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市纪委网站:王建朗：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1

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

——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摘要：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不乏主动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便开始考虑自身在战后的地位问题，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国民政府的战后对日处置计划，力图从长远考虑，兼顾历史与现实状况。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

　　关键词：战时外交；大国地位；中美关系；中英关系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编号05J ZD00010）阶段性成果之一。2005年12月，笔者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之邀访台。本文的基本内容曾在近史所报告会上演讲，此后又获准可在近史所外刊物上发表。谨向台北近史所同仁的帮助与宽容表示感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变迁期，中国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来到中心。关于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尤其是中国一步步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相关的史实叙述已经比较清楚。①[关于抗战时期外交史事的著述甚丰，此处恕不一一列出。相关学术综述请参见拙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陈谦平：《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杨青、王编：《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1995-2004）》，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但是，无论是在微观研究还是宏观研究上，仍有若干有待于深入的课题。即以中国走向大国的历程而言，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军民坚持抗战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基础，带来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对中国政府主动的有意识的外交努力则研究不够。本文试图考察中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动作为，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大国意识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中国如何主动争取大国地位，又怎样以一个大国的思维来推进自己的外交。受限于相关史料的零碎，本文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尚不能系统连贯，难以复原事件发展的全貌，一些论断亦未必精当。笔者唯期拙文有抛砖之效，引来学界同仁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大国意识的起源

　　一般认为，四强地位的确立，以1943年10月莫斯科宣言的签署为标志。莫斯科宣言确认了美、英、苏、中四国对战时及战后世界安全的重大责任。这一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的大国地位感有显著跃进，“四强”一词频繁见诸中国的报刊。

　　然而，事实上四强一词的出现以及大国意识的产生，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早得多。在1942年初26国联合宣言发表后，四强一词便出现了。26国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国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中国朝野颇感自豪。

　　从目前所公开的史料来看，四强一词的发明权似应归诸美国。26国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月1日，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年，第4-5页]这应是中国最早听到的四强之说。此时，中国虽已感到其国际地位与往日大不相同，有了较大提高，但还不敢自居四强之列，或者说尚未想到这么快就有四强之说。罗斯福骤然提出四强一词，颇令蒋介石有些吃惊，有种盛名难副的惶恐，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不久，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盟军作战。蒋介石在1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对宣言发表后的中国地位作了研判。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自记曰：“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俄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战区，于是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③[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15页]这一段文字除了反映出蒋已被克制的欣喜外，还流露出他对国家地位突然极大提升的某种疑虑。

　　然而，这还不是蒋介石内心的准确表露，因为大事长编的编者对蒋介石日记作了加工，这一修改看似并不太大，但恰恰改掉了原文的微妙心境。核诸蒋介石日记的原文，该段文字应为：“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列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元月反省录，文中黑体字为笔者标出，以显示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的区别]两相比较，名义上以四国为中心，与四国已成为中心，意思上已有相当差别。而甚恐有名无实的表述，则更进一步表现出蒋对这一地位能否名至实归尚有相当疑问，担心徒有虚名而受实祸，其不自信与疑惧程度则比前一表述更甚矣。

　　可以看出，当美国人提出四强一词时，面对着这一不久前尚无法想象的尊崇地位，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是惶恐，担心名不副实。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四强一词的接受。《中央日报》社论很快便采用了四强一词，虽然我们尚不知道这是不约而同产生的社论作者自己的发明，还是美国人的说法已从国民政府核心层有意传出，但社论反映出中国社会是认同并乐于接受这一说法的，在内心深处是愿意并盼望承担起大国角色的。该社论称：“这的确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①[《华府伟大的决定》，《中央日报》1942年1月6日，第2版]

　　对于中国将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与此前大不相同的地位，人们有所期待，但同时也意识到，这还有待于中国更多的努力。《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便有些自我警醒的意识：“自去年12月9日我们对日德意宣战，今年元旦参加反侵略同盟，我们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台，今后世界战时与战后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都得参加；参加得力，我们可以一跃而为列强之一员，参加不力以至失当，将永远做一个三四等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②[《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试图调解英印之间的冲突。这一出访，本身是中国大国意识的产物，而它的成行又催生了社会上大国意识的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多的议论。蒋介石在告印度国民书中，提出了希望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实权的要求。《大公报》便这样评论说：“这话甚有力量。在今天，惟有我蒋委员长有资格讲此话，且讲后必有效”，自信满满的心态跃然纸上。③[《委员长对印度之发言》，《大公报》（社评）1942年2月24日，第2版]

　　已经确定了对中国采取扶持方针的美国人，则在不断地给中国以鼓励。1942年2月13日，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华盛顿晋见罗斯福总统后对记者称，“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此非仅虚名而已，而为抗战五年之代价，蒋委员长赴印之行，足以证明中国已处于世界一大强国之地位。”④[《拉铁摩尔谒罗斯福报告中国坚持抗战》，《大公报》1942年2月15日，第2版]

　　此后，四强一词在各类报刊文章及讲话中时有出现，但并未广泛流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进程尚未发展到对战后世界的规划阶段，人们贯注全力于战争，而四强的身份则更多的是在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中体现出来的；同时还由于，尽管由于罗斯福的提议，中国名列26国宣言的领衔签署国（这是四强一说起源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但无论是英国，还是苏联，并不认同四强之说。尤其是英国，丘吉尔总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四强之外，只讲三强，声称“英美苏为解决战后世界各大问题之重要国家”，故意将中国从四强中剔出。⑤[《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3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 -01503]事实上，就连中国签署莫斯科宣言一事也曾颇费周折。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人对四强一词的使用频率不高，且颇为克制。如蒋介石在1942年10月向国民参政会报告一年来的外交时，便使用了四强一词，但皆非自我高调肯定，而是以别人推许之词出现。蒋在报告中陈述，“今年一月，我们在华府订立盟约的时候，我们是最先签字四国之中的一个国家，且被推重为世界四强之一，这在精神上与道义立场上说，我们中国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但要知道：这是同盟国对于我们民族善意的期许，尤其是美国对我国特别的诚挚辅助，我们国家实际的力量与进步，实在还够不上，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勿以为人家以四强之一推许我国，我们就莫名其妙了。”⑥[《最近一年来外交财政经济军事报告》，1942年10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347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英美等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见提高，其大国地位感也与日俱增。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这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

　　宣言签署后，中国代表、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致蒋介石等人电中表示：“我国自加入此次宣言后，已与英、美、苏三强平等，而居于领导世界政治之地位，对于击溃敌人及重建世界和平均有莫大关系。”①「《傅秉常致蒋介石、宋子文电》，1943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3册，台北，1981年，第812页」傅秉常之言并非其独创，而是源于美国的肯定。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此前曾对傅秉常说：“此宣言已将中国提高与美、英、苏同处于领导世界政治地位，于中国前途关系极大。”②「《傅秉常致蒋介石电》，1943年11月1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13页」蒋介石显然赞成这一判断，他在复电中对此表示了肯定：“我国外交地位得由四国协定之签字而巩固，是即吾兄之成功，与党国历史同其悠久而远大矣。”③「《蒋介石致傅秉常电》，1943年11月4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15-816页」可以认为，国民政府的大国意识至此已经牢固确立。

　　中国舆论亦对四国宣言的发表高度重视，认为这是确认四强的标志。有论者指出：“事实上，中国成为当前及战后世界机构中四大支柱之一，是由于中国本身几年来英勇作战的结果。

　　法律上，中国之被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已经由莫斯科宣言，而完全确立。”④「汪叔棣：《空前的国际盛事》，《东方杂志》第20号，1943年12月，第3页」此后，人们在谈论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时已不再羞涩和保留。1944年6月蒋介石致罗斯福的一封电报，非常鲜明地反映出国民政府此时的自我定位。蒋在表示中国将参加筹建联合国的会议时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其意义也。”这里，中国已当仁不让地以整个东方国家的代表自居。⑤「《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4年6月2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28页」

　　二、争取大国地位的构想与努力

　　以往对抗战后期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研究中，人们比较注意美国的作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中国成为大国的过程中确实给予了支持；二是战后国际组织中的大国特别地位，即四强、世界警察等构想基本上都是美国提出并大力加以推动的。人们对中国政府所作的贡献则注意不够。实际上，国民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朝着大国方向努力。在美国提出战后构想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对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形成同盟关系。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战略价值，中国与美英之间不再是单方面的援助和受援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同盟互利关系。因此，中国注意在盟国的合作中维护自己的主权。在与英美的交涉中，蒋介石显示出几分未曾有过的自信。1941年12月底，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 ）将军会见蒋介石，称其得罗斯福电，将由他本人指挥美国来华空军。蒋立即表示，在中国领土上，任何军队都应归中国统帅部指挥。遭此拒绝后，马格鲁德为缓和气氛，表示此事待其电询华盛顿方面的意图后再作定夺。蒋进而表示，即使华盛顿之意与此相同，他亦不赞成。不久，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该战区内的所有盟国军队，皆归统帅指挥。马格鲁德亦就此前之事向蒋介石表示了道歉。⑥「《困勉记》第69卷，第10页，台北“国史馆”藏」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实现的目标。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几年间所发起的“革命外交”，虽有所进展，但其进程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事功未竟。不平等条约是横于中国与其他盟国间的一道鸿沟，它使中国在法理上便低他国一等，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盟国阵线形成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完全主权地位，从而扫清争取大国地位道路上的障碍，便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194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宣言，与交涉之时机，已可开始否？”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1日」

　　国民政府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也比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要早得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绝不只是单纯地呼应美国提出的构想，而是有着自己的主动思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就开始关注战后和会及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人们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情况，那时中国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会，却失望而归。《大公报》的一篇社评指出，现代国际史上屡次证实的一个教训是，“取得战场胜利易，取得和议胜利难”.尤其是第二、三等的胜利国，很容易在和平会议上遭遇失望，上次欧战后的中国与意大利就是例子，“这次我们万不容不有些远虑”.社评建议盟国间建立一个战后世界安全机构计划委员会，统筹具体办法；建议中国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战后国际安全设计处”，延揽人才，制定中国提案。②「《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人们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1942年7月4日，内设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该草案初步提出了战时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国在战后理将发挥特殊作用的想法：“和约成立后，应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③「《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1943年7月4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1页」

　　除了强调中、美、英、苏四大国的特殊地位外，该草案还从另一方面设计了确保中国进入理事会的制度，提出了以人口因素决定理事会成员的设想。该草案提出，“理事会由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及其他七会员国之代表组织之。前项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指定之，其他七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选举之。”该草案认为，过去国际联盟组织欠缺，权力过小，不能发挥效用。理事会往往行动迟缓，贻误事机。因此，该草案准备对理事会的活动方式加以改革，“将理事会改为常设，各代表长川驻会，以便随时应付事机。④「《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分解》，1943年7月4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5页」

　　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特殊的资源，以人口为重要依据的设想，得到很多人的呼应。有的还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如王云五提出的方案便主张，应按会员国的人口比例确定在国际组织的代表人数。但为防止出现人口过多之国所占代表人数过多，人口过少之国不能派遣代表的情况，王云五的方案提出了适当比例原则，拟规定人口一千万以内者，每国一名；一万万以内者，除一千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每三千万一名；在两万万以内者，除一万万照以上办法外，余数五千万一名，在三万万以内者，除两万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每七千万一名；超过三万万者，余数每万万人一名。这样计算，人口再少的国家都有一名代表出席，人口一亿者可出四名，两亿者可六名，三亿者七名，四亿者八名。讨论问题采取多数决定制，次要问题过半数，重要问题则需四分之三者赞成方为通过。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王云五还提出，新的国际组织可以接纳战败国的新政府参加。⑤「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4号，1943年4月，第6-7页」

　　关于新的国际组织的权力，鉴于过去国联的软弱无力状况，各国都出现了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呼声。在相关国家的讨论中，有主张成立邦联或世界政府者。美国有人提出的方案便主张各国空军国际化，将各国空军隶属于国际组织，供国际警察使用。对此，国内的讨论也颇为热烈，且一般都主张新的国际组织应拥有更大的权力。有人提出，空军国际化仍不够，”当更进一步，使海军之主力亦隶属于国际组织。“因为没有海空军的配合，陆军便不能从事侵略性的进攻。各国应将大部分军机及巨型军舰、潜艇等移交国际组织，并规定以后除国际组织外，不准加造。那么，谁来统率使用国际武力呢？人们提出，”美、英、中、苏四国此次既为正义而战，战后为维持世界和平，于不得已有实施国际警察权之必要时，自必能始终维持正义，故以统率及使用此项国际军用机军舰之责委诸四国国籍之人民，实际上本无可虑“.但是，为昭大信及公允起见，对于向守中立的国籍人民应尽可能多予任用。①「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4号，第7页」

　　朝野各方都参加了这一讨论，总的倾向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威的新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中、美、英、苏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所拟《战后世界和平书》认为，未来国际组织的形式，不外四种：联合会、邦联、联邦、世界国家。世界国家太过理想，难以一蹴而成，鉴于过去联合会的失败，新组织必然介于邦联与联邦之间，即尽量加强联合会，扩大其职权，严密其组织，以便能切实执行制裁。②「见《中央日报》1944年7月7日，第13版」人们认为，四大国应在战后发挥领导作用：“全世界几年血战的结果，毫无疑义的，已经证实了世界上最有力的四个国家为中国，英国，美国，与苏联。

　　负担起正义阵线的先锋，为扫荡暴力主义尽了最大使命的这四个国家，在战后，一定也要形成新势力的中心，为建设新世界体系而发挥最大的作用？？战后新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在世界组织最高机构方面，一定要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领导力量。”③「汪叔棣：《战后世界机构论》，《东方杂志》第39卷第13号，1943年9月，第4页」作为曾经有过被压迫经历的国家，人们当然坚持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又注意强调大国的特殊责任，主张“在未来国际和平机构中大小会员国一律平等原则之下，承认大国特别的权利与责任”.④「杜光埙：《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14号，1943年9月，第19页」

　　1944年7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呈该室参事周鲠生所拟的《国联约章草案》，草案综合了此前讨论所提出的若干设想，并使之更为合理化，更具可操作性。草案强调：“每一会员国在大会中只有一投票权，其代表人数得视其在国际事务上之重要性定为一人至五人”.各会员国的代表名额由大会根据该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及其他政治文化因素决定之，“理事会由美、英、苏、中及大会选出之其他五会员国之代表组成之”.⑤「《王世杰呈蒋介石新国联约章草案》，1944年7月13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33页」这一方案赋予四大国毋庸置疑的理事国地位。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初步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⑥「关于中国对筹建联合国的贡献，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近年来比较着力的研究，可参见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同时，在一些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十分紧要的问题上，则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方针。

　　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是国民政府在登上国际舞台后便已确定的外交方针。1942年6月，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电中明确指出：中国对国际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凡美国不参加的事，中国亦不愿单独参加，凡美国参加之事，中国亦必须共同参加。①「《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6月22日，《战时外交》第1册，第156页」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讨论时应把握的分寸，顾维钧曾有如下建议：“三大国自以为出大半力量，抗战胜利后不免各图操纵，彼此疑嫉，不但英美间，即英苏与美苏间难免有各自为谋，主张不一之点。我国地位虽列为四强之一，似宜慎重发言，减少提倡为得计？？我宜避免提出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以居中调和折中，俾可增加我参与此次会议之贡献为上策。”②「《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44年8月6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66页」事实上，在此后讨论争议当事国是否具有投票权（对四大国来说，即对涉及自身的冲突事件是否具有否决权）问题上，在是否建立国际空军、国际警察等问题上，中国均顾及美方立场，修正了自己的政策，改而主张争议当事国不参加投票，也不再坚持建立国际空军和国际警察。

　　三、地区大国的角色展现

　　作为一个大国，不只是要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境以外的事务展现其关怀，发挥其影响。这也是抗战后期的外交与以往的显著区别之一。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性的、应付式的。抗战后期，中国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

　　国民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虽然名列世界四强，参与国际事务，但实际上还是把中国比较明确地定位在亚洲地区大国上。开罗会议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的一份会议对策提出，对于专涉欧洲问题，中国是争取发言权，还是不积极过问，殊值考虑。该文件认为，“我如参与一般欧洲问题之讨论，力求多所干预，纵能如愿，亦未必利大于害”.因为在对一般欧洲问题讨论时，中国事实上不能不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样便会与苏联对立，从而对中国殊多不利。该文件回顾说，1939年国联讨论苏芬战争时，中国曾处于极端困难状况，此一事实永宜注意。但该文件认为，有一类问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即关于德国投降问题的决定，因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未来日本投降问题的解决。鉴此，参事室提出的对策是：“1.对于一切专涉欧洲之问题，我政府可不要求参加，亦不必表示意见。2.对于德国投降问题，我政府应予注意，务期对德条件不致与我政府所预定之对日条件，有甚大之出入。”③「王世杰：《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1943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47-48页」

　　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远征军出征缅甸；介入英印事务等。有关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以及中国军队两次入缅作战，学界已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充分展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大国责任感，本文无需赘述。比较起来，如果说对朝、越、缅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尚有历史因素影响的话，那么，考察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可能对探讨大国意识的发展更有意义，因为印度在历史上与中国并无宗藩关系。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战争大局下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

　　蒋介石一行经缅甸飞印。蒋在出行途中的一则日记，显示了他此行怀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大国责任感。蒋在日记中写道：“初次经缅抵印，所经之地，皆为我旧日之国土，披阅缅暹越南史地，不禁憎我失土之耻，又念唐明建国之大东亚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负此重任，以报我列代祖先恢复我民族光荣史也”.①「《蒋介石日记》，本周反省录，194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