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突破自由主义秩序吗？

　　作者：李形 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

　　中国将推翻现存世界秩序，还是成为该秩序的组成部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复兴堪称世界史上的最重要变化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2009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经济的强力冲击。现在西方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将对依照西方原则和自由主义价值建立的既有国际体系和制度秩序带来何种冲击？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并且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出现危机的根由。

　　这种看法的假设前提是：危机总是坏的，且既有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不能加以修正。然而，通过对中国崛起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不同解读，却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均要比原来预想的更具弹性和务实。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再是中国是否要推翻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或者成为其中一部分，而是中国如何适应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以及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本身如何调整以接纳中国。

　　自由主义秩序可以转型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确立的自由国际主义原则，是由18世纪的大思想家康德和19世纪的大批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的。一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强调民主、民族自决权和国家在国际机制中合作，反对秘密外交。这可以说是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首次尝试(尽管它最终失败了)。当代较为成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在美国的领导下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学者福山宣布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不过，尽管存在“历史终结” 式的断言，许多学者仍然越来越感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认为其不能有效应对国际体系中多种任务和挑战，而且前途未卜。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某种程度上总是被形容为一种强调非歧视性原则和市场开放的、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然而，这样一种秩序也日益与特定的自由主义议程，如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对主权概念的认识联系起来，比如西方国家提出的“责任主权”，认同人道主义干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形。中西之间的摩擦往往就发生在这些领域。

　　不过，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非总是僵化的。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国家之间建设性和务实关系的悠久传统表明，对价值观、民主和人权的强调仅仅是其最新的表现。伴随危机进行变革，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恒常规律。以前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曾包含多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原则，如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殖民主义和严格的不干预原则等。但今天看来，它们都已不合时宜。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当代危机迄今并未导致民主和人权等价值的消亡，而是持续、重要更新和转型。

　　当然，这不是说要自由主义秩序回到过去。这主要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转型变革的可能性。现存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危险在于，现有秩序能否与国际体系与时共进，能否容纳一个崛起大国，进而知道它们需要采取哪些变革。

　　中国“骑虎难下”？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对经济和贸易的重视，超过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味着中国“跨上虎背”，从此中国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关系。然而，如何安全地从虎背上下来，却付诸阙如。结果就是，如今中国为市场力量所驱动，除了接受和遵循市场的根本逻辑外，别无选择，而市场逻辑来自西方的规则和价值，它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与中国的传统不太一致。中国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诸多忧虑即由此而来，市场力量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担忧。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冲突的因素就是：既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受益，同时保持其政治和民族的特色。

　　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难免与自由主义秩序中其他大国的利益产生冲突。然而，在西方看来中国表现出强硬势态的某些问题，实际可能是中国出于内政考量而没有回旋余地，或者是出于使其内部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国化”的需求。当前“新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的中国，已经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政策规划方面出现了某种模糊性，尤其是关于社会不平等、物权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其结果就是，“骑虎难下”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模糊性和困境。中国不得不在国内社会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间极力调和。

　　中国希望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能够认识到“中国的特色”，这是因为领导中国既需要平息国内的不满，又要通过保持“民族特色”获取新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中国对于更深地融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前景，并不太清楚。过去，中国的目标是动员人民建设一个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中国，但今天的目标看起来更像是将中国变成“正常”的大国，并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维持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面向一个共享的实用主义未来？

　　未来的景象是模糊的，中国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诸大国显然都不太确定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尽管双方都认识到相互间的依存，但显然仍存在抵制、怀疑和对抗。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握变化营造一个建设性的相互关系。

　　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论”显然不是中国进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最佳解释。不过，如果说“历史终结论”是20世纪思想斗争的结果，斗争的双方都应该分享20世纪分崩离析的那段属于自己的“历史”。其结果就应当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诸大国与中国都要对20世纪中的历史教训，尤其是自己的行为保持警醒。没有国家愿意“回到过去”。

　　现在是寻求一个关于变化的方法的时候了。重点必须过渡到常识而非信仰，过渡到共同的利益而非相互间的猜疑。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那里，已经可以发现强调转向“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声音。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认识到中国的内部转型，对重塑全球秩序的贡献。自由主义世界要自我调整、把握机遇，并且对中国崛起保持克制，而且要认识到，中国一旦开始“骑上虎背”，它就注定要“骑在上面前进，或者跌落下来”，而后者不符合西方的利益。(作者是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