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芬顿邮报 战场之外:102.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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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1900.08.30. - 1976.07.01),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张闻天同志是江苏省南汇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所担任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酷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 1978年12
张
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
张
《
编辑本段人物轶事
“红色教授”
张闻天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1922年1月5日,张闻天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文章说,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早感到不安,不过用什么方法去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的烦闷。但永久不决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1928年9月,张闻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被选送到该学院学习与研究的有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等人。位于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张
三次“让贤”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张
西安事变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第一,事变爆发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同时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向。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事变爆发之初,在1936年12月13日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多数人(包括毛泽东)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的,大致上反映这次会议初步方针的公开文件是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个电文发布不久,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周恩来赴西安后争取和平努力的尝试,迅速改变了原来不成熟的方针。在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开始有所表示,及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和平调解事变的最终决策——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明确地表示这个方针是比以前更进步的方针。这次发现的张闻天一份最为可贵的发言纪录稿,就是他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开始就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在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在张闻天发言之后不久,会议作出了结论。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张闻天的意见,但是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还有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不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第二,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19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继13日会议之后党中央讨论西安事变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一次会议。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一次决定,尽管它经历了一个从除蒋到有条件放蒋的曲折过程,但是仅仅五、六天时间,经过民主讨论,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作出为后来历史证明完全正确的决策,这正说明了我党的英明,也生动体现了党中央集体智慧和民主决策的精神。毛泽东在19日会议上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的讨论,毅然作了修改原来方针的结论。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之前他在西安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陈述的意见,对于会议的决策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为全面阐述决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发言共分七点,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一一作了论证的说明。这篇发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作了鲜明、透彻的说明。发言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理由是:“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鉴于党内在事变爆发后已经有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发言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发言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时刻,张闻天对此关键问题作出如此鲜明的表示,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发言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将和平解决事变的总方针作了明确的概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第三,在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出现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张闻天揭破蒋所玩弄手法的实质,教育党内仍从实现和平的全局上正确处理西北局势,并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蒋介石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项诺言之后获释,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陷入了又一次危机之中。当张学良被扣消息传到西北的时刻,广大群众无不为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径而感到义愤,西安方面主张武力解决的舆论顿时上升,党内也有的同志对于是否还要争取蒋介石发生了动摇。紧迫而复杂的局势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能作出正确的对策。就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7年1月2日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作了一次全面分析形势和提出对策的发言。他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作了这样的分析:“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指蒋介石——引者)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并且指明:“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发言建议西安方面发表通电,呼吁“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同时提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发言最后要人们看到:“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文献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在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张闻天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张闻天是1937年1月25日从延安动身,27日抵达西安的。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发一电文致周恩来:“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在张闻天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的事件。博古后来回忆时说道,“洛甫同志来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现在找到了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的个人署名的几份电报,其中两封已由《党的文献》发表。电报之一是他到达西安第二天(1月28日)向毛泽东通报西安贯彻“坚决为和平奋斗”方针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的;另一封电报则是同日发自云阳前敌总指挥部,向毛泽东提出红军及时撤出陕南的重大提议的。这两封电报是体现我党为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努力的一个光辉的历史见证。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传奇爱情
1929年,刘英在苏联学习,就见到过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那时,刘英把张闻天看作老师。1932年刘英回国,1933年6月进入江西苏区,担任少共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张闻天也来到了苏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当他得知刘英也来到了苏区,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的俄文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原来,对于刚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费用,用于置办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余下一些,就要拿出来请客吃饭了,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天傍晚,刘英带上钱就到张闻天那里去了张
遵
晚
庐山会议
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成为党内张
张
凄惨晚年
用张闻天自己的话说,庐山会议后,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文革”风暴的到来使得张闻天不再“孤独”,并立即被卷入喧嚣之中;7月12日,中央专案组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8月9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住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分别将张闻天夫妇武装“监护”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重逢。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1972年4月2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让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江苏省委当夜急电中共中央,请示丧事安排问题;7月3日,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一个方案,“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一领导同志讲话。同时报送了草拟的一份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这样简到不能再简的仪式,低到不能再低的评价,上面都不同意。江苏省委一再催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才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在无锡,《新华日报》发一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在这之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反映:遗体告别时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家属说:“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答复是继续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遗体告别,“张闻天”这个名字都不许出现。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绝情悖理,一至于此! 张闻天遗体于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面。又过了3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北京方面拟定,仅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首都报纸一概保持缄默。 呜呼!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息地殒落!他能够安息吗?冤案昭雪
张闻天逝世后不到一百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同志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举行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张闻天在肇庆写成、又在无锡精心修改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8月27日,又发表了肇庆文稿中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使全党共享他在“文革”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政治经济学笔记”、“肇庆文稿”的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生前的遗愿终于实现。《〈张闻天选集〉编辑说明》高度评价张闻天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指出:“张闻天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对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的理论创造和革命业绩,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越来越赢得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敬佩。江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一个儒雅谦逊的人,一个稳重厚道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阴云密布,骤雨狂风,他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和毛泽东等一起,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岗位上恪尽了职守,立下了这两大功勋,从而确立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人物之一的地位。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经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三十年代初,张闻天在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时尽管执行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但是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特别是在长征中,他深刻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认识到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毅然与“左”倾错误决裂。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受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在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他积极参加了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的斗争,坚决维护党的统一。长征胜利后,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他主持会议并起草了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和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张闻天在理论宣传、干部教育等工作中成绩卓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主要负责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工作。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鼓舞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批判党内存在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培养干部成为党的一项紧迫任务。他指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在他的主持下,大批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军队干部、从事过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等院校接受培训和学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张闻天以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解剖自己,又以“补课”的精神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情况的认识。解放战争时期,他到东北工作,在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上均有突出建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五十年代初,张闻天到外交部门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勤于分析问题。他关于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驻外使馆要以各国政府为主要工作对象,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必须坚持勤俭办外交等主张,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十分关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庐山会议上,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批评了当时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为此,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研究文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磨难,但丹心依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保护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正气。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抱病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等文稿,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张闻天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我们缅怀张闻天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定信念,不论环境多么恶劣,道路多么崎岖,都一往无前,矢志不移。学习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当实践证明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勇于改正错误,同时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学习他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精神,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习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当好人民的公仆。编辑本段张闻天故居
张
102.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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