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血巫:德国“传说”与《希特勒的“原子弹”》

　　纳粹德国曾造出过原子弹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诸多未解之谜的一个，也是当年就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德国“传说”之一。时光流逝并未冲淡历史研究者和探秘爱好者对此释疑的兴趣，许多年来，考证、推论，甚至臆测、杜撰，不时跃然于各类书籍和媒体。然而，关于“德国人是否在战争临近终点时已掌握原子弹”的问题，却从未走出雾里看花的层面，始终是“只见轮廓、难识真相”。

德国揭露希特勒曾经拥有原子弹

　　二战初期，包括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从轴心国出走的犹太裔物理学家，曾向同盟国领导人发出过“德国正在尝试制造原子武器”的警告。战争结束前夕，西方盟国和苏联也从不同情报渠道得知，德国人似乎正在做使“原子研究实战化”的努力。但是，能够足以解释疑问的相关证据却始终难觅踪影，久而久之，概念定式便形成了：纳粹德国曾试图研制原子弹，组成了以一批日耳曼科技精英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军方支持下展开原子弹研发工作；尽管是率先将核武器开发项目列入“政府主导”层级的国家，不过直到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前夕，德国人非但未能掌握一颗真正的原子弹，甚至连“核力量”的门槛都没踏上，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科学家赢得了这场“物理学家的战争”。人类根据原子裂变原理制造出的第一颗“炸弹”，是美国人的科学成就。


　　然而，岁月流逝并不能使某些历史概念一成不变。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暨美国对日本实施原子弹打击60周年——德国历史学家赖纳·卡尔施所著《希特勒的炸弹：纳粹德国核武器试验秘史》（慕尼黑德意志语言出版社）德文版出版发行，随即便在“核裂变发源地”德意志以及国际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作者对“板上钉钉”的历史结论提出挑战：第三帝国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并非战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般“一事无成”，德国科学家与“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之间实际上仅一步之遥！这至少意味着，德国人已经跨进了“核力量”门槛。

　　作者指出，近几年新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战时纳粹德国在与同盟国间激烈的原子较量中几乎拔取头筹。1944年晚秋和1945年早春，德国军方科学家小组曾进行过迄今为止并不为外界所知的核反应堆试验和某种接近实战部署级别核装置的测试，包括在北方波罗的海沿岸吕根岛（或其附近某个小岛）和中东部图林根地区的奥尔德鲁夫，先后进行过三次原子弹秘密试爆，其中“图林根测试”曾导致几百名作为试验品的战俘和集中营囚犯死亡。
德国化学家 奥托

　　赖纳·卡尔施1957年出生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施?达尔（当时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格德堡专区），1977～1982年在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主修德意志区域经济史。1986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历史委员会、柏林自由大学、柏林人口统计学私人研究所和开姆尼茨工科大学工作。德国统一后，他将铀矿开采历史及铀资源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作用问题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并撰写出版多部相关题材著述，其中包括：《独家支付：民主德国的战争赔偿，1945～1953》、《昔日辉煌：沥青铀矿开发史研究》（合编）、《铀的秘密》（合著）、《苏联的工矿设备拆除政策，1944～1948》（合编）、《油?素：德意志的石油经济，1859～1974》（合著）、《希特勒的炸弹：纳粹德国核武器试验秘史》和《工业化时期的萨克森经济史》（合著）等。2001年5月，卡尔施收到德国电视二台新闻记者海科·彼得曼的一封短信，后者正在调查德国是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进行过原子弹测试的问题，希望从卡尔施处了解需要拥有多少数量“铀原料”才能使自己所追寻的那个事件得到证实？1954年出生的海科·彼得曼是编剧、导演和制片人。1976～1979年先后在柏林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学习，主修戏剧研究、新闻学和德语课程。1980年开始从事历史纪实、科学文化类影视记录片编导、制作和剧本写作。先后发表剧本《信赖》、《狩猎不止》、《法恩卡家族》、《神鹰栖息地》；主要影视作品有：《马铃薯的故事》、《弹子戏的世界拉斯维加斯》、《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潜水探险考察》、《蒂瓦纳库：一段安第斯文化的历史往事》、《玻利维亚的奥鲁罗狂欢节》、《浩淼求生：1945年世界最大海难回顾》、《廷库：印第安宗教仪式》、《征服宇宙：俄罗斯航天工业史话》、《走向恒星》、《南美探险：通往拉巴斯的死亡之路》、《广袤之域：西伯利亚史略》、《“琥珀屋”的传说》、《世界遗产：塔林》和《芬兰的驯鹿竞技》等。1997～2006年担任法国120集系列纪录片《泰拉斯》译制导演。

　　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试图制造原子弹并不是新鲜话题，只是由于战后数十年来各国档案保密制度以及冷战时代资讯封闭等原因，可供研究者所查阅使用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以至人们对相关情况知之甚少，即便是有某些零星信息的偶然披露，或许也并未引起注意和重视。随着冷战后各国档案解密进程加快，上述状况得到一定改观。从2001年开始，赖纳·卡尔施与海科·彼得曼联手展开对纳粹德国秘密研发原子弹历史事件的调查研究。鉴于对纳粹德国秘密研发核武器问题的考察是一个涉及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综合课题，他们意识到仅依靠历史学者和新闻记者是难以胜任的，于是便邀请相关专业学者加盟共同研究。先后参与课题研究的人员，除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和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的科学史、当代史研究者外，还有不伦瑞克大学、吉森大学、马尔堡菲利普斯大学和不伦瑞克联邦物理技术研究所的部分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

　　在2001～2005年的素材集结、调查取证和编撰成书的过程中，卡尔施和彼得曼遍访德国各级档案馆、专业团体和大学档案文献机构，同时赴美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和以色列等各种类型档案馆广泛搜集资料。走访过的地方主要有：德国联邦档案馆（柏林?希特费尔德、科布伦茨）、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弗赖堡，即德国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部）、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黑兴根市档案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档案馆（柏林）；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美国物理学会尼尔斯·玻尔图书馆（纽约）；英国公共档案馆（伦敦、基尤）；意大利国家档案中心（罗马），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莫斯科）和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耶路撒冷）等。在上述各处，他们查阅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陆续解密公开的战时相关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其中包括当年的研究报告?设计图纸、航空照片以及美国和苏联情报机构的间谍报告等。　1945年，美军在奥尔德鲁夫发现大批被烧焦的尸体

   “纳粹政权在灭亡之前已经拥有了原子弹！” 最近出版的新书《希特勒的炸弹》提出了这个翻案结论。1938年，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发现了核裂变。此后，一批德国科学家在纳粹的命令下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核武器，但是直到二战结束前，纳粹始终未能掌握真正的“核力量”。这是迄今已经“板上钉钉”、世人公认的史实。但是莱纳·卡尔施在《希特勒的炸弹》中试图通过一系列证据推翻这桩铁案。卡尔施的新发现犹如点燃了一根炮捻，立即在德国史学界引起一声巨响。有人认为，如果卡尔施的结论成立，那么“第三帝国”以及世界核技术发展史就得改写。
　　
　　“蘑菇云”升到奥尔德鲁夫上空
　　
　　柏林历史学家莱纳·卡尔施经过多年调查考证，在他的新作《希特勒的炸弹》一书中披露，当年纳粹的科学家至少先后试爆过三颗原子弹。其中一枚是在德国北部的吕根岛，另外两颗则在图林根的奥尔德鲁夫。其中，奥尔德鲁夫的核试验是在1945年3月3日晚21时20分，它比同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试爆的原子弹还要早好几个月的时间。
　　
　　书中这样写道：克雷尔·维尔纳太太登上奥尔德鲁夫的“瓦克森古堡”。凭窗远眺，当年纳粹设在图林根的演兵场已然尽收眼底。记得60年前的一天晚上，几个纳粹军官曾悄悄告诉她：这个地方将要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
　　
　　果然，是日夜晚，沉沉的黑夜突然变成了白昼。“一股巨大的烟柱腾空而起。瞬间天光大亮，人们甚至可以在窗口看清报章上的小字。”维尔纳太太回忆说，“烟柱迅速膨胀，很快就变得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核“边缘力量”鲜为人知
　　
　　卡尔施经过研究发现，传统的史书大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1938年发现了核裂变后，除了海森堡领导的“铀协会”，德国还有另外一些研发小组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他们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分散在德国陆、海、空三军的实验室里开展工作。领导这一工程的是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格尔拉赫，还有德军武器局研究部负责人埃利希·舒曼和库特·迪普纳等。从1944年起，纳粹党卫军也介入了核工程，领导人是汉斯·哈姆勒将军。
　　
　　据卡尔施的考证，德军方的核技术研究设施最初分散在各地，后来由于盟军打到了德国本土，项目负责人便把部分研究人员集中到图林根的施塔蒂尔姆，同时，还把研制核武器所需的一批材料也运到了该地。当时，纳粹的科研人员在一所学校的楼房里进行了反应堆试验，并在那里制造了几件核武器，其中之一就是日后在奥尔德鲁夫引爆的那颗原子弹。
　　
　　目前，卡尔施的论断已得到某些专业人士的认可。例如：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瓦尔克为之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证明。而瓦尔克本人也撰写了一部关于纳粹核计划的专著。他指出，过去人们一直都把关注点放在以海森堡为首的研究小组里，但卡尔施另辟蹊径，发现了鲜为人知的德国核研究的“边缘力量”。
　　
　　核弹杀伤力在500米内
　　
　　卡尔施认为，这颗核弹的爆炸当量非常小，只在方圆500米的范围内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其原因是纳粹当时尚未掌握足够的核材料。卡尔施估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当时德方设计人员采用了空心装药的结构，这种炸弹填充的铀要比后来的核弹少得多。
　　
　　当年目击者见证战俘尸体被焚
　　
　　新书出来后，德国《焦点》杂志率先报道了此事。随后，一位名叫苏采克的前纳粹军官站出来，表示可以证实卡尔施的论断。据这位84岁的老人回忆，1944年，纳粹部队曾在德国吕根岛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当时，戈培尔的纳粹宣传部还特邀了一批外交官前往观看，苏采克就是从某位外交官处听到这个情况的。
　　
　　上个世纪60年代，东德当局曾在图林根的阿恩施塔特地区搞过一次地方史调查，而卡尔施新近发现的纳粹原子弹结构图即是在这次调查的档案中获得的。另外，除了维尔纳太太这样的核试验目击者，当地还有一位叫瓦克斯穆特的工人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对试爆后的可怕情景做了如下描述：爆炸后，党卫军命令工程人员将附近一个农舍的木料搬来，堆积在靶场上，然后将许多被严重灼伤至死的尸体放在上面焚烧。这些死者估计都是被关押在奥尔德鲁夫集中营的战俘或囚犯。纳粹把这些人赶到试爆场，目的是确定核爆炸对人体伤害的程度。因此，这批人也可以说是核武器的第一批受害者。
　　
　　爆炸地土壤有铀235成分
　　
　　另外，卡尔施认为，当地的土壤分析也可给自己的结论提供佐证。近年来，德国吉森大学、马堡大学以及设在布伦瑞克的德国联邦物理技术局先后在这一地区进行过土壤分析。由于核反应可产生铀235以及衍生物——铯137，而在奥尔特鲁夫，这些放射性同位素明显可见。至于它究竟是核爆炸产生的后果还是源于其他原因，目前尚难做出定论。不过一些专家已经排除了此地受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污染的可能性。马堡大学放射化学教授勃兰特认为，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虽然释放了大量的铯137，但它的扩散形态应该是比较均匀的。但在奥尔德鲁夫地区，人们发现的放射性物质，其浓度在100米内出现明显变化，由此可见，这些放射性物质并非来自切尔诺贝利。于是勃兰特也认为，奥尔特鲁夫地区确曾发生过核爆炸。
　　
　　通过调查，卡尔施还发现了一些新情况。至少在1944年，纳粹建造的反应堆还在运行。因为人们在当年的反应堆废墟中发现了含有铀和钚的熔渣。它表明，这里确曾进行过核反应。
　
　　相关链接：
　　
　　“蘑菇云”受到质疑
　　
　　尽管卡尔施等人提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证据，但许多人依然认为缺乏足够说服力。
　　
　　疑问一：缺钱少人怎能造原子弹？
　　
　　当年美国为实施“曼哈顿计划”曾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调集了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了核武器的研制。而纳粹德国仅靠为数不多的科技人员就能把原子弹造出来吗？
　　
　　卡尔施的解释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曾有数百名科学家分散在德国各研究机构或企业里，他们参与了希特勒的核计划，但这些研究是局部、分散的，而且是彼此隔绝的，因此并不是纳粹手下的科技人员数量有限，而是他们彼此间不了解整个核计划的全貌。
　　
　　疑问二：若真有其事怎能隐瞒60年？
　　
　　有人问道，假如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一次核试验，那么又怎能瞒过整整60年？
　　
　　卡尔施认为，核弹试爆后，那些参与者之所以缄口不言，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参与谋杀奥尔德鲁夫死难者的凶犯。另一方面，战后几十年，有关纳粹曾制造核弹的报道虽然不时出现，但它们之所以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因为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疑问三：“做秀”还是有真凭实据？
　　
　　卡尔施以两则事实加以反驳。1944年8月，希特勒曾对当年的罗马尼亚总统安东内斯库谈及一种炸弹，称它可在方圆三四公里的范围内消灭一切生命。1945年，当纳粹领导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已经无法挽回时，还幻想靠这种“神奇武器”扭转乾坤。纳粹装备部长施佩尔曾说，现在有一种炸药，只需一个火柴盒大小，即可将纽约夷为平地。“如果我们再坚持一年，就能赢得战争。”
　　
　　当然，包括卡尔施在内的史学家们认为，如果希特勒真是使用了原子弹，那么二次大战的后果会更加不堪设想。
　　
　　“铀协会”与纳粹核计划
　　
　　迄今的史书告诉人们：1938年底，德国科学家奥托·汉因和弗里茨·施特拉斯曼发现了核裂变。随后，一大批德国物理学家受命研究这项新技术。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同时在他的周围还聚集着一大批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等等。纳粹给科学家们下达的任务是，将核技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潜力开发出来。不久，这批“德国铀协会”的物理学家们即成功地从天然铀中分离出了铀235，并能通过反应堆提炼出核材料——钚。
　　
　　科学家们旋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报给了德国军方。不过，他们当时大都认为，研制核武器绝非一件易事，这项工程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势必需要很长的时日。因此在1942年，纳粹的“铀计划”还被暂时停顿了一段时间，研究人员把重点转到建造能够生产核能的反应堆上。然而这项技术的难度实在太大，特别是如何分离同位素铀以及提取重水的难关未能攻克，因此纳粹的核能工程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直到战争结束前，德国“铀协会”的科学家并没有中断研究，但他们的反应堆始终未能启动链式反应。后来，这项技术传到了美国，1942年，在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教授的主持下，美国在芝加哥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于是，希特勒输掉了那场战争。

　　除了官方公共档案馆、专业机构档案管理部门外，私人收藏文献对项目研究也有特别的价值贡献。从当时参与德国铀研究科学家和组织者留下的个人札记、工作日志等私人文件中，卡尔施和彼得曼获益匪浅，因为有些是仅存于世的稀有文献，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如前德国陆军军械局研究小组负责人库尔特·迪布纳的私人档案、军械局研究处处长埃里希·舒曼的遗稿，前德国党卫队帝国领袖希姆莱的军事副官维尔纳·格罗特曼的遗稿等。此外，他们还对原民主德国许多历史学家、尚且健在的当年事?目击者进行访谈和口述历史资料采集。2003年，海科·彼得曼曾专程赴罗马，对“北方测试”目击者、前意大利战地记者路易吉·罗梅尔萨进行采访。

　　应该说，俄罗斯联邦是卡尔施和彼得曼获得“意想不到额外收获”的地方，借助莫斯科朋友慷慨的援手，在对一些尚未公开的苏联历史档案进行耗时费力的研究后，他们终于勾画出破解德国“炸弹”秘密的“路线图”。在保存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档案中，4份意义非同寻常的历史文献展现在面前：（1）冯·魏茨泽克于1941年3月访问哥本哈根之后撰写的官方报告；（2）冯·魏茨?克于1941年某个时间起草的专利申请文件稿；（3）冯·魏茨泽克于1941年11月经过修订的专利申请文件稿；（4）海森伯格1942年6月柏林会议演讲稿原件（并附签名）。

　　俄罗斯友人还帮助他们接触到若干有关苏联原子武器计划的档案文献，包括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藏品中查阅到的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局长伊万·伊利伊特绍夫1945年3月23日致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函、苏联原子计划负责人伊戈尔·库尔恰托夫1945年3月30日致约瑟夫·斯大林函复制件（该文献已于2002年经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编辑校订后公布）等。另外，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编撰出版的《原子计划志》中，他们阅读到苏联战时和战后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格奥尔基·弗廖罗夫的私人信函（源自弗廖罗夫个人档案）。对于卡尔施和彼得曼而言，上述几份首次发现的档案资料，为当年事件目击者的描述提供了事实核心的确凿证据。作为与档案文献搜集整理、编排筛选的“平行工作”，是前往被怀疑的测试发生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和物理测量，调查者在图林根测试的“疑似”发生地奥尔德鲁夫搜集土壤样本，测定残留放射性物质数据，全力以赴地投入对微量放射性同位素迹象的“现场取证”工作。此外在位于柏林的库默尔斯多夫前德国陆军装备测试场附近的小村戈托夫，他们找到了德国第一个“进入准运行状态核反应堆”的测试遗址；在柏林以南数十公里处的巴特萨洛夫前德国空军废弃营房区地堡内，发现了帝国邮政部的同位素分离装置残迹。

　　通过对所采集原始资料的使用及多部（篇）相关出版物的参考和引用，作者构建了这部揭密历史纪实著作的叙事基础。除了对已为人们知晓的二战期间德国曾开展核反应堆和同位素分离等研究工作的描述外，更提供了某些尚且不为人所知的内容。比如，在战时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实际上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核反应堆研究群体，一个是在海森伯格领导下的、属于“主流研究群体”的莱比锡和柏林小组；另一个则是迪布纳领导的戈托夫小组，这个“非主流研究群体”的反应堆测试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并且触发了链式反应。又比如，纳粹德国在核武器方面的进展步伐超过了此前人们想象的程度，虽然1942年之后，从事铀研究的德国科学家在取向方面形成了“能源派”和“炸弹派”两个目标迥异的群体，并且缺乏足够的铀原料和时间完成研发工作，但后者还是在战争临近尾声时造出了“炸弹”。或许由于仅有少量裂变和聚变材料发生反应，新型“炸弹”设计存在缺陷，效果级别非常有限，其威力也不能与美国人于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试爆的原子弹同日而语，但这种“炸弹”还是可以将方圆500米范围内的生命、景观和地上建筑物化为灰烬并在附近地表层形成放射性沾染。如果用当代词语表述，德国科学家已经踏上了开发战术核武器的道路。

　　“非主流”派系的存在以及“炸弹派”搞出的这个“杰作”，多年来并未引起世人太多注意，《希特勒的炸弹》作者第一次将这股力量的战时科学行为和成果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披露，为纳粹德国秘密发展核武器历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篇章。 

　　《希特勒的炸弹》在某些方面颠覆了传统观点，学界认为，作者试图通过一系列证据推翻“历史铁案”，著述中所罗列和引用的档案文献也是“颇具说服力”的，有些学者甚至说，如果作者所举事实和所得结论成立，那么纳粹德国科技史乃至20世纪世界核技术发展史就得推翻重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需增添新的内容。图书市场反应同样非常强烈，该书不仅热销德国，其他国家也纷纷购买版权。到目前为止，赖纳·卡尔施的《希特勒的炸弹》德文版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分别在荷兰、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波兰出版发行。2008年，海科·彼得曼在卡尔施《希特勒的炸弹》德文版基础上，补充了近几年（主要是在德文版出版后）新发现的资料，增加了部分当时德文版未收入的素材并译成英文。2009年，两位作者向中国方面提供了该书增订版的英文电子版（英文版尚未出版）并更名为《希特勒的“原子弹”》，本书简体中文版以此为底本译出。

　　此外，继《希特勒的炸弹》之后，卡尔施和彼得曼又合著《“希特勒炸弹”的正反面：德意志的原子研究》一书，目前已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