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静雯性感亮相:从医者，以德为先

　　从医时间

　　68年

　　手术总量

　　14000多台

　　捐资总额

　　1000余万元

　　首席记者 施捷 记者 金恒

　　昨天，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手术室6房，一台巨大中肝叶切除手术正在紧张进行。

　　患者肝脏上的瘤子足有碗口大小，位置深，粘连重，难以下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肝脏大出血。主刀医生全神贯注，娴熟地接过护士递过的剪刀、钳子、缝线，剥离、切除、结扎……3个多小时后，主刀医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随之，手术室里发出一阵叹服声。

　　如不亲眼所见，几乎不敢相信主刀手术的竟是一位年届90岁的老人。他就是我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

　　从医

　　“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身体允许，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吴孟超

　　走下手术台，吴孟超并没有马上离开手术室，而是习惯性地到其他手术台边去看一看，才放心地离开手术室，一如往日地换上军装，下午一两点去餐厅吃点手术餐。至此，吴孟超今年主刀的手术量达到了72台，而平均每个工作日的手术量超过1台。查阅2010年医院的手术记录，吴孟超主刀完成手术190台，从医68年，手术总量达到14000多台。

　　出名了，成功了，是居功自守拼命保“牌子”，还是敢闯敢干不怕砸“牌子”？耄耋之年的吴孟超毅然选择了后者。

　　在他的日程表上没有节假日、周末之分，每周都要查房、为病人检查身体。经常是下了手术台上飞机，下了飞机上讲台，下了讲台上会议室。许多全国各地被“判了死刑”的肝癌患者，都是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吴孟超，“让吴老开刀是我最大的愿望，哪怕让吴老摸一摸，我也死而无憾了！”正是由于病人的敬慕、信赖和期盼，让吴孟超坚守在肝脏外科一线，他常说：“从医者，以德为先。什么是医德？就是对病人好、精湛的技术和踏实的工作。”

　　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固定的门诊时间。一到8时，他总是精神抖擞，穿着洁白的白大褂出现在病人面前，可有一次，他迟到了。8时刚过10分钟，吴孟超一进门，就冲着候诊的病人和家属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大家了，今天路上有些堵车，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一位医学大家，在病人面前如此亲近，如此谦虚，候诊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去年10月，吴孟超去阿根廷参加学术交流，比原计划晚回来一天。他立刻电话通知医院将周二上午的门诊调到下午。周一半夜回到上海后，来不及调时差，他第二天直奔手术室开了两台刀。当他下午一点准时出现在专家门诊门口时，候诊的病人自发全体起立鼓掌。

　　慕名前来的病人特别多，每次都要加号。有一次，快12点了，工作人员买来一瓶牛奶，可到最后原封未动，“喝了要上卫生间，病人大都是外地的，要帮他们早点看好。”吴孟超说，“你知道病人挂我的号多不容易？病人和家属有多急吗？”

　　每次门诊后，吴孟超都会亲自带着病人做B超，手里还攥着一张小纸片和笔，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病人的个人信息。到了冬天，涂抹B超耦合剂时，吴孟超还会提醒病人：“有点凉，你得忍着点。”在检查结束时，顺手帮病人擦拭干净。

　　为师

　　“病人至上，敬畏生命，是做一名好医生的基本素养和起码要求。”

　　——吴孟超

　　凡是看过吴孟超门诊的病人，都会对他那特殊的打招呼方式，留下深刻印象。看见病人过来，他就远远地迎了上去，笑呵呵地将一双堪称“国宝”级的巧手把病人紧紧握住，嘘寒问暖，让人误以为是接待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肝病，听起来让人避之不急，吴孟超却与病人那样亲近。熟悉吴孟超的人都知道，这么做实则有三层目的，一是打消病人思想顾虑，接近医生和病人的心理距离，二是通过握手知道病人体温怎么样，有没有发烧，三是在和病人握手的时候，一只手顺势往病人的手腕一滑就可以搭脉，判断他们的身体状况。

　　即使平时注意洗手，多加注意，也有避之不及之时，每年体检，吴孟超都是抗体阳性，而这与频繁接触病人有关。今年初在做一次肝癌手术缝合时，吴孟超的手被助手的针扎了一下，吴孟超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一边继续手术，一边请护士将他的裤子扒下打免疫针。

　　吴孟超把学生们叫到一起说，“手术中扎到手指是难免的，但那个时候不能先考虑自己，而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这是一名医生的基本修养，手术时间越短，对病人越有利。”

　　吴孟超查房之“慢”是出了名的，因为他为病人查体特别仔细，总是从头看到脚，问得也特别仔细，尤其是对有疑问的病史和检查报告，他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有的值班医生和护士不免有些提心吊胆，生怕被吴老问住了回答不上来，或者让吴老发现、找出工作上什么纰漏。

　　杨甲梅教授跟随吴孟超近40年，是“吴氏刀法”的首席传人，他说：“吴老的一贯要求是，手术切口越小越好，开10厘米决不开11厘米，尽可能减小病人的损伤，但需要开10厘米的决不开9厘米。”

　　很多医生在手术时是“铁路警察”，只管自己那一段，切肝只切肝，切肠只切肠，其他的问题一概不管，但吴孟超不一样，如果在术中发现病人的肠胃或其他地方有问题，他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一并处理好，他说：“这个时候就看你敢不敢担风险，因为术前并没有准备，也没跟病人家属谈话。但这比让病人再开一次刀、再受一次苦要划算。”

　　做人

　　“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大药方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把医院当成了药店，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吴孟超

　　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而且作为医生，应该用最简单、最便宜，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

　　有一次病房里收了一位农村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来查房，他半晌没说话，眉头微微皱起来，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

　　“什么‘大家’‘大家’？”吴孟超一听就火了：“病人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何不用氨苄青霉素等药物？要为病人多考虑考虑才对呀！”

　　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如果他们带的片子能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再做检查。如果患者没有特殊要求，吴孟超手术时缝合创面切口从不用专门的器械，他说：“用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我用手，分文不要。”

　　2010年12月，一位严重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在其他医院被要求花40万元做肝移植，但他们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在详细检查后，吴孟超认为手术能解决问题，只不过有较大难度，最终他顺利地为患者切除了肝癌。

　　花钱

　　“一个人、一家医院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国每年新发肝癌40多万，现在只有25%病例可以通过手术解决，手术顶多做一个救一个，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从临床治疗、基础研究、预防等各方面加紧研究。”

　　——吴孟超

　　2003年，吴孟超应邀到印度和俄罗斯讲学，那年他82岁，但坚持不带随行人员。秘书问他为什么？他答：“外国人请我开会、讲学，往返机票和食宿都负责到底。带一个人照顾我，要医院自己掏钱。我们医院底子薄，还有很多要用钱的地方，还需要艰苦奋斗啊！”

　　2008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沈锋陪着吴孟超去奥地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抵达后第二天早上，沈锋请吴孟超去餐厅吃早饭。吴孟超问：“早饭多少钱一个人啊？你去吧，我不吃了。”沈锋急了：“您省钱也不能不吃饭呀！”顽童般的笑容浮现在吴老脸上，他变戏法似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面包：“看见了吧？这是昨天飞机上发的，我有得吃啦！”

　　但“老爷子”也有大方的时候，出手还都真不小。

　　1996年，他用自己的奖金和社会捐款500万元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重点资助在肝胆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医疗和科研人员；2006年，他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等共计60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医院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2008年，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要多做一点，给后人留点东西。”面对成绩和赞誉，吴孟超看得更远，想得很深：“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安亭新院和全国肝癌科学研究中心落成，通过三个五年的努力，让我国肝癌发病率下降、早期诊断率提高、治愈率提高，科普知识推广，三十年后的健康格局有所改变。”吴孟超笑着说，“我这辈子是不可能了，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完成接力跑。”