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 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警方拟定的通稿说，徐武要去北京搞爆炸，属偏执型精神病。徐武及其父母驳斥警方说辞，披露他耐不住酷刑逼供，按要求领罪画押。警方后以判刑相要挟，骗取他家人同意送院，原承诺只 “治疗”几个月，哪知一关就是四年。
勇敢的南方媒体报道了徐武的悲惨经历，强力部门与地方国企犹如独立王国，联手制造的囚禁关押令人恐怖。徐武事件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肆意缉捕公民，而在于非常娴熟地将公民定义为精神病人。为了坐实这一虚假名目，让它披上合法外衣，又不惜扭曲法治程序及医学鉴定规则。所有这些步骤配合默契，就像流水线一样，按需生产出他们想要的“精神病人”，并且无从申诉和解脱。
徐武不是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他们只要表达权利，却被当做疯子对待。在这些被冠之以病人的公民身上，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扭曲，其间闪现着差不多的黑暗逻辑。可以看到，精神病院已经成为重要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病人，决定他们的生死。而将疯人院当做治理工具的做法越来越常见，这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流行病。
现有的精神病管理体系脱离了法律轨道，在一种受到遮蔽的环境下运行，外界只能从徐武等侥幸逃脱者那里一窥内情。根据徐武陈述，他在里面经常受到电击，这是疯人院里实现压服的传统手段，是对不遵守某种秩序的惩罚。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得不到救济，这是一种比刑罚更冷酷的处置。尤其在于，即使是正常人受到构陷，一旦沦落此境，也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
对青睐及掌控精神病院系统的人来说，这种法外力量可以躲避法律监督，免除了许多正常监管的麻烦。但它所增加的效率，是牺牲人权之后随之涨高的暴力程度。精神疾病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冷落，宽泛的鉴定解释只是为了打压的需要。就像徐武一样，他目前完全处于隔绝的境地，毫无司法救济的渠道。这种令人绝对孤立的状态也许是某些人想要的，却有绝对危险。
动辄把正常人送进疯人院，看似省掉了社会治理的麻烦，却会引发更大的麻烦。负责治理的人就此推卸了责任，长此以往，他们不愿意再面对真问题，社会治理的能力在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矛盾被积蓄起来，疯人院成了权力倚靠的后院，可它们不是议事机构，无法解决问题，只能将问题复杂化，最终仍要反弹到治理系统，那时压力更大。
不管它怎么看管严密，对被精神病人施加多么严厉的恐吓，疯人院终究是关不住的，徐武的反抗就是一例。被强加的“精神病人”要飞越疯人院，这是法治的必然方向，也是人性中不会被制服的隐伏力量，电击和药丸都不能消灭它。有些人高估了疯人院的威慑力，更低估了公众因为反感和恐惧而拆掉它的能力。精神病院的未来终归掌握在大众手上。
疯人院可以解释当前的许多状况，它既有现实针对性，又带着强烈的隐喻色彩。有人说它是禁锢的空间，又何尝不是提供了更多揣度空间？疯人院强行收治正常人是为罪，也是显而易见的恶，这样的罪恶必须要被遏制。正因为人性和人权不可能永远被剥夺，疯人院一定会有恢复其正常功能和面貌的一天。
请记住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尾：反抗的酋长搬起石槽，砸破桎梏，飞越了主人公没来得及飞越的疯人院。徐武出逃是为了遇见可信的媒体与人，即使他现在又被关进疯人院，并不代表他的挣扎失去了意义。媒体多做鼓与呼，希望大众了解离奇故事背后的疯狂逻辑，在将疯人院当成一种治理模式的病态环境下共同努力。这是让我们免除“被精神病”厄运的可行道路。
九乡新闻网
[社论]将疯人院当做治理工具的罪恶必须被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