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吉:本·拉登的遗产

起于“草莽”的拉登，虽然也以伊斯兰教义号召“圣战”，却绝无类似的宗教领袖权威，最后只是在自己徒众中获得不伦不类的“教长sheikh”称呼。这样一个非国家非政府的“民间”玩家，取得如此空前的世界性影响，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尖刻一点的论客，也许可以模仿《晋书》记载阮籍凭吊楚汉战场时的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在相当意义上，拉登的脱颖而出，确实可说是全球十几亿穆斯林和近三亿阿拉伯民众“时无英雄”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文明冲突”的一大特色。

从历史角度，拉登的应运而生，是因为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衰落，被西方支持的专制主义取代，从而产生了“基地”组织成长的社会环境。曾几何时，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各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当然领袖，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道德权威。宗教组织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这些世俗领袖主导的阿拉伯主流政治中没有立足之地。最明显的例子是已故阿拉法特创立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仅包括了信奉马列主义的组织，甚至还有过犹太人干部。

随着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六日战争中的军事惨败，以及埃及和复兴社会党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中停滞不前，二战之后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逐渐失去号召力和道德权威，有关政权纷纷转向加强专制，同时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长期领袖向美国靠拢，特别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与其他得到华盛顿支持的阿拉伯专制政权组成亲西方的“温和”集团，以对以色列的妥协让步，换取山姆大叔的军援和经援。特别是在苏欧集团瓦解之后，连阿拉法特也被迫放弃“武装斗争”，而接受华盛顿的“招安”。

这样的亲美政策，明显偏离了阿拉伯基层或曰“街头”民众意愿，使得“温和”政权与国内民意距离日益扩大，导致政权专制手段继续强化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放弃原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真正惠及广大下层民众，而是造成特权阶层和加速政治腐败，以及民怨的沸腾。政权的反应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控制，缩小民间活动空间。

这里有个历史性的巧合：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出现，正好遇到美国基督教右翼和新保守主义的上升。两者之间的“风云际会”，大大加剧了西方世界中的“本·拉登效应”。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右翼在政治上的“国难财”，而发起前所未有的国际“反恐”战争。从这层意义，拉登可说是有史以来“不对称战争”或“四两拨千斤”的最成功玩家。

“基地”组织的运营经费，来自拉登本人的私产和穆斯林社会尤其沙特阿拉伯人士的捐款，无非在数百万到数千万美元之谱。但是按照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上的数字，美国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已经耗费了1万多亿美元。另外，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内加强“反恐”的各项安全措置和支出，也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

连奥巴马总统都承认，如此耗费天文数字的“反恐战争”是美国空前财政赤字的罪魁之一。而国家债台高筑，是美利坚帝国加速衰落的重要动因。

“本·拉登效应”的另一重要部分，是美国社会恐惧心理的上升，以及美国国内伊斯兰“第五纵队”的出现。各种迹象和证据表明，美国未来恐怖主义的主要威胁，日渐来自本土和土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这对美国社会安定和种族和谐的伤害，远远超过外来的恐怖主义威胁。

拉登对美国最深刻的长远效应，无过法制传统和道德权威的退步。文明冲突论祖师亨廷顿特地强调：西方文明的代表性象征，不是麦当劳出名的大号汉堡包Big Mac，而是英国中世纪大宪章代表的法制传统。特别是所谓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是这一法制传统的最大亮点。

正如不少美国自由派论客纷纷承认，美国“反恐”战争造成这一法制传统的显著退化和弱化，设立在古巴关塔那摩的特别监狱以及许多其他不知名的海外“黑狱”，主要便是为了回避人身保护法和其他美国法律。此外，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采取了酷刑审讯、以言治罪、非法监听、集体惩罚、“法外杀人”、政府主持刺杀等“法外”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出现针对穆斯林的“麦卡锡化”。

例如2005年，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已经颇有成就的年轻穆斯林科学家阿里·阿尔－提密密博士，因为发表演说鼓励当地伊斯兰教青年参加“圣战”，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他大概是美国第一个纯粹因为言论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思想犯”，连《华盛顿邮报》都觉得实在说不过去，而专门发表社论表示诧异。

一年多前，另一美国土生穆斯林公民al-Awlaki，因为宣传“恐怖主义”的言论罪，而成为五角大楼无人飞机的头号刺杀对象。此公虽然至今仍然暂时“逍遥法外”，但迟早会成为历史上因为思想言论被联邦政府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处死的头例美国公民。

就是拉登新近毙命，事实上也是一种法外杀人。连《华盛顿邮报》的大牌犹太裔右翼专栏作家克劳特哈默也承认这是“处决”，而不是战场对杀。事发之后，对比美国朝野的兴高采烈，欧洲社会舆论纷纷对这种明显的法外刺杀手段表示怀疑和反对。

总之，拉登的重要“历史功绩”，便是显著降低了美国自身的法制标准，导致西方社会的道德退步，以及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利比亚公然企图刺杀卡扎非，殃及其无辜孙辈，不仅违背美国国会制定的禁止刺杀外国政治领袖的法律，也是这种丛林法则的最新例子。

对比之下，拉登可谓“墙里开花墙外红”，他对穆斯林和阿拉伯故乡的影响明显小于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尤其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战乱中的滥杀无辜，大大降低了拉登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在穆斯林世界的声望和号召力，成为美国扭转伊拉克乱局的转折点。

例如民调发现，约旦民众支持拉登的比例从2003年的56%降低到新近的13%，巴基斯坦从46%降到18%，就是在对西方冤屈最深的巴勒斯坦，这一比例也从72%的绝大多数跌到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