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古巴变革

　　《环球》杂志记者/周彪

　　夜色降临，一家临街建筑正门的上端，五彩霓虹灯向人们发出明确的信息：这是一家餐馆，在照明仍显不足的哈瓦那夜晚，霓虹灯的光彩十分瞩目。

　　走进餐馆，《环球》杂志记者发现“跑堂”的不再是餐厅老板的夫人，家庭式餐馆正式变成了初具规模的个体餐厅，雇员从过去的一人增加到现在的7人。餐馆的客人也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老主顾，新客人不断，餐馆的生意日渐红火。

　　“过去开饭馆饭菜做得都不精细，没有竞争。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因为餐馆越来越多了。过去一份饭只是牛排加米饭，现在要加上青菜了。”餐馆老板卡洛斯·马科斯对于这些年餐馆的变化感受颇深。

　　这种看似简单的变化，却让古巴曲曲折折地走了近二十年。

　　直到近几年，古巴改革(古巴谓之“变革”)在全国民众的注视下开始动起了“真格”。4月16日，广受关注的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而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和通过《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草案》，为古巴未来的经济改革“定调”。古巴改革，会再一次迎来春天吗？

　　《环球》杂志驻哈瓦那记者/殷永建、《环球》杂志记者/周彪

　　夜色降临，一家临街建筑正门的上端，五彩霓虹灯向人们发出明确的信息：这是一家餐馆，在照明仍显不足的哈瓦那夜晚，霓虹灯的光彩十分瞩目。

　　走进餐馆，《环球》杂志记者发现“跑堂”的不再是餐厅老板的夫人，家庭式餐馆正式变成了初具规模的个体餐厅，雇员从过去的一人增加到现在的7人。餐馆的客人也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老主顾，新客人不断，餐馆的生意日渐红火。

　　“过去开饭馆饭菜做得都不精细，没有竞争。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因为餐馆越来越多了。过去一份饭只是牛排加米饭，现在要加上青菜了。”餐馆老板卡洛斯·马科斯对于这些年餐馆的变化感受颇深。

　　这种看似简单的变化，却让古巴曲曲折折地走了近二十年。

　　直到近几年，古巴改革（古巴谓之“变革”）在全国民众的注视下开始动起了“真格”。4月16日，广受关注的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而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和通过《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草案》，为古巴未来的经济改革“定调”。古巴改革，会再一次迎来春天吗？

　　几经风雨的“自由市场”

　　漫步在哈瓦那街头，可以看到各种个体餐馆，各种小商店、小作坊出现在全城各主要街道上。而在过去，这是哈瓦那民众所想象不到的。十几年前，这种自由交易的场所可能只局限于政府设立的“自由市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古巴政府曾一度允许设立“农民自由市场”，但在1986年，古巴开展了一场“整顿不良倾向”运动，关闭了农民自由市场，其他领域的改革也都限于停滞。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苏东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的变化才促使古巴重新开始改革步伐。

　　古巴是一个岛国，资源比较缺乏。在1989年以前，古巴在经济上长期严重依赖苏联和东欧国家。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古巴在90年代初期失去了重要的政治依托和经济依靠。另外，美国的长期经济封锁也使这个加勒比小国经济不堪重负，蔗糖出口市场消失、大批工厂倒闭、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40%，经济濒临崩溃。1990年，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与此同时，古巴对国内经济也进行了调整。

　　1993年，古巴政府宣布对国营农业进行改革，使农业生产者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贯彻多劳多得原则。同时，为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减轻国家负担和改善居民生活，古巴政府还颁布了放宽个体经营活动范围的法令，个体经营活动扩大到包括服务、修理、手工业等130多个行业。哈瓦那的个体户开始“松绑”。

　　同时，为了吸引外来资金，政府除继续大力开发旅游业和鼓励一切能够创汇的经济活动外，还解除了居民在国内不得拥有和使用外汇的禁令，并给外资经济更多的税收优惠和广泛的自主权。

　　1994年10月1日，古巴政府宣布再次开放农牧业产品市场。同年12月又开放了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市场。

　　“市场周围围着铁丝网，门口有几名值班人员负责维持秩序，大门外摆满了自行车。市场约有两大篮球场那么大，被摊贩和购物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在这里，市民们可以买到国营商店里平时不易见到的古巴大橙、新鲜猪肉、活母鸡、西红柿、洋葱、生菜等。食品品种繁多，且价格不算很贵，普通市民尚能接受。在市场的一角还设有许多古巴风味小吃。约５美分一杯的榨甘蔗汁，清凉可口，沁人肺腑。”当时的《环球》杂志记者生动地记下了哈瓦那一处自由市场的情景。

　　到1996年时，古巴经济已经在各种困难中艰难回升。1996年3月，美国颁布了《赫尔姆斯—伯顿法》，进一步强化了对古巴的封锁。为消除该法对古巴吸引外资的影响，古巴政府宣布在境内开设一批自由区和工业园区，在海关手续、税收、劳工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以此吸引更多的外资。古巴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七左右，超过预计的百分之五的增长率。

　　古巴在新世纪的新一轮改革浪潮起步于一场平和的政权交接。

　　2006年，古巴革命领导人、担任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和国家元首近半个世纪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接受了手术。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一下子落到了时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劳尔·卡斯特罗的肩上。

　　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媒体认为他比哥哥更加倾向于改革，因此，这轮新的古巴改革可能从三年前的权力交接时就开始酝酿了。

　　劳尔2008年2月正式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后，立即采取了经济改革措施，一时间，古巴普通百姓可以购买手机，可以进住涉外旅游饭店，农牧民可以承包闲置的土地……各种措施数不胜数，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古巴真的要变了。

　　的确，当时的古巴经历了近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后，真的开始变了。为解决公共交通困难而利用货车拖车改装的“骆驼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进口的色彩斑斓的“宇通”车。各路公交车在整修一新的公路上来往穿梭，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使人们感到古巴真的变了。

　　外出交通更便捷了，“宇通”成了公交车的代名词。市场上的供应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家用电器敞开供应了，原来很难买到的电视机、音响、摩托车等在市场屡见不鲜。政府从中国采购了大量能耗低、外观美的海尔电冰箱，将市民家中耗电量大的前苏联产电冰箱更换下来，一则为节省电力，二则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当时的变化真是举不胜举。

　　这些改革措施标志着古巴确实发生了变化，一成不变的生活秩序改变了，国家出现了新面貌。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贫困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古巴人普遍认为，改革措施固然好，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活。过去政府不允许私人购买手机，人们用不上先进的通讯工具。现在放开了，人们仍然用不上，因为通话费太贵了。过去不允许古巴人进入旅游饭店，人们不去。现在放宽了，人们仍然不去，因为人们的收入不能满足到旅游饭店享受的愿望。

　　“裁减国有部门富余人员50万，私营部门经营部类增加到178个”，一度沉闷的古巴改革步伐终于在2010年再次爆发出强劲的声音。

　　古巴工人总工会在去年秋天宣布，国营领域将在2011年3月前裁员50万，以提高生产率、减少国家财政压力。同时，政府还将减少对私有企业的限制，以帮助“下岗”员工谋出路。

　　其实，早在去年8月1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就宣布，政府将放松对小企业的控制，裁减国营企业富余劳动力，允许私营企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古巴政府的措施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古巴改革多年来一直“只听脚步声，未见人进来”的局面将彻底改变，这回要“动真格”了。

　　古巴全国人口1124万，其中劳动人口680万，510万人在国有部门就职。50万人被裁减意味着每10人中就将有一人离开国有部门，投入私营行业。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习惯于在国有部门工作，处处依靠“组织”的古巴人来说，这无疑是“晴天一声惊雷”，他们能接受这种做法吗？古巴改革这么重大的措施能顺利实施吗？

　　对政府决定裁减国有部门50万员工，人们的认识不一。街头看车人路易斯说，他不赞同“大批裁员50万国有部门员工，应该给工人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次裁员50万人，加上已经失去工作的20多万人，失业队伍就太庞大了，人们都流落街头如何是好？”

　　在裁员的同时，正如劳尔·卡斯特罗所言，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放松也利于消化那些“下岗”的国营行业工人。古巴私营部门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雄心勃勃干个体的人迎来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期。

　　据古巴劳动和社会福利部提供的数字，自从政府发布扩大私营部门经营范围以来，批准的个体经营执照达17.1万份，其中15万人已开始从事法律规定的178种行业中的某种活动。这样，古巴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达到32万人。

　　古巴就业局长伊达尔米斯·阿尔瓦雷斯透露，在新申请个体经营执照的人中，“70%的人没有任何劳工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无业或退休人员。在刚刚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中，20%的人从事食品销售或座位低于20个的餐饮行业。15%的人受雇于其他个体经营者。这是古巴经济改革的一项新内容，取消了过去禁止私人雇工的禁令。

　　“古巴政府之所以决定放开和扩大私营经济部门是因为这样做对国家经济有益”，哈瓦那一家餐馆的主人、38岁的哈维尔·马丁内斯说，“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意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使之能够创建健康、强大和充满文化特色的商机。”

　　哈维尔·马丁内斯在国外提高了自己的烹饪技术，并在古巴国营餐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在2010年底开设了这家餐馆。他说，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一直是他的梦想，现在实现了。

　　正是古巴政府的扩大私营经济部门经营领域的决定，使成千上万古巴人酝酿已久的经营梦得以实现，使他们有机会在商场上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多年的雄心壮志。

　　尽管个体经济的开放对古巴改革来说是重要的，但不少政府官员和学者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像中国和越南的改革一样，古巴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农业。如果农业改革失败，整个改革都将失败。

　　在农业改革方面，为解决全国粮食短缺和大量土地空闲的问题，古巴政府在2009年采取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的做法，城郊和农村的农民纷纷承包了过去闲置的土地。据古巴农业部提供的最新数字，到2010年12月为止，该部共收到15.5万份要求承包土地的申请，其中12.8万份已获得批准，全国各地承包土地近18万公顷。在所承包的土地中，76.4%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有的用于粮食或蔬菜种植，有的用于畜牧业发展。总之，古巴政府向农民承租土地的做法已获得成绩。到现在为止，还有12.8万份承包土地申请有待审批。

　　为刺激个体经济和农牧业的发展，古巴政府近日决定向全国农牧业生产者和个体劳动者提供贷款，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新政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向农牧业生产者提供贷款，用于在零售商业网点购买劳动工具和生产材料，以增加国家的粮食产量”。另一项措施是“向获得个体工作许可的人发放贷款，用于购买工作材料和设备"，以使之能够"根据事先签署的合同，向国有部门出售其产品”。

　　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求古巴中央银行继续加强在古巴经济模式改革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更加顺应当前的环境，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而不是实行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依然是古巴的选择”。

　　在2010年底召开的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议会）会议上，劳尔·卡斯特罗在讲话中首次承认古巴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有错误，目前已到了“修正错误”的关键关头，要么改正错误，要么“沉没”，没有其他选择。

　　在古巴改革进入关键时刻之际，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16日至19日召开。这是自1997年以来古共举行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据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共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在去年11月宣布召开此次党代会时说，这次党代会的“唯一”议题是经济问题，“确定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古巴改革的步伐将迈向何方，古巴民众拭目以待“六大”决议的落实。

　　而对于那些哈瓦那的餐馆老板们而言，菜谱上的菜名都已经变了：鸡变成了“拿破仑鸡”，鱼成了“王子鱼”，夹肉面包成了“哈瓦那小姐”……

劳尔-卡斯特罗：走向新古巴

　　《环球》杂志记者/焦东雨

　　“菲德尔万岁”、“劳尔万岁”……

　　游行的队伍中，群众方队高举着菲德尔和劳尔的巨幅画像，高呼着口号。

　　然而他们口中的“菲德尔”没能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哈瓦那革命广场的检阅台上，往年他都在那个地方发表演讲、检阅军队、观看游行。

　　代替菲德尔检阅队伍的，是弟弟劳尔。

　　权力交接

　　“我本可以出现在广场上，或许能在烈日和酷热下待上一个小时，但不是三个小时。相信我，当看到你们当中一些人期待我出现在观礼台上时，我感到难过。我原以为所有人都理解，我无法像以前很多次那样(观看游行了)”。

　　2011年4月17日，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撰文称身体条件不足以支撑他看完阅兵式和游行，希望对他缺席盛典感到失望的人们谅解。

　　此前一天，即4月16日，是古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击退美国支持的雇佣军入侵即“猪湾事件”50周年纪念日，古巴首都哈瓦那革命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两天后的4月19日，当菲德尔在警卫和助手簇拥下步入哈瓦那国际会议宫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的会场时，千名代表热烈鼓掌予以欢迎。

　　有媒体记者甚至注意到，当菲德尔在一名助手帮助下在前台就座时，许多代表都落下了眼泪。

　　当天的闭幕会议依照首字母顺序宣读了古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在其中。

　　菲德尔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当选为古共第一书记，正式接替自古共1965年成立以来就担任这一职务的菲德尔。

　　实际上，按菲德尔自己的话，早在5年前，他就辞去了一切官方职务，包括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几年来，退居二线的菲德尔并没有赋闲，他笔耕不辍，常在官方媒体撰写题为“菲德尔同志的思考”的专栏文章，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2009年，他撰文批奥巴马一边扩大阿富汗战争，一边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完全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行为。2010年，他甚至对南非世界杯做了预测。

　　先前外界猜测菲德尔可能会接受什么党内荣誉头衔，但19日他在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发表署名文章重申了2006年因病做出的不再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决定，称自己“已经接受了太多荣誉”，“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长寿”，他支持一些年龄较长的政界人士“退居二线”。菲德尔同时也在文章中表示党的第一书记应由国务委员会主席担任。

　　此次弟弟劳尔的当选，也在外界预料之中。

　　现年79岁的劳尔，曾跟随兄长开展反独裁政府斗争，为古巴革命胜利立下功劳。革命胜利后，劳尔一直担任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和国务委员会及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2008年2月，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一致推选他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在被西班牙殖民近400年之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岛国古巴又于1898年落入了美国手中。随后，美国扶植成立了“古巴共和国”，并强租两处古巴海军基地，至今强占关塔那摩基地。

　　28年后的1926年8月13日，菲德尔出生在古巴东部省比兰镇一家富裕的种植园主家庭。1931年6月3日，弟弟劳尔出生。

　　1934年初，军人巴蒂斯塔政变上台，对古巴实行军事独裁。彼时，巴蒂斯塔无论如何想象不到，比兰镇的两个娃娃会在25年后将他打倒在地。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领导古巴青年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打响了古巴革命第一枪。起义失败，菲德尔被捕，被判15年监禁。法庭上，他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名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其中的一句名言是：“判处我吧，这不重要，历史会宣判我无罪！”

　　1955年5月大赦获释的菲德尔流亡美国和墨西哥，并在墨西哥组织了“七·二六运动”。1956年，在墨西哥城，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古巴青年菲德尔结交了一名后来被人们称为“切”的阿根廷男子。切是一名才华横溢、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在菲德尔的邀请下，格瓦拉放弃了医生职业，投身于古巴革命。

　　菲德尔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但早一年前他就加入了古巴人民党。而弟弟劳尔在哥哥的影响下很早就加入了青年团，在哈瓦那上中学和大学时，就开始参与反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

　　1956年，菲德尔率82人从古巴奥连特省登陆，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开展游击战。1959年1月，在菲德尔带领下，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了革命政府。菲德尔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弟弟劳尔被任命为东部省军事负责人，随后担任革命武装部长。格瓦拉担任新政府的工业部长和古巴国家银行行长。1965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更名为古巴共产党，菲德尔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为古共中央第二书记。格瓦拉则悄然离开了古巴，投身到非洲和玻利维亚的丛林游击战中直至被捕牺牲。

　　菲德尔与劳尔的兄弟组合直到2006年7月开始起变化。哥哥因胃肠出血接受手术，而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了弟弟。那段时间，劳尔不仅保证了古巴的政治稳定，古巴经济增长率也一度位居拉美各国之首。2008年，劳尔正式接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从菲德尔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权力。

　　如果菲德尔的名言“革命不是玫瑰花床，革命是未来与过去之间的斗争”，代表着峥嵘岁月的艰苦革命时代，那么劳尔的名言“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则意味着和平年代要发展要变革的吁求。

　　变革推手

　　虽然长期执掌军队，但劳尔对经济并不陌生。早年在哈瓦那求学期间，他的专业就是经济。苏联解体后，劳尔就曾在古巴进行过几次小范围的市场经济改革。当时古巴一度濒于破产和大饥饿边缘，劳尔坚持在农业生产方面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使古巴得以度过那次危机。

　　然而，积重难返。自1960年以来的国有体制让这个岛国从公务员到修表工都抱着铁饭碗，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国有经济举步维艰，而农村却有大片沃土无人耕种。与此同时，古巴国内粮食消费仍需大量进口。据古巴媒体去年底的报道，古巴人主要粮食大米的自给率在2011年仍将低于36%，每年进口大米的花费高达1.5亿美元。

　　4月19日刚刚通过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则指出，古巴目前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困难时期：1998-2008年发生的16次飓风使国家遭受205.64亿美元损失，严重旱灾造成13.5亿美元损失，而美国对古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封锁造成的损失则高达上千亿美元(自19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以上三重封锁)。

　　不改革原有体制，国家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

　　劳尔说，六大乃是“纠正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错误的最后机会”，经济改革成了此次会议的唯一议题。

　　4月16日的古共六大开幕报告中，劳尔宣布政府将允许私人买卖汽车和房产，并准备向私营者和普通百姓提供银行贷款，还将提升农牧业生产者承包闲置土地的上限，另外还将取消实行了半个世纪的食品“供应卡”政策(自1962年始，古巴以此方式向人们提供鸡蛋、面包、糖、油等各类食品)。

　　另外，劳尔还提出要精简中央行政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并提议对最高领导人任期设置最多连续两任、每任五年的限定。

　　对于劳尔的报告，菲德尔表示他已事先看过，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他出于本人意愿给我看的”。2008年接受新任命时，劳尔就表示要就“特别”事项咨询“革命的最高领导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那一年，他还表达了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

　　2010年9月，劳尔宣布了到今年3月裁减国营人员50万，5年内裁员100万的计划，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振兴私人经济的措施。自此，个体工商业者的经营许可范围扩大到178个，政府批准发放个体经营执照达18万份，古巴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接近30万人。在粮食生产方面则有超过14万人获得了土地承包许可，可承包土地面积达92.9万公顷。

　　古巴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则尤其欣欣向荣，据古巴旅游部门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来古巴的外国游客已达100万，而去年全年也不过250万。为推进旅游业，古巴还计划在今年扩建机场，新建16座高尔夫球场。

　　如今，古巴人也可以用手机拨打国际长途、入住五星酒店、用电脑、甚至是网上购物了。

　　劳尔，这个灰白短发、留着小胡子、戴着金色镜框眼镜、打领带、穿西装的老革命，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古巴，值得期待。

　　与卡斯特罗的三面之缘

　　《环球》杂志记者/姚大伟

　　由于工作的关系，在1995年到2005年之间，我曾经三次见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这位跨越世纪的传奇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冬日的一个早晨，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卡斯特罗，穿着那身熟悉的橄榄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里。他在那张开国大典的巨幅油画前驻足良久——他与毛泽东主席其实并未谋面，但又各自在自己的国家通过坚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了新的政权。卡斯特罗对毛泽东一直怀有敬意。早在打游击时，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就十分景仰毛泽东。多年来，卡斯特罗一直为没能结识毛主席而深感遗憾。

　　这位老人当时在想什么呢？我不得而知。但他那看着油画出神的表情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2001年11月，我随当时的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古巴。当专机刚刚抵达哈瓦那，就赶上了古巴五十年来罕见的强烈飓风。那天傍晚，肆虐的狂风咆哮着将加勒比海的海浪卷向空中，饭店门前的树也被刮得东倒西歪。一列车队，在狂风中来到了国家饭店的门前。车门打开，走下了身材高大、腰板硬朗的卡斯特罗。他还是穿着那身橄榄绿军装。本来领导人会见安排在古巴的革命宫，因为飓风，卡斯特罗特意把会见地点移到我们下榻的国家饭店。

　　会见结束后，警卫人员已为他设计好了路线，准备让他走侧门，车队也在侧门外等候。他却径直朝饭店正门走去，和聚集在门口的游客热情握手。他被狂热的游客包围着、簇拥着——他走上高处，观看飓风袭来时的景象。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那坚毅果敢的表情。很快，车队风驰电掣般消失在风雨夜幕里。

　　第二天的当地电视新闻里，出现了他在巴拉德罗重灾区视察的镜头。原来，他在离开国家饭店后就直接赶往这次飓风的重灾区巴拉德罗视察灾情。那里距离首都哈瓦那130余公里。

　　2005年12月，我随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古巴，第三次见到了卡斯特罗。

　　那天晚上，在革命宫举行的会见结束以后，卡斯特罗把中国客人领到会见厅隔壁的一个大厅里参观。让大家吃惊的是，那里的场面像家电商场的仓库一样。从节能灯到电冰箱，各种家电产品应有尽有。众多的样品摆在那里，显得过道狭窄，大厅拥挤。

　　革命宫为何要摆放这么多家电产品呢？经了解才知道，当时一段时间，古巴经济面临困局，国家能源紧张，电力供应不足，而大多数古巴家庭仍在使用前苏联生产的耗电量大的家用电器。卡斯特罗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古巴节省能源最快捷的办法之一，就是赶快实行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他开始在古巴全国领导一场“节能革命”，鼓励、帮助老百姓改用新型节能家电产品。这间家电陈列室就是在他的指示下建立的，里面收集的大量家电产品都是供他对比研究使用的。

　　大家发现，陈列室摆放的每个样品都附带了检测卡片，上面注明了名称、产地、耗电瓦数等信息。这里有“海尔”等很多中国货，还有些日本和欧洲等国家的产品。卡斯特罗显然对各种展品非常熟悉，他亲自给中国客人讲解，对节能效果好的产品介绍得非常仔细。当走到一个安装了各种牌子的节能灯和白炽灯的木板展台前，他还亲自动手操作，演示不同灯泡的节能效果。

　　卡斯特罗对中国的家电产品赞不绝口。他说，中国的家电产品价格便宜，节能，质量完全可以与西方国家的同类产品相媲美，很适合古巴家庭的消费水平。古巴政府计划进口大批节能家电产品，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老百姓，对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实行分期付款。

卡斯特罗兄弟和中国领导人

　　《环球》杂志记者/刘洪

　　古巴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半个世纪国际风云变幻，卡斯特罗兄弟和新中国历任领导人交往的故事，已成为中古关系史中的佳话。

　　卡斯特罗赠送毛泽东美式手枪

　　现在能查到的新华社播发过的第一篇有关卡斯特罗兄弟谈及中国关系的公开稿件，就是1959年2月1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关古巴出口的表态。针对当时美国要减少进口古巴糖的威胁，菲德尔针锋相对说：“我们应该把糖卖给需要购买的人。如果俄国人需要糖，我们就卖给他们。如果中国需要糖，我们可以把糖卖给中国。”

　　当时卡斯特罗兄弟刚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不久，中古两国还未正式建交，但共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古关系开始升温。

　　随后的1959年7月，劳尔·卡斯特罗接见了到访哈瓦那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担任古巴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劳尔不脱军人本色，他委托代表团向朱德元帅赠送一具铜制的坦克模型作为纪念品。

　　新华社的报道特别强调，“这具模型是从前独裁军队参谋长塔维尼利亚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

　　劳尔并且说，“毛泽东是拉丁美洲青年最崇敬的人物之一”。

　　三年多后，劳尔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赠送给毛泽东一件类似的礼物：一把刻着西班牙语毛泽东名字的手枪。今天，这把手枪就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礼品馆里。

　　这把美国M1911A1式手枪是古巴另一次军事斗争中的战利品。1961年4月，视新生的古巴政权为眼中钉的美国中情局组织古巴流亡者发起进攻，但这次袭击被古巴政权击垮，这把被缴获的精致手枪后送到古巴领导人处。

　　1964年春，中国驻古巴首任大使申健回国时，菲德尔委托他将这个特殊的礼物转交给毛泽东主席。

　　古巴建交后，每逢中国和古巴的国庆日，两国领袖都会向对方发送热情洋溢的贺电。

　　1960年的10月1日，新华社就播发电讯说，“毛泽东主席今天收到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发出的贺电”，贺电中说，“中国人民永远可以指望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进一步加强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紧密的友好联系。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愿，祝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继续取得成就和进步。”

　　1961年4月19日晚，在南昌视察的毛泽东专门会见了古巴文化代表团。当时的新闻报道说，“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特别嘱托他们向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在哈瓦那，1961年3月，中国举办了经济建设成就展，古巴领导人悉数参加，并纷纷留言表示祝贺。菲德尔写道：“我怎样才能表达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的意见呢？我们衷心地对中国人民和引导他们走向胜利的中国人民伟大的领导人表示祝贺。我们也将像他们一样取得胜利。”

　　劳尔则写道：“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我们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他们在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坚定领导下在他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但令菲德尔颇为遗憾的是，尽管他和毛泽东神交已久，他一生都未有缘相见。

　　曾有报道说，菲德尔在50年代丛林游击战中，就仔细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还要求司令部把毛泽东有关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著作印成小册子，下发到部队，让战士们学习，这些小册子被称为“来自中国的食量”。

　　但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回忆，他曾在陪同菲德尔访华时向他询问过此事，菲德尔说，打游击战时未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因为西班牙文正式印刷的毛泽东著作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随即也幽默表示，如果当时能看到毛主席著作，古巴革命胜利可能还会早些。

　　当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中国和苏联的公开分裂，中国和古巴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双方一些官员也都说了不少过头话。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在自传中说，他很希望能认识到毛泽东，“但当时不可能，因为很快就出现了那些由中苏冲突带来的问题和分歧”。

　　尽管如此，菲德尔仍认为，应该将毛泽东纳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伟大的军事首领之列。

　　1993年12月26日晚，古巴领导人还隆重召开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据被邀请的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徐贻聪回忆，卡斯特罗兄弟都亲临参加并发表长篇演讲，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和古巴的影响和贡献。

　　劳尔还特地要求徐贻聪带上《东方红》磁带，而晚会的高潮，就是全体参会人员一起高唱《东方红》。徐贻聪回忆说，尽管菲德尔等人的中文发音不十分标准，但他们仍跟着曲调唱完了整支歌曲。

　　卡斯特罗：“我很希望我曾能认识”邓小平

　　在新华社的稿件库中，能够查到的第一篇有关“邓小平和卡斯特罗”的报道，是1964年1月2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赴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参加庆祝古巴解放5周年的招待会。

　　当时作为国务院代总理的邓小平在致辞时，“热情地称赞古巴人民五年来在卡斯特罗总理的坚强领导下，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

　　邓小平当时说，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休戚相关。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团结，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刻发来了唁电。当时的唁电只有一句话，“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我谨向您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而卡斯特罗唁电中所称的“您”，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对于邓小平作为“改革者”的形象，菲德尔一直表示钦敬，他曾在自传中说，他并没有见过邓小平，“我很希望我曾能认识”。

　　1997年初，邓小平辞世后，菲德尔立刻致电江泽民和李鹏，对其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电文中说：“我们沉痛地获悉，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中国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同志逝世。在中国人民如此悲痛的时刻，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回忆起他同其他长征老战士一起，杰出地参加了争取中国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回忆起他为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祖国统一的美好事业作出的新的、不可估量的宝贵贡献。”

　　电文并且强调，邓小平同志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中国的每一项新的业绩都将铭刻着他的名字”。

　　两天后，卡斯特罗兄弟又专程来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调研。在吊唁薄上，菲德尔写道：“向伟大的政治家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在邓小平逝世的这一悲恸的时刻，我们相信贵国英勇和友好的人民将继续推进邓小平在其非凡和硕果累累的革命一生中一直孜孜不倦和坚持不懈地追求的事业”。

　　劳尔则在吊唁薄上留言道：“邓小平同志是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对他为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和钦佩。”

　　值得一提的是，劳尔在国际上有“古巴邓小平”的称谓，意指他是古巴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劳尔有句名言：“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外界将其和邓小平的著名论断“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相提并论。

　　1997年和2005年，劳尔曾两度访华。在1997年首次访问中，劳尔就对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开放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1997年11月25日，劳尔率领的古巴代表团访问深圳，新华社引述劳尔的讲话说，“深圳的发展成就证明了邓小平路线的正确性，古巴希望加入到与深圳发展经贸关系的国家行列中来。”

　　江泽民赠诗卡斯特罗

　　随着国际大格局的变化，中古关系也迅速好转。卡斯特罗兄弟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2001年4月13日，在哈瓦那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时，江泽民主席向这位古巴领导人赠送了亲笔书写的七绝一首。诗文如下：

　　朝辞华夏彩云间，

　　万里南美十日还。

　　隔岸风声狂带雨，

　　青松傲骨定如山。

　　这首诗高度评价了菲德尔的不屈斗争精神。江泽民在诗文中还特意提到，这是“辛巳春日重访古巴，次韵唐朝诗人李白《早发白帝城》，书赠卡斯特罗同志”。

　　这确实已非江泽民第一次到访古巴，更非他第一次和菲德尔见面。1993年他就访问过哈瓦那，而1995年菲德尔访华时，江泽民还曾特意陪同他在深圳参观了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康佳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每再见一次面，两人间的友谊就更加深一分。在1993年访问古巴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特别仪式，授予江泽民“何塞·马蒂”勋章。以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命名的勋章，是古巴政府授予国内外人士的最高荣誉。

　　江泽民在致辞时感谢古巴政府授予他“何塞·马蒂”勋章。他说：“这不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荣誉，而且也体现了古巴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1997年深圳参访时，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菲德尔在江泽民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并详细询问了”这两家企业的管理、生产和销售情况，盛赞这两家企业以先进管理和高质量产品走向世界，成为“一日千里，蒸蒸日上的深圳特区的缩影，映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卡斯特罗为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题词：“这样的工厂和这样高质量的产品系我之前所未见。这里的工人和干部都十分出色。在江泽民主席陪同下参观这样的工厂，甚感荣幸。”

　　卡斯特罗对康佳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题词是：“工厂的技术、效率和产品质量令人赞叹，而更令人赞叹的是，工人们的劳动纪律、奉献精神和觉悟。再次感谢江泽民主席邀请我参观这家宏大经济特区中的又一高技术产业。”

　　因此2000年9月5日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都来到纽约的江泽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见面时，新华社稿件就说，“两位老朋友……亲切拥抱，互致问候。”

　　江泽民说：“1993年我曾首次访问古巴。1995年你曾访华，我还陪同你去了深圳。回忆往事，如在眼前。我非常高兴在纽约同你再次见面。”

　　菲德尔说：“1993年至今已经7年过去了，当年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

　　对于当时美国和古巴闹得沸沸扬扬的小男孩埃连的去留问题，江泽民说，“我们对古巴儿童埃连返回祖国一事十分关心，当他回到祖国时，我们也分享了古巴人民的喜悦。”

　　200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二次访华时，江泽民还特地陪同他赴南京、上海参访。在南京时，两位领导人参观了熊猫电子集团，该集团2000年10月签订了向古巴出口100万台彩电的贸易合同；在上海时，江泽民陪同菲德尔参访了浦东新区，菲德尔在活动中“不时提问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希望进一步加强古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

　　同样感受到中国发展的还有劳尔·卡斯特罗。1997年劳尔首次访华时，江泽民在会见时，就向他介绍了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情况。

　　新华社的报道引述劳尔当时的话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古巴人民深感钦佩。他还说，这次访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他愿通过这次访问更好地了解中国，借鉴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

　　在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的会谈时，新华社的稿件特别指出，“应客人的要求”，朱基介绍了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和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情况。

　　胡锦涛劝阻卡斯特罗去机场送行

　　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住院，胡锦涛主席闻讯后立刻致电给他，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对他表示诚挚的慰问，并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此后，多位中国领导人到访古巴时，都特地前往医院探视菲德尔。

　　尽管身在病榻，菲德尔仍关心着中巴关系的发展。2006年12月28日，菲德尔同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赵荣宪通电话，请后者转达对胡锦涛主席和中国人民的新年特别问候。受胡锦涛委托，赵荣宪转达了胡锦涛对卡斯特罗主席和古巴人民诚挚的新年问候，并祝愿卡斯特罗主席早日康复。

　　2008年再度访问古巴时，胡锦涛特地前往医院探望菲德尔。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说，“双方热烈握手、互致问候、促膝相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促膝长谈，这在领导人会见时，是非常罕见的。

　　胡锦涛说，很高兴同卡斯特罗同志再次见面，我们党中央的同志都十分牵挂你的健康，我带来了他们对你的亲切问候。今天，我亲眼看到你身体康复、精神焕发，感到十分欣慰。

　　菲德尔对胡锦涛再次访问古巴表示热烈欢迎，并说我们是老朋友了，看到你仍与上次我们见面时一样精力充沛，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后，菲德尔还发表了《同胡锦涛的会晤》的文章，高度赞扬了胡锦涛主席对古巴的这次国事访问。在这篇文章中，菲德尔还表达了对胡锦涛的美好祝愿。他说，祝愿“我们这位尊贵的和兄弟般的朋友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胡锦涛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友谊，其实已有很多年了。

　　199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第一次访问古巴，就受到卡斯特罗兄弟的热情款待。在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时，菲德尔高度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锦涛感谢卡斯特罗对中国取得的成就给予的评价。他说：“访问期间，我们亲身感受到古巴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勇气，以及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二次访问北京，在和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会见时，他对胡锦涛当选再次予以祝贺。卡斯特罗并且说：“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希望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好好了解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

　　2004年11月，胡锦涛再度访问古巴，菲德尔因一次不慎摔倒导致左膝和右臂骨折，因此原定由他陪同胡锦涛主席参访不得不更改，转而由劳尔出面陪同。但为了表达对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的盛情，他坚持出席了多场活动，为了在迎接胡锦涛的仪式上能“站起来”，他前一晚特意让人赶制了一根拐杖。

　　胡锦涛结束访问离开古巴前夕，菲德尔坚持要求坐着轮椅去机场送行。为了他的健康，胡锦涛一再表示婉谢，并通过古巴官员做菲德尔的工作。中国元首的诚意打动了菲德尔，他最终同意由劳尔代表他去送行。

　　事后，古巴一些高层官员打趣说，菲德尔是一个很难劝的人，他一旦决定的事，几乎就不可能改变，“看来以后遇到要劝阻他的事情，就得请胡主席出面了。”

　　2006年菲德尔入院后，劳尔全面主持工作，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也更加密切。

　　2008年胡锦涛再访古巴时，古巴刚遭受严重飓风灾害，为表达对古巴人民的情谊，胡锦涛的专机特地搭载了不少救灾物资。

　　对此，劳尔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给予古巴政府和人民宝贵支持和援助，这次胡锦涛主席乘坐的专机还给遭受飓风袭击的古巴受灾群众带来了救灾物资，古巴人民深受感动。”

　　在当时陪同胡锦涛看望哈瓦那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时，新华社的报道记录了两个细节。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劳尔和两位中国留学生聊起了度假休闲选择的话题，他建议她们经常到海里游泳健身。胡锦涛风趣地对同学们说：“你们可以打个电话告诉爸爸妈妈，劳尔主席来看你们了！”

　　在参访结束时，劳尔回忆起自己55年前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学唱《东方红》的往事。新华社的报道说，劳尔“情不自禁地带头再次唱起这首家喻户晓的中国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