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肚皮舞教学视频成品舞:启蒙到大革命－第三章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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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启蒙时代
哲人
“哲人”（philosophe）一词是个法文词，而“哲学的”（philosophical）在18世纪意指以批判和寻根问底的精神去探讨一切课题。英语借用“哲人”这个法文词，是表示当时的一群作家，他们并非探讨知识或存在这些终极问题的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社会或文学评论家，是普及者和公众人物。哲人大多是男人，但许多妇女也参与了启蒙文化运动。譬如法国作家艾米莉•杜•查特莱特翻译了牛顿著作，并在她的科学论文中阐明新理论的价值意义。哲人们通常都是博学多才之士，不过他们写作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引人注目；启蒙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哲人的著作，才得以四处传播。以前的作家一般是有闲人士，不然就是得到贵族或王室恩宠的才子，或者是靠宗教基金会支付薪水过活的教授或牧师。在启蒙时代，许多作家都是自由职业者、穷苦文人和报纸撰稿人。他们为“大众”而写作。
读者大众的人数已大为增多。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男性识字率达到47%，女性达到27%。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商人和专门职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妇女读者形成一个日益增多的小说和文学期刊读者群，乡绅寻求改进农业的科学新主意，甚至贵族也想随时了解情况。报刊杂志成倍增加，人们即使在家里无法读到，也可在咖啡馆里或应运而生的阅览室里阅读。对辞典、百科全书和各知识领域的概述书的需要量也很大。新的读者需要构思风趣明快的题材。他们欣赏的是能给人以情趣和轻松之感的作品。有了这样的读者大众，文学本身也大受其益。
18世纪的文笔变得流畅、清晰、准确，既不沉闷冗长，又不空洞干瘪，叫人啧啧称羡。近至欧洲内陆，远至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在的美利坚，读者们从这些作品中也获益匪浅。人们开始谈论“大众舆论”，把它当作一种评论法庭，判断新书的价值意义，树立或者摧毁抱负不凡的作家的名望。这种新的大众舆论，法国作家马利舍伦斯解释说，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一切权力所尊重，赏识一切天才，宣扬一切有才干的人”。对文学、艺术、音乐的品评激发了报纸、期刊和咖啡馆里的争论，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日益扩大的公共领域，超越各家各户的个人世界，超出政府机构的官方世界。市民中产阶级不仅日益有了文化素养，而且也越来越富有思考力和评论能力。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只是一个阶级运动。
当时的著作还从另一方面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它们全是在审查制度下撰写出来的。审查制度的理论是保护人民免受有害思想的侵蚀，就像保护他们免受以劣充好或短斤少两的商品的损害一样。英国的审查制度温和得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其他国家里，西班牙有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国这个启蒙运动的中心，既有复杂的审查制度，又有大批的读者和作家。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国王官吏和印刷业行会，对审查书籍都可插上一手。但是，法国的审查制度管理得非常松散，以致1750年以后，作家并不为它烦心。这种审查制度无法与20世纪一些国家中实施的审查制度相比。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对法国的思想和文学都产生了不良后果。它使作家感到沮丧，不能致力于具体的公众问题，作出公开的或明快的表示。由于在法律上禁止批评教会和国家，他们就隐晦抽象地提出批评的意见。由于不许攻击特殊的事物，他们就攻击一般的事物。不然，他们就谈论波斯人和易洛魁人①的风俗习惯，而对法国人的却避而不谈。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双关语、巧妙的挖苦话、影射和笑话。作者一旦受到盘问，便可宣称他们的意思并非尽人皆知的他们要说的那种意思。至于读者，他们养成一种阅读禁书的嗜好。这些禁书通过非法的途径和外国书商，向来不难得到。
巴黎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殷实人家的市内府第里，文人才子和社会名流云集一堂，讨论文学话题。有时，一个著名的哲人也是一个有钱人，如赫尔维蒂厄斯，他不仅撰写了《论心灵》和《论人》等书，还举行了盛大的聚会，在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这种人员和思想的碰撞主要是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进行。她们作为沙龙女主人而名闻于世，在后来所称的“文人共和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举例说，德•杰斐琳夫人大约从175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设宴组织了一次次艺术家和作家的交谈会，有时还资助他们，介绍他们去会见高层社会或者政府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她也欢迎来访的外国人，如来自英国的贺拉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以及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年青人斯坦尼斯•波尼亚托夫斯基。由于其他妇女也举办这样的沙龙，哲学家和其他作家便经常有机会相聚，交流思想看法。
沙龙成了精心组织的会面场所，在这里，许多作者向爱批评的读者介绍他们的新作品；沙龙女主人宣读旅行家或远方记者的信件；有抱负的哲学家的名望会在谈笑风生的谈话会中传开。杰出的沙龙女主人对她的沙龙所涉及的思想课题和社会衔接都考虑周详。苏珊•尼卡的沙龙在70和80年代期间，每逢星期五下午举行。为了准备她每周的谈话会，她在她的日记本上一一列出她想要讨论的想法和题目。朱莉•德莫斯皮纳斯经常在她的巴黎府邸提供讨论的机会，在这里，她连续12年每周的每一个晚上都接见来访客人。有位仰慕者说，“她的伟大艺术，在于她着力显示他人的长处，她乐此不彼，胜过展示她自己。”沙龙和沙龙女主人促进了普世性的文人共和国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天才和创造性胜过贵族名门出身。80年代后，妇女失去她们的许多文化影响，但这样的沙龙在法国大革命后还是存留下来了。1795年，在大恐怖时期后，两位著名的哲人——赫尔维蒂厄斯和孔多塞——的遗孀，开放或者重开她们在巴黎的沙龙，接待温和的共和主义派或自由主义者。苏菲•孔多塞本人成了一名作家，而且翻译了亚当•斯密著作，她的沙龙在拿破仑执政的岁月中，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中心。较为短命的是更有名气的述曼•德•斯特尔的沙龙。她也写作，博览群书，很有想法，她对法国大革命没有丝毫改变妇女从属地位感到叹息。19世纪的许多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就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些沙龙里。 巴黎还在18世纪中叶出版了哲学家著述中最为严谨之作《百科全书》。它由丹尼斯•狄德罗编纂，分为17大卷，从1751年开始，到1772年完成。这是一部科学、技术和历史知识的大辞典，颇为含蓄地对现存的社会和机构作了针砭，并概括了当时的怀疑主义、理性和科学精神。它不是第一部百科全书，却是第一部由一系列知名人士撰稿、同时又被视为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的百科全书。事实上，所有的法国哲人，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达兰贝尔（协助编纂工作）、布丰、杜尔哥、魁奈等，都为此书撰稿，有时他们被统称为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百科全书》虽然是在巴黎编纂，但是流传广泛，读者众多，大革命前就卖出了大约2.5万套多卷本，其中半数在法国以外，因此法语成了全欧洲受教育的人的国际语言。而在法国国内，《百科全书》被各行各业、社会各界人士所阅读。在贝桑松这座大约有2.8万居民的城市，当地人就买了137套，其中15名是教士，53名是贵族，69名是律师、医生、商人、政府官员或者人们称之为第三等级的市民。教士和贵族是为百科全书派学者所批评的特权群体，但他们中看书或者起码买书的人数远远超出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认为自己是哲人或与哲人意气相投的男男女女，遍布欧洲各地。腓特烈大帝是一个杰出的哲人，他不仅是伏尔泰的朋友，是款待波茨坦文学界和科学界人士的东道主，还自己撰写警句、讽刺作品、论文、历史，以及军事科学著作。他天生机智，利嘴利舌，对因循守旧和浮夸的习气不无几分戏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也是个哲人，理由大体相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倒不是个哲人，因为她宗教思想太浓，对一般的思想又很少关心。但是，她的儿子约瑟夫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坐上王位的哲人，这将在下文阐述。英国沃伯顿主教被他的朋友视为哲人，他认为他那时代的英国国教，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来说恰恰是纯理性所发明的。苏格兰怀疑论哲学家大卫•休谟可算是个哲人，爱德华•吉本也算是个哲人，因为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尖锐抨击基督教，使虔诚的教徒大为震惊。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可不是哲人，虽然他因完成了一项18世纪典型工程——编纂了一部崭新的英语词典——而声名鹊起，却为超自然的事物忧心忡忡，笃信国教，贬低自命不凡的作家，甚至断言伏尔泰和卢梭是坏人，应发配到“种植园”。此外，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哲人，如马奎斯•蒂•贝卡里亚，他竭力要使刑法变得合乎人道；又如巴伦•格林，他从巴黎给他的许多订户发送文学新闻信札。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所有哲人中最为有名的是法国三杰：孟德斯鸠（1689—1778年）、伏尔泰（1694—1778年）和卢梭（1712—1778年）。他们之间迥然有别。三者都被诩称为他们时代的文学天才。三者都是先从事文学创作，尔后转向撰写政治评论和社会分析。三者都认为，现存的社会状况能够有所改进。孟德斯鸠两次获得男爵头衔，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地主贵族，一个封建领主或庄园主。他承继他叔父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的议席，在路易十四去世后曾积极参与法院的工作。他参加过大约开始于1715年的贵族复兴活动。这种复兴活动持续不断，贯穿18世纪。虽然他赞成贵族和反专制主义思潮中的许多见解，然而，他的见解却突破了简单的自我中心的阶级哲学。1748年，他出版了巨著《论法的精神》，发展了两个主要思想。一个是政治制度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各异，譬如，专制制度只适合热带地区的大帝国，民主制度只有在小城邦里才行得通。他的另一个伟大学说是三权分立，旨在反对法国的专制君主制（他称之为“专制制度”）。在法国，他认为，国王和许多“中间体”之间应该分权。这些“中间体”包括高等法院、各省三级会议、有组织的贵族、持有特许状的市镇，甚至还有教会。由于他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外省人和贵族，他偏爱前面三个“中间体”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在波尔多工作，促使他承认资产阶级在法国市镇中的重要地位；至于教会，他说，尽管他不相信它的教义，但他认为，教会倒可以当作一道屏障，来拦阻政府实施过度的中央集权。就他理解所及，他对英国宪法大加赞赏，认为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卓有成效地继承与发扬了中世纪初期的封建自由。他觉得，英国把君主制度、贵族制度和民主制度（国王、领主和平民）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开，从而取得了不可或缺的权力分离与制衡。这一学说影响很广，深为1787年拟订美国宪法的美国人所熟悉。然而，孟德斯鸠的哲人挚友却认为他过于保守，甚至想方设法劝他不要发表他的见解。的确，严格说来，他是一个反动派，喜爱路易十四以前一切荒诞的东西；同时就他思慕“野蛮”的中世纪而言，他在同代人中也是异乎寻常的。
伏尔泰1694年出生于一个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取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仅仅是他所有笔名中最出名的一个。他四十多岁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作家，擅长警句，用诗体撰写悲剧，还写过一部史诗。尔后，他越来越倾向于阐述哲学问题和公众问题。他有感人至深的魅力，究其原因，在于他的文笔运用自如，十分流畅。在所有的伟大作家中，他的作品最容易阅读。他向来文风犀利，逻辑性强，隽永深刻，不时还插入一些街头秽语；有时兴之所至，就嘲弄、挖苦一番，因此他也是一个善于运用巧妙的反语，嘲笑，教人羞惭的大师。无论他的意图多么严肃，他都可以通过叫他的读者捧腹大笑而达到目的。伏尔泰年轻时曾身陷囹圄，在巴士底狱度过了11个月，起因据说是对摄政者傲慢不逊。但是，翌年，这位摄政者却赏给他一笔津贴，以表彰他撰写的一个剧本。后来他与一个贵族舍瓦利埃•德罗昂争执，再次被捕。他始终是一个固执的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对贵族制度却从未在原则上大加反对。由于得到蓬皮杜夫人（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但深得国王的宠爱）的爱慕，他成了路易十五的卧室侍从和王室史官。如果说他曾履行过这些职责的话，那只也是敷衍了事，因为巴黎和凡尔赛宫对他来说远非安身立命之所。他是腓特烈大帝的挚交，曾到波茨坦这位国王的王室住了约两年时间。他们两人最后闹翻了，因为还没有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能长期容纳这样两个自负的人物。伏尔泰凭著书、津贴、投机买卖和讲求实效的办事方式，发了一笔大财。晚年时，他在靠近瑞士边境的费内购置了一个庄园。用他的话说，他在那儿成了“欧洲的旅馆主人”，接待川流不息的仰慕而来的贵客、讨取恩惠的人和寻求他帮助的落魄人。1778年，他在巴黎去世，卒年84岁，是欧洲最孚人望的文人。他的文集多达70余卷。
伏尔泰主要关心的是思想自由。他同孟德斯鸠一样，对英国十分倾慕。他在这个国家旅居三年。1727年，在英国，他亲眼目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国葬仪式以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安葬仪式。伏尔泰的两部著作《哲学通信》（1733年）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年），不仅使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英国，而且还普及了新颖的科学思想：培根的归纳哲学、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心理学。洛克学说认为，一切真实的观念都产生于感觉经验，这就削弱了宗教信仰的权威。英国最令伏尔泰称羡的是它的宗教自由、它对不同看法和科学探索的宽容、它相对而言的出版自由和它给予像他这样的文人的高度尊敬。他不如孟德斯鸠那样关心政治自由。路易十四对于孟德斯鸠和新贵族学派来说是个恶棍，然而对伏尔泰来说，却是个英雄。他写了一篇颂文《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赞美在“太阳王”统治下的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虽然在个人关系上与腓特烈大帝闹翻了，伏尔泰仍旧尊敬他。实际上，腓特烈几乎成了伏尔泰心目中的完美的开明统治者：他倡导艺术和科学，不承认任何的宗教权威，对一切教派都给予宽容，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只要他们有益于社会，都一样欢迎。
大约1740年以后，他更加明确地成为宣扬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斗士。一名新教徒让•卡拉被控告为阻止儿子皈依罗马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结果被判处死刑，伏尔泰竭力为他昭雪。有个年青人名叫拉巴尔，因亵渎路旁一个十字架的罪名而给处决了，伏尔泰也撰文为他鸣冤，说他无罪。“砸烂可耻的东西！”成了伏尔泰学派的著名斗争口号。对伏尔泰来说，“可耻的东西”是指偏执的行为、不容异说、宗教迷信，以及它们背后的一个有组织教士的权力。他不仅激烈抨击天主教会，而且激烈抨击整个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他鼓吹“自然宗教”和“自然伦理学”，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善与恶的区分来自理性本身。其实，天主教会很久以来就教导这一学说。但是，伏尔泰坚决认为，除了理性之外，任何超自然天启都不称心，都没有必要；他论证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信仰一种特别的天启使人不容异说、愚蠢、残酷。 他是第一个用完全的世俗观点来展现世界历史的作家。在他的《风俗论》，即《世界史》一书中，他首先叙述古代中国，继而依次对一个个伟大的文明作了概括的评述。早期的世界史作家习惯把人类事件纳入基督教教义的框框。他们遵循圣经的写法，先从“创世”写起，然后写到“亚当的罪”，继而描述以色列的兴起等等。伏尔泰把犹太—基督教史包容在范围广阔得多的世界史里，让宗教思想纳入到社会学的框架中。他把基督教和一切有组织的宗教都当作社会现象或仅作为人的创见来描述。诚然，斯宾诺莎也曾这样说过，但是伏尔泰把这些见解传播到欧洲各地。
在政治学和自治政府的问题上，伏尔泰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对人类的看法大约同他的朋友腓特烈一样的差劲。只要政府开明，他倒不在乎政府的权力有多大。他所说的开明政府，是指向懒惰和愚蠢开战、使教士处于从属地位、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促进物质和技术进步事业的政府。他没有任何先进的政治学说，但他心目中的文明大国近似开明的或理性的专制国家。他认为能够开明练达的只有少数人，因而觉得应由这少数人——国王和他的顾问——掌权，力排一切非议，贯彻实施他们的纲领。要克服愚昧无知、轻信和教士权术，国家必须强大。伏尔泰最渴望的是给开明者，即给像他那样的人们以自由。
让•雅克•卢梭的境况迥然不同。他于1712年生在日内瓦，是瑞士人，新教徒，出身相当卑贱。他在法国或巴黎的社交场合中总是忐忑不安，没有自在过。他自幼缺少爱抚，16岁那年逃跑出来，多年靠打杂工糊口，譬如抄写乐谱等。他从事写作，但直到40岁才出人头地。他一向是个小人物，一个外来人。此外，他跟女人的个人关系很不顺，也不稳，最后与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姑娘黛蕾丝•莱瓦瑟同居。同住的还有她的妈妈，这个老女人总爱干预他的事务。黛蕾丝跟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把他们全都送到孤儿院去。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没有钱的观念，到他出了名以后，他还得靠朋友的周济过日。忧郁和痛楚使他身心严重失调。他养成这样的感觉：谁都不能信任；那些想法帮助他的人，正在背后嘲笑他或出卖他。他谴责法国妇女的文化影响，尤其批评她们在巴黎沙龙所起的突出作用（“她们啥都不懂，虽然她们每事都评”）。他身受现在称之为心理情结的折磨，也许是患了妄想狂。他喋喋不休地谈论他自己的德行和清白，悲痛地抱怨别人误解了他。
但是，他虽然精神紊乱，却可能是当时最有造诣的作家，而后来肯定是最有持久影响的作家。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会到，在现存的社会中，好人不可能幸福。因此，他抨击社会，声称社会是虚假的和腐败的。他甚至抨击理性，称它是使人误入歧途的伪向导（如果一味追随的话）。对一切令他的同代人感到满意的进步，他都表示怀疑。他著有《论艺术和科学》（1750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在这两篇“论文”中，他论证说：文明是许多邪恶的根源；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只要有可能存在的话）会好得多。卢梭把第二篇论文送给伏尔泰一份。伏尔泰（对文明的各种形式都大为欣赏）回复说，他的大作使自己“觉得像是在用四脚爬行”。对于卢梭来说，人性中最好的品质如善良、无私、诚实和良知等，都是自然的产物。在深藏于理性之下的地方，他意识到感性的存在。他喜爱同情给予的温暖，喜爱直觉闪现的敏捷，喜爱良心传递的清晰信息。从他的气质上来看，他有宗教信仰，因为他虽然什么教会、什么教士、什么天启都不相信，却尊重圣经，敬畏宇宙，爱独自冥想，他相信的上帝不仅是“第一推动力”的上帝，而且还是司爱、司美的上帝。这样一来，卢梭使严肃认真的人更容易挣脱正统观念和一切教会戒律形式的束缚。他为各种教会所惧怕，被视为最危险的“异教徒”，不论是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或是在信奉新教的日内瓦，都曾受到谴责。
总的看来，卢梭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在自己的大多著作中给人的印象是：冲动比深思熟虑来得可靠，本能的感觉比批判性思想更为可信。对他来说，玄妙的见识比理性的或清晰的见解更为真实。他成了“感觉的人”，成了“自然之赤子”，成了即将来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先驱，成了现代一切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他成了一个早期的、颇有影响的启蒙批评家，即使他在期望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上与其他哲人相似。
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卢梭似乎又与上述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著名见解大相抵触。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环境，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种观点有点像霍布斯的观点。在其他的著作中，卢梭曾认为，人的邪恶是社会种种邪恶造成的。此时，他却认为，只有经过改良的社会才能产生好人。早期的思想家，譬如约翰•约克，曾把“契约”当作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把它当作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社会契约，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契约。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即社区，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社会契约是一种谅解，凭此谅解，所有的个人为彼此放弃自己的天赋自由，把个人的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共同意志的裁决。这共同意志就是主权；真正的主权，若理解正确的话，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政府位居第二；国王、官员或遴选出来的代表，只是一个主权民族的代表而已。卢梭用了许多晦涩难懂的篇幅来解释如何才能识别真正的共同意志。它无需通过大多数人的表决来决定。“产生这种共同意志的，”他说，“不是看有多少人附和，而是取决于把众人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他几乎没有谈论政府机构，而且对议会制度也不羡慕。他关心的是更为深远的东西。他虽然是一个精神失调的外来人，却渴望有一个人人都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共和政体。他希望有一种国家，使身在其中的一切人都有成员感和参与。卢梭的这些看法使他成为民主制和民族主义的先知。他应奋起反抗外国列强瓜分自己国家的波兰人之约请，写了《波兰的忧虑》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卢梭确实较为具体地运用了《社会契约论》的见解，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自觉的有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在撰写《社会契约论》时，他心里有一个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那样的小城邦。但是，他实际所做的，却是归纳小城邦共和国人民的心理特征，使之应用到有广袤领土的国家。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员感，具有社区感和伙伴感，具有负责任的公民感和在公共事务中的亲密参与感——一句话，有共同意志感。一切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无不设法向本国人民传授这种心理一致感。在民主国家里，共同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和人民的主权保持一致；而在专制国家里，个人（或政党）就有可能自称有权充当共同意志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迄今，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把卢梭视为他们的先知之一。
卢梭对他同代人的影响之所以深广，还由于他的其余著作，特别是他的小说《爱弥儿》（1762年）和《新爱洛绮丝》（1760年）。这些小说在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阶层里，尤其是在妇女中广为阅读。她们把他奉为崇拜对象。他是一个文学大师，能够激发各种以往作家很少接触过的思想情感。他用文学作品在上流社会人士中传播一种尊重平民的清新情感、一种对平凡事情的爱好、一种怜悯人和同情人的冲动、一种意识到贵族生活尔虞我诈和虚浮浅薄的观念。妇女开始喜欢给自己的婴孩喂奶了，因为卢梭说她们应该这样做。甚至男人们也开始谈论起他们感情的细微之处。潸然泪下成了时行风尚。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村庄，在那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纯朴的挤奶女工。所有这一切中有许多是荒谬的或浅薄的。然而，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源泉，是产生人类平等的新观念的推动力。卢梭使法国上层阶级疏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丢掉自己的优越感。这是他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主要而直接的贡献。
哲人
“哲人”（philosophe）一词是个法文词，而“哲学的”（philosophical）在18世纪意指以批判和寻根问底的精神去探讨一切课题。英语借用“哲人”这个法文词，是表示当时的一群作家，他们并非探讨知识或存在这些终极问题的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社会或文学评论家，是普及者和公众人物。哲人大多是男人，但许多妇女也参与了启蒙文化运动。譬如法国作家艾米莉•杜•查特莱特翻译了牛顿著作，并在她的科学论文中阐明新理论的价值意义。哲人们通常都是博学多才之士，不过他们写作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引人注目；启蒙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哲人的著作，才得以四处传播。以前的作家一般是有闲人士，不然就是得到贵族或王室恩宠的才子，或者是靠宗教基金会支付薪水过活的教授或牧师。在启蒙时代，许多作家都是自由职业者、穷苦文人和报纸撰稿人。他们为“大众”而写作。
读者大众的人数已大为增多。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男性识字率达到47%，女性达到27%。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商人和专门职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妇女读者形成一个日益增多的小说和文学期刊读者群，乡绅寻求改进农业的科学新主意，甚至贵族也想随时了解情况。报刊杂志成倍增加，人们即使在家里无法读到，也可在咖啡馆里或应运而生的阅览室里阅读。对辞典、百科全书和各知识领域的概述书的需要量也很大。新的读者需要构思风趣明快的题材。他们欣赏的是能给人以情趣和轻松之感的作品。有了这样的读者大众，文学本身也大受其益。
18世纪的文笔变得流畅、清晰、准确，既不沉闷冗长，又不空洞干瘪，叫人啧啧称羡。近至欧洲内陆，远至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在的美利坚，读者们从这些作品中也获益匪浅。人们开始谈论“大众舆论”，把它当作一种评论法庭，判断新书的价值意义，树立或者摧毁抱负不凡的作家的名望。这种新的大众舆论，法国作家马利舍伦斯解释说，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一切权力所尊重，赏识一切天才，宣扬一切有才干的人”。对文学、艺术、音乐的品评激发了报纸、期刊和咖啡馆里的争论，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日益扩大的公共领域，超越各家各户的个人世界，超出政府机构的官方世界。市民中产阶级不仅日益有了文化素养，而且也越来越富有思考力和评论能力。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只是一个阶级运动。
当时的著作还从另一方面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它们全是在审查制度下撰写出来的。审查制度的理论是保护人民免受有害思想的侵蚀，就像保护他们免受以劣充好或短斤少两的商品的损害一样。英国的审查制度温和得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其他国家里，西班牙有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国这个启蒙运动的中心，既有复杂的审查制度，又有大批的读者和作家。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国王官吏和印刷业行会，对审查书籍都可插上一手。但是，法国的审查制度管理得非常松散，以致1750年以后，作家并不为它烦心。这种审查制度无法与20世纪一些国家中实施的审查制度相比。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对法国的思想和文学都产生了不良后果。它使作家感到沮丧，不能致力于具体的公众问题，作出公开的或明快的表示。由于在法律上禁止批评教会和国家，他们就隐晦抽象地提出批评的意见。由于不许攻击特殊的事物，他们就攻击一般的事物。不然，他们就谈论波斯人和易洛魁人①的风俗习惯，而对法国人的却避而不谈。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双关语、巧妙的挖苦话、影射和笑话。作者一旦受到盘问，便可宣称他们的意思并非尽人皆知的他们要说的那种意思。至于读者，他们养成一种阅读禁书的嗜好。这些禁书通过非法的途径和外国书商，向来不难得到。
巴黎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殷实人家的市内府第里，文人才子和社会名流云集一堂，讨论文学话题。有时，一个著名的哲人也是一个有钱人，如赫尔维蒂厄斯，他不仅撰写了《论心灵》和《论人》等书，还举行了盛大的聚会，在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这种人员和思想的碰撞主要是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进行。她们作为沙龙女主人而名闻于世，在后来所称的“文人共和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举例说，德•杰斐琳夫人大约从175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设宴组织了一次次艺术家和作家的交谈会，有时还资助他们，介绍他们去会见高层社会或者政府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她也欢迎来访的外国人，如来自英国的贺拉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以及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年青人斯坦尼斯•波尼亚托夫斯基。由于其他妇女也举办这样的沙龙，哲学家和其他作家便经常有机会相聚，交流思想看法。
沙龙成了精心组织的会面场所，在这里，许多作者向爱批评的读者介绍他们的新作品；沙龙女主人宣读旅行家或远方记者的信件；有抱负的哲学家的名望会在谈笑风生的谈话会中传开。杰出的沙龙女主人对她的沙龙所涉及的思想课题和社会衔接都考虑周详。苏珊•尼卡的沙龙在70和80年代期间，每逢星期五下午举行。为了准备她每周的谈话会，她在她的日记本上一一列出她想要讨论的想法和题目。朱莉•德莫斯皮纳斯经常在她的巴黎府邸提供讨论的机会，在这里，她连续12年每周的每一个晚上都接见来访客人。有位仰慕者说，“她的伟大艺术，在于她着力显示他人的长处，她乐此不彼，胜过展示她自己。”沙龙和沙龙女主人促进了普世性的文人共和国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天才和创造性胜过贵族名门出身。80年代后，妇女失去她们的许多文化影响，但这样的沙龙在法国大革命后还是存留下来了。1795年，在大恐怖时期后，两位著名的哲人——赫尔维蒂厄斯和孔多塞——的遗孀，开放或者重开她们在巴黎的沙龙，接待温和的共和主义派或自由主义者。苏菲•孔多塞本人成了一名作家，而且翻译了亚当•斯密著作，她的沙龙在拿破仑执政的岁月中，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中心。较为短命的是更有名气的述曼•德•斯特尔的沙龙。她也写作，博览群书，很有想法，她对法国大革命没有丝毫改变妇女从属地位感到叹息。19世纪的许多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就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些沙龙里。 巴黎还在18世纪中叶出版了哲学家著述中最为严谨之作《百科全书》。它由丹尼斯•狄德罗编纂，分为17大卷，从1751年开始，到1772年完成。这是一部科学、技术和历史知识的大辞典，颇为含蓄地对现存的社会和机构作了针砭，并概括了当时的怀疑主义、理性和科学精神。它不是第一部百科全书，却是第一部由一系列知名人士撰稿、同时又被视为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的百科全书。事实上，所有的法国哲人，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达兰贝尔（协助编纂工作）、布丰、杜尔哥、魁奈等，都为此书撰稿，有时他们被统称为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百科全书》虽然是在巴黎编纂，但是流传广泛，读者众多，大革命前就卖出了大约2.5万套多卷本，其中半数在法国以外，因此法语成了全欧洲受教育的人的国际语言。而在法国国内，《百科全书》被各行各业、社会各界人士所阅读。在贝桑松这座大约有2.8万居民的城市，当地人就买了137套，其中15名是教士，53名是贵族，69名是律师、医生、商人、政府官员或者人们称之为第三等级的市民。教士和贵族是为百科全书派学者所批评的特权群体，但他们中看书或者起码买书的人数远远超出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认为自己是哲人或与哲人意气相投的男男女女，遍布欧洲各地。腓特烈大帝是一个杰出的哲人，他不仅是伏尔泰的朋友，是款待波茨坦文学界和科学界人士的东道主，还自己撰写警句、讽刺作品、论文、历史，以及军事科学著作。他天生机智，利嘴利舌，对因循守旧和浮夸的习气不无几分戏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也是个哲人，理由大体相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倒不是个哲人，因为她宗教思想太浓，对一般的思想又很少关心。但是，她的儿子约瑟夫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坐上王位的哲人，这将在下文阐述。英国沃伯顿主教被他的朋友视为哲人，他认为他那时代的英国国教，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来说恰恰是纯理性所发明的。苏格兰怀疑论哲学家大卫•休谟可算是个哲人，爱德华•吉本也算是个哲人，因为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尖锐抨击基督教，使虔诚的教徒大为震惊。塞缪尔•约翰生博士可不是哲人，虽然他因完成了一项18世纪典型工程——编纂了一部崭新的英语词典——而声名鹊起，却为超自然的事物忧心忡忡，笃信国教，贬低自命不凡的作家，甚至断言伏尔泰和卢梭是坏人，应发配到“种植园”。此外，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哲人，如马奎斯•蒂•贝卡里亚，他竭力要使刑法变得合乎人道；又如巴伦•格林，他从巴黎给他的许多订户发送文学新闻信札。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
所有哲人中最为有名的是法国三杰：孟德斯鸠（1689—1778年）、伏尔泰（1694—1778年）和卢梭（1712—1778年）。他们之间迥然有别。三者都被诩称为他们时代的文学天才。三者都是先从事文学创作，尔后转向撰写政治评论和社会分析。三者都认为，现存的社会状况能够有所改进。孟德斯鸠两次获得男爵头衔，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地主贵族，一个封建领主或庄园主。他承继他叔父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的议席，在路易十四去世后曾积极参与法院的工作。他参加过大约开始于1715年的贵族复兴活动。这种复兴活动持续不断，贯穿18世纪。虽然他赞成贵族和反专制主义思潮中的许多见解，然而，他的见解却突破了简单的自我中心的阶级哲学。1748年，他出版了巨著《论法的精神》，发展了两个主要思想。一个是政治制度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各异，譬如，专制制度只适合热带地区的大帝国，民主制度只有在小城邦里才行得通。他的另一个伟大学说是三权分立，旨在反对法国的专制君主制（他称之为“专制制度”）。在法国，他认为，国王和许多“中间体”之间应该分权。这些“中间体”包括高等法院、各省三级会议、有组织的贵族、持有特许状的市镇，甚至还有教会。由于他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外省人和贵族，他偏爱前面三个“中间体”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在波尔多工作，促使他承认资产阶级在法国市镇中的重要地位；至于教会，他说，尽管他不相信它的教义，但他认为，教会倒可以当作一道屏障，来拦阻政府实施过度的中央集权。就他理解所及，他对英国宪法大加赞赏，认为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卓有成效地继承与发扬了中世纪初期的封建自由。他觉得，英国把君主制度、贵族制度和民主制度（国王、领主和平民）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开，从而取得了不可或缺的权力分离与制衡。这一学说影响很广，深为1787年拟订美国宪法的美国人所熟悉。然而，孟德斯鸠的哲人挚友却认为他过于保守，甚至想方设法劝他不要发表他的见解。的确，严格说来，他是一个反动派，喜爱路易十四以前一切荒诞的东西；同时就他思慕“野蛮”的中世纪而言，他在同代人中也是异乎寻常的。
伏尔泰1694年出生于一个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取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仅仅是他所有笔名中最出名的一个。他四十多岁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作家，擅长警句，用诗体撰写悲剧，还写过一部史诗。尔后，他越来越倾向于阐述哲学问题和公众问题。他有感人至深的魅力，究其原因，在于他的文笔运用自如，十分流畅。在所有的伟大作家中，他的作品最容易阅读。他向来文风犀利，逻辑性强，隽永深刻，不时还插入一些街头秽语；有时兴之所至，就嘲弄、挖苦一番，因此他也是一个善于运用巧妙的反语，嘲笑，教人羞惭的大师。无论他的意图多么严肃，他都可以通过叫他的读者捧腹大笑而达到目的。伏尔泰年轻时曾身陷囹圄，在巴士底狱度过了11个月，起因据说是对摄政者傲慢不逊。但是，翌年，这位摄政者却赏给他一笔津贴，以表彰他撰写的一个剧本。后来他与一个贵族舍瓦利埃•德罗昂争执，再次被捕。他始终是一个固执的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对贵族制度却从未在原则上大加反对。由于得到蓬皮杜夫人（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但深得国王的宠爱）的爱慕，他成了路易十五的卧室侍从和王室史官。如果说他曾履行过这些职责的话，那只也是敷衍了事，因为巴黎和凡尔赛宫对他来说远非安身立命之所。他是腓特烈大帝的挚交，曾到波茨坦这位国王的王室住了约两年时间。他们两人最后闹翻了，因为还没有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能长期容纳这样两个自负的人物。伏尔泰凭著书、津贴、投机买卖和讲求实效的办事方式，发了一笔大财。晚年时，他在靠近瑞士边境的费内购置了一个庄园。用他的话说，他在那儿成了“欧洲的旅馆主人”，接待川流不息的仰慕而来的贵客、讨取恩惠的人和寻求他帮助的落魄人。1778年，他在巴黎去世，卒年84岁，是欧洲最孚人望的文人。他的文集多达70余卷。
伏尔泰主要关心的是思想自由。他同孟德斯鸠一样，对英国十分倾慕。他在这个国家旅居三年。1727年，在英国，他亲眼目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国葬仪式以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安葬仪式。伏尔泰的两部著作《哲学通信》（1733年）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年），不仅使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英国，而且还普及了新颖的科学思想：培根的归纳哲学、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心理学。洛克学说认为，一切真实的观念都产生于感觉经验，这就削弱了宗教信仰的权威。英国最令伏尔泰称羡的是它的宗教自由、它对不同看法和科学探索的宽容、它相对而言的出版自由和它给予像他这样的文人的高度尊敬。他不如孟德斯鸠那样关心政治自由。路易十四对于孟德斯鸠和新贵族学派来说是个恶棍，然而对伏尔泰来说，却是个英雄。他写了一篇颂文《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赞美在“太阳王”统治下的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虽然在个人关系上与腓特烈大帝闹翻了，伏尔泰仍旧尊敬他。实际上，腓特烈几乎成了伏尔泰心目中的完美的开明统治者：他倡导艺术和科学，不承认任何的宗教权威，对一切教派都给予宽容，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只要他们有益于社会，都一样欢迎。
大约1740年以后，他更加明确地成为宣扬宗教信仰自由事业的斗士。一名新教徒让•卡拉被控告为阻止儿子皈依罗马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结果被判处死刑，伏尔泰竭力为他昭雪。有个年青人名叫拉巴尔，因亵渎路旁一个十字架的罪名而给处决了，伏尔泰也撰文为他鸣冤，说他无罪。“砸烂可耻的东西！”成了伏尔泰学派的著名斗争口号。对伏尔泰来说，“可耻的东西”是指偏执的行为、不容异说、宗教迷信，以及它们背后的一个有组织教士的权力。他不仅激烈抨击天主教会，而且激烈抨击整个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他鼓吹“自然宗教”和“自然伦理学”，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善与恶的区分来自理性本身。其实，天主教会很久以来就教导这一学说。但是，伏尔泰坚决认为，除了理性之外，任何超自然天启都不称心，都没有必要；他论证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信仰一种特别的天启使人不容异说、愚蠢、残酷。 他是第一个用完全的世俗观点来展现世界历史的作家。在他的《风俗论》，即《世界史》一书中，他首先叙述古代中国，继而依次对一个个伟大的文明作了概括的评述。早期的世界史作家习惯把人类事件纳入基督教教义的框框。他们遵循圣经的写法，先从“创世”写起，然后写到“亚当的罪”，继而描述以色列的兴起等等。伏尔泰把犹太—基督教史包容在范围广阔得多的世界史里，让宗教思想纳入到社会学的框架中。他把基督教和一切有组织的宗教都当作社会现象或仅作为人的创见来描述。诚然，斯宾诺莎也曾这样说过，但是伏尔泰把这些见解传播到欧洲各地。
在政治学和自治政府的问题上，伏尔泰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对人类的看法大约同他的朋友腓特烈一样的差劲。只要政府开明，他倒不在乎政府的权力有多大。他所说的开明政府，是指向懒惰和愚蠢开战、使教士处于从属地位、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促进物质和技术进步事业的政府。他没有任何先进的政治学说，但他心目中的文明大国近似开明的或理性的专制国家。他认为能够开明练达的只有少数人，因而觉得应由这少数人——国王和他的顾问——掌权，力排一切非议，贯彻实施他们的纲领。要克服愚昧无知、轻信和教士权术，国家必须强大。伏尔泰最渴望的是给开明者，即给像他那样的人们以自由。
让•雅克•卢梭的境况迥然不同。他于1712年生在日内瓦，是瑞士人，新教徒，出身相当卑贱。他在法国或巴黎的社交场合中总是忐忑不安，没有自在过。他自幼缺少爱抚，16岁那年逃跑出来，多年靠打杂工糊口，譬如抄写乐谱等。他从事写作，但直到40岁才出人头地。他一向是个小人物，一个外来人。此外，他跟女人的个人关系很不顺，也不稳，最后与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姑娘黛蕾丝•莱瓦瑟同居。同住的还有她的妈妈，这个老女人总爱干预他的事务。黛蕾丝跟他生了五个孩子，他把他们全都送到孤儿院去。他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没有钱的观念，到他出了名以后，他还得靠朋友的周济过日。忧郁和痛楚使他身心严重失调。他养成这样的感觉：谁都不能信任；那些想法帮助他的人，正在背后嘲笑他或出卖他。他谴责法国妇女的文化影响，尤其批评她们在巴黎沙龙所起的突出作用（“她们啥都不懂，虽然她们每事都评”）。他身受现在称之为心理情结的折磨，也许是患了妄想狂。他喋喋不休地谈论他自己的德行和清白，悲痛地抱怨别人误解了他。
但是，他虽然精神紊乱，却可能是当时最有造诣的作家，而后来肯定是最有持久影响的作家。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会到，在现存的社会中，好人不可能幸福。因此，他抨击社会，声称社会是虚假的和腐败的。他甚至抨击理性，称它是使人误入歧途的伪向导（如果一味追随的话）。对一切令他的同代人感到满意的进步，他都表示怀疑。他著有《论艺术和科学》（1750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在这两篇“论文”中，他论证说：文明是许多邪恶的根源；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只要有可能存在的话）会好得多。卢梭把第二篇论文送给伏尔泰一份。伏尔泰（对文明的各种形式都大为欣赏）回复说，他的大作使自己“觉得像是在用四脚爬行”。对于卢梭来说，人性中最好的品质如善良、无私、诚实和良知等，都是自然的产物。在深藏于理性之下的地方，他意识到感性的存在。他喜爱同情给予的温暖，喜爱直觉闪现的敏捷，喜爱良心传递的清晰信息。从他的气质上来看，他有宗教信仰，因为他虽然什么教会、什么教士、什么天启都不相信，却尊重圣经，敬畏宇宙，爱独自冥想，他相信的上帝不仅是“第一推动力”的上帝，而且还是司爱、司美的上帝。这样一来，卢梭使严肃认真的人更容易挣脱正统观念和一切教会戒律形式的束缚。他为各种教会所惧怕，被视为最危险的“异教徒”，不论是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或是在信奉新教的日内瓦，都曾受到谴责。
总的看来，卢梭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在自己的大多著作中给人的印象是：冲动比深思熟虑来得可靠，本能的感觉比批判性思想更为可信。对他来说，玄妙的见识比理性的或清晰的见解更为真实。他成了“感觉的人”，成了“自然之赤子”，成了即将来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先驱，成了现代一切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他成了一个早期的、颇有影响的启蒙批评家，即使他在期望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上与其他哲人相似。
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卢梭似乎又与上述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著名见解大相抵触。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环境，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这种观点有点像霍布斯的观点。在其他的著作中，卢梭曾认为，人的邪恶是社会种种邪恶造成的。此时，他却认为，只有经过改良的社会才能产生好人。早期的思想家，譬如约翰•约克，曾把“契约”当作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把它当作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这是一个社会契约，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契约。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即社区，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社会契约是一种谅解，凭此谅解，所有的个人为彼此放弃自己的天赋自由，把个人的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共同意志的裁决。这共同意志就是主权；真正的主权，若理解正确的话，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政府位居第二；国王、官员或遴选出来的代表，只是一个主权民族的代表而已。卢梭用了许多晦涩难懂的篇幅来解释如何才能识别真正的共同意志。它无需通过大多数人的表决来决定。“产生这种共同意志的，”他说，“不是看有多少人附和，而是取决于把众人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他几乎没有谈论政府机构，而且对议会制度也不羡慕。他关心的是更为深远的东西。他虽然是一个精神失调的外来人，却渴望有一个人人都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共和政体。他希望有一种国家，使身在其中的一切人都有成员感和参与。卢梭的这些看法使他成为民主制和民族主义的先知。他应奋起反抗外国列强瓜分自己国家的波兰人之约请，写了《波兰的忧虑》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卢梭确实较为具体地运用了《社会契约论》的见解，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自觉的有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在撰写《社会契约论》时，他心里有一个像他的出生地日内瓦那样的小城邦。但是，他实际所做的，却是归纳小城邦共和国人民的心理特征，使之应用到有广袤领土的国家。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员感，具有社区感和伙伴感，具有负责任的公民感和在公共事务中的亲密参与感——一句话，有共同意志感。一切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无不设法向本国人民传授这种心理一致感。在民主国家里，共同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和人民的主权保持一致；而在专制国家里，个人（或政党）就有可能自称有权充当共同意志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迄今，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把卢梭视为他们的先知之一。
卢梭对他同代人的影响之所以深广，还由于他的其余著作，特别是他的小说《爱弥儿》（1762年）和《新爱洛绮丝》（1760年）。这些小说在一切有文化的社会阶层里，尤其是在妇女中广为阅读。她们把他奉为崇拜对象。他是一个文学大师，能够激发各种以往作家很少接触过的思想情感。他用文学作品在上流社会人士中传播一种尊重平民的清新情感、一种对平凡事情的爱好、一种怜悯人和同情人的冲动、一种意识到贵族生活尔虞我诈和虚浮浅薄的观念。妇女开始喜欢给自己的婴孩喂奶了，因为卢梭说她们应该这样做。甚至男人们也开始谈论起他们感情的细微之处。潸然泪下成了时行风尚。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村庄，在那里，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纯朴的挤奶女工。所有这一切中有许多是荒谬的或浅薄的。然而，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源泉，是产生人类平等的新观念的推动力。卢梭使法国上层阶级疏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丢掉自己的优越感。这是他对法国大革命所作出的主要而直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