许多代价之后的自觉。我理解这除了求真务实，协调好经济起飞中的各种矛盾，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方略。现在经济上去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人们仍然有许多抱怨，多集中在人文精神失落、价值标准混乱、道德滑坡等方面，其实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以人为本”这个观念被我们所淡漠太久了。在这一点上，如果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发生在我国的关于科学与人生的许多争论，会发现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不少智慧的资源。比如鲁迅，他是文学家，同时又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就有许多独特的看法，对“科学的发展观”也有超前的提示，不妨温习一下，从中也许能得到新的启示。

 　　鲁迅当年提出和思考的一些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我们应当珍惜鲁迅以及百年来中国变革中成就的思想遗产，断不能受浮躁风气的左右，轻易否定和抛弃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

       讲演者小传

温儒敏教授

       温儒敏：1946年生于广东紫金，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合著)、《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文学史的视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