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在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

2011年05月02日 21:0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黄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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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其他极端分子也曾经有而且现在还有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但是，在对满是怨言的社会发出号召时，其他领导人和象征都不再有感染力了，而本·拉登却仍然能够得到信任。他是一个抵抗的象征——最重要的是抵抗西方和美国。他能够使他自己和他的同盟以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伊斯兰战斗——阿富汗对抗苏联入侵的讨伐运动——中的胜利勇士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那是他们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经历。

本文摘自：《揭秘9.11》，译者：黄乐平，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是一个在政治混乱和社会混乱的肥沃土壤中滋生出怪异的暴力思想的故事，是一个某个组织准备抓住其历史时刻的故事。本·拉登——和他不加选择地残杀美国人的号召——是如何赢得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以及数百万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的呢？

许多美国人都很不了解本·拉登构建并传播的思想的历史、文化及信仰渊源。他利用伊斯兰教过去的辉煌，承诺为那些自认为是外国老爷的牺牲品的人重建自豪感。他还利用了神圣的《可兰经》和它的某些解释者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暗示。他吸引了那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面前被巨大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的人们。他的花言巧语来源广泛——伊斯兰教、历史和这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压抑。他还强调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的对美国的不满。他抨击美国军队不该出现在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他说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是海湾战争后强制制裁的结果，并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字面意思是“投降于真主的意志”）是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穆斯林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从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亚伯拉罕和耶稣的主那里获得一系列的启示。这些由天使加百利传达的启示记录在《可兰经》里。穆斯林相信，这些被赐给每一个伟大先知——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启示完善了上帝对人性的教谕。同时代人记录穆罕默德言行的《穆罕默德言行录》是另一个基本的资料来源。第三个重要文献是伊斯兰教法，它是源自《可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法律汇编。

伊斯兰教有两个主要分支：逊尼派和什叶派。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不久，出现了为穆斯林社会选择新的领导人或哈里发的问题。最初，先知的继承人还能在同时代的人中选出，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已不再可能。什叶派的人主张社群的任何领导人都必须是先知的直系后代；逊尼派的人则认为，如果候选人符合信仰和知识等其它方面的标准，则不必是先知的直系后代。经过血腥的斗争，逊尼派成为（并一直都是）主要教派（什叶派在伊朗占统治地位）。因而，哈里发组织——社群制度化的领导阶层——在1924年以前一直都是一个逊尼派组织，它开始由阿拉伯人领导，最后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

许多穆斯林将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启示后的那个世纪作为黄金时代来回忆。这一回忆在阿拉伯人中是最强烈的。然后所发生的事情——伊斯兰教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中东、北非甚至是欧洲——简直是个奇迹。对伊斯兰教过去的辉煌的怀旧之情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伊斯兰教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既是信仰也是指导规范。对许多穆斯林来说，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受到他们信仰的道德原则的指导。我们不必将此理解为对教士制度和废除奴隶制世俗社会的渴望。这实际上是表明，尽管历届穆斯林领导者都很乐意将宗教和政府分开，有些穆斯林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感到不满意。

然而，对于极端分子来说，这种部门以及国会和司法机构的存在只能证明这些领导者是篡夺上帝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权威的伪穆斯林。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周期性的所谓“原教旨主义”狂潮。有些教士在信徒中公开抨击这种不稳定性，他们呼吁重新遵循《可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教义。伊本·塔伊米亚赫（IbenTaimiyyah）——14世纪的一位学者——宣称，腐败的统治者和没对他们提出批评的信徒都是有罪的。他敦促穆斯林为了自己而去读《可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不是仅仅依靠像他自己那样的有学问的解释者，而是互相团结起来解释他们的教规的性质。本·拉登曾引用过他的话。

极端伊斯兰教徒版的历史将伊斯兰教自黄金时代后的衰落归罪于统治者和人民偏离了其宗教的正确路线，因而导致伊斯兰教无力抵御那些急于攫取他们的土地、财富甚至灵魂的外国势力。

本·拉登的世界观

除了宣称世界领导权外，本·拉登还提出了一个用来吸引阿拉伯人和逊尼派教徒的极端伊斯兰历史观。他吸收了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将哈里发组织的最终毁灭归罪于领导人放弃了保持宗教虔诚的纯粹路线。他反复号召他的追随者们采取殉教行动，因为“除了在枪林弹雨中，压迫和屈辱的大墙不能被摧毁”。对于那些向往一种已消失在古老而安静的世界里的秩序感的人，他把他的“哈里发组织”作为现今不确定状况中的一个假想选择提出来。而对于其他人，他用一个简单的阴谋来解释他们的世界。

本·拉登还非常信任埃及作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Qutb）。库特布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1966年因试图推翻政府而被判死刑。库特布将伊斯兰学术和他对西方历史和思想非常肤浅的了解揉合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被埃及政府派往美国留学，但却带着对西方社会和历史极度的厌恶返回祖国。他摒弃西方的成就，认为它们完全是物质的，坚持西方“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其良心得到安宁并且能证明其存在是正当的”。

库特布的作品有三个基本主题。第一，他宣称世界被野蛮、放任和无信仰（他称之为“贾希利亚”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指代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启示以前的无知时期的术语）所困扰。吉特卜认为人类只能在伊斯兰教和贾希利亚之间做出选择。第二，他警告说，人们（包括穆斯林）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贾希利亚及其物质安慰那边，而不是他的伊斯兰教观这边，因此，贾希利亚可能会战胜伊斯兰教。第三，在吉特卜设想的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中间立场。因此所有穆斯林——如他所定义的——必须在这个战争中拿起武器。任何拒绝其思想的穆斯林都是一个应该被毁灭的无信仰的人。

本·拉登完全接受了库特布的观点，甚至准许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正当保卫遭受危机的信仰时将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变得合理。许多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仇恨我们？”也有些人问：“我们怎样才能阻止这些攻击？”

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说美国攻击了伊斯兰教；美国应该为所有的穆斯林冲突负责。因此，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开战、俄国与车臣开战、印度与克什米尔穆斯林开战以及菲律宾政府与其穆斯林异教徒在南方岛屿上开战时，美国都受到了谴责。美国还应该为被基地组织称为“你们的代理人”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负责。本·拉登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反抗这些政府的战斗与对你们的战斗是分不开的。”

本·拉登对美国的不满可能开始于他对美国具体政策的反应，但这种不满迅速深化了。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能做些什么，基地组织的回答是美国应该放弃中东，皈依伊斯兰教并且消除其社会和文化中的无道德和无神论：“人类历史非常悲哀地证明你们是最差的文明。”如果美国做不到，那么和伊斯兰民族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而伊斯兰民族，照基地组织领导人的话说，是一个“渴望死甚于你们渴望生”的民族。

历史和政治背景

伊斯兰社会中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发动的运动很少能获得持续的政治权力。19世纪和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曾经与反殖民主义的怒潮互相联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澜壮阔的争取独立的世俗斗争中却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军人和官员领导了大多数独立运动，教士的影响和传统文化被视为国家进步的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阿拉伯人从西方势力那里获得了独立，但是随后他们走了一条从最初的自豪和乐观主义到今天的冷漠、玩世不恭和绝望共存的弯路。在一些国家里，王朝政府早已存在或由重要的部落家族很快建立起来。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约旦等国家的君主政体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家的君主政体最终都被世俗的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推翻了。

世俗政权许诺了一个辉煌的未来，而这一未来总是和那些提倡建立一个单一的世俗阿拉伯国家、包容一切的意识形态（如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叙利亚及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所提倡的那些）联系在一起的。但出现的却大多数是通常不愿容忍任何反对派的独裁政权——甚至在有议会传统的国家，如埃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权力的渴望左右了他们的政策——镇压、奖赏、移民和将公众愤怒转移到替罪羊身上。

20世纪80年代，在突如其来的石油财富中，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什叶派竞争，大力宣扬其对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解释，即瓦哈比主义。沙特政府经常意识到自己所谓的伊斯兰教圣地管理员的职责，与来自沙特王国及与其接壤的其它波斯湾国家的阿拉伯富翁一起捐钱修建清真寺和能够鼓吹并传授他们解释的伊斯兰教义的学校。

在这场关于合法性的竞争中，世俗主义政权没有别的选择可以提供。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放弃对许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控制来收买当地的伊斯兰主义运动。鼓励胜于满意，但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并没有得到满足，而是受到了鼓励去继续争取权力——这种倾向在埃及尤其明显。1981年，面对一场杀死了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Sadat）的伊斯兰主义暴力运动，埃及政府不仅严厉镇压了伊斯兰好战分子，而且还折磨了那些温和的伊斯兰学者和作家，流放了许多人。在巴基斯坦，军事政权努力通过尽职的公共姿态和对伊斯兰主义者在教育及社会方面的影响的空前容忍来证明其夺取政权的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教政治上的这些尝试磕磕绊绊：伊朗革命丧失了动力、威望和公共支持；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大多数人对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热情极低；伊斯兰主义复兴运动在穆斯林世界获得了追随者，但除了在伊朗和苏丹外没能获得政治权力；1991年，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就要通过投票赢得大选时，军方夺取了他们的胜利，发动了一场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残酷内战。现在，统治者的反对者们极少——如果有的话——并且有途径参与到现行的政治体系中来。因此，对于净化社会、拒绝不受欢迎的现代化和严格坚持伊斯兰教教法等针对穆斯林的号召来说，他们是现成的听众。

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一次空前的财富洪流引导着大部分还没有现代化的石油国家走上了一条跳过几十年发展的捷径。他们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广泛地发展教育并设立了津贴社会福利计划。这些项目造成了一种广为传播的认识，即权利不连带相应的社会义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石油收入锐减，非赢利性发展项目的经济消耗和人口的增长使这些权利计划无法继续执行。由此而发生的权利削减使那些将政府的慷慨视为自己的权利的人产生了极大的怨恨。公众认为石油收入直接进了统治者、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帮助者的腰包，这更加煽动了那些怨恨情绪的膨胀。

不同于这些石油国家（或阿富汗，它真正的经济发展几乎尚未起步），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似乎已经在向现代化平稳前进。在创业精神和对免税企业广泛理解的支持下，这些国家建立起商业、金融和工业部门，而且前景光明。但不赢利的重工业、国有垄断行业和不透明的官僚机构慢慢窒息了经济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权将他们的最高优先权放在了保护精英分子对国家财富的控制上。这些国家无意鼓励那种能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的动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经济陷入停滞，依靠向阿拉伯石油国家或西方进行劳务输出来调节经济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率和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使穆斯林社会产生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社会却没有更多合适的或稳定的工作机会——这是医治社会动乱的一个可靠处方。许多年轻人，如那些只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且人数众多的年轻人，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技术。而那些掌握了有用技术的人却生活在不能为之提供满意工作的经济停滞中。

数百万的世俗和宗教学习者都是一种通常极少（如果有的话）关注世界上其它思想、历史和文化的教育体系的产物。这种世俗教育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里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偏执。许多这样的年轻人，甚至是能出国留学的，都缺乏了解一种不同文化所需要的观念和技巧。

追求体面的生活却遭受失败、常常牺牲了巨大的家庭利益去接受教育却不能从中受益、想建立自己的家庭却受到阻碍，这一切使这样一些年轻人很容易变得激进。

本·拉登的历史机遇

大多数穆斯林更倾向于和平的包容的信仰，而不是本·拉登的暴力宗派主义。在穆斯林中，本·拉登的追随者们通常被戏称为takfiri，或“将其他穆斯林定义为异教徒的人”，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将他们不认同的人变成魔鬼，加以谋杀。在神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人性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穆斯林，像大多数其他人类一样，对大屠杀和野蛮（无论其理由是什么）都深感厌恶。

“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意识到恐怖行动的面孔不是伊斯兰教真正的面孔，”布什总统说，“伊斯兰教是在全世界给亿万人民带来安慰的信仰。它的信仰是使所有种族成为兄弟姐妹。它的信仰基于爱，而不是仇恨。”然而，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导致社会危机一触即发。本·拉登用伊斯兰教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传统作为其导火索。所有这些因素——包括宗教——组合成一个爆炸物。

其他极端分子也曾经有而且现在还有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但是，在对满是怨言的社会发出号召时，其他领导人和象征都不再有感染力了，而本·拉登却仍然能够得到信任。他是一个抵抗的象征——最重要的是抵抗西方和美国。他能够使他自己和他的同盟以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伊斯兰战斗——阿富汗对抗苏联入侵的讨伐运动——中的胜利勇士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那是他们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经历。

到1998年，本·拉登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号召。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攻击美国上。他认为其他那些将目标锁定在本地统治者或以色列身上的极端分子做得远远不够，他们没有对付被他称为“蛇头”的美国。

最后，本·拉登还拥有另一优势：一个坚实的、世界范围的组织。到他1998年2月发布战争宣言时为止，本·拉登已经花了近十年时间发展这个组织。他为了发动更加野心勃勃的袭击而吸引、训练、使用新人。他通过发表讲话宣称他所领导的是一场前途光明的运动来募集新的追随者，每次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