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怎么读音:[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八）

五十九、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
　　
　　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兵力大损，部队不经休整，已经无力再战。但强大的国军不会发什么善心，还是会继续“追剿”，红军为了避战，不得不翻越老山界，进入湘西南深山地区。
　　
　　老山界也叫越城岭，从赣粤湘交界的大庾岭到湘桂交界的越城岭，五岭东西走向绵延1000多里，南北宽200多里，五岭的主峰猫儿山海拔2100多米，为华南第一高峰。
　　
　　老山界是红军从江西出来以后所过的第一座难行的高山。山势陡峻，群峰林立，人烟稀少，是瑶族聚居区。国军很难上来，红军则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不能不爬这座大山。
　　
　　爬过老山界后便是湖南，往西再走不远就是湘西南的边陲小城通道。
　　
　　现在面临的是：全军向何处去？
　　
　　红军的目的是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基本等于公告天下，那蒋总裁就会从此无动于衷，坐看两大股红军合为一股？
　　
　　蒋介石为阻止这一点，在通道的东面和北面诸县构筑碉堡，集结了近20万军队，又布置一个大口袋，现在就等等待红军来钻了！这时的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则正好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那将又会是一个比湘江之战还要凄凉的结局。
　　
　　但是，湘江之战虽然遭致如严重后果，却也顺带制造出了几点有利之处：
　　
　　一、中央红军被迫扔掉了那些导致走不动路的盆盆罐罐，从此部队自由多了。
　　
　　二、全军人心大变，“三人团”威信尽扫，不仅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这样的部队头脑敢于将不满变成“脏口”骂话，就连老实宽厚的朱德也忍不住了，朱老总在湘江战役之后痛心疾首：“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三、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从此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异常，有老帅回忆说，博古甚至几次拿着手枪在自己头上比比划划，这样，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就落到周恩来、朱德肩上，李德虽然顽固不化，也不得不放弃了军团以下的部队指挥权。
　　
　　四、为毛泽东重新出山指挥部队开了那么一道门缝，设想：假如没有湘江失利，很难想象有毛泽东的出头之日！最起码截至目前，最高“三人团”还没有承认反“五次围剿”的失败，对外宣称的是北上抗日，对内传达的是打到外线去，主动进攻革命的敌人。
　　
　　最关键之处：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开始反思毛泽东的军事观点，从此之后才开始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复出参加军事指挥。
　　
　　其实，这长征的初期，毛泽东地位上靠边站，行动上可没有闲着，一路趁身体有病，在担架上与挨边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王稼祥不断沟通，已经成功说服了这两位支持自己的观点。
　　
　　现在加上“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博古、李德身后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实力大于他们的政治同盟――还没到结成集团的地步。
　　
　　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其矛盾的两面性，哪怕是惨败，其中也会孕育出让人预料不到的另外可能。
　　
　　难怪我们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鼻祖老子这样告诉人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１２月１２日，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之一。中革军委部分委员在通道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注意：自宁都会议后，被冷落在一边的毛泽东被首次请到了会场。
　　
　　通道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集会”，这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
　　
　　中共中央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１９７１年７月７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
　　
　　后来的党史及各种书中才开始出现了通道会议这个说法。
　　
　　１２这个数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四季交替分为１２个月，日落日出排成１２个时辰，所有人被１２种动物分类（１２生肖），台风最大定为１２级，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有１２帝，就连曹雪芹笔下的女人也被冠以１２金钗，现代又冒出来了个什么１２星座，连乐队也起个女子１２乐坊的名字，下世纪０８年的５月１２日又来了个地动山摇、苍生涂炭……
　　
　　实际上１９３４年的１２月１２日，对共产党人来说，其意义不亚于两年后的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就连“福田事件”也是爆发于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３４年１２日这天，决定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命运――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
　　
　　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实质意义却重大而深远――说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也不为过。
　　
　　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周恩来首次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张闻天、王稼祥则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表态暗昧：不再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但也没最终放弃；只有李德还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可以推断：会议最后结果得到了博古认可。因为博古毕竟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不点头，红军很难“转兵”贵州。
　　
　　１２日１９时３０分，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红军开始从行军路线上转向了。
　　
　　但随后的两个电令还是重申北上方针：１２月１３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次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也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
　　
　　但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开始在通道会议。
　　
　　这个过程由一连串的会议组成：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等。
　　
　　甚至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从崛起到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实际决策者的过程之一，此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毛泽东才由苏维埃主席渐进为党的终身主席。
　　
　　老百姓有句戏言：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
　　
　　国民党靠重税维持统治，最终失去天下民心，躲在了海岛；共产党靠开会夺得天下，建立了新中国，治理天下。
　　
　　说明一点己见：会议，按字面理解，应该是聚会众人议论，议论出一个正确结果来；西方就把它颠倒过来，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称为“议会”，也是议员聚会的意思。
　　
　　但现在有些变味了：会议成了“听报告”，讨论过程成了表态拥护过程，会议成了课堂教学！这不好，会议成了形式。
　　
　　这也比会议开在风景胜地好些，那是聚会旅游，不是聚会议论。
　　
　　还有：重税失天下！不可不为前车之鉴，万莫把会多演化为税多！那海岛也不是专为“税多”的一家所预备的。
　　
　　（请看下篇：六十、改变红军命运的两个会议）
 六十、改变红军命运的两个会议
　　
　　通道会议之后，红军开始了战术“转兵”，之所以说红军并非战略“转兵”，是因为：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同意，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没有否定全军北上湘西
　　
　　尽管如此，这也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洋人“太上皇”说话开始不灵光了。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央红军开始从锦屏县和湖南通道县境进入黎平县。林彪指挥一军团为全军前锋，其二师先头团从锦屏县三里驿、平茶，经界牌进入黎平县境马家团、猫耳塘、潭溪、十万坪、洛团、草鞋铺、花坡、五里桥等地区。
　　
　　１４日中午，一军团二师先头团在五里桥与王家烈的黔军遭遇了。
　　
　　贵州军阀王家烈，所倚重的只有一个２５军，下辖２１个团，但当时所部１５个团正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 ４个团驻防贵州省会贵阳一带尚未出兵，驻防黎平、永从、榕江、锦屏、天柱的仅有２５军４旅第１５团、第７团（团长毕骏驻黎平）及几县“民团”，黎平前线，王家烈实际能指挥得动的仅有一个团。
　　
　　黔军管理落后，武器差，官兵大都吸鸦片烟，却赢得一个远扬的大名：“双枪兵”！不过，这个双枪不是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那个双枪，而是士兵们除了手中的大枪之外，一般还个人再配备一杆鸦片抢。
　　
　　这种部队却也并非毫无战力，士兵们过足了大烟瘾之后，还是能兴奋一时的！尤其是，黔军打仗不怎么样，爬山可有两下子，据有关资料记载：黔军士兵一般战斗刚打响就一哄而散，不一会就能把同样擅长山地行走的红军甩开老远。
　　
　　这种部队用来阻击防守却是“大材小用”了，所以，一军团没有遇到像样的阻击。１２月１３日，红军在洪州寨石坳发起的攻势作战；１２月１４日，在中潮镇羊角岩突破黔军阻击；同日，林彪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攻击同古，击溃黔军第１５团。
　　
　　第一师在黎平城发起的攻城战，一路摧枯拉朽般击溃黔军周芳仁部，顺利占领了黎平县城。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的一二纵队和第三、第五、第八军团的先头团，也于１３日从湖南通道县播阳进入黎平县。１５日，黎平各界士民夹道欢迎红军进入黎平县城。
　　
　　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红军曾经两次路经黎平，给各界所留印象甚好。一次是３０年红七军曾路经黎平；一次是不久前二、六军团会师路经黎平。尤其是最近的一次，还在黎平各乡镇建立了党组织、基层政权，红军在黎平是有影响的。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第七期第二版这样报道：“红军在黎平时曾召集一个群众大会，虽然县城群众多被国民党政府强迫与欺骗登山。到会群众仍达三四百人之多，经过演说与分发衣物之后，群众情绪更为热烈，影响甚大。”
　　
　　所以，通道的“飞行会议”中，毛泽东极力向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不出湘西，改向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捕捉战机，打几个胜仗，使苦战两月跋涉千里的疲惫之师能够稍作休整。
　　
　　虽然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军委委员的支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红军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的部队所向。于是，红军攻占黎平之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出席黎平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讨论通道会议未解决的战略发展方向。
　　
　　此时的林彪在黎平西北前线，１２月１６日率领一军团离开的黎平，１８日这天，林彪所部奉朱德电令在黎平西北就地休整，并且警戒该方向的黔军。
　　
　　黎平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耐人寻味的是，会议上博古还是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则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书面表达了要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见。
　　
　　毛泽东则坚持通道会议的意见：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
　　
　　会议争辩激烈，如同吵架，但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与“三人团”吵架的资本。
　　
　　周恩来在争吵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三人团”中两个人参加会议，周恩来便占据了二分之一的席位。
　　
　　没有参加会议但提出书面意见的李德现在已经威信大降，甚至还对最后决议起了反面作用：政治局委员们就是为了出口恶气也要支持毛泽东呀？
　　
　　会议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说：……鉴于目前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
　　
　　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为什么改变立场，从行动上背叛“三人团”。据记载两人用外国话吵得很厉害。
　　
　　此前周恩来与李德没有争吵过，平时很少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向李德发了脾气，拍得桌子上的马灯跳起来熄灭了。据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回忆：“中央的争论在黎平尤其激烈。李德主张折入黔东，是非常错误的。这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渐渐疏远。
　　
　　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中央领导层的关键人物，他的态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周恩来不“临阵易帜”，黎平会议不可能作出战略上的“转兵”的决议。
　　
　　黎平会议做出了两项主要内容的决议：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开始准备与之前的军事决策人算账了。
　　
　　鉴于部队减员很大，会议后的中革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了在江西出发时主要由扩红招募的新兵组成的第八军团建制，将其部队并入了第五军团。
　　
　　中央的第一、二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五军团调回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之后各军团也开始狠心缩编机关，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全部调给战斗部队，抛弃了许多“坛坛罐罐”，解散了庞大的挑夫队伍。
　　
　　黎平会议的决定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红军就此把几十万国军甩在了由黎平湘西的山路上，这使红军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
　　
　　后来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红军冲出国民党的重围，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黎平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为以后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胡锦涛对黎平会议的定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但是，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李德仍顽固地坚持“三人团”的既定方针；此时的博古左右摇摆。月底，１９３４年的最后一天，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
　　
　　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时的红军部队正忙着准备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博古、李德这个主张是公然违背政治局决议！立刻遭到强烈反对。
　　
　　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这就是猴场会议。
　　
　　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党史记载：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外，还有陈云和李德。――这不大准确：陈云本人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２日回复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的信中明确地说：“我并未参加黎平会议”。
　　
　　会上，还是毛泽东唱主角，嬉笑怒骂般驳斥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表决结果，多数人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
　　
　　猴场会议，一场会议开了两年！――从３４年年末之夜开到３５年元旦凌晨，虽然只有一宿，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
　　
　　这个一天跨两年的会议，在党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猴场会议最关键的一点：特别强调了对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权的限制：“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另外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强渡乌江。
　　
　　（请看下篇：六十一、突破乌江抢占遵义）
 六十一、突破乌江抢占遵义
　　
　　猴场会议从形式上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但事实上，自湘江之战之后，“三人团”就已经逐步失去了对部队的约束，实际对部队发施号令的已经成了朱德，不管是以何种名义，朱德已经恢复了对部队的控制。
　　
　　黎平会议之后，博古、李德虽然名义上还占据着军政最高位置，但已经没有了对各军团发电指挥的权利，就是在中央纵队，也只能做些提提建议之类的活路了。
　　
　　虽然是３５年元旦才做出的红军抢渡乌江的决议，但实际上朱德于四天前的１２月２８日就对林彪发电指示：“……一师主力应于明日午后移往紫金头地域。—军团后方部则前进至大塘铺。”
　　
　　朱德并且在这天把九军团交给了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
　　
　　而林彪在２９日就已经指挥红军第一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并且于３０日指挥部队主力分别抵达乌江南岸龙溪、猴场、陈家寨。
　　
　　１２月３１日，也就是猴场会议还没有开始时，朱德便已经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工兵在乌江袁家渡架桥，“以便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五军团由此渡河。”――这时的二师已经暂由军委直接指挥。
　　
　　也就是说，部队已经走在了政治局的决议前面。
　　
　　乌江对岸，是王家烈的“双枪兵”，虽不是什么能坚守阵地死打硬拼的部队，但凭借乌江天险，林彪想红军轻易渡江也不是那么容易。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陡峭高山，江水波涛汹涌，河面宽达２００多米，窄处虽数十米，但水深流急，漩涡翻滚，素有“乌江天险”之称。
　　
　　１月１日的６时３０分，林彪致电朱德：我一团已抵回龙场并正在架桥。
　　
　　乌江的回龙场，两岸全是悬崖绝壁，犹如刀切；江面宽约百米，江流湍急，水声轰鸣，对岸有黔军的一个营火力封锁江面。要命的是：没有渡河器材！
　　
　　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一起到附近村庄调查。结果，别说没有船，就连一支木桨，甚至一块象样的木板也没有。
　　
　　红军从村子里弄来许多竹子，扎成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用来渡江。杨得志从前卫营里挑选出8名熟悉水性的士兵，由他们先行试渡。8个战士每人都配足了武器弹药，没有桨就用竹梢、木板来代替。
　　
　　清晨雾茫茫，对岸还在响着稀疏的枪声，8个战士跳上竹排，约定竹排到达对岸时，鸣枪两声作为联络信号。抢渡开始！竹排缓慢地离开了岸边。但离岸不远便被汹涌的江水把竹排冲到了下游，8名战士也被漩涡吞没，在这种水势中，再好的水性也没有用。
　　
　　第一试渡失败，风还在刮，雨还在下。
　　
　　军令如山，试渡还要继续！这次试渡选择了下游几十米处水流较缓的地方。天色雨雾弥漫，这大为有利：对岸守军观察江面的视线被雨雾遮阻，风声又掩护了竹片打在水面上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几十分钟过后，“乓！乓！”两声枪响在对岸响起！天险乌江被偷渡突破了！
　　
　　但此地江流水势不适应架设浮桥，红军主力大队还需同时另寻合适的渡江地点。
　　
　　几乎在红一团突破乌江的同时，红二师侦察连６人先赶到了人烟稀少的江界河渡口，在班长刘品章的带领下，泅渡到对岸，抓了３个俘虏，并成功的将他们带了回来，就此清楚了黔军在对岸的军事布防大略状况。
　　
　　根据情报，林彪、聂荣臻电令第二师直属侦察连与红四团组成渡江突击队，负责全军渡江的强攻和突破乌江的敌情侦察。
　　
　　一开始还是准备深夜偷渡，趁朔风凛凛，冷雨潇潇，二师直属侦察连和四团一连连长毛振华、第一营营长罗有保、机枪连长林玉、二连政治指导员王德云、二连青年干事钟锦友、二连第二班班长江大标、第二连连长杨尚及涉水掌排的王家福、王友才等１８人，分别划着３个竹筏，向对岸出发了。
　　
　　但由于浪大水急，最后只有毛振华等六人的一只竹筏渡过了江中线，第二、三只竹筏被巨浪卷了回来。
　　
　　对岸黔军此时已经发现有竹筏偷渡，机枪、步枪“嗒嗒”地一齐开火，为掩护这唯一的竹筏到达对岸，四团机枪连和军团直属炮兵连向对岸的敌人进行猛射。
　　
　　但毛振华等人还是就此没了信息，首次试渡也终于失败。
　　
　　凌晨，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到四团，说红军主力与薛岳追击部队离这里都不远了，军委催促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抢占渡口的任务，并派来了军委工兵营，担负架桥任务。
　　
　　张云逸语气沉重：“如果你们不能突破乌江，无法消灭对岸的敌人，就难以架设浮桥，党中央和几万名红军过不了江，势必只能背水一战，情况将会更加危急。……这是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政委杨成武立即召开团领导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一营出动６０多只竹筏，立即进行大规模强渡。
　　
　　此时正值寒冬，但乘坐竹筏的红军官兵只能战士赤着膊，穿着短裤，划着竹筏离开江岸。当竹筏距对岸约５０米时，被黔军发现，两岸立刻枪声大作。
　　
　　在杨成武组织火力掩护的同时，对岸突然出现了偷渡失踪了的毛振华及５名战士，黔军对眼皮底下出现的火力极为惊恐，大部防守火力被吸引了过去。
　　
　　第一营乘机登上对岸，与黔军展开了争夺渡口的激战。
　　
　　没空过烟瘾的黔军士兵，作战极为缺乏耐性，一营很快抢占了滩口阵地，控制了渡口。
　　
　　但是，就在此时，黔军一个团的“双枪兵”吸足了鸦片赶来增援了，这下战局突变！一营被逼得步步退守至江边，形势万分危急。　
　　
　　江岸这边，坐镇指挥的师长陈光从望远镜里发觉战势不妙，立即叫来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保，命令他们再次开炮支援。但此时，炮兵连只有５发炮弹了！
　　
　　只见赵章成迅速架起一门没有瞄准镜的八二迫击炮，眯起一只眼，伸出大拇指照量了一下，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却在黔军后面爆炸了。
　　
　　指导员王东保急忙提醒：“老赵，炮弹可不多啊！”
　　
　　赵章成胸有成竹：“刚才是试弹，重点在后面。”
　　
　　随后，赵章成连续发射两发炮弹，全部准确命中敌群。“双枪兵”哪里会知道红军还有多少炮弹？一下四散奔逃，一营官兵趁势反击，渡口终于巩固，红四团就此突破了乌江天险。
　　
　　浮桥也得以成功架设，红军后续主力及和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毛振华等２２勇士被中革军委授予“突破乌江战斗英雄”称号。
　　１月３日，林彪指挥红军第一军团全军开始渡江，次日，红一军团、九军团全部渡过乌江。
　　
　　渡过了乌江天险，林彪片刻也没有耽搁，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师从鳌溪（余庆县境）进抵落水洞地域。九军团十五师攻占湄潭县城，并向遵义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第二师第六团进抵了团溪镇（遵义县境）。
　　
　　要说黔军也够窝囊的：此时在遵义新城驻守的是黔军侯子担部一个整师，但在距遵义城三十里的要道重镇龙坪仅驻守了一个营，结果红一军团二师六团第一营在营长曾保堂率领下行至龙坪，“双枪兵”们竟然稍加抵抗便全体缴枪了。
　　
　　俘虏中，有一个连长大概立功心切，主动向红军交代了遵义守军详情，并表示愿意给红军带路，进攻遵义。
　　
　　营长当即决定，换上黔军的服装，去赚开遵义城门！
　　
　　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渐渐地停了，一营此时也赶到了遵义城下。于是，红军队伍便零乱地散开，装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张张向城门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喊声，同时听到“哗啦”一声枪栓的声响。
　　
　　“自己人！”俘虏连长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
　　
　　“哪一部分？”城楼上又问。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军’包围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俘虏连长按照红军事先教给他的话，悲悲切切地诉说：“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赶快开开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敌人还想考问一下。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这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城下人们身上晃来晃去，是想证实一下是不是“自己人”。当他们看到城下的人穿的都是自己人的服装，戴的是大盖帽时，才高声说：“你们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不一会，城门栓“哗啦”一声卸下了，随着“吱、吱”两声响，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红军蜂拥而入，两个开门的敌军士兵惊慌地问拥入的人群：“怎么‘共匪’来得这么快呀！”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啦！”几个枪口同时顶上了那两个开门人的太阳穴：“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全营很快拥进城门，司号员们一齐吹响了冲锋号。霎时，遵义城内军号嘹亮，枪声四起，冲杀的呼喊声，惊心的哭叫声响成一片。谁也不知道城内来了多少红军，黔军一个师就此溃散，争相逃出北门。
　　
　　遵义分新老两个城区，红六团一营智取的是新城，论说老城驻军还是能抵抗一阵的，但城内黔军听到枪声撒鸭子便窜，出城不远便是红花冈，又碰上了红一军团的侦察连来侦察敌情，侦察兵们不待军令便发起阻击，结果几个团兵力的黔军竟然施展山地行军的长项，分散翻山越岭而去，致使红军一个侦察连攻占了遵义老城。
　　
　　看来红军来贵州的确是对头了，极为符合“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作战原则。
　　
　　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特产的集散地。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和楼房，显示出市面的繁荣和物产的丰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１月７日，林彪命令红一军团二师部队进占遵义城后继续北进，准备占领桐梓，兵锋直指娄山关！
　　
　　同时命令第一师部队进驻遵义休整。九日，中共中央及军委纵队开始进驻遵义城，纵队司令刘伯承兼任遵义城防司令，中央要在这里有大动作了！
　　
　　这是政治上的大动作，不用说大家也大概清楚：导致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的遵义会议已经决定在遵义召开了。
　　
　　（请看下篇：六十二、扑朔迷离的遵义会议）
六十二、扑朔迷离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由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但黎平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明确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黎平会议已否定了去湘西汇合红二、六的原“西征”计划，决定到川黔边建立苏区，现在预期目标已经初步实现，遵义会议首个议题就应该是为了落实这个决定。
　　
　　但是，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有一个整月的时间，中间又于抢渡乌江前紧急召开了一个猴场会议，“最高三人团”从军事指挥上已经被冷落，从政治认识上已经被成功分化：成员之一周恩来已经态度明朗，180度转向，反对另外两个成员；而毛泽东此期间则小会不断，在组织一个内容丰富、构思周密的“前奏曲”，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开会了。
　　
　　别急，毛泽东还有一妙招：为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提出把政治局会议变成政治局“扩大”会议。
　　
　　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很充足：政治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所以建议将会议扩大到军委成员、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这一建议被采纳，后来，参加会议的除了6个政治局委员和4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17人。此外，还有两人列席会议：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最高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翻译。
　　
　　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为大会做记录得以参加会议的。
　　
　　后来有人批判林彪：污蔑邓小平同志曲改历史，不承认邓小平同志参加了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其实批判者还没有说完全：还有诸多的勤务兵、服务员呢。
　　
　　实际上政治局的扩大范围仅到了有党内职务的军团级首长，例如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董振堂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也没有出席遵义会议，另外，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尚在乌江对峙追击的中央军，也未能出席会议。
　　
　　与会的这些红军将领大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过来的，早对“三人团”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在野派”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
　　
　　1935年1月14日，外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接电后急速赶到遵义，这当然也包括军委委员、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毛泽东背后的“多数”已成定局。
　　
　　15日至17日，会议如期举行，这首宏大的交响曲开始由“前奏”进入“高潮”部分，进入的过程则是对“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川黔边根据地，”，这个议题也出了合乎情理的插曲。
　　
　　当时的战争形势是：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了“朱毛”红军的出路除了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有北进川陕边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已经下决心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将“朱毛”残匪消灭！
　　
　　具体措施是：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到了1月中旬时，薛岳兵团2个纵队8个师已经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至乌江南岸；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懒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蒋委员长闹这么大的动静也不单是为了区区三万红军残兵，入黔追剿共军是一石二鸟之计，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巨大隐患，总想拔去，按总裁本人的话说就是：“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
　　
　　只要掌握贵州，委员长既可扼桂，又可图滇，因此不惜重兵，大修碉堡，以图长期据守，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的，因此，黎平会议和后来作出的诸多决定在战略上是不切实际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据好多当事人回忆，是四川籍的刘伯承、聂荣臻提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将红军的目标定位直下川西在那里汇合四方面军，开辟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大会认可了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红军弃守遵义地区，原地北上渡过长江，转兵川西。
　　
　　至于这决议于会议的那个阶段被通过？就不好说了，大多文献说是十七日散会前讨论的进军方向，但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作为根据，所以也是猜测。依情理推断：鉴于主持人是博古，首先讨论这点才是对的，军情重于一切么。
　　
　　再有：1月16日，中革军委便致电林彪、聂荣臻所部：红军第一军团集中松坎地域，向綦江、赤水方向延伸警戒。――还没有做出决定，怎么会让部队准备渡过赤水河？
　　
　　三天的遵义会议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谜团！
　　
　　就连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１９８０年以前出版的所有史著，均称“遵义会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开了三天”。李德的《中国纪事》中则说，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至八日”举行。
　　
　　但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１月６日至８日在遵义召开呢？
　　
　　原来，遵义会议在一段较长的时期惟一传世的文献，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１９５７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决议上标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按常理推断，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大部与会者记得开三天，那也就是“一月六日至八日”了。李德记得开两天，也自然就成了“一月七日至八日”。
　　
　　那本《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所依据的，是１９４８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册，内中全文收入了遵义会议决议。
　　
　　那次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的依据是一个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１９３７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历史资料。
　　
　　这怎么可能呢？ 历史考证学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笔误，给人们开了个不小的玩笑，造成１９８０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
　　
　　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
　　
　　对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准确认定，有赖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署名“恩来”的电报手稿：“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
　　
　　就这么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1月15日召开的，再多人的记忆也不如一纸记录。
　　
　　不过，有一点令人疑惑：不是有专给会议做记录的邓小平吗？邓小平记录的原始手稿去了哪里？这大概是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被全部遗失了，估计成了人们颇为遗憾的一个永远的谜团。
　　
　　由此看，史家的责任大如天！万不可信笔胡写，这将给后世带来扑朔迷离的难题甚至谬误。
　　
　　遵义会议也是如此，由于一些非正常的历史原因，致使大量史载被加工成了令后人不解且相互矛盾的结论。
　　
　　（请看下篇：六十三、遵义会议――有准备的夺权行动）
 六十三、遵义会议――有准备的夺权行动
　　
　　先简单说一下会议进程。
　　
　　由于会议主持人是博古，因此可以认定：这１8人（翻译与记录不算在内）首先讨论的必定是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也就是在哪里扎根的问题，由于立足遵义经营黔北川南已经不可能，博古、李德乐得与大伙保持一致：咱们制定的方向不对，你们决议的不也错了？
　　
　　所以，此议题引不起多大争议。
　　
　　博古开始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补充报告，一般称为“副报告”。洛甫（张闻天）等相继发言，洛甫的发言通常称为“反报告”。
　　
　　对于会议的这个内容，一般人都能说出个大概：博古要找出大量客观理由为“三人团”的指挥解脱，自在情理之中；周恩来的“副报告”却变成了个人检讨，将军事指挥责任一股脑揽在了自己身上，这就从实际行动上把博古的的主报告给自然推翻了！
　　
　　这一手高明之至！周恩来也是“三人团”成员之一，并且是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政委，这下博古、李德几乎张嘴结舌却无法反驳什么，而且最能取得人们的谅解！
　　
　　所以李德后来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
　　
　　博古的论调估计在毛泽东等人的预料之中，而且早就断定：这样必将遭到大家的愈加厌恶――凡是做了错事还要找出理由来推脱责任的领导，没有人会不反感的。
　　
　　张闻天开头炮发言！据说他的发言“提纲”是会前一个月来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形成的，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
　　
　　伍修权曾回忆说张的发言提纲是毛泽东起草的――这哪里有可能？毛泽东文风独成一家，嬉笑怒骂再加大白话，谁能把毛泽东的话翻译成自己的口气而浑若天成？若真是毛泽东替标准的党内高材生张闻天起草发言提纲，那才绝对导致不伦不类呢！
　　
　　按伍修权自己的话说：“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超过了博古，这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起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的“反报告”具体内容就不必细述了，无非是以事实反驳博古的辩解；毛泽东紧接着发言，以自己的风格剖析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给以往的军事路线定性：“左”倾军事路线！
　　
　　继而王稼祥发言，补充、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观点，并提出更换军事领导！连发三炮之后，预料之中的情景出现了：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发、接着是军事指挥员们开始发怒，会议就此变成了对李德的批判会，对博古？大家心照不宣给予了少有的宽容。
　　
　　博古面对大家的指责，几乎无从反击：没有人说党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相反还都附带一句：“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令党的一把手无法反驳什么。
　　
　　插一句：中共中央自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投敌之后，再没设过总书记这一职务，博古也是以书记、总负责的身份发施号令的。一些资料或将帅们的回忆录称呼“总书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
　　
　　对李德、博古区别对待，是早有预谋的：对李德毫不留情，对他的“老子说了算”造成的严重军事错误，要严加批判；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对事不对人，以分化他们二人，孤立李德。
　　
　　以上这两条策略，张、毛、王在会议的发言中，都加以贯彻，收到很好的效果。会后的博古没有豁上闹对立，也没搞阴谋；而李德这个“绊脚石”、“太上皇”则彻底被搬掉了――当年９月，李德被安排担任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叶剑英、邓发、李维汉等，负责研究部队的整编问题。
　　
　　但在遵义会议上，也并不是“一边倒”，博古强调客观原因，对军事路线进行种种辩解；李德则拒不承认任何错误，火冒三丈，怨气冲天，说自己只是“顾问”，现在却把责任全归到自己身上，坚决不接受对他的这种不公平批评。
　　
　　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也明确表示支持共产国际安排的中央领导，尤其凯丰，干脆在会上讽刺挖苦毛泽东军事指挥也未必高明，不过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则淡然一笑，连反驳都懒得。
　　
　　多年之后，毛泽东还是念念不忘他和凯丰的这次争论：“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能照书本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公平的说，后来一段时期的党中央还没有像以往和后来那样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派，凯丰后来认错后还是被安排担任党的宣传领导工作；会后支持博古的李维汉也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纵队负责人；对博古，不负党的总责了，但仍保留了政治局常委，依然参与讨论党在长征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即使对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没有过于歧视，有些军事会议还是让他列席参加。
　　
　　大势已定，三天的遵义会议推翻了由共产国际指定的最高领导，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谁说了算自己是不当家的，这是首次事实上的独立自主！这才是遵义会议的最伟大之处。
　　
　　据聂荣臻、伍修权等人回忆，林彪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从始至终都一言不发，却也承认林彪在会上用红军伤亡过大的事实批评过博古、李德瞎指挥。――老孙不明白：林彪是怎么表达观点的？
　　
　　这有些奇怪了：“文革”中，报刊上说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如何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路线，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一下变成了近乎博古、李德的支持者？编造历史者害人不浅啊！
　　
　　其实不用仔细分析，就是头猪也明白：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且林彪在毛泽东失势时并未落井下石，反而与毛泽东进一步密切了关系，在毛泽东复出的当口，林彪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不过，此时的林彪对政治还不那么热衷倒是真的，就之后长时期看来，林彪只是对军事感兴趣，并没有参与政治争斗。
　　
　　不过，由于无法找到相关资料来证实老孙的推断，那就权当老孙长了颗猪脑子吧。
　　
　　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直到现在还众口一词：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帅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事实上这才是睁眼说瞎话，遵义会议决议记载的明明白白：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时，就连博古的总负责职务也没有触动，二十天后的“鸡鸣三省会议”上，张闻天才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对党的政治路线负最高责任；最高军事首长是朱德、周恩来，而且周恩来才是受党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只是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已，就是后来中央常委分工，也是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一个居于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怎么能说成被确立为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呢？
　　
　　（请看下篇：六十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之地位）
 六十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之地位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家心里都明白：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但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是没错的，绝对没有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应该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遵义会议，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并未代替博古但任总负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负责或干脆就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
　　
　　就是事实上，毛泽东也没有被确立为全党与全军的领导核心：至今的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领导地位”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出现的吗？
　　
　　至于一些记载与议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这情形肯定也不可能事实上出现――如果有这种事，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日后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
　　
　　前面说过，遵义会议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此时音讯不同，共产国际想干涉也做不到，所以才能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他靠边站。
　　
　　总书记或者总负责都可以更换，从名义上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所以，可以断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进入了中央常委班子，不管从名义或实际都没有成为核心。
　　
　　如果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核心”固定论断，结论与事实便陷于矛盾，成了无法解决的死结。应该是人们为了通过审查关口，必须这样说、都得这样写罢了。
　　
　　由此可见，所谓“解放思想”，是说着容易做到难，别管什么“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各种回忆，离“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还远着呢，“两个凡是”还是有一定市场或者活动空间的。
　　
　　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是第五届领袖，也谈不上六届，但毛泽东自己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６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掌权的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２日，周恩来也谈到我们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这是个概约数，实际上到１９４３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八年）。总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泽东之间有个第五代，这是得到全党和史学界公认的，还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之说的。
　　
　　既然如此，怎么能无视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说是紧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后来的许多党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实际上”或“事实上”的副词，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或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据和事实，似乎是由于说得久、说得多，就一切不成问题了。
　　
　　其实加的副词也并不准确：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表正确路线一方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现在已得到公认。至于说《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这一说法既缺乏根据和也与理不通――党的总书记还需要受新任常委委托？
　　
　　博古在台上时有职有权，遵义会议对负总责的书记岗位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事实上，遵义会议之后，“鸡鸣三省”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
　　
　　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
　　
　　党中央的总负责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后来才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周、王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久，在讨论是否实施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
　　
　　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这说明毛泽东并不嫌开会多。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开会多了麻烦。
　　
　　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负责地位的，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负总责）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
　　
　　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因而就被戏称为“娘娘”。
　　
　　而毛泽东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直到最近（２０００年３月），刘英还对问及的人还谈到此事。
　　这既说明了当时同志中亲密无间和生动愉快的情况，也说明了毛泽东的真实地位：“毛大帅”！
　　
　　甚是连“毛大帅”也是到了陕北之后的事情，长征途中，毛泽东充其量是“毛副帅”，“明君”张闻天，大帅姓周――周恩来“周大帅”。
　　
　　（请看下篇：六十五、人为制造历史遗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