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眉棍游戏心得: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模式与中国民族政策的比较

　　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联邦议会众议院向历史上旨在同化土著居民的寄宿学校受害者正式道歉。图为 6月11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加总理哈珀（左）把道歉声明交给第一民族议会领袖菲尔·方丹。 

草帽是墨西哥的象征，戴草帽的墨西哥人的一体化政策引起广泛争议。 

 
2004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狗接力赛。赛狗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国庆日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2005年6月10日，一名无家可归的黑人男子在美国东南部的迈阿密南海滩钻进塑料袋里躲避飓风袭击。 （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日益发展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 

 
　　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形态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常态。正确处理好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解决一个国家的认同问题，以及协调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向注重对国外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研究，以求在比较中为解决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四种模式的审视

　　就全球范围内看，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即同化模式、多元文化模式、一体化模式和种族主义模式。

　　同化模式是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的一种表现，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府根据同化主义和文明输出理论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西方同化主义思想和政策古来有之，只不过到了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表现特别突出，而且现实中它常与差别政策融为一体。事实上，近代民族国家以文明输出论和同化主义思想制定的同化政策，有着对内、对外两个维度。

　　该模式对外主要表现为宗主国强制要求殖民地接受本国的文化，在本国国民与殖民地的国民之间设置差别，划分优劣，法律上绝不认可两者的平等权益。例如，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中美、南美原住民实施的同化政策，法国对亚州、非洲殖民地实施的同化政策，大英帝国对亚非拉三大洲殖民地实施的同化政策，德国对殖民地实施的同化政策，美洲新大陆开拓时代白种人对印第安人实施的同化政策，俄罗斯帝国时代对乌克兰等周边地区实施的俄罗斯化政策，瑞典对芬兰实施的瑞典化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和我国台湾实施的皇民化政策。这些表面看上去属于文化上的同化政策必然伴随政治上的差别。至于该模式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上的表现，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法国大革命后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的同化政策、英国对国内威尔士人实施的威尔士语扑灭政策、日本对国内阿依努人实施的同化政策等等。追根究底，这一切皆为大民族主义的恶果。

　　多元文化模式（多元文化主义）是多民族国家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它通过官方手段在一个国家内部推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多元文化最早在1957年用来描述瑞士的政策，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被加拿大接纳，并且扩散到其他英语国家。1971年10月8日，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下议院颁布了《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实施宣言》，这是1988年7月21日正式被确认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的先驱，是加拿大成为多元文化国家的象征。这一政策被加拿大1982年宪法第27章《加拿大自由和权利法案》所支持。

　　多元文化模式强调不同文化各有其独特性，事关接纳其他民族时尤其重要。广义地看，通常用来描述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由于移民而导致的文化族群的多重性。这一现象可能引发对民族特征稳定性的焦虑，也有利于推动各方均可受益的文化交流。这类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以及外在表现出的音乐、服装和饮食的彼此欣赏。该模式倾向于强调少数民族应该保留自身的文化，并且同其他的文化和平地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主要手段包括：双重国籍、政府支持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支持少数民族的假日和节庆活动，在学校、军队和社会各界接受民族传统和宗教服饰，支持世界各国的文化和艺术活动，鼓励少数民族在政治、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中有自己的代表。

　　尽管多元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少数民族维持文化尊严、身份差异和政治参与的权利，但也有批评认为，多元文化政策阻碍或推迟了社会整合及文化融合，并使得社会因语言被分割成小群体而导致公开辩论和内在团结的缺失。同时，根据北欧国家和加拿大的经验，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对人性的看法过于简单和乐观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因此只能在西方社会的都市里存在，在其他地方则根本无法生存。某些多元文化主义的变形会造成文化团体之间权利和影响力的不均，因此会改变更大社会内的价值系统。

　　“民族整合”或“民族一体化”政策是在墨西哥人类学家埃尔·加米奥民族整合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对欧洲传统民族国家观的一种否定。它以文化相对论为支撑，提出在各民族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合一。这种政策在墨西哥实施后为许多拉美国家所效仿，成为这些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既定方针。

　　在民族一体化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印第安人被视为民族整合的被动接受者，没能获得自我管理的权利，接受双语教育的结果是用西班牙语取代了母语，以至于最后完全抛弃了母语和母文化，变成了主体民族的一员。因此，目前在墨西哥对一体化政策也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这一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自然同化政策”。

　　种族主义模式通常表现为通过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使种族歧视官方化，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不同种族将人群分割开来，使得各种族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空间或者服务。种族隔离可能是法律规定的，也可能是无法律规定但事实存在的。不论种族隔离是平等隔离，还是不平等隔离，实质上均是一种种族歧视行为。

　　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发生在南非和美国。另外，澳大利亚、津巴布韦、德国、印尼等国家也均出现过种族隔离行为。当然，最为惨绝人寰的是希特勒时期德国的种族灭绝论。这一政策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受谴责的一种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和模式。

　　中国民族政策的认知与思考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相当程度上是模仿西方的。但西方民族国家建设是内生的，它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模式、传统文化以及整个政治哲学思想是其民族国家的内生基础。而中国没有这个基础。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既借鉴外部思想和模式，又与中国特有的基础相结合。

　　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进行了继承和创造的结果。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践，中国的民族政策在指导思想、政治安排、制度设计、法律保障和运行机制上已经独具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改革开放对中国民族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经过60年的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体系。

　　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维护国家的安全。其最终的归宿是协调少数民族与国家、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和关系，从而实现整合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发展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坚持将民族平等政策放在首位，着重强调尊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和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与文化，而且始终坚持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也都以整合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为目标，但在政策导向上，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苏联时期，斯大林执政中后期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都公开宣称苏联“已经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已不存在“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民族关系充满“相互友爱”和“兄弟合作”。苏联已“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苏联各民族人民已形成了精神面貌的共同性”，“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南共联盟1945年执政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认为南斯拉夫敏感而又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民族问题成为事实上的禁区。日夫科夫根据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宣布保加利亚于1983年实现了“单一民族国家”。而事实上，占保加利亚总人口达1/10的土耳其族人问题不仅存在，且敏感而复杂。

　　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既全面考虑了中国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事实，又充分顾及了中国56个民族在发展水平和文化风俗上存在差异的基本事实；既深刻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既保持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的稳定性、一贯性、连续性，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丰富而不断充实、不断完善，因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