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礼号 福冈 多长时间:文革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蒯大富现身清华百年校庆颇受关注

文革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蒯大富现身清华百年校庆颇受关注

文革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蒯大富现身清华百年校庆颇受关注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造反派领袖之一——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蒯大富的现身清华百年校庆颇受关注.

     有人说清华百年历史有两年是他的。蒯大富，1967届（1967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说到文革，钱钟书说，“文革应该有三种羞耻：一种是受迫害者所感到的羞耻；一种是文革打手所应该感到的羞耻；还有一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应该感到的羞耻。”反思与铭记这段历史，是为了避免灾难重演。有论者还认为，说三种羞耻是远远不够的。最为关键的是掌权者滥用权力、制造邪恶的羞耻，这种羞耻不反思，一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对人性的迫害和摧残。

     资料显示，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

     1966年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

     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

     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304厂）任技术员。

     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

     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传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附：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现状

     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曾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学生领袖，这些学生领袖曾经不可一世，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之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造反“司令”蒯大富：提前释放当上总工

蒯大富文革时演讲

蒯大富现状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里，父亲是村官，父母都是中共党员。蒯大富是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1963年9月，蒯大富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蒯大富过去几次准备结婚时，热恋中的女友都离他而去。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写信，向他介绍了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罗晓波明确表示：“愿意追随他这风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长路。”8月，他们两人在南京结了婚。以后，罗晓波调到了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们共同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乱世狂女聂元梓：1978年入狱73岁去世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

聂元梓晚年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1934年，13岁的聂元梓从滑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送到延安。1946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爆发那年她45岁。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叛徒。这些人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被折磨致死。

　　第二是诬陷朱德。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元梓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
　　
　　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选择了跳楼。

     聂元梓不过是政治上昙花一现的人物。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19日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任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任丈夫结婚。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是躲着不敢见，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后来，聂元梓于73岁那年去世。

     地派女杰谭厚兰：罹患癌症45岁去世

谭厚兰的大字报，号召捣毁“三家村”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学习。和同是学生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比起来，她年长九岁，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聂元梓比起来，她年轻16岁，是个学生。因此，谭厚兰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
　　
　　康生曾要谭厚兰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中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批评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她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对她的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地派头目王大宾当总经理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投入了“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年毛泽东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周恩来建还议他更名为“王毅”。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想从事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1985年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1973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前妻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至今两家仍是朋友。
　　
　　1987年夏季，有人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中共党员。
　　
　　对于王大宾的“见面礼”，刘素芬翻阅了好一阵子，她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推荐下，都江堰市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
　　
　　如今的王大宾已53岁，他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天派领袖韩爱晶：入狱十五年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生父早年在战争中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官员。韩爱晶后来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向陈伯达汇报工作

韩爱晶(右)接受采访

       文革开始，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他一下子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大闹、大名、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1967年7月26日，韩爱晶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数千名人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恩来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召开了一个个小型“审斗会”，审斗彭德怀。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