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喜力sl和sn区别:我国周边安全环境（1）

总     论

　　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调整。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南北差距愈来愈大。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态势继续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1]当前，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家安全形势上看，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工作做得好，那将是机遇大于挑战；否则，则将是相反。

　　一、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有利机遇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所改变，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因素不断增长。大国之间既相互牵制和竞争，又相互协调、彼此借重和务实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加速兴起，区域集团实力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分工体系深刻变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生机勃勃，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逐步加深。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各国更加重视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多边机制解决发展和安全问题。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维护和加强。现在看来，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妥善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我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务实合作继续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不断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面交往深入发展，与各国互利共赢的格局逐步形成。

　　2、从国内形势看，政治经济社会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局面得到巩固，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保持基本稳定。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改善和发展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重大措施，推动两岸关系形势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

　　(二)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综合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天下仍不太平。世界正处于大变动、大调整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争夺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和战略主导权的斗争加剧。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矛盾以及地缘、民族和宗教等矛盾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局部战乱时起时伏，一些地区热点短期内难以消解。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和社会领域扩展，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国际恐怖势力依然猖獗，重大恐怖事件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严重疫病、环境恶化、国际犯罪等跨国性问题危害越来越大。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1、传统的军事国防安全仍然在全球安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苏联解体后，美国便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90年代以来，从海湾战争、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预，到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从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到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都充分证明了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美国的单极目标将加剧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安全危机。国际舞台上，  以俄罗斯、中国、  日本、欧洲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等为主的主张多极化的力量均势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大国也在

　　为维护其大国利益而不断增加军费开支，他们与单极势力的较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军事、政治冲突可能带来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世界新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  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军事竞争加剧，军事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一些发达国家加大军事投入，加快研发高新武器装备，抢占新的军事制高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更新武器装备，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防扩散机制面临重大挑战。少数国家强化军事同盟、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有新的发展，不利于国际安全形势的改善。这是影响和决定全球和平与安全格局的主要因素。

　　2、经济全球化将导致并加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传播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共享、资金、技术、贸易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和优化组合，意味着世界商品、服务、金融市场自由化与一体化程度的增强和各国经济对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增强，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国家主权和政府对国家经济干预和调整的程度进一步减少。[2]这就给各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同时，超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可能会产生相关的毒品交易、有害商品交易、移民、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传播。这将成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的新内容。

　　3、网络化和信息化使国家安全范围由地理空间到数字化空间

　　进入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全面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  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安全观念和国家安全观。在前信息时代，  国家安全就是指领土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一种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信息时代，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不仅是无视国界、无所不在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国防、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控制系统的中枢。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当代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

　　4、国家安全环境进一步宽泛和复杂

　　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要素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小农经济时代，构成国家安全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基本上就是保护国内土地和领土。这种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一直延续到近代。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人类经济活动已愈来愈依赖于世界市场，构成国家安全环境的地理要素由土地和人口的数量转变为对市场及其获取资源、市场的条件的拥有。国家安全观念从生存安全转向发展安全[4]。在人类社会由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以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  自由化为主要趋势的今天，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都离不开世界这个大市场，使构成国家安全环境的要素大大增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作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压力，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严峻斗争。加之我国又是世界上陆邻国最多、陆地边界最长、跨界民族众多的国家之一，这种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客观上增加了我国领土边界、海洋权益、民族宗教等问题的复杂性，使我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环境中的首要方面。

　　二、当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在总体缓和与局部动荡并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问题同在，机遇和挑战、困难与希望相辅相成的国际安全环境下，我国的周边安全也处在比较复杂、不断变化的时期，总的来说与缓和的国际大趋势相一致，但也面临着一些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情况和问题，不排除发生较大动荡和曲折的可能性。

　　(一)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特点

　　1、涉及范围不限于海陆邻国

　　中国周边地区不仅限于那些与中国有共同的陆上和海上边界的国家，还包括在地理上靠近中国并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如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东南亚和中亚的其他国家。美国虽然不是我国的周边国家，但美国在东亚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影响最大。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中国的邻国，而且是最大的邻国”[5]。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分割的一部分，本不属于中国的周边地区这个范畴，但台湾问题却是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台独走出台湾，走向国际，尤其是与美国的反华分子相结合，使台湾问题国际化，那么情势可能变得相当复杂，危及亚太情势与稳定”。[6]

　　2、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复杂

　　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类型多元化存在，  民族宗教问题异常突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地区。在我国周边地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有7个是在这个地区。既有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贫穷落后的老挝、蒙古、孟加拉国、阿富汗等，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冲突激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宗教与民族冲突尚未解决，  因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性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此外，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有宗教神权国家，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都能在这个‘地区找到很多的支持者和信奉人群。

　　3、影响因素多元

　　一是美国因素。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状况，是影响21世纪初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因素之一，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中美关系。美国视中国为战略攻击对手，  以各种手段不断强化对中国的遏制，直接威胁着我国国家安全。特别是美国插手台湾问题，使中美之间发生磨擦、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二是邻国因素。在地缘安全环境上，我国处于东亚中心，幅员广大，陆海兼备，边界线长，邻国众多。我国有世界上第二长的陆界，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分别与15个国家接壤，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与11国为邻，是世界上除俄罗斯外邻国最多的国家，而且强国颇多，世界上25支最大军队中7支在我国的周边[7]，历史上就屡遭外国(族)的侵犯。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很早就提出，在国际竞争中，接壤国家越多越不利。尤其是我国周边地区热点、爆发点较多且突发性较强。比如，我国东临太平洋，西接中亚石油能源中心，南濒马六甲海峡，北与大国俄罗斯接壤，使我们极易陷入各种争端和利益冲突之中。又如，世界三大火药桶之一的南亚次大陆、构成当前世界热点问题的中东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都在中国周边。还如，除中国之外，世界六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有四个是中国邻国或亚太大国，拥有核技术以及核生产能力的国家大多在中国周边。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安全形势。

　　三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因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台独的分裂活动。同时，“藏独”、“东突独”等民族宗教分裂活动也有加重之势，这些敌对分裂势力内外勾联，不断进行捣乱破坏。在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西藏的安定，对中国局势的稳定至关重要。新疆、西藏及中西部的战略地位使其对中国未来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一旦新疆、西藏出现了动乱甚至分裂，必然造成内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腹地及战略资源的丧失，  同时会造成大量人口回流，加剧内地本来已经严重的土地、人口、资源矛盾，激化内地原本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进而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此外，世界上民族和宗教分裂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和国家大多在中国周边，如中亚地区、俄罗斯、阿富汗、印、巴、印尼、菲律宾等，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产生很大影响。

　　(二)美国军事、政治威胁的存在，使我国面临较大战略压力

　　近年来，我们坚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双方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利益交汇点增多。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同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是不情愿看到的。近两年美国的《国防报告》中，称中国在2015年后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8]。

　　1、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一个总体特征，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所主导的遏制中国的国际环境。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领导者”，站在限制、打压中国的前列。[9]首先，是为了使美国最大限度地保持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2000年7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当今美国是唯一有资格塑造国际体系，促进未来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国际和平与繁荣的国家”。[10]它不会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其地位。因此，防范中国不是美国的一

时政策，而是出自其国家利益的战略目标。其次，是为了防止形成不利于美国的国际体系。中国坚持反霸政策，倡导并推进世界多极化，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国家新秩序。在美国看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增强，  一些受到美国挤压的国家会赞同、甚至追随中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一个潜在的抵制美国的国际体系。再次，是为了继续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利益。美国“两洋国家”的地缘位置，使其一直非常重视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国认为，与欧洲局势的逐步稳定和北约不断东扩相比，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仍是混沌不清，尤其是中国的强大和在亚太地区影响的上升，会削弱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另外，美国担心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构成冲击。因此，美国制造出的逻辑是：  中国越来越强大一一“中国威胁论”一一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要准备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结论是：  中国的强大必然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必须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11]

    2、美国战略压力下的中国国家安全环境

    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合围圈。在中国东部，凭借美韩共同防卫条约、美日共同防卫条约，  以及其在韩日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遏制。在中国东南，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通道，  已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构成了三道岛链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韩国、台湾、越南；第二道防线是日本、冲绳、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第三道防线是小笠原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中国西南，美国实施联印制华政策，在政治上，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两国加强经贸往来；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两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中国西部，美国借反恐之机将军事实力渗透到了阿富汗，从而为插手中亚事务，也为从西边遏制中国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北部，美国通过北约与俄罗斯建立了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机制也许在实际的战略中不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但也会在国家安全空间上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影响。

    3、美国在我国周边的军事部署

    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部署的日美、韩美、菲美等双边军事同盟构成的“安全链”，在新世纪得到不断加强。从克林顿时代就已宣布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计划及美日签订的《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到布什上台后对台湾出售武器及中美撞机事件的发生，都表明美国军事战略上对中国的威胁已远远大于冷战时期。尤其是日美力图将台湾拉入TMD范围，更使我国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近年来，美国借推进“反恐战争”之机调整军事部署，加紧在我国周边投棋布子。特别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调整到位后，关岛将成为美军太平洋战略中枢和情报、监视、侦察、打击中心，与其东北亚基地群相呼应，成战略犄角之势，这将大大提高美国对朝鲜半岛、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等地区的战略控制能力和危机干预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严密关注、高度警惕、正确因应美国的遏制战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

　　(三)“东急、西重、北缓”，周边安全形势复杂

　　如果把中国周边地区从地理上大致分为东(东北亚和东南亚)、北(俄罗斯和蒙古两国)、西(中亚和南亚)三个部分来分析，我国当前的周边安全形势，总的可以概括为“东急、西重、北缓”。

　　1、形势严峻的东部--I比患增多，复杂多变

　　在我国东部周边，美中日俄和东盟5大战略力量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乃至冲突，并因此相互借重，大国关系的不稳定性在这一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这个地区存在着众多热点和敏感点，其解决难度之大和时间之长考验着政治家的意志和能力。[12]

　　(1)紧张的东北亚格局对我国国家安全具有直接和重大影响

　　东北亚地区历来是世界战略重地。著名学者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认为，“在西洋——亚洲区域的各个地区之中，从决定当代国际基本趋向这一角度来说，东北亚在许多方面都是最为紧要的一个地区，……东北亚是检验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一个重要实验场，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赋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地区。”[13]在这个地区，汇聚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除欧盟外，美国、  日本、俄罗斯与中国均在此有着重大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复杂的利害关系。

　　A、朝鲜半岛问题是危及我国安全的重大隐患

　　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朝鲜半岛处于东亚的地理中心，介于中、俄、  日三大国之间。从地缘战略学上讲，大陆国家通常把半岛和沿海小岛当作本国领土和防御屏障，而海洋国家则把这些半岛和海岛当作入侵别国、进而向大陆纵深扩张的支点和跳板。因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也一直是国际安全事务的热点。朝鲜半岛从陆地和海洋方向面对着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等多个战略地区，是中国东北部地区的战略屏障。我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不可能置之不理，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特别是长期以来，朝鲜出于“拥核保安全”的考虑，一直在秘密研制核武器。2006年10月，朝鲜一意孤行进行核试验，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大了我国维护东北安全稳定的压力。如果其一旦拥有核武器，将直接冲击国际防扩散体系，破坏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并势必造成有关国家的连锁反应，不但促使美、俄竞相部署核力量，而且会给韩、  日等国研发核武器提供借口，使半岛成为“核弹火药桶”，还可能导致东北亚地缘战略格局的重组。美日也将借机强化军事同盟和军事存在，加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按照他们的意图推动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美日的封锁和制裁还将加重朝鲜经济和政治困难，对我国东北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目前虽然六方会谈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难过程，还会有许多不可测的变数。各大国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角逐和博弈将继续下去，这不仅关乎半岛局势，而且牵动东北亚战略格局，直接影响我国周边安全。

　　B、日本右翼政治和战略走向是中国周边值得警惕的不安全因素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但近代的日本让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近年来我们始终着眼中日关系大局和我国战略利益，对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首先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反思，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极大伤害了亚洲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其次是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与我争夺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权益，从而加剧了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与冲突，使中日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4]第三是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进一步右倾化，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外向性、进攻性明显增强。近年来，日本处心积虑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9·11”事件后，它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趁机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7年1月又正式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为加快其自卫队职能向军队转变、朝着军事大国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日本首相安倍还宣称其任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平宪法。与此同时，  日本是亚洲地区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鼓噪者，不仅积极发展海空军事力量，而且还与美国重订日美安保条约，将所谓“周边地区”纳入其防卫范围，力求在中日领海、岛屿之争中取得军事上的优势。近年来美日军事同盟有强化趋势。2005年2月至2006年5月，美日连续三次召开由双方外交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安全磋商会议，推动美日军事同盟朝着全球干预和主动进攻型转化。双方已在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上基本实现情报实时传输和指挥协同，对我军潜艇出入第一岛链的监控能力大大增强。2006年11月，美日出动100多艘大中型舰艇在日本海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参演舰艇数量之多为历年来所罕见，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战略指向明显，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2)东南亚是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掣肘因素

　　东南亚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南线屏障。上世纪90年代，双方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着手构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受来自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始终怀有戒心和疑虑。同时，  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还存在着领土争端。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但自上世纪60年代末南沙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后，有关国家围绕着南海诸岛屿展开石油资源的争夺。1973年“石油危机”前后，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掀起了一股瓜分岛屿、开发石油的狂澜。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提出海域分割要求，越南提出对南海拥有全部主权。而目前，我国只控制南沙群岛中的9个岛屿(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家则抢占南沙群岛50多个。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引入外部资金，与美、  日、俄、法等诸国联合对属于中国领海范围12海里的南海油气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性开发。到上世纪90年代末，  已经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了加重在南海权益争夺上的砝码，一方面大肆增加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与美国达成协议，使美国军舰有权进入这些国家港口和基地，借此美国完成了在东南亚军事基地的作战和后勤保障体系建设。从战略上看，南海地区在国际海运航道上的地缘战略优势和丰富资源，是中国未来海军建设和潜在能源供应的重要基地，攸关中国的崛起。围绕南海水域、岛屿的主权争夺愈演愈烈，并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的态势，  已经成为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掣肘因素。

　　(3)台海问题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中的重中之重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的重大战略利益，不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大国关系中，都是我国安全战略地位受到削弱和牵制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台湾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具有深远性。台湾问题，使我一直存在卷入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对国家关注长远发展的注意力带来极大困扰。在军事安全上，美日公开宣称介入台湾问题，我一旦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台湾问题，极有可能与美日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国家总体经济部局上，  由于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到迟滞。特别是台湾连年的高额军火采购，我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  台湾一天不回归，两岸军备攀升就一天不会停止，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上，  台湾问题使我外交活动长期受到重大牵制。为争取各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可，某些时候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不但超级大国和强国集团以此牵制中国、限制中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也利用这一现状从中获取好处。

　　另一方面，  台湾问题具有国际背景的复杂性。美国的深度介入、  日本的插手干涉，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模糊政策”，  明确指出“保护”“台湾的安全”，不断增加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美台军事合作不断深入。布什甚至说，解放军要用战争手段解放台湾，美国就要协防台湾。尽管美国为避免受台湾问题的牵制，影响其战略全局，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台独，但美国坚持以台制华，把台湾问题作为长期遏制我国的战略手段不会改变。  日本追随美国对“台独”分裂活动推波助澜，与民进党的勾搭明显增多。美日明确将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并加紧进行军事干预台海冲突的准备。这不仅使台海局势更趋复杂，也给我们在必要时实施以武反独、以武止独增加了制约因素，提出了严峻挑战。

　　再次，“台独”势力对国家安全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当前，台湾岛内各派政治势力斗争非常激烈。随着国民党2008年大选的获胜，  台海局势出现了缓和的有利局面，但“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然是当前国家全安面临的现实威胁。

　　2、地位重要的西部一一局势危机动荡，乱局呈长期化趋势

　　我国西南和西部边境安全在21世纪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西部复杂的民族、宗教等社会因素，  中亚极端民族宗教势力的影响，边界问题的存在，  以及美国的欧亚战略，使我国西部边界安全形势严峻。维护西部安全的意义已不仅是领土主权的安全，而是具有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安全。[15]

　　(1)动荡的中亚地区对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腹地，处于亚洲通往欧洲的要道上，古时的“丝绸之路”和今日的“欧亚大路桥”都在此处，而且因为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西方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指出，谁控制了中亚地区，谁就能控制亚欧大陆，甚至是整个世界。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出现，使我国北部邻国增加，原来的中俄边界变成了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边界，边界关系趋于复杂化。鉴于中亚地区对我国西部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中亚的关系。苏联解体后，  中国与中亚5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顺利地解决了与中亚各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并签订了一系列多边友好条约，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奠定了我国与中亚各国经济和政治、国防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基础，逐渐确定了有利的地缘优势。但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对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产生着较大影响。美国正不断加强对里海、中亚石油及其战略通道的控制，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依然深远。就中亚自身来讲，一方面政局不稳，内部冲突不断，“颜色革命”此起彼伏，对我西部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都是国家的安全隐患。特别“大中东”地缘政治位置的不断提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中亚国家的扩张趋向，“东突独”组织的猖獗活动等，对我国西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具有极大的影响。

　　(2)南亚次大陆在地缘上与我国安全有密切关系

　　对我西部安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  印度在冷战后乘美国对南亚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的时机，积极向美靠拢，  以实现其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梦想，把中国作为其实现大国梦的最大威胁。近年来，  中印关系虽然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大障碍。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边界争端是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首要问题。我国与南亚大部分国家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但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却至今悬而未决。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在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有12．5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存在争议，并在1962年发生过极不愉快的边界战争。边界问题事关国家的根本利益，又直接涉及国民的民族感情，从根本上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其次，“中国威胁论”是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印度是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国家之一。不少印度人认为，中国是一大潜在对手，  中国的强大是对印度的威胁。印度的决策层认为，  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可能影响印度的国家利益，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严重威胁了印度的战略安全。尽管一个时期以来这种论调有所缓和，但其内心深处把中国视为“最大潜在威胁”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因此，其在国防和军事发展战略上，要求具备在必要时打进西藏的能力，把能够控制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作为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核心。近年来，  印度不仅自行研制和生产各类新型武器，还直接从国外采购大量的先进军事装备，尤其是将建立核打击能力作为实现全球政治和军事大国目标的重要手段，使得中国的西部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隐患。再次，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超过12万，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即设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虽然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但却在暗中支持达赖集团分裂活动，企图以此增加向中国施压的筹码。

　　3、相对缓和的北部一一平稳中存在一定变数

　　当前，相对于我国东部和西部周边局势来说，北部周边保持着相对平稳缓和的局面。中国与北邻俄罗斯共同致力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与蒙古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营造共同安全，维护地区稳定奠定了基础，但局势仍存在变数。

　　(1)与俄罗斯关系在稳步发展中有不稳定因素存在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两国的共同边界长达4300公里。从周边地缘安全来看，它始终是首要考虑的地缘因素之一。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俄不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还拥有超强军事力量，依然是个军事强国和核武器大国，拥有核武器21000件，其中战略弹道导弹6000枚。因此又是影响中国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后，中俄邦交迅速实现了正常化，1991年5月，双方正式签署《中苏东段边界协定》。1994年9月，双方又签署了《中俄边界西段协定》。至此，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线问题。1999年，  中俄边界勘界工作按期完成，两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明确标识的边界线。2001年7月15日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确指出两国之间无边界问题。中俄关系定位不断上升，从不结盟、不对抗到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建立了边境地区军事信任机制，促使双方关系进入较稳定的战略合作阶段，加强了两个大国在维护世界的利益和力量平衡方面的作用，有利于地区及世界的稳定和平。普京上台后，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军事领域的合作，也都在稳步向新的高度和深度发展。但中俄间仍存在一些干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问题。随着中俄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心和疑惧反而增加了。普京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全面关系的治国方略，加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反映出俄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防范心理。[16]因此，随着俄罗斯务实外交的进一步加强和美国对俄关系的调整，可能影响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中俄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多存在于政治及安全领域，在经济贸易方面却收效甚微，形成了中央热、地方冷，官方热、民间冷，政治热、经济冷的不均衡状态。这种关系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在当代条件下，政治经贸关系不发展，尤其是民间的各种经贸往来不发达，国家之间或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或安全关系是不稳固的，可逆转的”[17]。

　　(2)“蒙独”势力影响北部边疆安全

　　蒙古政经形势总体稳定。蒙古人民革命党继续保持在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中的稳固地位，该党政府基本实现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扩大投资、整顿金融财政秩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中蒙两国长期友好，近年来双方互信进一步增强，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特别是两国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风沙治理和疫情防治等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蒙总理恩赫巴亚尔访华时表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与平等互利合作是蒙对外关系的“首要方针”[18]。  目前中国与蒙古之间虽然建立了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但“9·11”事件后，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政治和军事合作，对蒙古进行积极渗透，对中国北部安全构成新的威胁。特别是发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蒙独”势力，进入90的威胁。特别是发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蒙独”势力，进入90年代后期日趋活跃。“内蒙古独立”逐渐代替“三蒙合一”成为“蒙独”组织追求的主要目标。由于蒙古国提出“依靠政治、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综合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其新文化战略很容易被我国内极少数主张“三蒙合一”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助长他们图谋分裂祖国的野心，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内蒙古地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