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歌kaiser什么含义:《圣经》是神默示的

第一章已谈到，神借着普遍启示（大自然、人的良知、道德本性等）和特殊启示（神直接显现、异梦、异象等）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圣经》则是神的特殊启示的完备内容。使徒保罗指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16～17）这里，“默示”二字的希腊原文是“呼吸”，即《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圣经》各书卷的作者并不是机械地笔录神说的话。各书卷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作者是在神的灵感动下，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写出神的话。尽管作者的背景、文化水准各不相同，但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有控制性的影响，使他们在著作中透过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不折不扣的是神要说的话。贺智（CharlesHodge）把“默示”解释为，“圣灵在某些被拣选的人的影响，使他们成为神的工具，能够丝毫不错误地传达神的心思和旨意。”但默示的实际过程，与重生、成圣等圣灵的工作一样，仍是个奥秘，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明了。

    在基督徒心中，《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其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圣经》这种绝对权威是由它的一系列特性所确立的，证明它是神的话语。

一、《圣经》的作者和正典的形成

    《圣经》包括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共66卷，由不同的作者写成。旧约主要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中有一小部分用亚兰语），新约则是希腊文。旧约完成于耶稣降生前数百年，新约则始于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一般认为，＜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但成书的准确时间不详。除了＜约伯记＞外，最古老的摩西五经（即旧约前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通称＝写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旧约《圣经》各书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写成。新约《圣经》的写作从第一世纪中叶开始，于第一世纪末完成。两约之间有400年的间隔期（被称之为“沉默期”）。所以新、旧约的写作历时 1500年左右。

    《圣经》最初书写在羊皮（绵羊、山羊或羚羊）、小牛皮上，或盛产于埃及、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制成的纸上。这种芦苇又叫纸草，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Byblos）出口。希腊文Byblos意为“书”，即由此港口之名而来。英文的“纸”字（ Paper）也源于希腊字“纸草”（Papyrus）。此外，有些经文则保存在瓦卡、石碑、腊板等上面。抄写的工具有芦苇、羽毛、金属笔等。墨水是由木炭、胶和水制成的。

    《圣经》的四十几位作者，不仅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职业、身分不同，写作的环境也有很大差异。摩西是政治领袖，约书亚是军事领袖，大卫和所罗门是君王，但以理是宰相，保罗是犹太律法家，路加是医生，彼得、约翰是渔夫，阿摩司是牧羊人，马太则是税吏。有的写于皇宫之中，有的则在牢狱或流放岛上；有的写于戎马战时，有的却完成于太平盛世；有的写于喜乐的高潮，有的则写于悲恸、失望的低谷之中。《圣经》各卷书都是独立写成的，写成后即在各犹太会堂或基督教堂传读。《圣经》的作者们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会被汇编成册，形成新、旧约正典。奇妙的是，当人们把这66卷书编在一起时，这些跨越六十代人写成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却是那样的和谐，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不用说一千多年所造成的时、空差异，就是同一时代的人独立写成的作品，也很难彼此和谐。即便是同一人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观点也会自相矛盾呢！试想，我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在十年前写成的作品呢？《圣经》的奇特的连贯性，只能解释为是神的灵贯穿始终，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

     公元前250年左右，应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Ⅱ）的邀请，犹太大祭司以利沙（ Eleazar）从犹太12支派中各选出六位译经长老，携带旧约经卷去亚历山大城，将希伯来文旧约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这就是有名的七十士译本。在那时，旧约已有了很好的雏形。到耶稣时代，旧约已定型了。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常引用旧约。“经上如此说”中的“经”即指旧约。但正式宣布旧约正典告成是在第一世纪末叶。西元70年，当圣城耶路撒冷即将被毁之际，犹太拉比犹迦南获罗马当局的许可，在犹大地约帕城和亚锁都城之间的吉母尼亚（Jamnia）召开了犹太教的高级会议。会议所议论的事项，先以口传，后来则记载在拉比的著作中，会议中曾对是否要将＜箴言＞、＜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等书列入正典有过分歧，但辩论结果仍确立39卷书都属于旧约正典。

     公元140年左右，马吉安（Marcion）开始散布异端，写成一套所谓的新约正典。这启发教会应确立正统的新约正典，以抵制马氏的影响。再者，东方许多教会陆续开始运用一些来源不正的经卷，因此，确立新约正典的范围也日趋必要。到公元303年，罗马大帝戴克理仙（Diocletian）下诏摧毁所有基督教的经书。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信徒需要知道哪些书卷是值得舍命保存的新约经卷。由于这些原因，促使人们编辑新约正典。虽然对是否应把＜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启示录＞等列入正典颇有争议，亚他那修（Athanasius）在一封公开信中把我们现在的新约27卷书列入新约正典。382年在以耶柔米（Jerome）为主要人物的罗马的大马新（Damasine）会议上及397年的加太基（Carthage）会议上（奥古斯丁是主要人物）都一致承认这27卷经书。从此，罗马及非洲两大教区对新约正典应有的书卷不再有争议，新约正典终告完成。

    在新、旧约的间隔期，还有其他一些犹太著作流传。《伪经》是一些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犹太著作的通称。其中一些著作是冒亚当、以诺、摩西和以斯拉等人写的，故称之为《伪经》。《伪经》以传统放事、启示性的异象、异梦等形式出现，其目的是要帮助正经历异常困苦的犹太人坚守信仰。由于其所记载的事有的怪诞离奇，有的有明显错误的教义，所以犹太人拒绝将它们收入旧约正典之中。除《伪经》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十四、五卷《旁经》或《次经》，写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00年，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两约之间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情况，并有不少真实而有价值的教训。由于其中有真理上的错误，如准许人自杀、为死人祈祷，及历史的错误，同时，它们本身也没有宣称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不接受旁经为正典。但天主教会将大部分旁经纳入其正典之中。

   由于《圣经》66卷书的收集历史过程涉及到人的方面，我们会以为成为正典与否是由人决定的，即似乎人的判断是订定正典的关键。但事实不是如此。这66卷书之所以是正典，是因为它们是神默示的。它们在被写成时就是正典了。神的子民公认这些著作是神的默示，这件事本身并不能使它们成为神的默示。神的默示是一件事实，不因人的公认而改变。人的公认只是“正式追认”、接纳那些散在各地的会众早已承认的正典书卷而已。新、旧约订定的实质是：神默示这些书卷，使之成为正典：它们在神的护卫下，得以流传、保存；神的子民在神灵的启示下，承认、接纳它们为神默示的《圣经》正典。《圣经》从写作到正典形成，都是神的作为，只不过是借着人达成罢了。

二、《圣经》的教训

    《圣经》博大精深，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能力，《圣经》中的基本真理更常与人们的心思意念相反，充分显明只有神才是其真正的作者。

   《圣经》的焦点从始至终都在神身上。大自然启示我们一个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圣经》则详尽地向人类启示他的属性和位格。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万有的源头，他不仅创造了万有，而且用大能托住万有，使之维持正常运转。神是公义、圣洁的，又是慈爱、善良的，在绝对的公义和无限的怜爱中为犯罪的人类预备了救赎之道。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却又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这既不是有三位神，又不是只有一个位格的神。古往今来，很多人曾借用各种类比来解释“三位一体”，但至今无法理解这个奥秘。这并非悖逆理性而是超越理性，是人无法想出来的理念，而是神启示的真理。

   《圣经》中的耶稣基督也是非常奇特的。他是无限的真神，却借童女所生，进入有限，取了人的形象。他身为万有的创造者却死于人手；他完美无疵却被人钉在十架。他的教训带有极大的权柄，却不迎合人意。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拒绝作犹太人的王。他智慧、谦卑，却坚称自己是那独一的真神。这些，我们在第三章还要详细讨论。若不是受到神的独特启示，福音书的作者是不可能如此描绘耶稣的。

   《圣经》不仅向人类启示神，而且让人认识自己。有人说，《圣经》不是人的神学，而是神的人类学。人对自己的天性一直大惑不解，众说纷纭。有人发现人性的复杂性，称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有人则鼓吹人的神性：“诸神是不朽的人，人是会死的神明。”但随着进化论的崛起，不少人则认为人仅是进化到高级阶段的动物而已。

   只有《圣经》清楚地启示了人类的本性。人是神造的，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在造人类的始祖亚当时，将他的生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人不仅象别的动物那样有体有魂，而且还有灵。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差别。人是万物之灵，可以与神相交，追求永恒而无法从所处的自然界得到完全的满足。然而，由于始祖的悖逆，人和神的关系中断，人类开始过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陷在各种罪中不能自拔。因而，人是伟大的，但又是堕落的。

   《圣经》不止一次入木三分地鞭笞人的罪性和罪行，严厉地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23）《圣经》在描写以色列人的祖先时，对他们的过失、污点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与一般的传记、历史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圣经》指出，即使象被誉为“信心之父”的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以色列国王大卫等伟大的先贤人物，都不过是亟待神的救恩的罪人。对人的这样鞭策入里的描绘，实非人手所为。美国德州达拉斯神学院创始人查非（Lewis Chafer）精辟地说过，“《圣经》不是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得成的。”

   神爱世人，为在罪中痛苦挣扎的世人预备了救恩。而《圣经》的救恩观是非常独特的。世界一切别的宗教都劝人行善、赚取功德，靠人的好行为讨神喜悦以便得救。《圣经》却指出，活在罪中、被罪所捆绑的世人是无力始终行善、无法达到神的道德标准的。因此，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作人的替罪羊，用他在十字架流出的血遮盖世人的罪，使一切相信他的不再被定罪，成为神家的儿女，进入永生。所以，《圣经》的救恩观是“因信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十9~10）

   这种救恩观丝毫不迎合人的普遍存有的“行善积德”的心态，与一切别的宗教划出明确的界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二8~9）《圣经》中神的这种救恩并不是神话或空话，而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它是植根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之中的。

三、《圣经》的历史性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译解等等。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和古希腊文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已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1901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 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2 0公分，宽180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大约公元前1728～168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论调才消声匿迹了。

   《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湖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仑定居时曾与赫人为邻。但史书上从未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故批评家们都认为《圣经》的此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然而，1906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 145公里的哈里斯河湾（HalysRiver），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波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及公元前1400～1200年），其帝国灭亡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能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必然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23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ll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

    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1960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继续工作，挪开瓦砾碎片。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好象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米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圣经考古学的资料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在摩西五经中，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回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绝灭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从1929年到1937年在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1400年的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象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现看，从亚伯拉罕起时代到400多年后的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之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三1~3节中描写的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23年至22年，或公元前9年至8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资料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而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Ramsay）甚为钦佩地写道：“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MillarBurrows）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犹太考古学家葛鲁克（NelsonGlueck）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WilliamF.Albright）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的总结之言：“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

四、《圣经》手抄本的可靠性

   我们今日的《圣经》是根据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印刷而成的。《圣经》经卷的原稿已无处查寻。那么，我们今日的《圣经》是否与原稿一样呢？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是否可靠呢？先看看新约。前文谈到，新约各卷在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现在已找出五千多本新约手抄本（完全的或部分的），最老的手抄本来自公元第四世纪，与原稿只相隔二、三百年。新约手抄本之多，距原稿时间之短，都是别的古典著作无法相比的，充分显示了新约手抄本的可靠性。

    罗马凯撒的《高卢之战》（ Gallic Wars）写成于公元前一世纪，现只有91本较好的版本，其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900年写成的，与原著相距1000年。其他古典著作，如古希腊作家沙浮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作品，塔西图（Tacitus）的《年鉴》等，其保留至今的手抄本数量之少，距原著时间之长也与《高卢之战》相似。此外，新约各手抄本的差异是非常小的。除一些字的拼写有些差异外，整本新约的二万句话中，仅有千分之一二是有疑问的。写于公元后七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忒（Iliad）的一万五千句中却有5%的句子有疑问。莎士比亚的作品至今只有300年，但原稿亦均不复存在。其30几个剧本中，每一本都有上百处地方引起争议，这些差异都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与莎翁的印刷版本相比，新约《圣经》手抄本的高度准确、可靠，令人肃然起敬。

   保存至今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的数量不如新约手抄本那么丰富。在死海古卷发现前，人们拥有的最早的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是来自公元900年左右的“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Texts），与原著相隔1300年。旧约手抄本流传下来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犹太人对旧约手抄本的极严格要求是一个重要原因。犹太人中的文士按照犹太法典的规定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抄写旧约经卷。如果某一页中发现任何一点差错，整页经文就完全毁掉。经卷抄写后，经严格审查完全无误后，抄本就被当作正本一样，一视同仁地在犹太会堂诵读。

   按中国人传统，往往视原著最宝贵，哪怕残缺不全也然。但犹太人的注意点却完全集中在手抄本的完整无缺，以便无误地传达神的话语。所以犹太人视新手抄本比旧手抄本更可贵因为它们是完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长久使用而残缺的旧手抄本不断被新手抄本所代替。这些残缺的手抄本就被废弃。每个犹太会堂中都有一个大木柜，专门用来存放这些残缺的旧约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在木柜里往往因为被忽视而进一步被损坏。当木柜中累积的手抄本太多时就会被埋到地下。不少现存的最古老的旧约手抄本都是在这种木柜中找到的。犹太人世世代代饱经忧患，流离失所，旧约的手抄本也随之丧失。犹太人精心保存下来的多是他们认为值得保留的马所礼经卷。

   马所礼经卷是由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马所礼人编成的。他们使用了整套极严密细致的查验方法，以避免在抄写、编辑室中出现错误。同时，他们在经文中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帮助读者正确发音（在此之前，希伯来旧约抄本中无母音），被视为当今标准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然而，马所礼经卷毕竟与旧约原本相隔1000多年。而且马所礼经卷与公元前二世纪被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旧约相比，由于翻译的原因，也有不少差异。马所礼经卷是否与旧约原本一样呢？多年来，人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947年春天，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盐海）附近牧羊的阿拉伯牧童，为了寻找迷失的羊，将石头掷进死海西边的岩洞里，结果其中一个岩洞发出石头打破瓦罐的声音。进洞后发现了很多皮质经卷用棉布包着，装在几个大瓦罐中。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中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因这位主教不识希伯来文，他打电话给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其代理会长查伟（ JohnTrever）把部分经卷拍摄下来寄给霍普斯金大学的美国《圣经》考古权威亚布莱特教授（W.F.Albright），被鉴定为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写成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

   接下来的几年，各国考古学家纷纷到死海地区发掘，一共发现了四万多经卷碎片，有500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拼成的。根据C14放谢性测年法、古文字鉴定法、出土的钱币和“昆兰社区”的习俗等综合鉴定的结果，证实这批抄本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中叶的作品。其中，完整的<以赛亚书>第53章抄本被专家们证实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作品。这个抄本中除几处字的拼写的差异外，与马所礼经卷<以赛亚书>53章完全一样！从死海古卷到马所礼经卷，《圣经》被抄传千年之久，仍准确无误！这样，人们所拥有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一下子提早了1000年，与旧约原本仅相差二、三百年。

    综观上面所谈，如果我们仍对《圣经》各书卷持怀疑态度的话，实际上是在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圣经》还比它们可靠。麦道卫（JoshMcDowell）在《铁证待判》中写道：“我个人原企图粉碎《圣经》的历史性及可靠性，结果却因此认识《圣经》在历史性上是绝对正确可靠的。如果一个人认为《圣经》是一本不可信的书，必须将之抛弃的话，那么除了《圣经》外，他恐怕要连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掷弃不用了。我个人所面临的最大试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数人最易犯的一项错误，就是用一种标准来衡量通俗文学，却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圣经》。其实我们该用同一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它们是通俗性的，还是宗教性的。”

 
五、《圣经》的预言

   《圣经》的无与伦比之处，还在于其预言的多样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有人统计过，《圣经》每四节经文中就有一句是预言性质的，此外还有一千多个独立的预言。《圣经》中神借众先知预言个人、民族、城市乃至列国几百年、千年后的事，在历史中应验不爽。通过这些预言，彰显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让人们知道他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几年前，我仍认为《圣经》只不过是象天方夜谭之类的神话故事，无须花时间研读。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姊妹借给我一本《福音漫谈》的小册子，其中主要谈及《圣经》中的预言及其应验，使我受到强烈震撼。我第一次感到《圣经》与我想象的不一样，值得认真研究。陈宏博牧师在《圣经预言图解》的序言中说：“在多年的事奉中，无论是做牧师、教授或预言大会的讲员，我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因着预言而来到主前。”我也正是从了解《圣经》的预言开始，一反过去的轻慢之心，转而努力寻求《圣经》真理，逐渐认识到其客观真确和无比神圣而最后皈依耶稣基督的。

     《圣经》中的许多著名预言，如推罗、西顿两城的遭遇、以色列人的历史、耶稣的降生、受死及复活等，在各种福音书籍或文章中都有极详尽的论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占用大的篇幅描述这些预言的细枝末节，而主要谈谈我对这些预言的一些感受。

    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推罗曾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商业中心。由于其居住的腓尼基人罪恶极大，神通过先知以西结预言说：推罗城将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被掠，城垣、房屋被毁，其石头、木头、尘土都将被抛在水中，使之成为净光的磐石，作渔夫晒网的地方（详见〈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同时，明确说明此城将不会被重建：“我必叫你全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二十六21）预言发出不久，推罗即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攻，13年后破城。其后，希腊亚力山大大帝进兵已迁至海岛的推罗，把老城的木、土、石抛在海里，筑成一道通向海岛的长堤，配合战船，将推罗攻破。经风雨洗涮，老城磐石裸露，终成为渔人晒网的地方！后来推罗城虽有过重建，但很快又遭覆灭。公元1291年被回教军首次征服，摧毁后，推罗城从此永远消失了。从尼布甲尼撒攻城（公元前587年）算起，历经一千多年的沧桑，《圣经》中对推罗城的预言完全应验了。

    这是一个极不平常的预言。首先，预言一个城市不得重建是十分冒险的，因为很多城市被毁后都重建了。然而，推罗却确实没有。其次，古推罗城中有一个叫瑞斯兰（Reselain）的大泉水，当初全城的淡水全靠它供应。现在，推罗城不复存在了，但此泉如今仍源源涌出泉水，直流到海里（行人估算每天大约一千万加仑！）。这些淡水足够免费供应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需要，是建筑城市最理想的地方。因此推罗城被重建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推罗城被重建，预言就落空，“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过的，那是先知擅自说的，”（申十八22）《圣经》就不是神所默示的了。然而，今天的古推罗城仍是一块供渔夫晒网的净光磐石。第三，在预言推罗的同时，先知以西结还预言了地中海东岸另一座古城西顿的命运，“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人必在其中仆倒。四周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二十八23）后来西顿果然屡遭刀剑、血腥。但神没有预言西顿要被消灭，故西顿劫后被重建，1975年有四万多人口。以西结对这两个城市的预言泾渭分明。一般人也许不会想到，这两座古城仅相距几十哩！其预言的精确和准确，无与伦比，令人敬畏。

    《圣经》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也是非常奇特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要借着他们把神的道彰显出去。犹太人在抄写、保存、传扬《圣经》方面确实是立了大功的。神指派先知摩西将犹太人从为奴的埃及地领出来，迁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一路上神行了很多神迹帮助他们（如赐云柱、火柱，分红海、约旦河等）。然而犹太人虽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却不能专一地事奉他。稍遇困难，他们就怨声不迭，转而去拜别的假神，使耶和华常常震怒。

   到晚年时已预感到犹太人可能遭遇的悲剧，摩西曾痛心疾首地劝勉他们。但犹太人没有听从摩西的规劝，果然受到神的严厉惩罚。神通过先知耶利米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讽、咒诅”；“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耶二十四9；三十二37）历史准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些预言。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公元135年罗马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将犹大地全部充公，并卖给外邦人，从此犹太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饱受杀戮、惨害。

   然而，耶利米预言说将来犹太人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很多人都以为不可能。犹太人离开本土后，该地相继为波斯人、阿拉伯人所占据一千多年之久，早已被视为他们的故乡。回教兴起后，犹太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回教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原址建了两座清真寺，把耶城当作回教的圣地之一。回教徒与犹太人水火不容。另外，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犹太地区仍是一片荒芜，不宜居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之势更加尖锐。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苏、美总是对着干的。如果美、英支持以色列复国，苏联必加反对。任何一方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法通过。无论从哪方面看，犹太人回归自己本土的希望都是极为渺茫的。然而，事实是，犹太人不仅回归了，而且于是1948年5月14日建立了以色列国，并顺利地加入联合国，成为其第59个成员国！至此，耶利米在两千多年前传达的神的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不仅以色列的复国震惊了全世界，而且以色列复国后能站住脚和不断发展，也为谜一般令人百思不解。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不容以色列国存在。以色列宣布复国的第二天，就遭到阿拉伯各国的联合进攻，以期将以色列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当时二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之众，装备精良；而以色列却只有六十五万人，武器简陋。这本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战争一爆发，阿联就宣布：“这将是一场大屠杀和歼灭战！”然而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不仅未被歼灭，反而扩大了疆土。此后，又发生了三次大规模阿以战争。每一次，以色列都面临灭顶之灾。可战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奇迹般地出现转机，使几遭全军覆没的以色列绝路逢生，转败为胜。

    最近，以色列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王国签订了和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除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外，以色列的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内也取得了令世瞩目的杰出成就，被称“最小的超级大国”。尽管局外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但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应许他们“回到此地”，并“安然居住”。

    经常有人问，神当初为什么要拣选如此弱小的以色列民族作他的选民？如果神拣选象中华民族这样的大族，传福音岂不更有利？神拣选谁作他的选民，完全是神的主权，而并不是以色列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优秀。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我们并不明白，只可揣摸—、二。犹太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连结部位，十分有利于福音迅速传播。第二，以色列是个弱小民族，亡国两千多年不被外族同化，复国后能以弱制强，挺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使人明显可以看出这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功劳，乃是神的作为。人在软弱时，方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圣经》中反复教导的真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不仅完全验证了《圣经》的预言，还清楚地告诉人们，拣选以色列的神才是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真正主宰者。

    现代一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也会说一些可以被应验的预言。但这些预言都只是对个别人的短时间的预言，与《圣经》中关于整个国家、民族几百年、上千年的预言无法相提并论。这些现代先知的预言主要靠机遇、常识和含糊取胜。迪克森夫人（JeaneDixon）因预言美国总统甘乃迪遇刺而名声大震。其实，她说的几十个预言中只有几个应验，其准确性不到百分之十。应验的预言中有的模棱两可，有的纯是常识（如“美苏保持强权地位”等）。即使关于甘乃迪遇刺的预言也是如此。Parade杂志于1956年5月13日刊登她的预言说：“迪克森夫人认为1960年的大选将会被劳工支配，一位民主党人将获胜，他将于任内遇刺或死亡，虽然不一定在第一期任内发生。”后来甘乃迪当选总统并遇刺，这是预言中的部分。但其中也有错误之处。一是那年的大选并没有被劳工支配，二是这与她在1960年1月关于尼克森将赢得大选的预言相矛盾。贾斯罗和布普克（Geisler andBrookS）在《当代护教手册》中指出：“本世纪的十位美国总统中有三位在任期中去世，另有两位在任期近尾声时重病。”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现代先知说预言的本质就可见一斑了。

    《圣经》的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应验之准确，远非人的能力和智慧所及。除上面谈到的例子外，旧约中有关耶稣的三百多个预言都一无差错的完全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第三、四章还要论及），是无法用机率解释的。《圣经》的预言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错百分之零点一都不行，否则不是神默示的。因为神不会出错，“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一21）

六、《圣经》的力量

   《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总数最多的一本书，是最早被译成其他文字、译本最多的一本书，也是第一部被带到太空和月球的书。更奇特的是，几千年来，《圣经》从不改版，只字不改。这是任何其他书无法相比的。现在很多书两、三年就要再版，以便删去过时的部分，补充新数据，提出新论点。因为毕竟是人著的书，所阐述的真理是相对的，需要不断被修正。《圣经》是神默示的，所揭示的真理是绝对的，永远不变的。三千年来，沧海桑田，改朝换代，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圣经》的内容丝毫不变。近二、三百年来，人类的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圣经》一版再版，仍只字不改。时间的推移，科学的发展，使《圣经》更为光彩夺目。

   有人以为，两千年前，人们较为愚昧、无知，故还较能接受《圣经》中关于“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一类的说法：今天科学昌盛了，这些说法就再难以蒙蔽人了。但是，《圣经》不改初衷，现在仍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事实。说来难以置信，科学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发达，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如此多的科学家、文学家、法学家、医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心悦诚服地相信“童女生子”和“死人复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可十三31）《圣经》是神的话，永不更改。

    许多世纪来，《圣经》饱受诽谤、责备、质疑和反对。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嘲笑者和公正的裁判者。罗马大帝戴克理仙（Diocletian）执政期间大肆摧残基督教，他于公元303年下旨焚烧所有的教堂和《圣经》，并监禁基督徒。为庆贺他的成功，他铸了一枚铁币，上面刻着：“基督教已被消灭，诸神的崇拜再次恢复。”没想到，戴克理仙的继位者君士坦丁（Constantine）却反其道而行之。麦葛福（ AlisterMcGrath）在《我思故我信》中写道：“大约在西元311年，君士坦丁正预备和入侵法兰斯的蛮族决一死战。当时，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正午的烈日上浮现出一具十字架，其上镌刻着‘凭此征服’的字样。在次年春天前，君主坦丁表明皈依基督教。”公元312年10月，君士坦丁凯旋回到罗马预备登基时，他在广场上为自己树立了一尊雕像，手中握着一具十字架。君土坦丁令希腊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用国库的钱制备了50本《圣经》，基督教一跃成为罗马国教。

    著名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无神论者伏尔泰（Voltaire）曾夸口说：“自现在起百十年后，这世界将再也听不到《圣经》的话了。”然而，在他口吐狂言不久，英国博物馆就以50万美元的重金从俄国政府手中收购了一份希腊字新约手抄本，而伏尔泰的首版作品，只卖八分钱一本。伏尔泰卒于1778年。他死后50年，瑞士日内瓦《圣经》公会开始在伏氏生前的住处，用他的机器印刷《圣经》。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兰姆指出：“《圣经》的丧钟响过千方次，送葬的行列聚集了，墓碑上的文字也雕刻好了，葬礼词也宣读过了，可是，尸体从未长眠于此。”“没有任何一本书，象《圣经》这样被宰割、被刃杀、被考察、被查缉、被诽谤。有什么哲学、宗教、心理学、古典或现代的诗词书籍曾经经历这么多的集体攻击？如此刻毒地批判过？如此彻底地摧毁过？人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如今《圣经》仍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爱、所读、所研究、所传扬，而乐此不倦。”多少人和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被遗忘，而《圣经》却巍然不动。“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前一24～25）。只有神的话，才能永远站立。

    《圣经》的力量更表现在《圣经》话语的巨大能力。有人称《圣经》是“活神的活道”，十对贴切。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六63）《圣经》看起来和别的书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当人领受之后，就会产生属灵的生命。使徒雅各把《圣经》比作有生命的种子。“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雅1：2I）为什么《圣经》的话会有生命呢？因为《圣经》的话是神说的话。神的话本身就带有能力和权柄。神就是用他的话造天、造地、造万物，用他的话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他的话一出，事情就成了。《圣经》的作者们深知神的话语的威力。“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12）

    耶稣复活升天后，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福音。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一天中带领三千人归主（参见〈使徒行传〉第二章）。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D．L．Moody）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知识分子蔑视他，去听他的道原本是为了去挑毛病、寻开心。一个医生也是如此，但当他听了慕迪讲道后，发现无懈可击。他坦白地说：“慕迪把《圣经》中的话一句一句地射向我，直到它们扎进我的心房，象手枪射出的子弹一样。慕迪的能力是由于他舌头上经常流露出《圣经》的话。”

    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奥古斯丁（Augustine）年青时聪慧过人，才华横溢，但生活放荡不羁。他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却无法领其归主，只好终日为他流泪祷告。奥古斯丁渴望与过去一刀两断，但意志薄弱，力不从心。公元386年8月，他坐在米兰住宅的无花果树下，问神他还要过多久这样空虚的生活，如何才能痛下决心，开始新的生活。此时，他突然听见有童声唱道：“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认为这是神的启示，主动翻开《圣经》，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罗马书十三13、14节的经文：“行事为人要端正，好象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瞬间，疑云顿消，他决志信主。此后45年，奥古斯丁义无反顾，奋力为主作工，成为使徒时代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

    我国著名布道家宋尚节也有类似的经历。宋尚节是福建莆田人。父亲是传道人，他从小就开始帮助父亲工作，有“小牧师”之称。后来他有机会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后来他得到一个到德国深造的机会。与此同时，国内一所著名医科学院也来电促他回国任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面临重大选择，他举棋不定。刘翼凌在《宋尚节传》中写道：“这一来，他就感到踌躇彷徨了。去德国，可以满足他的名誉心和求知欲。到德国多得知识，多得几个博士头衔，再回中国时岂非首屈一指？但爱国心又促他在祖国需要人才之际回国服务。……在为名为利盘算不定的时候，忽然有一阵清晰、悠扬的声浪淹入他心里：‘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太16：26），闻声之下，他张目四顾，房中却寂无一人，他才知道这是上帝警告的声音。”

     次日清晨，一个牧师去探望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并不象一位科学家，倒象一位传道人！”这两件事情使他想起赴美前的决定：赴美深造后回国作传道人。于是他毅然抛开留德和回国的计划，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成为一个全职事奉的传道人。一句经文，改变了宋尚节一生的道路。他回国后奋不顾身地工作，在中国和南洋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千成万的人因他而信靠了基督。他英年早逝，年仅43岁。他15年的工作，成就斐然，被誉为“中国的卫斯理”。

     神借着《圣经》哺育出一批批信徒，然后借着信徒再把《圣经》的话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回归。英国著名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Spurgeon）颇受神重用，富于传奇色彩。在他牧会的城里，有一位准备自杀的妇女，到会幕来听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讲道。而当天司布真的讲题恰好是“你看见这女人吗？”（详情参见路十四36～50）这个信息抓住了她，改变了她的内心，立刻决志接受基督为救生。另一件趣事是，一位经常参加聚会的人的妻子始终不肯与丈夫一道前来。一次她受好奇心驱使，在她丈夫去教会后，她乔装打扮一番，也去了教堂，挤在人群中，以免被人认出来。不想，司布真那天宣读的经文正是，“耶罗波安的妻，进来罢！她为何装着别的妇人呢！”（王上十四6）妇女被点悟，终于放下架子，与丈夫一起参加聚会了。后来那位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司布真，唯一的抱怨是，司布真不该把他比作耶罗波安。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深感《圣经》话语的能力。加州牧师海福德 （JackHayford）一次主日以<生活中的怀孕与生养>为题讲道。其内容完全与生育无关，而是讲如何在患难中克服贫乏。他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唱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为内容，谈论神要我们敬拜赞美他，即使在我们的生活看来完全绝望的时候。他在证道中，突然被圣灵感动，中断了讲道。他对会众说：“我必须打断一会儿。圣灵感动我，今天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妇，非常渴望能有一个孩子，但医生说他们不能生育。神对你们说：‘使家中充满歌声，歌中赐予生命的力量，会制造出新的气氛，使你们的希望能够实现。’”他说完后，又继续讲道，几乎忘掉了这件事，直到一年后一对夫妇抱着孩子来见他。原来，这对夫妇婚后11年没有孩子，医生说他们不能生育，他们一直在祷告，求主赐一个孩子。那天证道时，这对夫妇正在会众中。会后他们按海福德牧师传递的信息去做，携手走进家里的每间房间，用歌声敬拜赞美主。果然，神应许了他们，一年后妻子生下一个女儿！

     泰德·迪摩斯门（TedDeMoss）是一位杰出的商人，曾多年担任全美基督徒商人协会主席。他不久前著文叙述他年轻时一段经历如何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的生命。当时他从事推销人寿保险的业务，去拜访一位客户。客户开门后，他觉得不必谈了。因对方是一位“满脸白胡子，如同缩水圣诞老人般的老先生”！其年龄早已不适合买任何保险了。但当时迪摩斯受到神的灵感动，要与这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耶稣基督，虽然他从未做过此事。进屋坐下后，他提议给老人念《圣经》。可是他连《圣经》也没有带。征得同意后，他在老人房中找到一本满有灰尘的《圣经》（老人的眼已瞎了好几年了）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只好按朋友曾告诉的，念约翰福音第三章。他慢慢地念，但越念越心慌，因为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一再放慢速度，一直念到第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念完这一节后，他默默祈求主给他聪明、智慧，使他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祷告后，他抬起头来，惊异地看到，老先生的胡子已被泪水浸透！“先生，你愿不愿意现在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就在这里！”迪摩斯轻轻地问道，老先生慎重地点点头：“可以，我要现在就接受，但不在这里。”“你要在哪里？”“我要在我母亲面前。”迪摩斯听后不知所措。因为老人说他已81岁了，还能有母亲吗？此时老人把手指向橱房。迪摩斯猜想，老人可能把母亲的照片挂在那里，以表怀念。但当他们一起走进橱房后，迪摩斯再次呆住了！他看到老人的母亲坐在一张帆布靠椅中。她已98岁了，虚弱不堪。老人对母亲说：“妈妈，神派了一个人来我们家。他念《圣经》给我听，我现在要接受耶稣基督。”母亲听后一阵喊叫。当她恢复平静后，对迪摩斯说：“先生，我不认识你，但我已为我的孩子祷告了80年，从未间断。”首次传福音，就有人决志，使迪摩斯深受启示：“圣灵为我预备好老人的心，并说服他接受耶稣。他只是让我坐在边线上，看着他动工。从此我没有停顿过！”

    也许你会觉得上面所举的例子过于奇特了。其实，《圣经》话语的巨大威力在我们生活中时时处处可见。多少人决志信主、读经后就从里到外彻底改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多少已无药可救、无计可施的吸毒者、酗酒者、小偷、惯犯，在决志后，一夜间将一切恶习全然抛掉，从不再染指。很多人想看神迹，看了神迹才信基督。殊不知在我们周遭经常发生的、《圣经》的话语、神的道改变人心、拯救人的灵魂的事情就是当代最大的神迹。我和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在读经时，有时经文会突然象活物一般从书中跳出来，在祷告时，脑子中常会浮现出一些自己并不太熟悉的经句。在听道时，平时早已读过很多遍，觉得平淡的经句会变得铿锵有力，深深地拨动自己的心弦。往往在这些时刻，这些经文对我们的生活、信仰和事奉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使事情发生急剧转折，使我们更亲近神、爱神、事奉神。

    诚然，《圣经》活泼的话语并不是常常能发挥显著的功效，但这是由于人的失败，没有真心地接纳它。生命之种只有在适合的条件下才能生长、繁殖。条件不适合并不能代表种子没有生命。人不接纳《圣经》的话，并不能使《圣经》的话没有权柄和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一个人对《圣经》的渴求、对经文的理解、《圣经》在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信主前与信主后大不相同的原因所在。

七、小结

    在浩瀚的书海中，仅有三本书自称是神写的：《圣经》、 《可兰经》和《摩门经》。然而，《圣经》以它无与伦比的特点和充分的证据脱颖而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世界上唯一由神写的书。

    不相信《圣经》的人大概有两类。近代考古学权威沙伊斯（A．H．Sayce）说：“今日若有人对《圣经》仍持有怀疑，此人若非愚妄无知，他必在学识上是一个‘半桶水’。现在大多数知名科学家已恢复历代以来对《圣经》历史记载的信赖。”我在本章中曾提及的兰赛爵士原是一个极力反对《圣经》的学者。为了证明《圣经》的谬误，他亲自带领一支庞大的考察团，按〈使徒行传〉所写的次序，用了15年的时间详细发掘和考证。最后他却不得不坦白地承认，路加所写的是完全准确的，并公开宣称（使徒行传）“是地质学与亚细亚社会与古制学的权威。”对《圣经》仍有怀疑的人，如果有兰赛爵士这样认真的研讨精神和公正的治学态度，他们或迟或早终会心悦诚服地接纳《圣经》的。最不可取和令人忧虑的是，对《圣经》凭空地提出各种质疑，却不愿意去找答案，或者虽找到了答案，因不合自己的心意而拒不接受。

    耶鲁大学的鲍罗斯（MillarBurrows）指出。“许多自由派学者之所以怀疑《圣经》，并非他们对现存的考古资料作过任何仔细的鉴定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根本就反对任何超自然的事迹。”这恐怕是相当多不信者的心态。他们认为《圣经》中的神迹奇事不符合科学，只是神话而非神的话，故怎么也不肯相信。甚至一些基督徒也主张把《圣经》中的神迹部分去掉，以合时尚。他们竭力想理性地把这些超然之事化为自然之事，以迎合人心。

   比如，他们说，“童女生子”并非神迹，只是自然界中的特例而已。他们的根据是，雌兔在极度惊恐的状况下，其体内的卵不授精也可能发育成正常胚胎。当马利亚听天使说要她未婚生子时，也非常害怕惊惶，于是未与约瑟同房便怀了孕。又如，新约中记载门徒看见耶稣在加利利海上行走。他们的解释是，耶稣并未在海水上面走，只是在近海水的沙滩上走，门徒隔海远远望见，就如在海上行走一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神存在，当然会有神迹发生。一个人不可能既相信有神，却又不相信神迹奇事。如果神行的每一件事都不能超越自然律，那他还算什么神，岂不和我们一样是伏在自然律之下的受造物么？耶稣一生中行了无数神迹。他行的一个最大神迹乃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耶稣的复活是有着充分证据、无法推倒的历史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客观基石，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永生之门。

   人有选择接受或拒绝《圣经》的自由；《圣经》却有审判拒绝接受的人的权柄。耶稣明确地告诫人们：“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十二48）索斯（ RobertSaucy）在《圣经可靠吗？》中严肃地指出：“神的话会带来审判及死亡，因为它活泼的生命力使人作选择，到底要接纳还是拒绝它的信息。不断地拒绝，会使人心越发刚硬，至终带来死亡。我们可以把神的话比方作太阳。在太阳的光线照射下，有些东西会变软融化，别的则会更加坚硬。“神的话也一样，对有些人它带来责备及悔改，对别人则是硬心和最后的审判。”

     亲爱的同胞，你愿作何种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