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舰模型制作:1919年傅斯年济南之行秘事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 2011年05月05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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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与俞大綵

    1928年蔡元培致王祝晨书

    □李耀曦

    作为民国学界牛人，傅斯年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称。不过，其爆得大名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北大，而跳龙门却是在其后的济南。这个龙门就是1919年秋的山东官费赴欧美留学生考试。经此一跳，傅氏实现了由“土鳖”而为“海龟”的华丽转身。然而当年又是谁帮这个带头闹事的首要分子过了“政审关”的呢———

    是谁帮傅斯年实现了

    官费留学之梦

    众所周知，傅斯年(字孟真)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领袖。不过，功成名就后的牛人傅孟真，对当年“火烧赵家楼”等辉煌革命经历，则绝口不谈。据说是事后颇有反思。如何反思不得而知，但对时年23岁即将毕业的“傅胖子”来说，此时爆得大名却并非什么幸事，若非有数月后留学海外的远走高飞，则他这个率众闹事的学生头子，其前途殊难预料。他的山东老乡张含英，即因此被北洋大学销了学籍。而傅斯年之幸就在于，他不仅才高八斗少负盛名，而且运气也一向甚好。每逢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总能得贵人相助。是年6月初夏，正当他告别红楼在即，瞻念前途一片茫然之时，却忽闻有官费留学的大好消息传来。

    要知民初的官费留学，不仅名额少之又少，且非年年皆有。故时人以“牵着骆驼穿针眼”而谓之。但尽管概率如此之低，却偏偏就让傅胖子给撞上了。其大喜之过望如梦如幻，岂非天上掉馅饼？不过这个大馅饼并非直接掉到作为五四运动大本营的北大校园，而是落在了山东老家省会济南，是他经过一番运筹帷幄往返奔波，才努力争取到手的。那么当年在家乡济南，又是谁帮这个闹事的学生头子过了“政审关”，从而助其实现了由“土鳖”而为“海归”的华丽转身呢？这一切则皆因其日后的讳莫如深而成了一个历史之谜，费尽后人猜测。

    可巧，最近出版的岳南所著《南渡北归》中写到了这件事情。书中说：尽管傅斯年考得很好，成绩名列第二，但当权者拒绝录取他，以便走后门安插自己的亲信。是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仗义执言，跳出来替傅斯年打抱不平，并声言：“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这才迫使当权者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书中还对其当时闻讯后的反应，做了一番生动形象的描述：“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的傅氏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亲娘！’眼珠一翻，差点惊昏过去。待跑堂的店小二弄来一碗凉水灌下，傅斯年才缓过劲来。”

    傅斯年曾拜访王祝晨

    其实在是年秋天举行的那场“山东官费赴欧美留学考试”中，北大幸运儿不独傅氏一人，而是共有四名鲁籍学子被录取，分别为：赵太侔———益都青州府；傅斯年———聊城东昌府；何思源———菏泽曹州府；杨振声———蓬莱登州府。此外登州府人士中，还有一个齐大毕业的刘世传。这些人日后均成为民国学术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刘氏已毕业数年，时在

    济南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长，留美七年归来后，曾任齐鲁大学校长多年)。当年的官费留学考试，虽说是由山东教育厅组织，再上报北洋政府教育部复核(地方初试北京复试)，但经费乃由本省自出(所以亦称“省费留学”)，而条例的制定及名额的确定则是在省议会，均需省议会决议通过，并实行监督之。换句话说，此事不是教育厅一家能左右得了的，省议会议员们持何态度至关重要。

    说起当年省议会在官费留学中所起的作用，倒让笔者想起了另一个人，民国山东教育家王祝晨先生。王祝晨是五四运动的亲

    历者，其时也恰为省议会议员。近年笔者与王祝晨之四子王恒先生有过几次攀谈。在一次闲聊中王恒先生忽然记起来说：那年傅斯年来济南投考山东官费留学，曾找过家父，是登门拜访，事前先写了三封信来，然后人就到了。当年傅斯年的来信以及胡适、蔡元培等人的信函一直保留着，到“文革”抄家时就都抄没了。笔者听后大感兴趣，又就细节询问过几次，大致了解了其前后过程。 

    那么傅斯年为什么会找到王祝晨呢？原来此前两人就已认识。王祝晨曾当过傅斯年老家“山东省立聊城二中”的校长，还曾请傅斯年到学校做过演讲呢。

    王祝晨在省立聊城二中任校长三年，使之享誉省内外，而获有“王大名士”的称号。不过傅斯年结识这位教育家则另有原因。一是1918年初春王祝晨听说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便即刻与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赵同源同赴北京，访问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等人，接洽留学生事宜。回到聊城后他便与北美长老会德牧师商定，由其于1919年回国休假之机，带两名聊城二中学生孙芳时和钟尔康试行自费勤工俭学，此为山东学生勤工俭学留美之肇始。也就是在此次访问北大期间，胡适把大弟子傅斯年介绍给了他家乡的这位山东教育家。而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闻知王祝晨的大名。原因是当时王祝晨还开创了山东民俗研究。他规定省立二中学生每年放假回家一定要做乡土调查，开学后将调查报告直接上交校长并汇报回乡心得。王祝晨还亲自搜集了一些山东民谣，寄给北大校长蔡元培，陆续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

    1908年夏天傅斯年回聊城过暑假。王祝晨遂趁便请傅胖子到校给家乡的小学弟们上了“三课”(演讲)。第一课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第二课是“现时的北大”。第三课是“现实与未来”。傅氏这三次演讲对二中学生触动很大，在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举办演讲会的热潮。当时三场演讲都作了刻印分发并存档，今日如有当应还能查到。而当年的省立二中校园位于东昌府老城中心光岳楼东南侧的孙家胡同，原清末启文书院旧址，距今日的聊城傅斯年纪念馆仅一条马路之隔，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吧。

    省议会的支持很重要

    王祝晨最终因地方势力的排挤而辞职。1918年11月回到济南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当选议员后的王祝晨当即办成了一件大事，即1919年3月他联合鞠思敏、聂湘溪、王乐平等人在省议会上提出增加派遣官费留学生名额的动议案并最终获得通过。此等大好消息北大鲁籍学子傅斯年自然不会不知。于是不久便先由同学顾颉刚写信“投石问路”。待得到热情回应后，遂自报家门。第一封信傅胖子报告了他在北大的历

    年考试成绩，第二封信详列他发表过的文章，两信都是应王祝晨的要求写的，第三封信则较短，即报告他打算何时到济南。

    7月中旬傅斯年到达济南。他还带来了同党杨振声。两人到济南找家小客栈落脚后，便立即前往南关广智院街登门拜访王祝晨。连续好几个晚上王祝晨在家中与两位后生才俊做彻夜长谈。随后王祝晨又找来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赵同源、济南省立一师校长于明信，邀请傅斯年杨振声到两校发表演讲，王陪同前往向与会者介绍二人。这显然是有意让两位“危险激烈分子”登台亮相，为之向学界友人做推介广告宣传。那么其他省议员们持何态度呢？

    殊不知，五四运动爆发，山东省议会是全国最为激烈而坚决的支持者。且不说当时罢课罢市等多次各界群众集会都是在省议会大厦举行的，且说五四的第2天省议会即致电北京政府，指斥其“愚弄国民，居心媚外”。6月1日鉴于北洋政府有签字之趋势，议员们遂全体签名发出最后之呼吁，其致电北京政府谓：“本会用特电恳大总统，仍饬陆专使坚拒签字，保留余地，慰我国民。如竟仍不鉴纳，请即颁发明令，解散本会，以谢东人”(见6月5日《申报》)。言外之意你们这帮家伙也该下台以谢国人。而6月中旬更由秘书长王乐平等八名议员率86人山东各界代表团赴京到新华门总统府与国务院总理府请愿。经20余天艰苦卓绝的奔走呼号，最终迫使内阁总理龚心湛做出明确答复：“政府已指示谈判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由此可见，当年山东省议会不仅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乃至领导作用。尽管平时派别各不相同而其言行之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们。因此闻听三位北大激烈分子来家乡投考山东官费留学，即便教育行政当局有所忌惮顾虑，但在省议会议员们的支持赞赏下，也是不敢公然做出什么手脚来的。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因此是年山东所派遣官费留学生，即成为民初至30年代前历届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傅斯年1919年济南之行，还结下了一个意外之果。此即后来两位山东老乡于道泉与季羡林之进入北大。当年于道泉出国留学和日后聘入北大，都是傅斯年亲为或嘱托胡适办的。季羡林是1946年归国后在南京拜见陈寅恪，拿着陈氏的引荐信去找北大代校长傅斯年的。季羡林本是清华毕业，陈寅恪原为清华研究院导师，陈为何不推荐他去清华而偏偏要到北大呢？其一，陈寅恪与傅斯年是留德时的柏林大学同学；其二，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其三，季羡林与傅斯年不仅是山东老乡而且是“小同乡”，当年临清和聊城同属东昌府。当年若没有傅胖子在济南的跳龙门，大约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之进入北大了。历史就是这么富于戏剧性，它上演了一出连环套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