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追问

    编者的话

    由一个教授微博引发的“40岁4000万”的讨论，在网络、纸媒、广播、电视等各大媒体上持续到今天，大相径庭的观点仍在PK。因为这场讨论涉及了太多的话题，涉及一个人的成功应该如何衡量？涉及如何培养年轻人的财富意识？ 涉及高学历与高收入的关系，涉及做人的道德底线，更涉及青年人应该持有怎样的金钱观、价值观、人生观……

    一些读者来信认为：这场讨论刺痛了社会的神经、公众的神经甚至每个人的神经，如何面对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怪现象？如何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不少人感到越来越困惑、迷茫，对教授最极端的批评是：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但也有人说，对一句微博无须大惊小怪，不必什么事情都弄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在市场经济里，人人都是“经济人”……

    人们需要多视角的观察讨论，也希望“真理能够越辩越明”。为此，《思想者》在这场话题争论进入尾声的时候，特编发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是什么触动了当今社会的敏感神经

    4000万与高学历的荣辱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大学教师？

    别逼学生“学坏”

    一场不着调的争论

    不靠谱的言论

    “40岁年龄应有4000万身价”，这不像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我并不认识董藩教授，也没有读过他的著述，这里只是就事论事。首先，如是严谨的学者断定“40岁是人生物质财富积聚的巅峰或拐点”，肯定会有必要的概念界定、理论证明和经验检验。的确，《增广贤文》说：“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相寻死路。”但要其上升为对今日社会现象有一定解释力的科学论断，还要拿出足够的数据和定量分析作支撑。如工业革命以来，99%以上西方富豪的财富都是在40岁以前赚取的；改革开放后，99%以上的中国富人的财富是在40岁之前积聚的，等等。

    董教授后来辩解说“等学生40岁时4000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若设定董藩教授的研究生现年25岁，15年后40岁时的4000万要变成今日的400万，那么今后的通胀率将何等惊人！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没有研究不表态，没有调查不发言。董藩作为大学教授，难有信口开河之嫌。

    对普通民众毫无尊重

    对于董藩教授的观点，尽管也有人主张：“‘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句话本身也许不中听，但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大多数人都持批评的态度。有网友甚至这样写道：“这种对普通民众毫无尊重、毫无对教育事业担当的拜金言论，不知要把学生引向何方？”

    如果今天有位美国教授发表类似言论，我相信，在“金钱是个人美德和才干唯一证明”的西方社会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意外。因为以金钱衡量个人价值的观念，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系因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尤其经过道德和法治的不断完善，西方社会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了财富的数量与个人对社会贡献之间的关联程度。

    在当今中国，将财富与成功直接画等号之所以广遭诟病，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感到当今社会财富的拥有与个人的道德、才能以及贡献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

    在这样的语境下，4000万元，或许对董藩教授而言，是一个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数字，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和草根大众而言，则大体上等于一个天文数字。 “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样的界定会使许多现在境况不大好的大学毕业生感到无地自容；即使在未来的岁月，他们想赚够4000万，也几乎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收入分配是道历史难题

    一位大学教师主张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这一奇特现象本身从一个侧面表明，目前我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已经严重到非引起高度重视不可的地步。

    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如何使财富的分配更有利于财富创造这一课题，是制约中国古代经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著名学者王亚南所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书，曾将我国古代精辟地概括为“贪”与“砍”交替的历史：“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少部分人利用权力肆无忌弹地掠夺和压榨升斗小民创造的财富，权力与金钱、特权与财富的关联度不断提升，甚至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还没有罢休的迹象，受剥削、受压迫者只好揭竿而起，推翻现有统治。但改朝换代的结果，无非又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

    倒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当年马克思曾提出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利用资本背靠国家机器疯狂压榨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阶级矛盾激化的最终结果，是工人阶级奋起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伴随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调整，工人阶级不仅自身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进入了“白领”即中产阶级的行列，社会矛盾因此获得明显缓和。

    这场争论警示我们：现阶段我国如何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个人的财富最大限度地与他的德行、才干，以及实际贡献相联系，而不是与权力、腐败和垄断相联系，最大限度地使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潜能在财富创造环节得到充分发挥，是摆在今日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又一个中华民族必须通过的“历史三峡”。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换言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无可非议。董教授给学生定4000万元的奋斗目标，估计与他经济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拥有财富，创造更多GDP、税收和就业岗位，也正是经济学家们一直追求的方向。然而，财富多少绝不是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对高学历者，设定一个4000万元的贫富分界标准也过于苛刻。

    现在的“高学历贫穷”现象，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某些高学历者只是希望通过高文凭来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就业后，发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仍与一般的体力劳动无异时，便产生焦虑和不满。我以为，这是“文凭社会”的误导。殊不知，致富不仅仅靠学历，还需要智慧与勤劳。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普通人确实可以通过拿到高文凭来改变自己的未来。而且这种改变，不仅仅包括经济收入上的提高，还包括身份认同、职业准入、政策特权和社会声望等多个方面。因此，不管是研究生卖肉，还是大学生掏粪，只要自己认同自己便行。荣辱自知的坦然也是一种难得的生活态度。

    一些持批评意见的网友认为，鉴于姚某的那桩有损师德的不光彩案件，不应将其作为特聘教授引进。也有网友指出，不要因为一个可能存在的“污点”，就拒绝了一个人才。笔者以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一个有污点的人才，就应该原谅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一个大学教师的道德底线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很强，但他没有基本的为人师的道德底线，那么这样的人可以去专门的研究院所搞自己的研究，却没有基本的资格做大学教师。否则，他的学生要是也被他引诱、胁迫……那可怎么办？

    《教师法》第一条强调，教师的第一资格是“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修养”，其次才是“业务素质”。第十四条强调：“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第三十七条强调：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在看来，姚某任职我国大学教师，都是完全违背我国法律的。

    董某“金钱至上”的赤裸裸言论，目前看来确实“影响恶劣”。至于他自我辩解的“纯属励志说法”一说，我以为毫无说服力。一名北师大的女同学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我感觉董老师的价值观和财富观有问题，这种话听起来让人很生气，我感觉让学生一味追求4000万元的老师，是没有资格在此教书的。”教师的基本职责或首要责任是“传道”或“育人”。试问，师之不正，生何以正？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改革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房地产商身上要流着道德血液”……若大学老师不把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教给学生的话，大学教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传说平安老总马明哲2010年年薪高达6000万余元，似乎OK“可以见恩师了”。但北大能出几个马明哲？抑或有几个北大学子敢于像其学长陆步轩和陈生那样“卖猪肉”？如此一来，剩下的更大多数的研究生，恐怕真得好好挖空心思一番。有人可能要从政，但从政当官这种职业是不可能发家致富的，40岁前达到4000万身价基本是“泡影”，那么就只能像被称为官场“许三多”(钱多“钱财两个亿”、房多、女人多“两位数”)的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那样——搞搞腐败了吧？这岂不是变相培养学生当贪官？

    不当官当然可以经商赚钱，问题又却是在市场竞争和商业风险之下，再聪明的脑袋也未必能够成功。为了达到40岁前的4000万元标准，在“人生苦短，无颜见恩师”的巨大压力之下，恐怕只能挖空心思“坑人造假”吧。如此一来，不排除为了这个“4000万元的人生目标”而更多地产生一些利欲熏心的“健美猪”、“三鹿奶”……这定然非这位教授所愿，但事实上却可能真“逼迫”自己的学生走向此路。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样一个“人生40岁挣到4000万元”的衡量标准，无疑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的现实缩影。在教授的眼里，“贫穷意味着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以此标准，一生清贫的鲁迅先生一定入不了教授的法眼；写出传世之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先生的“穷困潦倒”也不过是“无能”的代名词了。以这样一个人生的价值观来引导学生，理性和良性的学术生态将丧失殆尽。再往深处想，出现这样的一门心思鼓励学生“挣钱”的教授，或正是时下学生良知沦丧的根源吧？

    这场争论的有些方面其实意义不大。由董藩先生的话扯到北师大的校训，进而扯到人生的价值观，定调有些过高了。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从来没有过人人接受的答案，且再过三千年也不会有答案。有些人会说，人活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有些人则会认为人应该追求精神富贵。两者要争起来，很难说谁对谁错。原本人们的价值偏好就有差异，所以，后者不必说前者道德沦丧；前者也不必说后者道貌岸然。

    但是，一个学者若不把自己看做宣传家，而只是做客观的研究，也许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第一，在现实社会里，大部分人对财富的实际态度会如何？第二，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该提倡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才会对社会文明有利？依我看，这两个问题大抵是可以回答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若观察人类历史，我以为那种关于人性的普遍利他主义假设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普遍的利他主义无法解释人类的进化，这个道理想必人们可以理解。而假设人们普遍拥有利己主义倾向，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这种假设并不排除一部分人有所谓精神追求，因为人们的价值偏好总有差异；精神追求也可以愉悦一部分人。似乎有统计规律证明，穷苦出身的人往往更看重物质财富；富家出身的人则往往容易有精神追求。自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只是一种大略情形。

    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要复杂一些。笔者以为，一个发展得比较好的社会，其精英阶层大多会反对见利忘义，而提倡节制礼让。这也不能算精英分子的虚假伪善，因为，为了社会的温馨和谐，为了平衡社会成员的逐利动力，这种提倡是有意义的。被批评为“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精英阶层尊奉的主流价值其实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们在这个领域也有一个分工，往往由教会做“价值引导”这件事，而政治家们不承担宣传的使命。当然，这种情形也不是绝对的。记得谭其骧教授就讲过，中国古代越是猛喊仁义礼智的时期，那个社会就越不怎么样。我揣测，若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走向了堕落，就不免虚伪。

    董藩先生受过经济学训练，也许他深知“利己人”假设的意义，以至于他把“40岁4000万”当成了一种一般的知识人成败的尺度。但笔者以为董藩先生离开经济学“真理”多走了一步。经济学回答“是什么”就够了，不必宣传“应该是什么”。当然，董藩先生有讲话的自由，而且他陈述的那些价值观也无关高尚与卑下。但一旦他通过微博这种传播力度很大的工具讲话，别人似乎也有理由认为他在作宣传，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乱了角色。麻烦正在这里。

    若做具体的讨论，笔者以为，在非常严格的前提假设下，董藩先生的话大体有道理。董藩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应该是房地产专业的，如果学生们笃定要进这个行业谋生，且在毕业后能短期内进入房地产企业管理层工作，那么经过十余年的打拼，积攒一笔超过一般人的资产是有可能的。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潜力，这笔资产达到4000万元也未尝不可。学生若达不到这个水平，在面见董老师的时候，脸上的确无光。但从董藩先生与网友的后续争论看，他似乎并不限定条件，好像有研究生学历的人都应该在40岁时有那么多的财产才属正常，否则就应该感到羞愧。我以为这种看法多少有些问题。

    在现今大学专业设置中，不同专业带给学生的赚钱能力是不同的，且赚钱潜力大的专业更容易吸引高智商的学生，这就更导致离开校门的学子经过十年八年，财富拥有量会有极大不同。若拿单个学生讨论，一个赚钱专业（如房地产管理）的毕业生没有赚到钱，似乎应该没脸再见老师。但是，若拿学生整体来讨论，情况就复杂了。我们知道，在人力资源市场比较健全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哪怕他们学的不是房地产管理专业，其收入也应该高过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即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和一个中学毕业生不差上下，该羞愧的就不是学生们，而是这个社会。因为这里有教育资源的浪费。再进一步说，如果相当一些中学生本来有智能潜力可以上大学，却不能上大学，应该反思、检讨的同样是这个社会，而不是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