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同城网代理:研究悲剧的毛主席

    甲申之年，我们会很自然的想起郭沫若在60年前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著名的史论，同时也会想起毛泽东如何格外看重这篇史论，把它确定为当时延安整风学习文件——这段不寻常而又意义深远的历史。

    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释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详细阐述了印发《甲申三百年祭》的意义：“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日战争打响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然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毛泽东书信集》）“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他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又防止各种偶然性。他研究悲剧，正是为了防止悲剧。为此，他不但研究李自成，而且研究《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朱元璋传》、《东周列国志》、《战国策》、《六国论》、《过秦论》、《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明史》、《左传》、《元史纪事本末》、《论语》、《资治通鉴》、《楚辞》、《离骚》、《红与黑》、商纣王、屈原、曹操、秦始皇、朱元璋、李秀成、司马迁、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苏联、东欧、斯大林、赫鲁晓夫、哥穆尔卡……中外古今，几乎无不涉猎。就连吴承恩的《西游记》及其主人翁孙悟空也不放过。其数量是惊人的。

    人们知道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很浓，对许多书作过评点，对一些书如《水浒传》、《红楼梦》、《永昌演义》、《李自成》，以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特别钟情，有一种永远断不了的情结。但很少有人认识到毛泽东他是在从事研究一个大课题——悲剧。对于一切与革命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类大大小小的悲剧，都逃不出他的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毛泽东是悲剧理论家、悲剧大师。

      从幼年研究到终生

    毛泽东从幼年开始一直到他事业的极盛时期以至晚年，对悲剧的研究，从未间断。

    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李自成就是他崇拜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东山学校读书时，有一次在假期去外婆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分给了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毛泽东便对大家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同学们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时，介绍了李自成成功和失败的历程，肯定李自成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但其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一方面拒绝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一方面指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据谭震林回忆）同年，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特别强调了要同流寇主义作斗争。他说：“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在1938年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中又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特别是悲剧的总结，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

    长征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悲剧。它之所以未以悲剧而告终，是因为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一悲剧产生的原因，正确总结了悲剧的教训，并正确领导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但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更加重视对李自成起义的研究。1935年10月，他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

    当全国解放在即，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李自成的教训或悲剧为例，发表了精辟的、脍炙人口、扣人心弦的讲话：“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这些人在敌人面前无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次会后，驻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开始作进京的准备。有一天，毛泽东问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样呵？”李说：“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指着李的太阳穴，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并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3月23日零点，他又诙谐地对随行人员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还对人说：“我不当李自成，你们也不能当刘宗敏！”

    对《水浒传》这一大悲剧，毛泽东也是从幼年一直研究到晚年。“水浒”悲剧的要害是投降，这也是建国后特别是他生命的晚年所特别强调的。梁山义军的悲剧突出表现在宋江当政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以招安为荣，攻打方腊，自相残杀，以投降、失败、灭亡而告终。特别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在被逼无奈情况下向统治者投降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节节胜利的时候，主动接受招安、投降的。毛泽东常常对此义愤填膺，而且以此为最大悲剧，防止在革命领导中重演此类悲剧。

    1952年到1960年，国内学术界曾就此展开过讨论，有的人发表文章认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而大多数人认为宋江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是阶级局限，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而到1964年以后，大多数人倾向于前者，认为宋江是阶级异己分子。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在《情况简编》中刊登了《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一文，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这份材料后，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相当重视，也使人感到政治风声愈来愈紧。

    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部队领导时，劝人们读古典小说。他说：“《水浒传》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招安”。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水浒传》的谈话：“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24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江青等人歪曲这段话，肯定是别有用心的，并不能代表毛泽东的本意。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心情确实是很沉重的，内蕴是丰富深刻的。

    正如《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一书作者所说：“60年代以后，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于：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革命了几十年，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意识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鉴于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就必然搬出《水浒传》这罐陈酒了。何况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演变的悲剧，还无时无刻在他心中翻腾呢！（以上参见《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4－1219页）

    一部“水浒”用到家

    毛泽东为了革命不走弯路，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思想倒退、政权变质、国家变色、悲剧重演，呕心沥血，从悲剧中引出经验教训，借以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指导工作，推动工作。李自成的悲剧和“水浒”的悲剧，便成了他随时使用的武器和教材。我们虽不能说他“一部《水浒传》得天下”，但完全可以说他把“一部《水浒传》用到了家”。

    《水浒传》是一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一般贪官污吏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从而“乱自上作”，“官逼民反”，造就了一批敢于斗争反抗、神采各异、光辉夺目的英雄，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惊心动魄、可歌可泣、诙谐有趣的剧目。然而由于义军领导权被投降派宋江所篡夺，终于演成一幕以受招安——投降和一个个英雄人物被残害的大悲剧。对这个大悲剧，毛泽东更是情有独钟，不断研究、分析、运用各个革命阶段的实践，教育党员、干部，防止类似悲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这部大悲剧整整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临终。

    可以说，他把《水浒》中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用尽了。择其要者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下列几条：

    一、“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靠武力、靠山头，建立革命根据地：

    同李自成起义的故事一样，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特别喜爱“水浒”。及至长征途中，每打下一座县城，他就要急于找《水浒传》，以至出现了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的笑话。

    毛泽东最欣赏的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靠武力、靠山头，同官府作斗争的思想。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年过中秋节，他与同学们讨论救国之道，有些同学主张进入政界，毛泽东不以为然。有些同学主张通过当教员来影响后代。毛泽东表示反对，说这需时太久了。大家要他说怎么办？他斩钉截铁答道：“学梁山泊好汉！”从毛泽东自传也可以看出，《水浒传》“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梁山泊好汉“不怕官司不怕天”，“禅杖打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不靠合法斗争，而靠勇敢和武力；不靠城市而靠山头，与统治者斗争的思想，对毛泽东影响最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了井冈山，由此展开了工农武装革命道路，这同“水浒”不无关系。当时瞿秋白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他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可以“保存武力”并有办法对付事变。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发表自己的看法，坚决反对再次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而主张到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在分析了山区发展的优势之后，用历史上“山大王”的故事启发大家说，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消灭我们呢？同时，毛泽东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又反对单纯打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依靠山头，就要注意正确处理各个山头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过：“《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中国革命也是这样，由小到大，革命力量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统一，所以必须正确处理各部力量之间的关系，即毛泽东所说的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

    二、“官逼民反”、“造反有理”和拼命精神：

    这也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1944年1月9日，他看了延安评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当即给编导写信赞誉，认为这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

    “官逼民反”的结论必然是“造反有理”。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作恶最甚的地方。”1964年1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

    与“造反有理”相联系的是像“武松打虎”和“拼命三郎”石秀那样的拼命精神。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针对一些人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太刺激了”时说：专政手段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人的。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济南和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作过两次讲话，批评那种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高的现象，提倡“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革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以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

    三、调查研究和灵活的战术：

    毛泽东多次从多方面引证《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以《三打祝家庄》为例，谈“从调查研究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解决矛盾。1942年10月，他指示延安评剧团，按照《矛盾论》对《三打祝家庄》的分析，创作历史剧《三打祝家庄》。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并逐条讲解了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7条主要讲革命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指出：“《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1944年7月，毛泽东又指示该剧要写好下列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写信给予热烈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引深了对《三打祝家庄》的认识和应用。1959年2月，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他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又引用了这个故事，说：问题即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矛盾。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和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投降，“三打”就成功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毛泽东以此教育各级党员干部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怎样正确看待革命的退却原则，处理好进攻与退却的关系时，应用了“水浒”中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四、讲平等，均贫富，不要“不准人家革命”，不要拿“不义之财”：

    毛泽东非常欣赏《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义军的伦理美思想和道德行为准则：“八方共域，异性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异性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等。这实际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很多年前即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社会”的伦理美理想。他们“劫富”又是为了“济贫”，以有义战胜不义。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也体现了这种“打富济贫”的思想。毛泽东多次借此批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发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义财，不是梁山义军所劫的不义之财。

    《水浒传》中的王伦，是最早占据梁山泊这块宝地的头目。他心胸狭窄，不接受林冲、晁盖等上山，后被林冲杀死。毛泽东曾借此强调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准许他们继续革命，“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把小说当历史读  从中挖掘悲剧的内蕴

    毛泽东提倡把一些小说当作历史来读，从中看出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挖掘悲剧的深厚内蕴。如毛泽东评《红楼梦》，认为它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小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哲学工作者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他在谈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毛泽东强调，《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这个观点，他从60年代一直讲到70年代。

    他说：“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当代》1979年第2期，张仙朋《为了人民……》）“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人，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毛泽东由评《红楼梦》而谈及《金瓶梅》，认为它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也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在《金瓶梅》世界里，几乎没有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吏，从上到下，都是贪赃卖法，循情枉法。它暴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被压迫者的矛盾，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门庆迫害他的忠实家奴及其妻子宋惠莲。他不但奸占了来旺的妻子宋惠莲，还设圈套，陷害了来旺。宋惠莲忍辱不过，上吊自杀。等等。《金瓶梅》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实际反映的是16世纪晚期明朝的中国社会。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商品经济得到急剧发展，小说对西门庆经商致富的过程、资金运转、商业经营的方式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都作了详细描绘。也可以说它是嘉靖、万历朝代的一部经济史。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你们看《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不遗余力  不遗一隅

    在毛泽东的眼里，吴承恩的《西游记》也有了它类似《水浒》的悲剧结局。这也正是毛泽东之所以特别欣赏张天翼的论文《〈西游记〉札记》（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指出：不读《西游记》的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西游记》为什么写魔头孙悟空闹了一阵天宫后又失败了，并归顺而修成“正果”了呢？该文解释说，究竟闹出了一个什么局面，连先锋孙悟空也糊里糊涂，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参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3－1404页）。

    毛泽东对岳飞的悲剧，也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在读了文徵明《满江红·拂拭残碑》后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联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摘自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再如毛泽东对《战国策》中《触詟说赵太后》一文的评介，更说明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哪怕是很细小的可能对革命事业造成悲剧的情节。战国时期，赵国受侵，求助于齐，齐国要赵太后（惠文王妻赵威后）的儿子作人质，方予出兵。太后不依，并宣称若有人再劝她，就要唾他的脸。老臣触明知太后盛怒，为了国家存亡，还是用“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方法，从自己“脚有毛病，走路不便当”，“太后每天饮食”、“胃口”等家常谈起，进而由让其子到王宫当侍卫，谈到太后应如何爱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应当让儿子去齐国作人质，为国立功，保住江山社稷，继承祖业，使太后心悦诚服，接受了触的建议。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慨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张贻玫《毛泽东读史》，第159－16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理论化  通俗化  形象化  艺术化

    为了用悲剧教育党员、群众，毛泽东不仅把悲剧的教训理论化、通俗化，而且形象化、艺术化。早在延安时代，“水浒”就被编成《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戏剧在舞台上上演。在解放战争时期，《李岩与红娘子》的悲剧，在解放区广大农村，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三打祝家庄》里是在他亲自指导下编写和修改出来的。在同苏共论战时，《三打白骨精》被排成戏剧、拍成电影。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总导演，也是各类悲剧的“大导演”。因为李自成不像“水浒”那样有千锤百炼的章回小说，所以，毛泽东就渴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在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后，他曾鼓励郭沫若写太平天国。

    1930年，陕西一位叫李健侯的士绅，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描写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英雄事迹和高尚人格，称他“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比美。而且他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但本书对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事业缺乏正确评价，而且归结为“成则为王败则贼”，并带有宿命论的色彩。

    1944年，时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将《永昌演义》一书的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欣然读之，还留了一个手抄本，以为备用，并于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信：“《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今日鄙人阅读一遍，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于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并邀请李健侯到延安，予以热情款侍，还奖励给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边区参议员。

    但毛泽东决不就此为止，丢开李自成。建国后，毛泽东建议李健侯先生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继续修改《永昌演义》，虽然书稿未修改完毕，李健侯于1950年逝世了。但他又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1961年，毛泽东读了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后，显然很重视。1966年8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意对列席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加以保护。他的《李自成》写的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973年姚写完了《李自成》第二卷，为能尽快出版，1975年10月，他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写作进度。毛泽东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此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此时，不但正值“文革”斗争激烈之时，而且毛泽东身体已经衰老，竟如此重视和支持《李自成》的创作和出版，不难想象，他对这一悲剧及其历史与现实以及深远意义的重视。（以上参见《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

    综上所述，毛泽东从防止中国革命的悲剧出发，以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为重点，中外古今，多视角，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研究悲剧。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史学到文学艺术与美学，不遗余力，不遗一隅，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而当他把这些悲剧归结到哲学上时，他写了两句话：“坟墓都是自己掘的”。“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语，《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1页）他研究悲剧的广度、高度和深度，都称得上是一位悲剧大师、悲剧理论家。

    正是由于毛泽东如此深入研究悲剧，引以为鉴，才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悲剧，使他达到了崇高，保持了崇高，使其功业“巍巍乎”，“荡荡乎”，“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称赞颂扬尧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