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玛丽铃声mp3:教育政策比较分析的程序与方法

汪利兵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研究程序与方法的建设，是比较教育专业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基于比较教育研究为本国教育发展和决策服务之目的，从研究的选题、专题数据库的建设、政策文本分析、文献回顾的方法、研究框架的确定，论文的撰写六个方面，对教育政策比较分析的程序与方法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研究程序与方法的规范与进步是比较教育学科进步的核心与关键。

[关键词] 教育政策 比较研究 程序 方法

一

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本国的教育决策服务。比较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大对本国重大教育问题的关注，提升本学科在国家重大教育决策中的参与度与能见度，以为本学科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重大的教育政策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是比较教育工作者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程序与方法的缺失，此类工作技术性和方法论含量不足，有些只是资料简单而无序的堆积，造成研究工作低水平重复，阻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主要是作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和教学经验，从研究的选题、专题数据库建设、政策文本分析、文献回顾的方法、研究框架的确定、论文的撰写六个方面，对教育政策比较分析的程序与方法进行讨论，以求教于国内同行。

二

一、研究的选题

以往对本学科的最大诟病，就是光说国外，不了解国内。光研究国外，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基础性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所坚持的比较教育研究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国别基础和专题基础。否则，一个研究者那个国家的教育都不了解，也没有自己长期的专题研究积累，一上来就要做诸如“世界某某教育的发展趋势”、或多国教育的比较研究，就很难让人信服。不过，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只是基础，没有不行，但是光有这些也不行，特别是研究者想要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本国的教育决策服务。不了解本国的情况与需要，研究就缺乏相关性，就容易变成脱离本国实际。比较教育研究以往很少受到教育决策部门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因此，比较教育研究者如想参与政府决策，或对政府决策发挥影响，首先要了解本国教育的历史发展及现有的政策重心和优先发展领域。我们有时抱怨政府不重视我们的意见，我们有何尝花时间了解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及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比较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

因此，比较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时，研究的选题应该来源于本国教育决策部门的政策重心及优先发展领域。因为他们是决策者，要对教育政策发挥影响，一定要了解他们的政策兴奋点，否则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御用”，其实教育决策比较分析就是“御用”，但是“御用”也分不同情况，我们反对一味去解释现有政策或使现有政策合理化，我们鼓励的是为政策建构和完善提供来源于国际视野的批评性和建设性意见。

如果认可上述观点，比较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时，寻找适当的选题就有了方向。如积极参与教育决策部门的决策咨询，建立与教育决策者的合作与对话关系，通过访问国内教育网站和专业报纸杂志了解国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本国教育政策发展的现状与需求，实际上，寻找研究选题的渠道和途径与非常丰富。当比较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选题切合本国的实际需求，我们的研究一定会逐步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和认同，我们不再是“专门讲述外国的故事”的专家，我们在教科书中提出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之一，即为本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的愿望最终就会得以实现。

二、专题数据库的建设

研究的选题确定之后，研究者应立即开始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专题数据库的建设，这是进行教育政策比较分析的一个基础工作。在互联网和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比较教育研究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稍有几本国外最新图书进来，就视若至宝，严加看管，快速发掘，以成文章。对于国内的信息，情况亦是如此。不过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建立在信息垄断基础上的研究优势如今已不复存在，互联网和信息的发达，使得研究者处于几乎相同的信息环境中，研究资料不再成为阻碍研究的一大瓶颈。

一般而言，与教育政策比较分析相关的专题数据库主要分两个方面：（1）相关的政策文本。（2）相关的政策解读性和评论性文献。研究者应该同时建立国内和国外两套专题数据库，以为研究积累充分的资料。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应该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无论是政策文本还是政策评论，均要从最新资料的收集开始，溯及以往，编写政策演变大事记。如果研究成果为字数容量较大的专着，可以将大事记列为专着的附录，以方便同行检索。

专题数据库建设是否充分完整，是完成一项有质量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许多研究，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先天缺陷，导致文献回顾的不充分，使研究成果不能体现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如作者声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填补空白”，或是个人创新，不免就贻笑大方。在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阶段，对学生进行这方面意识的教育非常重要，要使他们养成建立专题数据库的习惯。在学位论文评审时，有些专家比较重视审查论文的参考文献，如相关领域的许多重要文献未能列入，就会得出文献回顾不充分的意见，从而降低对该论文研究质量的评价。

随意地搞几本书，弄一些材料，就能成一篇文章，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不在少数。有些是由于不愿做系统细致的专题数据库建设，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有些是由于不愿看外文材料，或由于外文能力有限，即使找到外文资料也没有能力独立处理。比较教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要有国际意识，要同时运用国内外的一手资料，否则，比较教育的研究质量很难得到提升。

三、政策文本分析

研究者在进行教育政策比较分析时，应该将对政策文本本身的分析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起点。许多名为政策分析的文章，通篇没有提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作为参照，而是大谈个人的看法，殊不知有时现有的法律法规可能比个人的看法更进步，更全面。研究者进行教育政策研究，不研究政策文本，会使教育决策者和教育行政官员感到很难与教育专业研究者沟通，双方很难找到合作与对话的基础和交叉点。此外，从研究本身看，一篇研究论文应该以原始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主，其它的政策评论性文章作为自己整理思路，发现新视角的参考，否则，就会显得总在外围打转，论述不得要领，影响论文的论述品质。

政策文本通常有许多层次，各层次之间也有一定的上下游关系，而且，各国的政策法规体系也各不相同，在研究别国的政策文本时，应该对相关国家的立法体系、国家和地方对各级教育事业的管辖权限有充分的了解。如在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Act）才是最终实施的政策文本，其余的诸如咨询报告、绿皮书、竞选纲领、白皮书，虽有参考及研究价值，但是不能认定是代表国家的政策。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等联邦制国家，教育的立法权和执行权在州一级。在我国，教育方面的政策文本上至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全国人大通过的有关教育的法律、中央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部门法规、下至各级地方人大通过的有关教育的法律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地方部门法规，其中的上下游关系，应该明确。

在进行政策文本分析时，研究者要做的工作大致有：（1）了解本国政策文本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官方对某项政策的基本分类，并分析其中的相互关系。然后与国外的文本或案例所体现的有关基本分类进行比较，发现共同的比较点，或本国政策需要增加的分类领域。（2）了解本国政策文本中的语言习惯和概念体系，并与国外的语言和概念进行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在展现自己的研究结果时，应该分不同的受体对象作相应的语言或概念转换。如研究结果主要供国内决策者参考，就应在撰写报告时多使用本国官方的语言和概念体系；如主要面向国外读者，就应该以国外的语言和概念体系为主。只有这样，一项研究结果才能为不同的受体对象所理解。当然，研究者如能使自己语言和概念影响或成为官方政策文本语言和概念，或使自己的概念为国际学界所接受，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四、文献回顾

以前做研究，不那么强调文献回顾，现在不同了，在撰写学位论文时，文献回顾成为一种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过，虽然对文献回顾的重要性学界有共识，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出现不少误区。如认为文献回顾就是开书单，列相关论文名录，稍好一些的，也就是对重点的文献做一些归纳整理，这不是文献回顾的本质。文献回顾的过程，应该是研究者积累问题的过程，是构建自己研究框架的基础。文献回顾的结果与研究框架之间，应该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项研究的框架应该来自于文献回顾中所发现的别人研究中的缺陷、不足甚至错误。只有这样，一项研究才能推进，而不是重复以前的研究。

从教育政策比较分析的角度看，文献回顾要求研究者对一定时期相关教育政策评论进行批判性分析，为自己的研究寻找一系列新的切入点，最终形成自己的研究框架。这方面，有几个方法值得我们注意：（1）概念分析，即对现有的政策评论文本中所出现的概念做完整性分析，从中找出缺陷。（2）逻辑分析，即对现有政策评论文本中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做逻辑分析，从中找出破绽。（3）分类学分析，即找出现有政策评论文本在分类学上的缺陷，为自己重新分类奠定基础。

在文献回顾的过程中，研究者要时时有这样的冲动，即“对某一概念我可以阐述得更加全面”、“对某一问题我可以用更加简单明了的框架去解释”、“我要纠正一些普遍的误解”等等，而不是人家说了什么，研究者再去归纳重复一遍，这样的研究没有很大的意义。文献回顾过程是案头研究的一个关键阶段，所涉及的工作量大，耗时也很长。因此，很难想象一项严肃的研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目前我们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创新，怎么创新？实际上，创新应该来源于全面而扎实的文献回顾。

五、研究框架的确定

研究框架就是研究者对某一政策问题的分类和再分类，也是今后论文或著作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目录。一个好的研究框架，各个分类之间以及分类与再分类之间有很强的逻辑关系和上下游关系，否则，将来的研究成果会显得既杂乱又松散。一项研究如果有了明确的研究框架，资料和观点在研究成果中就有了适当的去处，而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有了明确的研究框架，读者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这一框架的指引下进入研究者的研究世界，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有一些本专业的学位论文，看着费劲，因为没有框架的导读。有些虽然也有框架，但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让人感觉东讲一句西讲一句，抓不住其中的逻辑关系和中心思想。当然，构建研究框架的能力，非一日之功，而是有赖于研究者对某一政策问题的历史、背景、国际进展等方面文献的长期积累与把握，也有赖于研究者自身思维品质与理解力，这也是为什么本文在一开始强调比较教育研究者要有国别基础和专题基础的原因。实际上，培养研究生构建研究框架的能力，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某种程度上看，研究者通过专题数据库的建设、政策文本分析、文献回顾这几个阶段之后，形成自己的研究框架，就能确保自己的研究能够沿着正确而明确的道路前进。作为研究生导师，主要应该在上述各个阶段分别给研究生提出建议，替他们把关。只要前期的这些工作做得充分，我们就有理由期待研究生能够做出一篇有质量的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方面的论文。

六、论文的撰写

首先是论文题目的措辞，应该尽量采用官方或学界普遍认同的概念，如果提出新的概念，最好文中有相应的外文对照，以便大家理解。目前有一种倾向，即在论文题目上喜欢标新立异，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创新，但是论文所论述的还是以前的那些基本问题，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犹如小品中所讽刺的，一道菜取名所谓“群英荟萃”，实际上就是“萝卜开会”，炒萝卜丝而已。此外，比较教育工作者使用的概念，大都来自外文的翻译，在这方面，应该特别谨慎，否则会成为国内新概念满天飞的一大乱源。

研究者在撰写论文时，应该问自己三个问题：（1）你是谁？（Who are you?）（2）读者是谁？（Who are the readers?）（3）如何尽量使论文方便读者阅读？（Try to be reader-friendly?）第一个问题，是要研究者明白自己的身份，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有些研究者不顾自身条件，过于雄心勃勃，导致不能给自己以准确的定位，在论述上口气很大。第二个问题，是要求研究者明确论文的读者群，没有论文可以“大小通吃”，商业界都在细分客户，写论文，也要有细分读者的意识。第三个问题，是要求研究者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尽量使用读者对象所熟悉的语言系统和概念去阐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论文更加为特定的读者群所理解和接受。

  教育政策比较分析，研究者的角色是协助政策的建构和改进，研究成果的读者主要应该是教育决策者。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公众了解某一特定的教育政策，为同行做类似的政策分析提供参考。一般而言，在教育界明显存在不同的群体，如研究的本土派、研究的国际派、行政官员、基层实际工作者，等等，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自己特定的概念系统、理解方式和叙述习惯，有时相互之间的兼容性很差。我们在从事教育政策比较分析时，首先要了解和尊重不同群体的语言，然后再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考虑概念和语言的转换。语言转换问题，涉及到论文的文本质量和之于读者的可理解性，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格式的规范问题。建议比较教育学界对这一问题要形成一个全学科的共识，论文格式问题主要为技术性问题，意见相对容易统一。如可以利用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的授权，先组织本学科有代表性的专家和同行研拟一个有关研究文本格式规范的初步意见，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最后交由学会理事会讨论定案。

三

一个学科的进步，应该是内容与方法的共同进步，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方法的进步更加重要，否则，内容的丰富就失去了科学性和研究质量。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研究内容的快速扩充的同时，我们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很大的进展。我们也教学生诸如萨德勒、贝雷迪、金、霍尔姆斯等本学科先贤的研究方法，但是学生学完之后，还是不知道如何研究，不知道如何写论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主要还是缺乏符合学生实际的、可操作的研究程序与方法。大道理很多，小道理也应该跟上，否则，我们所教的研究方法与学生的实际操作之间永远会存在“两张皮”现象。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是比较教育学科的一种应用性研究，这类研究应该成为比较教育研究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本文对其中的研究程序与方法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以期抛砖引玉，粗陋之处，敬请批评！

2004年7月稿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