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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9 11:30:41

鲁迅先生偏激思想的现代教育意义

如果你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偏激者，那说明你的生活缺乏色彩；如果你一辈子也没有偏激过一次，说明你的生活缺乏激情。鲁迅是个偏激者，有些地方偏激得可爱，但他远远比平平和和的和事佬有价值些。

  鲁迅先生偏激思想的现代教育意义

                  　许锡良　
我的阅读习惯可能有些奇特，那就是喜欢看偏激而有深刻思想的文章与书。有一篇散文说到偏激时说：“如果你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偏激者，那说明你的生活缺乏色彩；如果你一辈子也没有偏激过一次，说明你的生活缺乏激情。鲁迅是个偏激者，有些地方偏激得可爱，但他远远比平平和和的和事佬有价值些。”（王文元，《生活中的十个面对》《中华散文》2002年第四期）在对鲁迅先生思想的现代解读中，我对此是深有同感，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书是以偏激并且在偏激中透射出真理性的睿智而出名的。他谈论问题的时候似乎从来不作全面的论述，每次好象只抓住一点，然后就是入木三分地把理说透。这样的文章读起是何等的淋漓痛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很少有象鲁迅先生这样因言论而结下这么多的个人“私敌”的，这与历史上论及名人好象只有“公敌”而无“私敌”的崇高伟人模式完全不同。他的这些貌似偏激的话语里其实渗透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与对中国的无限热爱。以他自己的个人才能及个人的经历来论，他也完全可以过上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美好生活，甚至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一分子，但是，他的特殊人生经历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有的社会良知常常使他自觉地抛弃这些既定的社会安排，而是把自己的笔化成了讨伐社会黑恶势力的战斗武器。过去，我们在特定的时代里特别是“文革”时，对鲁迅先生的解读是几乎完全带着政治的目的来看待鲁迅先生的思想，所以一段时间里鲁迅成为“革命文学”的旗手，他的文章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革”时也成为某些特权利益的工具甚至是整人的利器，这些都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极大歪曲。而由于时代的久远与隔膜，现在人们论及鲁迅的思想，很多时候也只是简单地用与人争吵的偏执来概括，树立仇敌与争论好象就是先生的爱好，其实鲁迅的思想在本质上从一开始就是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中国与时俱进，还鲁迅思想的本来面目就非常有必要。

一、鲁迅先生的爱国思想对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

　鲁迅先生毫无疑问是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但与我们平常的爱国举止与言论的标准不同的是，他不是充满激情地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大加赞美，而是从“爱之深，恨之切”出发，是从改革中国面貌与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以求自强来达到爱国目的的。因此，鲁迅先生的爱国思想常常是偏执于一端的，这在有些人看来好象只是在抨击“国”，而不是在“爱国”，看不出爱国的这种强烈感情。其实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们现在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他的爱国思想也是在以偏激的方式对社会批判中表现出来的。

　　在旧中国，“‘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掠夺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语）。鲁迅先生对这种现象也曾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忽然想到.一致对外》一文中说到这样一个对白：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了！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的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这个对白，非常形象地刻划出了一个借“爱国”名目，夺人钱财的伪君子形象，同时也说明国家要真正富强必须要保护与尊重人民的合法利益与正当财产。而中国之弱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明确的财产权。这样就为统治者搜刮民利打下了基础。这其实也是旧中国走不出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之所以会变得贫弱的重要根源。在旧中国，这样的人物是有典型意义的，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自大’，这种爱国者，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D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很显然，这样的爱国是假爱国，只是借用爱国来达到自己私利的目的。鲁迅先生还列出这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五种表现：

甲：“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

乙：“外国的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

丁：“外国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虫”

戊：“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了么？”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鲁迅先生还谈到一种到现在中国还常见的爱国方式，就是“外国也有”法，比如“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人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这种方式不是想着去变革自身的弱点，而是去千方百计地寻找别人的不足的国民性，虽“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这促使我们重新反思“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与方法，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往却是忽略了，今天重新听听大师的衷告是非常有益的。

　　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个重要的教育内容。但是如何来对中小学生来施行爱国主义教育却并没有找到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我们打开中小学课本凡是涉及到爱国题材的内容，都只是对祖国大加赞美，一谈就是美丽山河，风光无限，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四大发明”之类。但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与知识理性的增强，学生对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反而没有什么好感，甚至产生了逆反心理。因为他们逐渐发现，有许多国家比我们的山河更美，风光更好，发明更多，面积更大，所以就走向爱国的反面。许多人就是在高唱着爱国的歌曲声长大的，但是也是在这爱国的情调中做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与之相比，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人对国家爱得更理性，更有忧患意识。这也许是鲁迅先生早期受日本教育影响的原因吧。日本的教科书从来都是对日本小孩灌输忧患意识与生存的严峻挑战的。他们都说日本现在如何困难，日本人只有自强不息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而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却除了赞美之外就没有别的国情教育。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在“害国”。因为最终失去了进取心和迎接挑战能力的国民是不可能真正把国家变得繁荣富强的。因此传统的爱国者，如文天祥这样的千古绝唱的爱国主义典型，平时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没有什么强国的本领，临危只会以一死来报君国。

　因此，在谈到保存国粹时，鲁迅先生毫不客气说到，我们当然要尽力保存“国粹”，但是也需“国粹”能保护我们的生存。鲁迅先生正是从这个长远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主张坚决摒弃传统中对中国发展没有多少生命力的东西而改向西方学习强国的本领。顽强地主张进行国民精神的改造工作。应该说现在这样的工作也还没有完全完成。否则素质教育就没有必要在今天进行得这样轰轰烈烈。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的素质教育正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举措。

　对照起来，这些貌似“爱国”实际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中国社会似乎仍没有完全绝迹，有时在某些地方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时，鲁迅先生可谓是自掘祖坟最为坚决彻底的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更是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偏激论断，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也鲁迅先生“爱之深”，“恨之切”的思想情感。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抱着“拿来主义”态度。他主张是自己主动去“拿”，而不是被别人“送来”。因为这之间大不相同。主动去拿就有了目的性的选择，而且可以占据主动，以求自强。以往我们要不就是闭关自守，要不就是因为闭关自守而变得国贫民弱，就不会被外国势力硬“送来”了一些有害的东西。中国针对中国传统教育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呼吁“救救孩子”，现代的教育也仍然在呼吁要解放儿童，要为儿童减负松绑。传统教育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之深，鲁迅先生是深有体会的，他说：“长辈的训诲于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是传统教育单单只是对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这样要求，而对于另一些人却不是这样，鲁迅先生说：“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忽然想到五》）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因人而异，但却不是什么因材施教，而是把人置于不同的级别上，分享着不同的权利与利益。甚至从小孩照相这样的事中，同一个小孩在中国照相就被照成了“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中国标准模式，而日本的好孩子的标准却是“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先生也看出我们这个社会对好孩子的标准就是那种“温良恭俭让”模式，而这些标准的来源就是古训：“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北京通信》）。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却是“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二十五》）这使人想起前不久，深圳一个8岁的小学生被送到联合国作为环境保护使者竟说出了中国的环境主要问题是“大人欺骗小孩”这样的话。这种等级制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正好是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源，想来，现在中国之所以还要搞素质教育，其实正是当年鲁迅先生谈到的这些教育问题在中国社会还相当有市场，许多学生还是在这种人际的差异关系的教育中长大。与国外把小孩也同样与大人一样来尊重相比，我们的教育不是走得太前了，而是走得太慢了。小孩的待遇如此，原因在于其实还是大人构成的这个社会也如此，当然，将来的中国社会也如此：“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枓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中国现在不也还是官本位社会吗？一些法制在现实操作中不也还只单单禁止某些社会弱势群体吗？所以他又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杂感》），因此，我们这个社会用什么教育来培育孩子，就意味着我们将有什么样的中国社会。他主张用西式教育来教育我们的后代，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而施以这些各式教育的最主要的施教者却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于这个社会，所以他又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黑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痛苦，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了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某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两地书。第一集。二》）

　从鲁迅先生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教育问题从本质上看也是社会问题。良好的社会状况是我们施行良好教育效果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学校里的环境只是个小环境，即使营造好了，也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完全不同于这个社会。所以素质教育的成败往往还在于我们社会改革的成败。当然反过来也会产生的相应的影响。成功的现代教育要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气氛中才能产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形成要首先让孩子们“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在素质教育的旗帜下，我们现在正在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近年来所提最多的就是要“以学生为本”，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本教育”的理念，看似振振有辞，但是以什么学生为本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笼统地提以学生为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鲁迅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答案，就是学生的本位就是要让学生“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并且说：“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但是鲁迅先生特别警惕把这三者歪曲。所以他又特意解释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这对我们今天确定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的。我们的某些素质教育观不也还只是单单把学生成才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吗？这往往走向我们当初的反面。鲁迅先生看到了这里的危险性。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鲁迅先生非常谨慎地看待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对当时的国粹派及保古派的真实面目，鲁迅先生是毫不客气地给以无情的揭露。特别是对外国人存在的别有用心，鲁迅先生更是心存余忌，他说：“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所以他认为中国当下之急还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五、六》，今天我们大谈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其实应该是这样能以学生人生的幸福前途的教育为本，而不是别的什么本。“以学生为本”是个含糊的概念。而以什么样的学生为本，将学生变成什么样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鲁迅先生对教育的本质目的是有相当警觉的。把学生培养成人才还是奴才的问题，一直是鲁迅先生最为关切的问题。

三、鲁迅思想对中国中庸思想的理解与运用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鲁迅先生对中国问题的见解有时候好象偏激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对中国中医的看法就说过：“我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家族的同情”（《呐喊》自序），谁也不会以鲁迅先生的这句所谓名言而完全否定中医的作用及其效果。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了解到当时的中医严重缺乏科学依据，的确是迷信不少，鲁迅先生的父亲作为受害者以及鲁迅先生作为受害者的家属，过早地饱尝了这种欺骗所带来的人间辛酸与世态炎凉，就不难理解，鲁迅先生当时说出这样的话倒的确是他自己真实的内心体验。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认识。当然促使鲁迅先生说出这样的话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其特有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鲁迅先生对中国的历史还作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且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喻为吃人的筵宴，并且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坟》中的《灯下漫笔》），这些话无不透着偏激，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些貌似偏激的话语里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包含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也因此对中国社会革新开创了新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论断甚至要求青年不要看中国的书，在为青年所开的必读书里他是当时名人中唯一交了白卷的人，并且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因此对于当时中国专以所谓国学中腐朽思想教育青年的导师判断是相当偏激的，他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华盖集》《导师》），谁也不会以为鲁迅先生是在说我们这个社会是在提倡不要教师，完全否定教师的作用。但是鲁迅先生也看到了教育负面作用的一面，教育并不是都是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与终身发展的，教育并不只是象我们有些人所认定的都是积极意义下面的教育，如果是一种陈旧落后的教育，对青年学生来说只会有负面效应。这就是鲁迅先生偏激言语的作用力所在，也有其存在的巨大价值。有人以为鲁迅先生文章的偏激破坏了他文学艺术的高雅，也妨碍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条件，其实先生对偏激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我当然知道先生只是说对了其中的一点，但是，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么少的篇幅里把什么事都说到。而我们现在不论做人还是在作文里似乎都是有一种要求：一定要面面俱到，似乎这样才是全面的，然后读的人才觉得心安理得。但是这样的结果很多时候只是在说些重复别人的所谓正确的话，我想还是尝试着说些与众不同的可能错误的话来得有意义些。

　其实作出这样的要求的，决不只是个别人，而是我们一贯提倡的所谓的中庸思想。鲁迅先生曾经就说到过中国人其实是非中庸的。有时单单因为这中庸的原故，所以鲁迅先生对某些问题的论断可谓是有意地使之过头，以达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他论及中国在“五四运动”提倡白话的事时说，先是白话文受到了攻击，但是随后钱玄同提倡废止汉字，改用罗马字，这使得当时反对白话文的人放弃了反对白话文而转而去攻击钱玄同提倡废止汉字了。这样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才没有受到更多的阻力。（《无声的中国》）这就是用偏激来促进社会的变革，所以中国成语里就有了“矫枉过正”一说。而在中国所谓的中庸，演化到现在似乎与“理论联系实际”又挂上了钩，在貌似全面的理论中与实践中，中国人却恰恰丢掉了自己独特的创造个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现代科学理论与创造发明好象都能在古书里找到，但是，似乎什么都没有能够说透。后来的人只有在这古书中找到一到二句有用的话，然后就是用了许多现代的词语作出解释。所以，我们打开中国的古书似乎什么都只是古已有之的事。比如人家说西方的佛洛依德发现了人的心理的性现象。有人马上就会用孔子的话“食色性也”来概括。其实，就这四个字，而且还有一个字只是虚词，就把人家的经典发明权利夺了去。这也就是中国的中庸之道的妙处。什么都可能说到，但是你不要指望我能在这里说得有多深。而外国的理论从一开始似乎注定了是片面的，但是这种片面的深刻综合起来却使得理论最后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就是从片面的深刻入手最后达到或者接近真理的彼岸世界。鲁迅先生对此是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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