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战略必须围绕老龄化而订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今天(28日)正式公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家庭方面，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2万户，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在性别方面，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以女性人口为100.0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已经处在扑面而来的老龄化中，而且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含义》中对老龄化的定义，一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二是14岁及以下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30%以下;三是老少人口比例在30%以上;四是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一般把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按这个定义，中国完全符合条件。

　　对于老龄化社会，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呢?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人“真正承认”这一事实。有人会说，中国学者们不是在研究老龄化吗?官员们也在谈老龄化呀?但是从很多问题的决策上，却都反映出并不承认这一点。例如，在老龄化时代，中国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真的能实现吗?当城市抢走了青壮年后，粮食生产光靠老年人恐怕很艰难吧?但无论是在土地政策，还是产业布局上，国内根本就没有朝这个方向去想，抑或是不愿意去想。此外，社保基金能否担起养老的责任?对于少数人赡养多数人的前景，金融市场上无论怎样辗转腾挪，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也许，延迟退休是个好办法，但七嘴八舌之下，大家却都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问题。

　　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劳动力供给不足。从数据看，中国14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口合计占比达到30%左右，即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只有70%。再加上受教育程度的问题，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自愿性失业人口的存在，最后满打满算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恐怕不容乐观。换句话说，去年年初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基本上已经成为定势，受此影响，中国的经济布局、产业结构和资源使用模式都将出现转折性的变化。举例来看，过去东部沿海由于供养条件相对优越，出生率率先出现下降，这本来是一个优势，但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劣势在劳动力总体减少情况下却成为支撑未来区域竞争的杀手锏。这势必带来整个竞争格局和资源流动方向的变化，能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同时，在国际上，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的分工体系也会逐步瓦解，这不是认同不认同的问题，而是人口普查数据带来的铁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要维持既有经济增速，就必须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人海战术已经没有维持下去的基础。但国内的教育体系和技工培训制度能适应这种战略转型吗?明眼人想一想便知，为何在普遍的民工荒中，却出现了大学生失业的问题?劳动力的结构和质量问题是主因!

　　无论是老龄化，还是劳动力短缺，都跟执行了数十年的国策——计划生育有关。“银发潮”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但计划生育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使得中国极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的问题。对此，有政策人士已经指出，走向“二胎化”是必然的趋势。不过，这么大的政策调整，可不是有关领导在文件上画个圈那么简单。别的不说，陈功就表示，计划生育与地方的非预算收入密切相关，是基层政府的命根子。如果取消计划生育，这弄不好还会要涉及地方财政的改革。这同样是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如全国共有家庭户40152万户，家庭户人口12446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户规模的持续缩小，将对相关服务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表明，家庭的养老功能有萎缩趋势，社会机构养老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另外，对住宅市场的调控也应重新考虑人口因素带来的变化。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人口变动永远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老龄化、人口红利等等莫不如此。在我们看来，很多过去一直争论的问题随着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可以尘埃落定了。中国下一步的众多战略决策，必将受其影响。

人口流动问题比计划生育问题更重要

　　 远在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就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了。总的来说有三种意见：一是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国策，有其巨大的历史作用，应当坚持;二是计划生育政策有违人权，很多计划生育工作粗暴野蛮，不通人性，还恶化了年龄结构，带来了未来的经济压力，应及时废止;三是有限制的放开二胎，如第一胎生育五年后可容许生育第二胎。

　　在普查结果出来后，持三种观点的人又得到了新的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并开始吵的不亦乐乎。笔者认为，对于三种意见都有其依据和现实事实支撑的情况，我们倒不急于谈其对错，而应当先从为什么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谈起。

　　很多人都认为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对环境压力较大而不得已采取的政策，我们也常在公共场合听到中国资源总量很大，但一平均就倒数的说法，很多人直接将其理解为国情的关键所在，认为人均资源拥有量稀少是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关键。

　　但实际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资源人均水平是远低于我国的。诸如荷兰、丹麦等一系列资源贫瘠的小国，甚至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其多项资源人均水平都不及我们。一个国家由于个体差异，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必然会有高于国际平均的部分，也有低于国际平均的部分。而在国际的经济一体化和资源、原材料的全球流动面前，资源人均水平恐怕只能成为闭关锁国国家的制约因素了。

　　但持这种想法的决策者也不在少数，最近北京又开始搞人口限制措施了，事实证明政府越限人口越多。为什么?因为北京市政府长期将人均水资源作为资源的短板，来规划人口规模。这种方法有一定理由，但不充分。世界很多特大城市的人均水资源量都不如北京，但都不存在喝水难的问题。近年来一些白领逃离北上广也不是因为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或是哪项自然资源跟不上了。所以，以人均资源来作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对于为何实行计划生育有明确的说明：“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才是我们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原因，以就业容纳能力、教育容纳能力、医疗容纳能力、住房容纳能力为主的社会容纳水平是影响人口容纳水平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与人口同步提高，不但会出现明显的两级分化，恶化社会环境，还会出现大量贫民窟。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城市人口超越其社会承载力的过快增长正是导致出现贫民窟的主要原因。

　　所以是否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必须全面客观的分析目前我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容纳情况，统计各地区、全国范围内能每年容纳多少人就业、多少人入学、多少人医疗和能提供多少住房，再制定与其相适应的人口政策。

　　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们的人口突出矛盾已经不是生几胎带来的了，而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人口大量流动所带来的。就像广东省能在十年间取代河南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也不是靠生出来的一样，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新的增加人口主要还是由移民带来的。

　　对此，马尔萨斯曾提到，人口必然会从人均社会、经济资源拥有量少的地区涌向其人均资源量高的地区。所以，我们此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才会增加116995327人的流动人口，出现高达81.03%的增长率。

　　显然，目前解决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远要比计划生育更重要。而一些人口、社会专家毕竟不是政治学家，他们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开放二胎的提议，只看到了局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全国范围不平均的问题。因此，如果在大城市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必然会带来当地新生人口与流动人口抢夺社会资源的情况，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

　　所以，笔者所说的人口流动问题比计划生育问题更重要主要指两方面：一是人口流动问题已经逐渐取代计划生育问题，即将成为我国人口问题中的主要矛盾;二是在不解决人口流动问题的情况下，单纯去取消或修改计划生育政策，是违背现实和会出现难以预计的负面影响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局应当正视新情况下的新挑战，一手解决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全国分配严重不均的现状，一手解决流动人口无法融入当地人口带来的矛盾问题。只有真正有效解决了人口流动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废存也不迟。那时，计划生育政策也才能顺利在人口增长率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后，成功的退出历史舞台。

    王亚煌  中国经营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