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导读]林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被关押。在狱中她坚持信仰，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