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赌煞 国语:周扬的悲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27:32
周扬的悲剧 戴明贤
刚好在建国初期（特别是‘胡风事件”前后）迷上文学的一代人（如我）．周扬简直称得上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那样敬心城意地聆听他的声音．按他的指导来“校正航向’。历经这运动那运动．直至顶峰运动―-- 文革，脑袋渐渐清楚．迷信彻底瓦解．又复为他的反思感动．为他的结局震惊。由于这种背景，对李辉的长文（是逆非非说周扬）自然倍感兴趣。
二十多位知情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评说一个人．歧见纷出．是当然之理。但不约而同地都说到“周扬的悲剧” . 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时代因素．有人着重斗争局势．有人着重政治品质．有人着重个人性格，也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且根本的原因．窃以为似乎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用鲁迅的说法．就是得“摆出总管的架子．以呜鞭为唯一的业绩。”
周扬开始在文坛亮相．正值党内左倾宗派主义猖撅．奉行斯大林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之时．思想行动深受宗派主义的左右，加以延安派到上海的冯雪峰，又奉命撇开周扬与党外的鲁迅接头．更加深了对立的情绪。引出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文的徐氏原信．字里行间泛谧着宗派情绪．绝非后来解释说系徐孟浪．不尊重鲁迅的问题。鲁迅对 徐函中宣称的“实际解决”十分敏感，声色俱厉地质问：‘什么是’实际解放’？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同时代的曹聚仁对左翼文人这样小题大做地吵架困惑不解，觉得无意义。他哪知这四个字的利害！一朝权在手，鲁迅所预言的充军杀头都付诸实行了。曹先生是治中国历史的，但对中国的识力．比鲁迅毕竟远逊了。李之琏与李辉谈话中讲了一个例子:丁玲，陈企霞1955 年被打成反党集团．1957 年鸣放中要求平反，陆定一、周场都承认在这问题上有错误，向中央打了平反报告：一个多月后．整风变成了反左．发动呜放是引蛇出洞．形势来了个180 度转弯。周扬立即撒回已送中央的报告．" ，重新起草．加进新的内容．说丁玲是板徒．出狱是敌人派回来的．肯定1955 年的批判是正确的。”身为中宣部党组成员的李之琏．因“在丁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李之琏这样评价周扬：”他觉得他就是党．与他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党。他这样说过：’党的领导总是由具体的人做代表吧？”‘跟他有意见．他总是要把人整得趴下来。”其实这种做法这种理论．并非周扬发明，到处都有。把一切错误施之于’‘时代”、“原则”及“众所周知的原因”等等．是没有说服力的。
文艺不可能绝绛于政冶．但井非一切文艺都是政治；政治需要文艺，但有的文艺《如花鸟画、山水诗、情歌等）并不必有政治内容。这本是常理常识。即便在有千余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也从来有“言志”文艺与之共存共盛，各得其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被强调到几乎成为社会生活中唯一的内容（从“政治挂帅”到“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可见一斑），一切都成了政治的一部分。文艺更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乃至枪炮，用以“消灭敌人”。革命需要一些文艺作枪炮，没错；但进而认定一切文艺无例外都必须是革命的枪炮，就从真理走进了谬误。首先，枪炮的制作，自当根据精密的设计图来施工，于是，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用什么方法写；怎么写；都一一严格规定。枪炮的出厂，自当有严格的质量检查，于是，大小审判长们就忙于判定香花毒草。记得陈荒煤有一篇文章叫《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 ，一口气就扫荡了十多二十部故事片，几年的电影创作马上夷为白地。
文艺作品一旦被判定有“错误倾向”, 作者立刻祸从天降，理论批判以外，还有实际解决。似乎这么一根“毒草”就足以动摇共和国的基础。文艺创作略为接触实际，便是犯了“揭露阴暗面”的错误，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对于“阴暗面”，似乎倒应该加以保护。造成大饥谨的人没事，写文字略为暗示饥谨的就是犯了大错，连茅盾这样的大文人也不能幸免。于是，文艺不仅成为政治的“形象化”图解，而且成了政策的图解。周扬就说过文学为政治服务，具体说就是反映一个阶段的政策的话。于是，作家撇开自己的眼睛耳朵脑袋和心灵，随着政策变来变去。今天歌颂公共食堂好，明天歌颂自家开伙好。在“四人帮”最后辉煌时期，邓小平同志被再度打倒，贵州一位作家写了一篇“反映”“走资派还在走”的小说，北京某大刊复函决定编发，但还未及发表，“四人帮”垮台了。这位作家一方面去电停发（刊物当然也不会再急着发了），一方面立即将这篇小说略加修改，就成了“反映”老革命勇斗四人帮的小说。妙的是，这家大刊物也就立即采用发表了。
农民作家乔典运在去世前写的长篇回忆（命运》 ，十分真实和生动地记下了中国文学彻底抛弃理性和良知，闭目锁心地跟着政策瞎起哄的怪现状。文艺的路越走越窄，最后比马戏团的空中钢丝还细。就文学的本质说，不论作者是什么非什么，颂什么咒什么，总是发自衷诚，文艺是自由心灵的产物。一旦变成往模子里填泥的干活，就无可避免地走到主题概念化、情节公式化、人物类型化，个性成为大禁忌的局面。改编后的怕毛女），家喻户晓的杨白劳也得操起扁担揍穆仁智，因为这才符合贫农革命性最坚定的阶级分析。而周扬担任的，就是这个类似“文艺总裁判庭”庭长的职务。这样的角色，谁能演好它呢？李之琏说到，他因与周扬意见不合被打成极右分子，未完成的一部长诗手稿（到哪里去》被抄出来。长诗只写出一章《 灵魂深处》 ，“是写到延安后一个军人的变化”，这作品被定为“反党作品”，因为“把（革命）军人写成这个样子”。李之琏问道：“周扬是文艺家，他难道不懂作品的构思？我不过写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思想变化，怎么能说是反党呢？”文艺家而“以鸣鞭为唯一职责”，只能造成别人的和自己的双重悲剧。
当时的周扬，一言九鼎。一句可以使正受围攻的作品变成受表扬的香花（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 ；也可以一句话使大得好评的作品变成毒草（如路瑶的《 窟地上的战役》 ），而且一经评点，就会带来实际解决。当然，他的如此权力，并非与生俱来，天授大权，而是“极峰”所授予的。他如此敬业，还是时时受到极峰的敲打，被斥为“政治上不开展”，亦即与人奋斗还不够手辣，甚至当面问他：“你下不了手吧？”终于被冷落疏运，直至自己也成为刀殂下的鱼肉。于光远评论：周扬是党的文艺干部，”整了人，觉得是应该整的”，但他也带有书生气，“按政治家要求看他差一点儿。文艺界看他是政治家．政治高层看他是文人，这就是周扬他们的尴尬位置。他又毕竟是研究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翻译过（安娜· 卡列宁娜》 的文学家。如果换一个纯粹不知文艺为何物的人来干这份活，恐怕就只有别人的悲剧而不会有自己的悲剧了。
对周扬晚年向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略致（只能说是略致）歉意，李之琏评价不高，认为是在应付人，没有真诚。这话似太苛刻了一点。此时的周扬，毕竟已坐过了十多年的秦城监狱。如果毫无真诚的反思，不久后也就不会发表对于“异化”的思考，这份歉意虽来得迟了些，浅了些，轻飘了些、总胜于整了几十年人依然认为联即真理或诱过于客观。书中写到周扬因异化问题受批后，曾叹气说：理论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研究呢？这时候，不知他曾否回忆起建国前后对待胡风的态度？他儿子周艾若说：“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被异化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这话很深刻，概括得很中肯。一个专门研究文艺理论的文学家，近二十年中以自己的理论指挥着全国文艺创作的权威，晚年自编文集时，发现除了政策讲话之外，就没有真正的理论文字，这是何等的悲凉。他的论敌胡风，肉体遭受的摧残更惨烈，但其精神和骨架没有屈服，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周扬要悲惨得多，虽也有最后的一次闪光。
草此小文，时有不忍之感。但作为在文学之路上曾受过周扬影响的人，即使为自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作一些清理和反思，也是应该的。
小文草完，又想起一点。前面说到鲁迅的史识超卓，许多预言应验。然而，毕生痛恨文化专制政治专制，攻汗不遗余力的他，身后竟被江青这样的超级专横政客谬迁知己，借他的名头整人，肯定贤如鲁迅也是梦想不及的。
刚好在建国初期（特别是‘胡风事件”前后）迷上文学的一代人（如我）．周扬简直称得上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那样敬心城意地聆听他的声音．按他的指导来“校正航向’。历经这运动那运动．直至顶峰运动―-- 文革，脑袋渐渐清楚．迷信彻底瓦解．又复为他的反思感动．为他的结局震惊。由于这种背景，对李辉的长文（是逆非非说周扬）自然倍感兴趣。
二十多位知情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评说一个人．歧见纷出．是当然之理。但不约而同地都说到“周扬的悲剧” . 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时代因素．有人着重斗争局势．有人着重政治品质．有人着重个人性格，也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且根本的原因．窃以为似乎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用鲁迅的说法．就是得“摆出总管的架子．以呜鞭为唯一的业绩。”
周扬开始在文坛亮相．正值党内左倾宗派主义猖撅．奉行斯大林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之时．思想行动深受宗派主义的左右，加以延安派到上海的冯雪峰，又奉命撇开周扬与党外的鲁迅接头．更加深了对立的情绪。引出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文的徐氏原信．字里行间泛谧着宗派情绪．绝非后来解释说系徐孟浪．不尊重鲁迅的问题。鲁迅对 徐函中宣称的“实际解决”十分敏感，声色俱厉地质问：‘什么是’实际解放’？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同时代的曹聚仁对左翼文人这样小题大做地吵架困惑不解，觉得无意义。他哪知这四个字的利害！一朝权在手，鲁迅所预言的充军杀头都付诸实行了。曹先生是治中国历史的，但对中国的识力．比鲁迅毕竟远逊了。李之琏与李辉谈话中讲了一个例子:丁玲，陈企霞1955 年被打成反党集团．1957 年鸣放中要求平反，陆定一、周场都承认在这问题上有错误，向中央打了平反报告：一个多月后．整风变成了反左．发动呜放是引蛇出洞．形势来了个180 度转弯。周扬立即撒回已送中央的报告．" ，重新起草．加进新的内容．说丁玲是板徒．出狱是敌人派回来的．肯定1955 年的批判是正确的。”身为中宣部党组成员的李之琏．因“在丁玲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李之琏这样评价周扬：”他觉得他就是党．与他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党。他这样说过：’党的领导总是由具体的人做代表吧？”‘跟他有意见．他总是要把人整得趴下来。”其实这种做法这种理论．并非周扬发明，到处都有。把一切错误施之于’‘时代”、“原则”及“众所周知的原因”等等．是没有说服力的。
文艺不可能绝绛于政冶．但井非一切文艺都是政治；政治需要文艺，但有的文艺《如花鸟画、山水诗、情歌等）并不必有政治内容。这本是常理常识。即便在有千余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也从来有“言志”文艺与之共存共盛，各得其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被强调到几乎成为社会生活中唯一的内容（从“政治挂帅”到“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可见一斑），一切都成了政治的一部分。文艺更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乃至枪炮，用以“消灭敌人”。革命需要一些文艺作枪炮，没错；但进而认定一切文艺无例外都必须是革命的枪炮，就从真理走进了谬误。首先，枪炮的制作，自当根据精密的设计图来施工，于是，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用什么方法写；怎么写；都一一严格规定。枪炮的出厂，自当有严格的质量检查，于是，大小审判长们就忙于判定香花毒草。记得陈荒煤有一篇文章叫《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 ，一口气就扫荡了十多二十部故事片，几年的电影创作马上夷为白地。
文艺作品一旦被判定有“错误倾向”, 作者立刻祸从天降，理论批判以外，还有实际解决。似乎这么一根“毒草”就足以动摇共和国的基础。文艺创作略为接触实际，便是犯了“揭露阴暗面”的错误，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对于“阴暗面”，似乎倒应该加以保护。造成大饥谨的人没事，写文字略为暗示饥谨的就是犯了大错，连茅盾这样的大文人也不能幸免。于是，文艺不仅成为政治的“形象化”图解，而且成了政策的图解。周扬就说过文学为政治服务，具体说就是反映一个阶段的政策的话。于是，作家撇开自己的眼睛耳朵脑袋和心灵，随着政策变来变去。今天歌颂公共食堂好，明天歌颂自家开伙好。在“四人帮”最后辉煌时期，邓小平同志被再度打倒，贵州一位作家写了一篇“反映”“走资派还在走”的小说，北京某大刊复函决定编发，但还未及发表，“四人帮”垮台了。这位作家一方面去电停发（刊物当然也不会再急着发了），一方面立即将这篇小说略加修改，就成了“反映”老革命勇斗四人帮的小说。妙的是，这家大刊物也就立即采用发表了。
农民作家乔典运在去世前写的长篇回忆（命运》 ，十分真实和生动地记下了中国文学彻底抛弃理性和良知，闭目锁心地跟着政策瞎起哄的怪现状。文艺的路越走越窄，最后比马戏团的空中钢丝还细。就文学的本质说，不论作者是什么非什么，颂什么咒什么，总是发自衷诚，文艺是自由心灵的产物。一旦变成往模子里填泥的干活，就无可避免地走到主题概念化、情节公式化、人物类型化，个性成为大禁忌的局面。改编后的怕毛女），家喻户晓的杨白劳也得操起扁担揍穆仁智，因为这才符合贫农革命性最坚定的阶级分析。而周扬担任的，就是这个类似“文艺总裁判庭”庭长的职务。这样的角色，谁能演好它呢？李之琏说到，他因与周扬意见不合被打成极右分子，未完成的一部长诗手稿（到哪里去》被抄出来。长诗只写出一章《 灵魂深处》 ，“是写到延安后一个军人的变化”，这作品被定为“反党作品”，因为“把（革命）军人写成这个样子”。李之琏问道：“周扬是文艺家，他难道不懂作品的构思？我不过写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思想变化，怎么能说是反党呢？”文艺家而“以鸣鞭为唯一职责”，只能造成别人的和自己的双重悲剧。
当时的周扬，一言九鼎。一句可以使正受围攻的作品变成受表扬的香花（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 ；也可以一句话使大得好评的作品变成毒草（如路瑶的《 窟地上的战役》 ），而且一经评点，就会带来实际解决。当然，他的如此权力，并非与生俱来，天授大权，而是“极峰”所授予的。他如此敬业，还是时时受到极峰的敲打，被斥为“政治上不开展”，亦即与人奋斗还不够手辣，甚至当面问他：“你下不了手吧？”终于被冷落疏运，直至自己也成为刀殂下的鱼肉。于光远评论：周扬是党的文艺干部，”整了人，觉得是应该整的”，但他也带有书生气，“按政治家要求看他差一点儿。文艺界看他是政治家．政治高层看他是文人，这就是周扬他们的尴尬位置。他又毕竟是研究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翻译过（安娜· 卡列宁娜》 的文学家。如果换一个纯粹不知文艺为何物的人来干这份活，恐怕就只有别人的悲剧而不会有自己的悲剧了。
对周扬晚年向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略致（只能说是略致）歉意，李之琏评价不高，认为是在应付人，没有真诚。这话似太苛刻了一点。此时的周扬，毕竟已坐过了十多年的秦城监狱。如果毫无真诚的反思，不久后也就不会发表对于“异化”的思考，这份歉意虽来得迟了些，浅了些，轻飘了些、总胜于整了几十年人依然认为联即真理或诱过于客观。书中写到周扬因异化问题受批后，曾叹气说：理论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研究呢？这时候，不知他曾否回忆起建国前后对待胡风的态度？他儿子周艾若说：“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被异化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这话很深刻，概括得很中肯。一个专门研究文艺理论的文学家，近二十年中以自己的理论指挥着全国文艺创作的权威，晚年自编文集时，发现除了政策讲话之外，就没有真正的理论文字，这是何等的悲凉。他的论敌胡风，肉体遭受的摧残更惨烈，但其精神和骨架没有屈服，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周扬要悲惨得多，虽也有最后的一次闪光。
草此小文，时有不忍之感。但作为在文学之路上曾受过周扬影响的人，即使为自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作一些清理和反思，也是应该的。
小文草完，又想起一点。前面说到鲁迅的史识超卓，许多预言应验。然而，毕生痛恨文化专制政治专制，攻汗不遗余力的他，身后竟被江青这样的超级专横政客谬迁知己，借他的名头整人，肯定贤如鲁迅也是梦想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