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灵涂炭：中兴名臣曾国藩攻破天京的血雨腥风

曾国藩

    曾国藩被实授两江总督后，立即和湖北巡抚胡林翼联手制定了安庆战役的战略计划。曾国藩亲至湖北黄州胡林翼大帐中，抵足而谈九个晚上。最后，两人都认为，能否攻下金陵，就看能否夺取安庆；惟有取安庆后，方可高屋建瓴，以上制下，洞开天京门户。

    湘军中坚胡林翼，湖南益阳人，比曾国藩小一岁，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岳父则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陶澍。在科举考试中，胡林翼比曾国藩先中进士，后来去了贵州任职。太平军起事的时候，胡林翼被调派到湖南，由此进入了湘军体系，并一度作了曾国藩的部下。后来经过曾国藩的保荐，胡林翼被授予湖北巡抚实职，升迁速度远快于曾国藩。在曾国藩处于低落的时候，胡林翼就成为维系湘军的关键人物。

    在曾国藩、胡林翼合军进逼安庆的时候，太平军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五路救皖”的计划。这个计划以二破江南大营的部队为原班人马，其中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为主力，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三军为牵制力量。为保住安庆，陈玉成和李秀成制定了一个更大的“围魏救赵”之计，约定两军会攻武昌，吸引曾胡回军自救，安庆之围也就自然化解。

    这一招，和之前李秀成大军进攻杭州将江南大营兵力调出的计策大同小异，但这次曾国藩和胡林翼冷笑了笑，他们这次只认准了安庆，绝不上当，即使太平军进攻北京皇帝告援也不放手。

    太平军这边，却在协调上出了大问题，尽管陈玉成进军顺利，并已经攻至武昌附近的黄州，但李秀成只顾自己开辟的苏常地区扩充自己的势力，无心西进，这最终导致了合击武昌计划的失败。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关键时刻，曾胡同心，而陈李相左，这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

    姜还是老的辣，陈玉成和李秀成毕竟还是太年轻！

    安庆争夺战总共打了18个月，曾国藩命令士兵在城外深挖长濠，结硬寨，打呆仗，死死困住城内的孤军，而外围的陈玉成等诸援军被一一阻截，始终打不进来。最后，安庆城内弹尽粮绝，一片死气，和北伐军被困连城一样，“釜中余炙存人脯，屋上饥鸟作鬼声”，再次出现食人惨剧！

    1861年9月，湘军用火药轰开安庆城墙，冲杀进城。面对那些已经饿得差不多的太平天国军民，湘军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全城男女老幼，还有守军两万余人，全被尽数屠戮，尸体浮江，江水都为之染红。

    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胡林翼却已经重病缠身。在攻破安庆不到一个月，胡林翼终因心力憔悴而病死在武昌，终年50岁。临死前，胡林翼被朝廷加封为太子太保，可惜路途遥远，封赏消息在胡林翼死后第二天才到。

    陈玉成眼睁睁的看着安庆守军全军覆没，却又无计可施，只能挥泪撤往庐州，从此了无进展。1862年6月，陈玉成被困庐州，被时叛时顺的淮北割据势力苗沛霖诱至寿州而被俘，后被解送到清将胜保大营，凌迟处死。从此，太平军后期纵横一时的陈玉成兵团土崩瓦解，被悉数消灭，皖北基地也由此沦入湘军之手，太平天国的江山也就去了一大半。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指挥三路大军围困天京，在安庆杀红了眼的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中路突进，另外左宗棠和李鸿章率两路偏师分别从南路和东路进行包抄。面对天京危局，李秀成仍旧转战苏南，并在上海附近和洋枪队发生激烈冲突，一直等到洪秀全严诏才回到天京。

    1862年5月底，湘军水陆并进，直抵天京城外。湘军陆师扎营于雨花台，直插天京的心脏；水师由湘军才子“雪帅”彭玉麟率领，镇守河口，卡住天京的脖子。而此时回援的太平军虽然数量众多，但大都是新兵；没有经验，也没有激情，正如湘军幕僚王闿运在《湘军水陆战纪》里说的：“(太平军)罕搏战，率恃炝声相震骇，比于初起时衰矣！” 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是暮气沉沉了。

    随后的雨花台之战，可以清楚的看到双方“势”的转移。湘军虽然人数少，但准备充分，在水师的辅助下，粮草充足，器械精良，势在必得。尽管太平军一批又一批的连续冲杀，湘军始终巍然不动。主将曾国荃甚至在左腮中弹、满脸是血的情况下，仍旧骑马在湘军各营垒中来回驰骋，指挥并鼓舞手下的士兵拼死顶住太平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在最危急的时候，湘军和太平军更是近身赤刃格斗，杀得营垒里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最终还是湘军取得了胜利，李秀成见久攻不下，只好放弃进攻后进入天京。

    在天京被围的时候，东南战场也是恶讯频频，李秀成打下的常熟、太仓、昆山等相继陷落，李秀成心里着急，请求去苏州救援，但洪秀全怕他远走高飞，就扣下他母亲和妻儿子女作为人质，并要求交银十万两助饷。当时围困苏州的有李鸿章的淮军三万人、戈登的常胜军三千多人和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四百多人，力量远胜于太平军，虽然后来李秀成亲临苏州指挥，但还是无济于事。洪秀全不久又以天京事急为由召回李秀成，苏州也随即发生叛降事件，苏州太平军的主将也是李秀成的部下慕王谭绍光，被纳王郜永宽等人所杀，苏州于1863年底被攻破。

    在苏州陷落的时候，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听后勃然大怒，严厉斥责道：“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

    1864年5月30日，五十二岁的洪秀全撒手西去，据说是因为食用“甘露”慢性中毒而死。临死前，天王还幽默了一把，“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死后，十六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这可怜的小东西，虽然很早就有了四个王妃，但估计还没来得及享福，就要面对天京城破后的悲惨命运了。

    曾国荃得知城内粮食耗尽、火药用完后，加紧在天京城外挖地道，埋进万斤炸药。1864年7月19日，只听“轰”的一声，地动山摇中，地道炸药炸开了天京城墙，在隆隆的炮声和阵阵喊杀声中，天京城破。在一片混乱当中，章王林绍璋投河自尽，顾王吴汝孝上吊自杀。

    李秀成领着数十骑兵在城内飞奔试图堵截湘军，但湘军如潮水一样涌入，如何堵得住？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好奔向天王府，到后见宫门大开，宫女们纷纷逃出，数以百计的妃嫔蚂蚁般的投河自尽。御河之外，很多逃无可逃的太平天国军民男妇争相投河而死，尸体填溢如桥，水不能流。

    这时，只见王后赖氏一手牵着洪天贵福，一手拿着剑，踉踉跄跄的从天王府中走出。赖氏看到李秀成后，泪流满面的说：“天王创业一生，想不到今天覆亡，真是天绝我也！这个孩子年纪小，身体弱，就交给忠王你了。”说完，赖氏跃入御河而死。

    乘着薄暮时分，李秀成一行人带着幼主冒充清军从城破处拼死杀出，沿孝陵卫走入紫金山。但南京城外三百里，到处都是湘军的关卡，李秀成一行人屡次遭遇湘军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洪天贵福在清凉山外战斗中走散(被李世贤护送)，最后只剩下九人奔入无名荒山之无名小庙，李秀成白天不敢出去，晚上下山取水被附近村民发现，剩余随从被杀。这些土人贪图李秀成携带的珠宝，由于分赃不均，最后闹哄哄的把李秀成扭送到曾国荃的大帐之中。

    曾国荃随后立刻讯问，李秀成开始不配合，曾国荃大怒，“椎刺其股”，李秀成骂道：“曾九！你不要得志就猖狂，大家彼此不过各为其主，何必如此凌辱于我？”曾国荃狂怒，当场就想把他给宰了。幸好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场，把李秀成带走讯问，问“汝今计安出？”李秀成答：“死矣！”赵烈文发现李秀成“言辞有乞活之意”，便说：“你的罪大，得听朝廷旨意，并非是统帅所能决定的。”李秀成听后俯首不语。

    曾国藩得到李秀成被俘消息后，急令好生对待，随后赶到金陵亲自讯问李秀成，曾国藩和急躁的弟弟不一样，每日对李秀成“逐日排宴，待以客礼”，还说，你也人中豪杰，没有遇到明主，才落得今天的地步，实在是可惜。李秀成对曾国藩的胸襟有些感动，随后便很配合的在单人囚室里每日奋笔疾书，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日书数千言，十日后写成《李秀成自述》。后来此文的真假问题、节气之争，都在史学界掀起了讨论的大热潮。

    李秀成虽然对曾国藩报有幻想，但终究还是在写完《李秀成自述》后被凌迟处死。参与审理李秀成全过程的赵烈文在日记里记载说，“(李秀成)傍晚赴市，作绝命词，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赵烈文也亲眼目睹了湘军攻破天京的全过程，据他的记载，湘军入城后到处杀人抢掠，连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杀之取乐。天京城中，惟见血雨腥风，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在抢掠完之后，湘军开始四处纵火，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不止，“十年壮丽天王府”，老百姓十年的血汗，就这样被烧个一干二净。

    整个天京，至少有10万多人被杀。中国近代史上，最苦惟有南京人。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杀！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杀！1937年日本兵攻下南京，更是血海滔天！

    太平天国十一年，如今尘埃终落定。回望滔滔江水，十三年的血海拼杀，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再造晚清的“中兴第一名臣”。

    天京城破后，幼天王洪天贵福骑着李秀成给他的骏马，乘着天黑闯出了天京城，但在随后的突围中又和李秀成走散。幸好李世贤及时的拍马赶到，洪天贵福才得以杀出重围，逃到安徽广德一带。

    此时，正在外地召集勤王兵的干王洪仁堤炀┪Ъ保庇匣靥炀诼飞暇偷弥炀┫萋洌字髡娓５搅斯愕拢槿诗于是又赶到那里与他们会合。洪天贵福见了族叔后，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赶紧封洪仁Α?/p>

    好不容易喘了口气后，李世贤跟洪仁担?ldquo;如今天京虽然已经失陷，但好在幼天王已经脱险，革命还有希望。现在长江以南堵王黄文金和康王汪海洋的兵力，加起来有三十多万；长江以北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加上张宗禹(捻军)的兵力，大概也有六七十万，如此算来，我们还有百万之众，只要团结一心，还是能够横行天下的。当今之计，最好是以幼天王为号召，让堵王赶紧和康王合兵一起，增加彼此的势力，然后直捣湖南，夺取长沙。到时继续北上，会合汉中陈得才和张宗禹之兵力，就有百万之众了。等到大兵集合在一起，我们立刻杀奔关中，夺取咸阳，再图中兴之业。”

    李世贤的计划，和道州举人胡孝先最开始时向洪秀全提出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估计的兵力，里面是大有水分的。

        李世贤和洪仁这个该死的叛徒已经弹尽粮绝，我马上就可以破城，必须杀了他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两人见黄文金如此顽固，也没办法，毕竟这是黄文金的地盘。黄文金围了湖州一个月，最终攻破湖州并抓到了叛徒蔡元隆，但他的手下却私自把蔡元隆放跑了。紧接着，湘军的主力部队杀到，太平军在败退中，黄文金中炮身亡，该部太平军损失过半。

    剩下的太平军在李秀成和洪仁在1865年10月于江西石城被俘虏，幼天王再次走失，剩余的太平军也如鸟兽散。

    很遗憾的是，这时洪仁    1865年11月23日，洪仁缓槿诗严词拒绝。他在自己的遗言里说，“今予亦只法文丞相(文天祥)已，”“我鞠躬尽瘁，惟求速死。”临刑前，四十三岁的干王赋诗一首：“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断，复生待他年，”实现了他“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再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和大部队走散后，吓得躲进了山中。洪天贵福当时只有十六岁，从小长在天王府，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生活自理能力。小孩子躲进深山三天三夜，渴了掬把山泉水喝，饿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

    但洪天贵福最后还是饿得不行，只好蹒跚着独自下山，但脚下的鞋因为在清军冲击的时候已经丢失，只能光着脚丫强撑着，好不容易走到山下，两个脚板早已经满是水泡，小天王痛得坐在路上低声哭泣。

    说来也巧，其实当时汪洋海的军队刚从他的不远处经过，洪天贵福也看见了，但因为脚痛，赶不上这些人行军的速度，洪天贵福又不敢喊，最终没有及时会合。过了一天，路上有难民成群结队的经过，洪天贵福便跟着这些人的后面一起乞讨，辗转数月后，一个不小心误投了敌营。更不巧的是，敌营中有个人曾经跟小天王的叔叔洪仁政放过牛，一下就把洪天贵福给认出来了，结果小天王被送到了席宝田那里。席宝田见后大喜，预备送到北京去请功。

    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劳没搞到，反招来麻烦！曾国藩大帅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如今说自己捉得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很没面子？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

    席宝田听后默然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把洪天贵福送到江西巡抚沈葆桢军中，沈葆桢便在南昌将洪天贵福处死了。虽然洪天贵福比洪仁环恚群槿诗还要早五天处死，大概沈葆桢认为他没有什么价值吧。

    李世贤和洪天贵福走散后，和手下六十骑冲出重围，最后投奔到汪洋海军中，并乞求汪洋海发兵去迎接幼天王。汪海洋派兵去找了，大概就是洪天贵福下山时看到的小股太平军，可惜机缘不巧，最后洪天贵福还是没能赶上。后来李世贤又劝汪海洋进军湖南北上，两人意见不合，李世贤想拉出人马，另立山头，结果在1865年8月被汪海洋派心腹给刺死。也有说李世贤在汪海洋战败后隐匿民间，剃去长发，隐居终身。

    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石达开出走路过安庆时，汪海洋便率军一直跟随左右。后来石达开进入广西、云贵，山路险阻，看不到希望，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已乱，便在营前立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这几年，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我们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大家愿意跟我进军四川的，站到红旗下；想回江南的，就立到白旗下。”

    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都哄然跑到了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了白旗，大声道：“想回江南的跟我走！”

    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回到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这部分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的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在1866年2月，这部分残军也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坚持时间稍微长点。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众(水分太大，估计也就十万)。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派人在阵前大呼：“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为什么要革命，穷嘛。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逐渐卷入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竞争面前，以下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江西的发展，一是交通要道(或者说商路)的更替，二是工业化生产资源的缺乏。

    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多经大运河和长江运输，但要继续南下的话，往往都是经赣江走水路，翻越大臾岭后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赣江这个贸易通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江西的农业发达，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内地的贸易方向开始由“南下”改为“东向”，贸易主干道移往长江，这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相对缺乏，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京广线从北京到广州，本经过江西到广州是最短的距离，但很奇怪的是，京广线却从湖南经过了，明显的绕过江西拐了个弯。江西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无情的流失了。一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才想到要在江西修建一条京九线改变江西的交通困境，但此时的江西，已经困窘了一百多年。

    虽然笔者无意挑起湘赣人士之间的争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湖南的崛起和江西的衰败和太平军的那场运动有莫大的关系。恰因为太平军起义，湘军才因势顺起，三湘子弟也得天下风气之先，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驰骋天下，让人好不羡慕！而作为湘军和太平军主战场的江西，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饱受生灵涂炭之苦。

    我的家乡吉安地区，正好是平原和山地相接的丘陵地带，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兵家都会在这里进行拉锯战。太平军在这里拉锯过，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也拉锯过，本地区一直在红区和白区中互换。

    这可就苦了那些老百姓。只要是战争，不管是起义也好，征讨也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兵祸。我小时候记得大人吓唬小孩子的话，就说：“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再吵就把你抓起来了！”

    长毛就是太平军嘛。

    在小孩子的心目中，长毛就是长头发的魔鬼。老百姓是朴素的，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想必是后期的太平军已经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扰民害民甚至是虐杀百姓，才会有如此口碑吧？早年的美国人，只要一说“印地安人来了”，稍懂事的小孩子马上停声不闹了。

    印第安人可是会活剥人皮的。

    杀人的当然不仅仅是太平军，湘军也没少干，一半对一半。经过这十几年的来回拉锯战，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满是瓦砾，遍地白骨。繁华如江南地带，竟然也会有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发生，可见人口的减少是何等的严重。

    当时人的记载：“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证明了其中的揭露部分属实，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抓进去后，“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与妇人都被驱使作战或者为作战服务，不服从的就“斩其足以示众”妇；有逃跑的，往往要“倒抬其尸以示众”。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期间，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时，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实在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例的。湘军在攻下九江和天京后都进行屠城，杀得人头乱滚，片甲不留。太平军也对天京、杭州等地进行过屠城，特别是满人和在清朝做官的，更是一个都不能放过。民间相传，长毛侮辱并杀死了不少满人少女，据围观的西人记载：“那些人把鞑靼处女大腿分开，绑在驴车上，残忍虐待...。.他们粗暴的撕去满洲处女的旗装轮奸。”

    柳亚子曾经作诗，“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太平天国的文献最恰切不过了。后人引用的太平天国之著名印书，很多都是出口转内销，都是各位学者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复印回来的。如《天朝田亩制度》，是二十世纪初北大教授程演生从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回来，1935年末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资政新篇》，这都是此前国内研究者闻而未见的印书。北大刘半农教授也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了《太平条规》带回国内研究。

    由此，《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才编进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广为人知。作为常识，这也说明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广为流传和实施。尽管很多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尽可能的焚毁了太平天国的一切器物，但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实行过呢？

    《资政新篇》因为是处于太平天国已经处于危难时期，没有实施已是定论，也情由可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无实行也存在争议，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照旧交粮纳税”，那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地主而已。当然，洪秀全的“老三篇”(《原道醒世训》)里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新东西，但天王府里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性提供者兼保镖甚至奴隶劳工，又说明了部分真相。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在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比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学者袁伟时指出的，“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当人们了解了天国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悲哀。善良的人们要问，以残暴对残暴，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却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孙中山先生曾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单纯的造反并不解决问题，“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简又文先生，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 论，而同世代的罗尔纲先生却热情讴歌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和反抗精神，甚至是创新精神。简与罗，两位同治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同样有着极高的史学造诣，得出的观点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大破坏”，就是对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破坏又是中国历史可悲的历史循环率使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大自然消灭过多的人口只能通过瘟疫和战争。这场部分因为人口太多而引发的内战，终于消灭了大量的中国人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为后来的中兴提供了条件呢？

    如果答案是的话，又何尝不是一种壮烈的悲凉？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太平天国就是一场“揭竿不起的大运动”，以暴制暴，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愿中国不再有农民式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